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媒人”这个东西，又是中国社会的一件大把戏了。中国社会里的把戏很多，像那文章啦，科举啦，土匪啦，官僚啦，无非是一些把戏。又像冲傩〔１〕啦，打醮〔２〕啦，耍龙灯啦，玩狮子啦，以至医生看病啦，教员上课啦，男女结姻啦，无非是一些把戏。中国这种社会简直可以称做把戏的社会。结婚这个把戏里面，关涉到男女问题，又生出了许多小把戏，像那爬灰啦，盗嫂啦，养汉啦，争风啦，带〈戴〉绿头巾啦，使仙人跳啦，等等都是。而在婚姻里面，出乎这些小把戏之上，竟可以称为“大把戏”当之而无愧色的，便算那三头六臂神通广大的“媒人”了。
中国的媒人，有下列各种的怪现象：
以“拉合成功”为根本主义；
一次婚姻总有十分之八以上的说谎；
以“神”及“八字”为护符。
在中国婚姻上操有大权的，人都说是父母，其实父母虽有主持之名，没有决定之实，有决定实权的便是媒人。中国人人有做媒的资格，且认做媒是一种义务似的。一遇人有子求亲，或是有女要嫁，他左右前后的人，随便那个，都可以寻着这事去干。这种媒人，第一便是以“拉合成功”为根本主义。两边游说，心注“成功”，而词旨论锋，总说听你们两下自愿，其实自经他几番饕嘴，做父母的虽有铁耳，早已化成了软绵。我见过多少媒人，成功的总占十分八九。他以为若不撮合，便是我的罪过，倘然合了，使他们两家无亲变为有亲，可算是一件功劳。在这种拉拢主义底下，有离不开的一件事情，便是“说谎”。男女两家，既都不相接近，种种实际，互不相知，女子闭在深闺，更加不易察觉。他就信口开河，造作言语，务使两边父母，听着都能快意。一纸婚书，便构成了这回亲事。所以，往往结婚之后，骡唇不对马嘴。如这次佘四婆婆之摄〈撮〉合赵女士、吴五，便说是〈是说〉谎的好证。甚且变换新郎，或更易新妇，这竟是一个“矛盾对当”，不仅止“些微说谎”了。媒人既已只务“拉拢”，而又“白屁”喧天（乡人谓说谎为谈白屁），驴唇不对马嘴的婚姻，几乎塞满了中国社会。又何以男女两方，竟不闻有无〈向〉媒人开衅，而法庭诉讼，少闻控告月老先生，他反得自在逍遥，礼金丰入。这是什么原故？是则“神”及“八字”之所赐福，责任诿卸到冥冥之中。无论父母是照例不怪媒人，就是子女也只得怨自己前生有过，错已铸成，只好将错就错。这是阻碍正当婚姻的大因，我于上一天本报，己〈已〉经痛切的论过了。
媒人既是坏到这样，以后要想婚姻改良，便须急将媒制打破。“媒人”、“月老”等话，要从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媒人这种东西，应该投畀到九霄云外，再也不要理他。倘因乡曲风气未通，一时难尽去掉，也要男女互相睹面，防制他的说谎原因。婚成不对，可向诘责，媒人不能不负责任。尝推原媒制之来，系由于男女界限太隔，故欲废媒制，首要澈底的撤开什么男女大防。这几天新城、毓莹、柏荣、西堂〔３〕诸君，巳〈已〉经详细说明，用不着我迭〈叠〉床架屋了。
根据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７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１〕冲傩，旧时的一种迷信活动。意在击鼓驱疫，有时还伴有傩舞。
〔２〕打醮，道士设坛祭神的迷信活动。
〔３〕新城，即舒新城（１８９３―１９６０），湖南溆浦人，时任教于长沙福湘女校。他的《改革婚制先决的一个问题》发表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３日湖南《大公报》，该文认为“普及教育是男女社交公开的先决问题”。 毓莹，即龙伯坚（１８９９―１９８３），湖南攸县人。五四时期曾主编《新湖南》。他的《一个问题》一文发表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湖南《大公报》，该文主张男女婚姻如受干涉。或誓死不允，抱独身主义；或出走，谋独立生活。柏荣，即李柏荣（１８９３―１９７２），湖南邵阳人。他的《我对于赵女士自杀后的意见》发表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湖南《大公报》，主张打破旧式的亲权家庭制和买卖婚姻制，号召男女青年与“恶劣社会”奋斗。西堂，即李肖聃（１８８１―１９５３），原名犹龙，字肖聃，号西堂。他的《论赵女士自杀事》，发表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４日湖南《大公报》。该文反对父母纳贿逼婚，反对媒婆串合隐瞒，建议设立婚姻改良会，以及男女交际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