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周恩来，研究不完的毛译东。”这是近年来知识界内广为流传的话。乍听起来，似不顺耳；但细一琢磨，也不无一点道理。毛泽东、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位巨人，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璀灿群星的杰出代表，在半个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有许多共同的品德和业绩为世人称羡，又有不少各自特殊的优点和长处为后代们敬仰。这两句话，既可看做是就他们的共性而发的，也可视为系就其特点而赞的。

　　毛泽东是研究不完的。他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之一，这已不再有人怀疑。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逝世时曾经说：“这位①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不能把毛泽东与马克思简单类比，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尽管他晚年的思想理论有严重错误），仍然感觉到了再拥有一个具备像他那样渊博的学识和哲人智慧的思想家、理论家是多么不容易！毛泽东是值得研究的。事实上，国内外对毛泽东的研究己历时半个多世纪。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斯诺在1937年出版的《西行漫记》是介绍毛泽东的最早作品。最近见到一个材料说，还在1935年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3―34期合刊上，一个署名为“赫”的作者就撰文介绍了毛译东。在“赫”的将近7000字的文章里，尽管对毛泽东的生平和革命经历的介绍不准确，讹误不少，但作者是把毛译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来宣传的，并着意刻画了他的传奇性、色彩。文章直写到毛泽东与朱德一起领导中国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开始长征进行战略转移为止。这个材料有两方面的价值：第一，它把介绍、研究、宣传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文献资料出现的时间，由1937年提早到了1935年。第二，过去研究者们总认为在30年代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并不欣赏毛泽东，然而从这篇文章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如果说对毛泽东生平的介绍，外国人早于中国人的话，那么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则是中国人最早驰骋的疆场。据不完全统计，从党的延安时期起，自1940年以来，截止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宣传、学习和研究方面，约有文章10000余篇，著作（包括各种小册子）1300余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0多年来，经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已被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了。无论就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高度与力度来看，也无论是在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效能与成果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截至1991年底，已发表的论文达6000多篇，出版的专著有300多本。这个统计是很不完全的，因为出版发行的渠道多元化后精确统计甚为困难，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参数来了解毛泽东研究的基本状况。据笔者所知，为了迎接1993年的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各地出版社从1990年以来都在积极组织书稿，推出宣传和研究毛泽东的各种书籍。届时，一个新的“毛泽东出版热”将像钱塘江潮一样，以汹涌澎湃之势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就其可能产生的推动毛泽东研究的效应来说，当属可喜可贺之事。

　　在这本集子初版的前言中，笔者曾提出建立“毛泽东学”（简称“毛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即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来开展研究。这个建议得到不少同道者、研究者和读者的赞同。不管这个提法合宜与否，“毛学”事实上已经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筒称《历史决议》）发表的10多年来，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理论与实践、道德与文章、早期与晚年、正确与迷失、贡献与错误，已经被作为学问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请参看本书的终卷篇之一《当代毛泽东研究概论》）。随着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的到来，“毛学”将再次成为热门学科。

