1943年春夏之际，“审干”逐步转入“反奸”、“抢救”，延安三万多党、政、军干部全被卷入进去，“特务”、“叛徒”、“内奸”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多，人心浮荡，个个自危，一片肃杀气氛弥漫于各机关、学校。高压下的人们普遍感到惶恐，不知运动将往何处发展，个人的命运将有何变化。
7月1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批示中提出了“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问题。毛说，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②此即是所谓“审干九条方针”的首次表述。毛的这段指示长期被认为是毛反对审干、肃奸极左倾向的有力依据，可是在这之后，延安的“抢救”反而一步步深入，走向高潮。
在“抢救”正处于高峰之时，康生动了开杀戒的念头，他提出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犯。在这紧急关头，林伯渠立即将这一最新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否决了康生的提议，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内部残杀的惨剧。③
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④
②毛泽东：《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1943年7月1日），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4期。
③《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286－87。
④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4。
1943年8月15日，中共总学委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一道指示，要求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决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这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并宣布“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同日，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方针，这是在全党范围内第一次公布“审干九条方针”。该决定宣称，此次审干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并将“逼供信”称之为“主观主义方针与方法”。
同日，毛泽东在康生提交的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示，提出在“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由此看来，延安的“抢救”应该停止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多次发话，并对“逼供信”提出了批评。但事实上，延安的“抢救”丝毫没有降温，反而在8月15日审干决定颁布后愈演愈烈，又掀起新的反奸、坦白高潮。此时，运动已易名为“自救”运动，但内容、实质与“抢救”别无二致。
9月21、22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延安县开展防奸活动》和《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道，将所谓参加了“复兴社”的十四岁小女孩刘锦楣和特务暗杀组织“石头队”的“负责人”、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的坦白交待经验推向社会。10月6日，延安市在边区参议会会场召开反汉奸特务大会，会期五天。①“抢救”的邪火越烧越旺。
难道毛泽东已失去对延安的控制力？难道毛泽东的话不再一言九鼎？难道康生胆大妄为，已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所有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毛泽东一分钟也没失去权力，他只是采取了某些手法，在表面上批评一下“抢救”的“过火”行为，而实际上继续将“抢救”往更深入的方向推进。
1943年初，毛泽东搬入了戒备森严的神秘机构――设在枣园的中央社会部机关，中社部并在通往枣园的要道小砭沟开办了一家小杂货铺，用以监视一切过往的“可疑人员”。
毛泽东住进枣园后，与康生的联系更加方便，更加频繁，毛泽东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康生对审干、抢救的汇报。②在枣园，他虽然多次看到由交际处呈交的关于钱来苏动态的报告――交际处向毛泽东不断报告，目的就在等毛的一句话，好解脱钱来苏――，报告详细反映钱来苏的焦虑、不安、惶恐以及钱来苏反复陈述白己不是汉奸、特务的内容，但是毛泽东就是不明确表示态度，致使钱来苏长期不得解脱。
①《谢觉哉日记》，上，页543。
②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页187。
人们可能会发出疑问，毛泽东不是已经批评“逼供信”了吗？他在和一些负责干部的个别谈话中甚至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搞肉刑，为什么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确实，毛泽东隐蔽的思想很难被一般人所发现，许多负责干部只看到毛批评过火行为的一些词语，而忽略了他这些话后面的更深涵义。毛泽东所强调的恰恰不是纠偏，而是将运动进一步搞深搞透。
毛泽东的这套谋略，充分反映在被许多干部视为是纠偏文件的1943年8月15日《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八一五决定”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毛泽东鉴于内战时期“肃AB团”等极左肃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当年他自己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只是现在毛泽东的身份、地位已不同于当年，延安的局面更非往昔江西时期的情况可比。眼下，主客观条件均不允许再重演“肃AB团”的一幕，因此毛明智地宣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此所谓“过一不过二”也。但是这个新方针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肯定有大批特务混入革命队伍。文件强调“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指出，认识这个基本前提才有可能采取正确方针。
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并非认为运动方向错了，而是着眼于将运动向纵深方向推进。毛泽东解释道，一个不杀――将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捉――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部。毛泽东还具体规定了捕人的规模：普通嫌疑分子，占有问题人员的80%，留在各机关学校接受审查；10％的问题人员送入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反省机关；另有10％的人员送入社会部、保安处的监狱系统。毛泽东规定，这三类人员要进行交流，即普通嫌疑问题严重者将升格进入二类、一类系统。反之，坦白、交待彻底的特务，也可降到二类、三类系统。
对于留在各单位受审人员的审查和监护，毛泽东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具体指导：一切有问题人员都暂时禁止外出，在延安实行通行证制度，毛泽东并要求“在一定时候实行戒严”。①
精明、仔细、对大、小事都要过问的毛泽东，②难道不知道在审干抢救中会发生左倾狂热？他当然知道，而且了解得十分透彻。“八一五决定”中称，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为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可是毛泽东明知故纵，偏不予制止，执意听之任之下去。
“八一五决定”提出，纠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既然运动已经发生偏差，为什么不立即制止？毛泽东自有一套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③恰恰由于毛泽东的这套逻辑，才使审干、抢救的极端行为恶性发展，因为谁都不知应在何时采取纠偏行为才谓“适时”，而“抢救”的野马只有毛泽东才能勒住缰绳，他若不采取明确措施予以制止，谁都不敢也无权力纠偏。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1944），第14册，页89－96。
②在师哲的回忆中对毛泽东的精细有很生动的描述。其中有一段写道：当胡宗南军队攻占延安前夕，毛泽东亲自监督师哲销毁与莫斯科来往的文电密码及记录，毛最后还用小棍翻播灰烬，待确定已燃尽后才放心离开。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01-202。在延安时代与毛交往较多的萧三也认为毛做事很细。参见《谢觉哉日记》，下，页681。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1944），第14册，页89－96。
毛泽东执意扩大审干，精密筹划各种具体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审干的正确路线应是“首长亲自动手”，于是许多机关学校负责人就亲自审问“犯人”，亲自动手打人。毛泽东提出要依靠群众力量审干，于是各单位纷纷召开群众大会，造成恐怖的群众专政的声势。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拟定有问题与没问题两种人名单，对所谓“有问题的人”要结合平时言行，从其交待的历史资料中找出破绽，对他们进行“劝说”、“质问”，各单位如法炮制，车轮战、攻心战，纷纷上阵。毛泽东声称“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愈有用处”，表扬“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快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于是各单位纷纷利用坦白的“特务”进一步检举其它特务，“特务”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别出心裁，要求“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①――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反革命特务分子”与“革命的锄奸干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毛泽东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或是暗示“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语意含混，难得要领，结果是被诬为“大特务”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会部，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
1943年8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的玄机。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时，他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逼供信”不好，转眼间，他又会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怕审查呢”，“真金不怕火炼嘛”。②毛泽东的“注意正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1944），第14册，页89－96。
②在“抢救”运动中，毛泽东和王世英说过类似的话，当时王世英已被人诬陷为“特务”。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3。
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几十年后，当年经历过审查的干部还在说，对他们“教育”最大、使他们得到“锻炼”、真正触及了灵魂的是审干抢救运动，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