　　随着研究工作的全面推进，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些研究者的一个兴奋点。研究毛泽东的晚年，这一课题既有异常的复杂性，又有鲜明的现实性。对笔耕者来说，是块很有潜力的“可耕地”。但是，要耕耘它，也有很大的难度，需要花大气力。在这里，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注重方法论的研究，也可以说有个“科学种田”的问题。如果思路对头，方法对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对所研究的大小课题都作客观的、全面的、具体的、本质的分析，而不是罗列现象，剪裁历史，那么，经过一番艰辛劳作，加上“风调雨顺，天公作美”，在这块“可耕地”上是可望获得丰收的。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决议》为根本准绳。这既是一条首要的政治原则，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论。无论是国内的政・治风波，还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回流”，都证明1981年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在总体上是科学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周而是站得住的。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精英”们想动摇它，没能得逞，全党、全国人民都衷心拥护这个决议。我们国家、我们党所以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条，也得益于《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试设想，如果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拨乱反正，继续“文革”路线，行不行？当然不行，人民不会答应。按照“文革”路线，根本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同样，如果1981年的《历史决议》搞“非毛化”，像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那样，又将怎样？那也不会有中国的今天。近年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动荡、大分裂、大雪崩就是明证。仅此而言，我们也要感谢有这么一个好的《历史决议》。当然，面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面对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会有对《历史决议》的评价提出异议者。作为学术问题，不同的观点、意见在一定范围内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是，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反馈表明，《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至今仍能获得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绝大多数的认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几乎人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毛泽东”，而每个人心目中的“毛泽东”又都可能不会完全相同。没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是不可想象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求得了一个“最大公约数”。获得这样一个“最大公约数”很不容易。作为理论工作者不能不从政治大局出发，十二分地珍惜这个历史成果。因此，深入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决议》作为根本准绳。对充满着复杂矛盾的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在研究中尤其需要采取分析的方法。所谓“剥离”，就是分析的形象说法。提出“剥离”，其前提就是承认正确与错误处于交织并存状态。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可能有这种情况，既没有100％的正确，也没有100％的错误。但是就其对现实的政治关系发生的影响而言，并不是每个人都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自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他的思想才明显地表现出两种发展趋向，即正确的思想指导与错误的思想指导互相交织着向前发展，此起彼伏。这就构成了“文革”前10年间他的思想由正确走向错误，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错误纠正以后又在阶级斗争方面犯错误的发展曲线。怎样把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加以区别，这就需要分析和“剥离”。在“文革”时期，毛泽东的错误的思想占居主导地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其主要的思想理论，但也不能说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就没有一点正确的思想。事实上，在这10年间还是有不少正确的或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的，有的甚至还被包裹或镶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之中，当然也有游离在这个理论体系之外的。这就更需要进行审慎的分析或“剥离”，不能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把毛泽东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否定掉，不能在抛弃错误的理论体系时把包裹着的合理内核因素也扔掉。应当指出，“剥离”也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剥离”本身就是一个分析的过程。对经过“剥离”之后取得的合理的内核因素也还要继续进行分析，甚至改造，才能使其发挥作用。比如，现在人们谈论较多的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思想就属这种情况。西方国家提出“和平解放”、“和平演变”问题稍早一些。毛泽东比较明确地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则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不久。虽然毛泽东主要是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上出现的反苏反共逆流，从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这个大背景、大视角来思考问题的，但也不能说这与对庐山会议错误开展的党内斗争的认识没有一点关系。当时，毛泽东是把庐山会议的斗争看成“帝、修、反大合唱”在党内的反映的。从反“和平演变”思想的发展来看，它后来又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了，以致到发动“文革”之后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的一个内容（这就是当时特指的“反修防修”等）。但是，从毛泽东提出问题的背景和他始终关注世界形势格局的变化及思考问题的视野来看，它又不完全属于这个理论体系之中的内容。因此，一方面，要说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思想完全不属于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另方面，把反“和平演变”思想简单地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等而视之，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实际。还要看到，一方面，毛泽东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来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思想，充分显示了他那深邃的战略眼光，无疑是个伟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开展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方法，作为防止我国发生“和平演变”的根本途径，这已被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这就说明，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近几年来，邓小平同志重提反“和平演变”问题，并不是简单地把毛泽东的思想拿过来加以宣传，而是根据新的国际关系格局，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新情况，把它置于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之下来加以审视，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一个重要国策。现在，我们党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重复过去那些不正确的作法，而是更加坚定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这看成是真正能够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路线。

　　在毛泽东晚年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他的一些思想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概括这些思想的历史根据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例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源于毛泽东1963年5月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时加写的一段话。“前十条”贯彻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是一个要在农村开展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文件，无疑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错误的指导思想。但是，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却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在某些方面发展了《实践论》的观点。这种矛盾现象怎么解释呢？既不能因为他概括这些思想的直接根据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否定这些思想的理论价值；也不能因为这些哲学理论是正确的，就认为当时作概括的历史根据也是正确的。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不仅是毛译东，在古今中外的一些其他思想家那里，也不乏这种矛盾现象，因此作结论不能简单化。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一个理论的概括，一个思想的产生，往往不是即兴之作，不是根据某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来的；而多半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孕育，到了某个时候，通过某件具体事情被引发出来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的有些思想早在抗战时期就萌生了。在1939年9月关于动员延安军民开展生产运动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当还没有生产的时候我们做好了计划，提出了口号，但这还只是思想，不是现实的东西，只能想象和思考，而不能手触和目视，就是说，它还只是精神而非物质。现在呢？现在已经变成一粒粒的小米、黄米，一个个的西瓜、南瓜，还有蜜甜的梨子、血红的西红柿；现在不仅手可以接，眼可以见，而且嘴可以吃了。“这就告诉我们，一种思想，只要是有根据的，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是外国送来的？不是。它是从中国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到了1956年2月，毛泽东找国务院工业部门负责人进行经济问题调查时，再次指出：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设计变成房子，从物质来，又还原到物质中去。1963年5月，即在修改“前十条”期间，毛泽东讲哲学的兴致很高。他在当月的杭州会议上有一段讲哲学的长篇谈话，其中心就是继续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问题。他说：说精神不能变物质，不对；人民大会堂还不是由工程师、工人变成的。物质变为精神，精神变为物质，如此反复，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变来变去的。可以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的内容，不仅是概括发挥了这次会议的讲话以及另外一些讲话的精神，而且可以说是自1939年以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长期思考的积淀的结晶。理论的根往往是又深又长的，它不单纯是某个时期某个实践的升华。它既可以是对长时期的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的反思，也可以是其自身相对独立发展的逻辑的必然结果。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视为根据6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而提出的。

　　真理与错误有时只有一步之隔。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译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变化就是没有把握好这“一步”而进入误区的。同样，现在分析毛泽东思想观点的变化，如果不把握住这“一步”之别，也会混淆其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界限。前些年有一种说法，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这部著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源头”。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误解了《正处》的基本观点，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正处》中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看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作为其前提的。《正处》虽然没有沿用党的八大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表述，但是它关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与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不能说《正处》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诚然，在《正处》修改过程中加写了关于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论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毛泽东已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因为关于长期性、曲折性和有时呈现激烈性的说法，只是一种对阶级斗争的状况的描述，并非性质的判断。承认阶级斗争的这几“性”，并不就意味着承认它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时也可以表现出这些特点。近两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为清楚。事实上，毛泽东改变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两个阶级的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正处》发表3个月之后的1957年10月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从《正处》发表到八届三中全会的这3个月，是毛泽东的思想急剧变化的3个月。就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来说，这是毛译东由获得了基本正确的认识继续向前跨越，超过了真理所允许的界限而陷入误区的关键时期。当然，毛泽东本人不可能对此加以区分，我们党也是在历史前进了几乎1/4个世纪之后总结历史教训时才认识到这一点的。我们要遵循《历史决议》，努力弄清这个关键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变化轨迹，才不致混淆毛泽东由正确走向错误的思想路程。

　　以上强调将毛泽东晚年的正确与错误加以区别，不单纯是为了更多地发掘、肯定其积极方面的价值。主要是体现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其实，就是对于其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也有一个辩证的否定态度问题。否定毛译东晚年的错误，绝不能简单地视为“倒垃圾”、“泼污水”，何况对“垃圾”、“污水”还有一个再处理，变废为宝的问题。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而没有找到正确实现的方法而发生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来看待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只看到其直接破坏性的一面，而也要看到它的间接的受益性的一面。例如，第一，它至少告诉我们，“走了岔道”。离开基本正确的轨道走了10年“岔道”，付出的代价够沉重的了。此路不通，不能再走。否则，就是无视历史的惩罚，拿国家的兴衰与人民的幸福开玩笑，这就受了益。第二，具有物极必反效应。“不撞南墙不回头”，只有跌了大跤、吃了大亏，才能对错误有深刻的反省，认真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人们常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这也就是错误的反面“贡献”。所谓“错误是正确的先导”的实际含义也就在这里。采取积极的、理性的态度（而不是任何情绪化的宣泄），来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际上对属于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错误都应如此），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都将受益匪浅。

　　历史是以滚动方式曲折前进的。一个时期，历史的这一个侧面被突出出来；但过一个时期，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可能直面行进在历史道路上的人们。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强调的侧面和重点都会因时、因地、因情况和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认识不能不受历史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一时的强调某个侧面，就不能脱离对该事物的总体的认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某个侧面的突出，就不能离开对其总体的评估。否则就会顾此失彼，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不能不分析历史前进的特点，注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研究毛译东本身不是目的。从理论方面说，研究毛泽东是为了超越毛泽东，发展毛泽东思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探索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了在长时期内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国家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东欧、苏联剧变后，我们国家没有发生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归根结底，是由于这10多年来的路线正确，尽管在某些政策上和许多工作中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失误，甚至有很不尽如人意的腐败现象，但是从总体上看，从主流看，路子是走对了。这是很不容易的。错误的必须努力纠正，正确的必须坚持。没有这两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变化，对我们的路线的正确性的认识不会有那么深切。有了这两年变化形成的巨大反差的比较，使人们一方面更加清醒地看到了面临的形势的产峻性，同时也更加坚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提高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条正确路线的自觉性。我们党探索出来的这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追根溯源，最早还是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曾经努力开辟的，但是他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趋向，并根据新时期的具体情况，大大地发展了毛译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超越了毛泽东。

　　同时，这10多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本身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人们经常议论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已由近变为远了，从30年代到70年代讲得较多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已从历史的日程表上不断后移了；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人们的认识中不仅由短变长（因为仅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成熟阶段更无法预测），而且其所要实现的日标由高变低了。如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只在狭小范围内承认商品经济（主要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再到承认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只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到承认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包括承认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等；由只承认《哥达纲领批判》阐述的按劳分配原则，到同时承认非按劳分配原则存在的必要，等等。这些观念的变化，不是任何人一定要人为地、主观地强加于现实社会的，而是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自身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料不及的。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活生生的现实。仅此而言，改革开放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从理论到实践，确实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些观念的变化，以及相应而来的政策的变化，从形式上看，好像是一种后退（如与共产主义的日标似乎越来越远了），而实质上却是真正的前进。从生产力标准是衡量路线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的角度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都说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和雄厚了。

　　这10多年来，就观念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所表现的历史的重大转折而言，与党史上由内战时期到抗战时期的转变有某些（而不，是全部）相似之处。当然，历史不可能完全重复，任何比较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作这一历史的比较旨在说明，当年的毛泽东正是在历史性的转换关头，高瞻远瞩，以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理论分析力，总结党的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巨著。今天，我们党也需要有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巨大变化及其经验教训的理论巨著，需要有新的《实践论》、《矛盾论》，需要有像《新民主主义论》那样的巨著。这是时代的呼唤，是党和人民的期望。我们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一个巨大的理论责任感就是，为全党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一任务而作出应有的奉献。

　　这本集子再版，增加了几篇文章。有的是前些年写的，有的是近几年的新作。另外，凡书中引用的《毛泽东选集》第1―4卷，均以1991年的第2版为准。全书20多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笔者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一些粗知浅见，甚至也难免有愚知陋见，欢迎广大同道和读者不吝赐教。如果说本书的初版是献给培育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亲爱的党70周年生日的礼物的话，那末再版增订本则是献给传播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的先驱者之一――敬爱的导师毛泽东同志100周年诞辰的一份微薄的纪念品。

　　写于1992年元旦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32年伟大而不平坦的历史道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受到了实践的反复检验，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饱尝过沉痛的教训。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同志曾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对建国以来的这段历史进行过认真的总结，发表了许多启迪思想、富有胆识的深刻见解，对党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很有帮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可以说集中了全党的正确意见，吸取了这几年总结历史经验的一切好的成果。

　　宋代大侍人苏拭在一首咏庐山的名诗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许多同志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不幸，痛定思痛，回顾历史，一时难以排除感情的纷扰，把建国以来历史中的错误看得过重了，不能得出客观的、公正的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看问题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要以冷静的、理智的头脑和科学分析的态度严格地解剖历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曾说过：看问题，第一要客观，不要主观；第二要全面，不要片面；第三要看本质，不要只看现象。这三句话，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作了精辟的概括，也是我们分析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这次发表的《历史决议》正是运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作出了深刻的总结.是党总结历史经验和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典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

　　①此文原标题为《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本书出版了两次，印行25000多册，据说都已销售完了。这次重新增订再版，除将原书中的一些文字作了校改外，主要增补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后至今年初写的10篇文章。

　　按惯例，一本书再版，作者要唠叨几句，我也难以摆脱这个定势。

　　这次再版，讲三点想法。

　　一、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确实博大精深

　　说实在话，一个时期，我不爱用“博大精深”四字来说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伟大性。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词被用得太滥、太绝对了。但是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我感到，尽管这是一个“陈词”，但还是不得不用。

　　第一，毛泽东不仅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而且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他留下的论著、讲话等各种文稿估计达数千万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无人能出其右。他的著作有特殊的魅力。读他的书韵味无穷，能使人浮想联翩，开阔思想，启迪智慧。不用这个词，似不足以表达那种感受。

　　第二，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并不排斥承认他晚年的思想理论有严重错误。因为就“博大精深”一词的本意讲，只是形容知识渊博，思想精邃，并不是一个属于科学范畴的关于认识是否完全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判断。这就是说，思想理论的“博深”性与思想理论的真理性不是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滥用“博大精深”，使其几乎成了“绝对真理”的代名词，那是一种狂热。在狂热之下，不讲科学。混淆概念，不足为奇。经过拨乱反正，在已经将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伟大与迷失区别开来之后，再来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包括通过透视他晚年的错误理论而发现其中蕴涵着的某些“真理的颗粒”，会真正使人感到他的思想理论的“博深”性。这种“博深”性不等于真理性，不是要把毛泽东那些错误的东西也说成正确的。我想，只要思想上明确了这一点，将这两个概念区别开了，那么，说毛泽东的思想博大精深，就既不是一句溢美之词，也不会引起其他歧意。

　　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在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再次达到了高潮。据悉，这一年报刊发表的有关论文达5000多篇。出版的有关著作达600多种，1994年，对毛泽东的研究还在继续。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仍然不少。1995年发表的论文仍有1000多篇，出版的著作仍有70多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的巨大影响。

　　当然，对毛泽东的研究数十年长盛不衰，高潮迭起，这有许多原因。首先它无疑与我们党和区家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认定、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有密切关系。但是，不能不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著作的博大精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这一点，仅靠外力的作用是不能持久的。事实上，对毛泽东的研究已经成为时下国内学人的一门新兴学科，即我在前几年讲过的“毛泽东学”。在不少学人看来，“毛泽东学”好比一座蕴藏量极大的富矿，可供长时间地开采和加工。生产和研究。因而，它有一定的吸引力，并不时地掀起高潮或热浪。

　　二、进一步将对毛泽东的研究引向深入

　　事实上的“毛泽东学”的兴起，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现象，经过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空前规模的研究和出版高潮之后，如河对巴对毛泽东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已成为广大“毛学”研究者的一个历史责任。要成功地负起这个历史责任，有很大的难度。这里不从大角度去立论，仅从具体地进行实际研究而言，在当下一段时间内，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摸索：

　　一是充分利用正式发表和广为披露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在过去一段时间，文献档案资料的发表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是影响研究深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外在条件。但是，这些年来，特别是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后，有关部门发表的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文献档案资料是空前的。仅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就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卷、《毛泽东文集》2卷、《毛泽东军事文集》16卷、《毛泽东文史批注集》1卷、《毛泽东外交文选》1卷、《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卷，还有《毛泽东年谱》（1893―1949）3卷等。《党的文献》杂志还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这都属于文献档案资料性质的，总共达800多万字。固然不能说，重要的文献档案资料都已完全发表（有关部门今后将继续出版毛泽东的各种著作集，公布党的文献档案），但这样数百万字的原始性材料为把毛泽东研究引向深入开辟了广阔天地。对这些材料的消化利用，是“毛学”研究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是广撷博采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回忆录），把现有的重要研究论著（包括重要的回忆录）作为继续向前攀登的前进基地。纪念毛泽东百周年诞辰，可谓是“毛学”研究的大丰收。尽管我们不能过高评价这一大批成果的质量，但这些年的有些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胡乔木文集》（3卷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绳著《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吴冷西著《回忆毛主席》等，此外还有《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下三册）等。这些论著是毛泽东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毛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薄一波、胡乔木、胡绳、吴冷西同志的论著不仅披露了许多翔实的原始文献档案资料，而且其中有的论著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提出的观点都极富启发性。国此，对这些论著就值得认真研读。如果把“毛学”研究比喻为攀登高峰，这些论著应当视为向前攀援的基地。不少读者和研究者不是都厌烦研究和出版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吗？产生这个现象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起点低、目标低，即前进的基地不是这些一流的大作，奋斗的目标也是无意去创作较高水平的大书。改变这个局面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提高编辑水平，改革出版制度等。但是，树立攀登高峰的意识，提倡攀登高峰的精神和把握好攀登高峰的基地是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立足于当代，寻找新研究视角，探索新研究方法。开展研究，资料、观点、方法可谓三要素。提高研究水平，这三者也是缺一不可的基本要素。有了基本文献资料，有了好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视角和思路，对于提高研究水平，使研究成果具有新意，就起着重要作用。一些刻板的研究方法早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和读者的兴趣。“毛学”研究在一个时期使人产生陈旧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研究论著没能摆脱以往的一些刻板的研究方法。但是应当看到，这些年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兴起，不少论著颇具新视角，面貌大变，很受欢迎。这是近年“毛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毛学”研究水平在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还应当提及的是，这些年出现的毛泽东“纪实作品热”，尽管鱼龙混杂，一些不健康作品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但是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纪实作品对毛泽东研究和有关的出版工作的繁荣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功不可没。从表达方式而言，把纪实性的写作方法应用于研究和塑造“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它的显著优点或是使作品具有可读性，社会效益大。它的缺点或是往往缺乏科学性，容易演变成文学作品，因而失之于真。如何把纪实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应当成为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的一个思路，也应当成为改革“毛学”研究中的陈旧表述方法的一个契机。

　　四是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学术讨论，进一步活跃研究气氛。这些年“毛学”研究空前活跃。若不是如此，不可能一年之内有数以百计的著作和数以千计的论文面世。但是在大面的活跃中也有小不活跃的一面，即“花儿盛开，鸣而少争”。有这么多论著，可以说得上“花儿盛开”。但是许多论著都是各“放”各的，各“鸣”各的，相“争”者少，故曰“鸣而不争”。小平同志讲“不搞争论”，显然是指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就学术问题包括“毛学”研究而言，还是应当提倡争鸣的。这是繁荣“毛学”，把“毛学”研究引向深入，并推上新台阶的一个重要条件。比如，有本《毛泽东战略思想研究》的书，关于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界定说：“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性、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用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并被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作者经过慎密研究后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普遍地认为也是最保险的。我并不是要非议这个定义。但是我也听到过不少这样的议论，认为1981年《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是为了立住党的指导思想的战略需要而作的。这是属于“不搞争论”的范围。但是《历史决议》没有说，任何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甚至主管领导部门也没有说，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体育思想、卫生思想等等，都要根据《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总定义来分别界定。因此，主张不必套用《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定义的那几个要素，而突出毛泽东个人在上述哲学、经济、政治等领域或方面的思想观点和历史作用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等加以定义。与前面注重“引经据典”的思路相对而言，这又是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强调上述各方面思想的学术性，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这两种意见，或者说两种观点，可能各有长处，但也会各自碰到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个人认为，属于这类学术问题的不同观点之间，在一定范围可以展开讨论，允许争鸣。不讨论、不争鸣，有些矛盾揭示不出来，有些道理不能说透。而学术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断地揭示矛盾，讲清楚道理，使真理愈辩愈明。这也是推动“毛学”研究的一个途径。

　　三、应当继续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简称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这些年来人们关注、思考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应当说，大多数人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产生困惑，不能正确对待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偏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偏向是以邓非毛，即把小平同志这些年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看成是与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关系，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把小平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也加以否定，好像毛泽东一无是处。这种偏向在国内的出版物中虽然是个别的，但近来海外诽谤毛泽东的出版物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流进来，对国内一些人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另一种偏向是以毛非邓（至于那些既非毛又非邓的，属另一种性质问题，当作别论）。在80年代未的动乱之后，大家开始反思过去，包括对苏联、东欧紧接着发生的逆转，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变化，以及我们党的理论和路线。实际上，小平同志也在反思。1989年6月9日他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就是一篇反思之作。他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错，基①本路线、战略目标都没有错，应当“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后来又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②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视察南方发表的谈话，集中地表达了他反思后的新认识、新结论。这种反思是科学的、正确的，代表了全党反思的主流。也有一种反思观点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的做法，偏离了毛泽东思想；不讲阶级斗争，不搞政治运动，只抓经济建设，其结果只能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名不符实。特别是这几年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精神文明建设的有些方面出现滑坡、腐败现象未能得到强有力的遏制、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增多，这种情绪和观点越来越发生影响。

　　我个人认为，尽管矫正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偏颇，主要不是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工作实践的问题。党的各项工作跟上去了，许多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人们思想上的一些困惑认识甚至糊涂观念就容易消弭。但是就理论方面而言，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辨析的。

　　一是要继续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加以区别。毛泽东的晚年有错误，并且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这是上了1981年的《历史决议》的。对这一点要十分明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根本没有否定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言，那是对立的，两者是否定关系。但是，就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而言，两者则不是对立的，而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本书新增补的几篇文章反复地论证了这个关系，这里不再赘述。

　　二是对现实和理论的关系要作具体分析。对邓小平理论产生困惑，除了对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有保留看法，这是一种情况外，还有的，就是对现实与理论之间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巨大反差缺乏正确认识，认为邓小平理论虽好，但与现实很难对上号，因而怀疑现实生活中的消极腐败现象是这个理论导致的结果。产生这种看法，从理论上说有一个认识上的混淆，即把在现实中所看到的一切社会现象完全等同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其实，这是要加以区别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社会现象，包括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工作实践，并不完全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只有那些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践，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那些在根本上违背和偏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践。都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且一概都在克服和纠正之列。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页。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

　　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言，并不存在什么反差；至于讲那些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关系.当然会存在反差。但这不是理论本身不好，而是那些实践偏离和违背了理论的要求。因此，不应当怀疑理论，而应当去努力克服实践中的偏向，使更多的实践成为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当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完全正确地转化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扭曲，不变形，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这里既要有成千上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称职的干部（特别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全身心的投入。又要有能正确地体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一系列具体要求的、到位的方针政策。目前的许多问题都出在这些中间环节上。这正是难点所在。也是要不断努力解决的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还需放开历史的视野，既要看到两者的差别性，更要看到两者的共同性。就纠正前述的不同偏向来说，无疑需要强调不同的侧面。但是如果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就一定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发展而言，则应当强调两者的共同性。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属于当代中国的同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同一个思想体系即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从历史的现阶段来说，两者的差别性比较明显。但就历史的宏观而言，两者的共同性无疑是主要的。放眼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几千年，称得上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能够治国平天下（实指安华夏）的，在古代要数孔孟之道。微观地看，孔学与孟学有无区别？当然有区别。但这个区别是继承与发展中的区别。对历史发生巨大影响的，不是两者的区别，而是两者作为一个整体，即孔孟儒学这个思想体系，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各个王朝的治国之道，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在近代，虽有孙中山的理论，但不能与之匹敌，未能实现其治国安邦的宏愿。唯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才成为中华民族在当代的治国安邦之道。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中国无产阶级打天下、治天下的政治理论，实际上也是继续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先进、成为世界上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理论指南。毫不夸张他说，毛、邓思想理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作用可以与古代的孔孟之道相媲美，“古有孔、孟，今有毛、邓”，后者是中国无产阶级对中华民族的巨大政治贡献。

　　因此，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不仅对于科学地把握党的指导思想。促进政治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纪念。增订再版拙著，也算是再次表达点心意吧。

　　本书尽管重新增订再版，但不妥之处可能还有，包括本篇感言可能也不尽恰当，衷心欢迎指正。

　　写于1996年春节前夕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仅古代的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活动同样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情况更是这样。在我国，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就已成为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创造者。我们每个社会成员作为新中活的创造音，都参加了这一伟大的事业。我们的党和党的领导人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也是为了这一伟大雨事业，并在这一伟大书业中起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因此，回顾历史，首先应该把我们国家32年的历史，看成是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历史：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奋牛的历史，而不只是党的某个领导人的功过记录，更不应当把党的领导人同人民群众完全对立起来。只有站在国家主人翁的立场上，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囿于因个人不幸遭遇所遗留的创伤，来总结历史经验，才能不为纷繁错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紧紧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本质，比较客观地看问题。

　　《历史决议》正是立足于人民群众是新中国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基本点，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它把我们党的事业看做是人民的事业，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看做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并且以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作为评价历史、衡量是非的尺度。

　　这样，对于建国以来历史的总结就得出了顺乎事理、合乎民心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客观的，它揭示了我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实际面貌；

　　这些结论是积极的，它将振奋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书业贡献力量。

　　《历史决议》指出，建国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人民进行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历史决议》对32年来我们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要成就作了概括。这些成就，是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的客观事实。当然，这些成就还是初步的，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与人们期望的还有很大差距，确实没有任何理由自满。过去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把落后当先进，这样的蠢事不能再干了。但是，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随着我们自己的弱点、落后面的不断暴露，随着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挫折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越来越被人们听认识，于是就忽视和否认我们的成就，把自己的国家看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国家与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在一些方面是落后的，但这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要作具体分析。我们国家与这些国家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很不一样，把一些不可比的东西拿来进行简单的类比，是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我们不反对比较，我们赞成拿客观条件大体相同的对象进行合理的比较，以便从有启发性的对比中帮助大家分析问题。拿我国同原来在许多方面都有类似之处的印度相比较是合情合理的。这两个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独立或解放的，有古老的文明，但又是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大国。不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4页。

　　同的地方，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对比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哪种社会制度优越，看出我们的人民是在怎样建设自己的国家。

　　印度经济专家拉马斯瓦米1980年到我国进行访问，对印度与中国30多年的历史发展状况作了一番比较。据这位专家提供的材料，在1949年，中国远比印度的条件要差，但是到了1980年。因这两个大国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例如：粮食产量，中国是33000万吨，印度只有14000万吨，而印度的耕地面积比中国还多3000万公顷；钢，中国是3300万吨，印度只有800万吨；煤，中国是60000万吨，印度只有12000万吨；石油，中国是10600万吨，印度只有1200万吨；发电量，中国是2820亿度，印度只有1030亿度。就人民生活而言，这位专家说，按人口计算，中国的平均收入两倍或三倍于印度；尽管在印度上层社会中占人口10%的最有钱的人的生活远比中国人富裕，但是印度其余90％的人的生活，则是明显不如中国。另外，据有关方面统计，从1949年到1979年，我国的工业生产增长40倍，印度只增长4倍多；我国的农业生产增长2.7倍，印度只增长1.2倍；1979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为260―270美元，印度只有

　　①183美元；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中国为332公斤，印度为201.2公斤。当然，应该指出，印度也有它的长处。这些年，印度人民在提高粮食产量、发展现代化工业、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等方面所作的努力，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比较从来都是相对的，也是有局限的。我们不能据此轻率地去作什么全面的结论，但是，从这一比较中，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和印度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所造成的经济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差别，则是很大的。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对我们建国32年来的成就不能低估，不要自己小看了自己。消极悲观、妄自菲薄的情绪是没有根据的。《历史决议》说，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党和人民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历史决议》中的这个结论的正确性，通过上面的对比看得十分清楚。我们实事求是地肯定这些成就，不是为了炫耀或宣传，而是为了肯定亿万人民的伟大创造力，肯定我国人民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是我们已经占有的阵地，也是继续前进的基础。我们要百倍地珍惜业己取得的成就，并努力去发展这些成就。

　　①以上关于我国工农业方面的几个数字，是印度专家访华期间所了解到的。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1980年的有关实际数字是：粮食，31822万吨：钢，3712万吨；煤，62000万吨；石油，10595万吨；发电量，3006亿度；自行车，1302万辆；手表，2216万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