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法宝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但是，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这个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是外国送来的？不是。它是从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它同毛泽东思想的整个理论体系一样，有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毛泽东选集》1至4卷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历史，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文献。

　　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非常丰富。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从方法论上看，无论横向的研究还是纵向的研究都已相当深入，从不同的角度、方面论述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著作都相当不少。本文试图着重截取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来进行断代研究，以期进一步揭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并通过典型时期思想发展的具体分析努力开拓一个新的视野，以进一步认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笔者看来，抗日战争中期的1939年到1941年，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获得巨大发展的特殊岁月。在这个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不仅在政治上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而且他的许多分析和论述，在理论上异常地丰富、充实和逐渐地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自此之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渐趋成熟，并基本定型。本文结合《毛选》修订本（即1―4卷第2版）的出版，在介绍毛泽东统一战线基本思想的时候，着重对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作些初步分析。

　　一、抗战中期以前毛译东统一战线的墓本思想

　　毛泽东很早就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的开创者之一。

　　本来，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但是，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方面的实践和思想不是同时发生的。从党的发展吏看，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实践先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和实践，从毛泽东个人的情况看，他的统一战线的实践和思想也是先于武装斗争的实践和思想的。

　　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了组织“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的任务①，对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各个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确定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意向。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党的二大，但参加了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在此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和《北京政变与商人》二文，初步阐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思想，指出：

　　“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②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国民革命才可以成功”。

　　党的三大以后，1924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实现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候补执行委员，一度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以后就是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进行了10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七七事变后又开始了抗日战争。与这段革命史的历程相同步，在1939年至1941年前，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经历了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1927年至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的大一统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战开始以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三个发展阶段。毛泽东参与了这三个发展阶段的全过程。从20年代中期起，他的统一战线思想就在党内渐露锋芒。这以后，通过对以上几个阶段革命的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后退、发展与挫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他的统一战线思想逐步得到展开。他先后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9年11月）等著作都是阐发其统一战线思想的名篇。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已经有了这样一些基本观点：

　　（一）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通过共产党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个观点。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著作中无疑讲得很多，但就是在20年代中期他也有明确的认识。在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他坚决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当时的国民革命就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反帝

　　①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使用“统一战线”概念的是瞿秋白。1923年2月，他在《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

　　一文中，介绍共产国际之策略的问题时说：“励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起来，各派联合向资本界作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477页）②《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反封建的大革命，毛泽东不但在理论上强调了要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且与大革命后期放弃领导权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

　　（二）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坚固的同盟者，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还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此就有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连续发表过4篇大作，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1日）、前已提及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日）和脍炙人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5日）。这是他最早研究农民问题的。篇重要著作，奠定了他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基础，阐发了中国农民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伟大作用。

　　（三）城市小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也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这是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而作出的正确结论，即使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阶段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也没有动摇，仍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在工农民主的统一战线之内。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中下层对待革命的态度很一不样，即使在其上层对革命的态度有所变化时，毛泽东仍坚持认为应把它视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

　　（四）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排挤，在一定程度上有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应该同它建立统一战线；另一方面，由于其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条件下，不可能始终留在统一战线之内，会发生动摇甚至变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虽精彩地分析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恐状态，但是对其两面性的深刻认识还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动，毛泽东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严厉批评“左”倾关门主义，强调党的任务就是建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

　　（五）中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时，不可能完全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并会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感到恐惧，甚至不惜采取欺骗、诱感与打击的破坏政策，作为投降敌人与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这是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抗日战争爆发后，建立了包括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一方面要善于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争取上部分大资产阶级参加民族统一战线；另方面又要时常提防它们反抗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

　　（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时，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实行坚决的两条战线斗争，既要反对排斥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又要反对放弃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使无产阶级去迎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私利的右倾投降主义。这是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毛泽东反复强调的重要思想。鉴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毛泽东非常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①环。”在1938年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王明的右倾错误时，毛泽东进一②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强调坚持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七）在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把资产阶级视为统一战线的伙伴而不是敌人；所谓斗争，就是搞联合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开展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为武装斗争，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在总结了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与资产阶级关系的教训之后，在抗战初期逐步明确的。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王明的右倾错误、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后，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基本上在全党形成了共识。

　　毛泽东统一战线的这些基本观点，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杂志创刊时他发表的《发刊词》中已经作了初步总结。他认为：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些基本特点和“规律”，抗日战争还在继续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在实践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远没有完结，它还会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随后，抗日战争历史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这样，上述思想也可以视为他随后即将发展统一战线思想的认识起点。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4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0页。

　　二、抗战中期毛译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历史条件

　　1939年至1941年是中国抗战史上统一战线各方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统一战线内外形势变化最为扑朔迷离的特殊岁月。它为毛泽东发展统一战线思想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土壤。

　　从统一战线的外部形势看，首先是日本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统一战线发生着直接的影响。自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侍阶段后，日本政府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这对瓦解抗日统一战线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在汪精卫1938年12月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日本方面继续对蒋介石集团开展诱降活动。

　　其次，英、法、美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也影响着中国统一战线的走向。在德国没有西进吞并一些西欧国家以前，它们对日本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在1940年夏天日本己暴露了即将对南太平洋英美殖民地入侵的企图后，英美政府才放弃了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日本妥协的“绥靖主义”，转而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它们的联盟，以遏制日本南进。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

　　到1940年10月，国际上诸多力量对蒋介石或拉、或诱、或援的结果，使他顿时感到身价陡增，开始飘飘然了。毛泽东描述蒋介石那时的心态说：“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做戴高乐的。一个月来，他已利用德意日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并要英美自己用卡车送进来，目前是蒋介石最得意的时

　　①候”，“他是在于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勾当”。

　　从内部关系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全民族的最大的广泛性。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这个统一战线就是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共两党曾经是结盟同志，又是冤家对头。自1924年大革命以来，两党经历了合作――分裂――再合作的曲折发展过程。卢沟桥一声枪响，抗日利益高于一切。两党才释开过去的仇怨，重新携起手来。但是，两党实行抗战的路线是不一样的。蒋介石国民党由于继续坚持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一党专政制度，顽固推行单纯依靠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会战，但抵挡不注日军的强大进攻。在抗战开始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内，国民党正面战场丢失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仅有效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的进攻，而且自身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33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近20万人，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两条抗战路线，两种抗战结果。这下会不反馈到统一战线中，对其内部关系发生影响。

　　在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以后，面对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蒋介石国民党的仇共、惧共心理日益加剧。再加上

　　①毛泽东1940年10月29日致周恩来、彭德怀、项英电。

　　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和国际“绥靖主义”潮流的渗透，国民党当局政策的重点迅即发生了逆转，并在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方针。随后，即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接连制造武装磨擦事件，袭击和打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更有甚者，先是在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在华北以进攻山西新军达到顶点，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从1940年10月的何、白“皓电”开始，到1941年1月制造血腥大屠杀的皖南事变，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从而，在全民族抗战处于困难之际，又在局部地区燃起了内战硝烟。这是整个抗日战争阶段阶级斗争最激烈并达到白热化的特殊岁月。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几乎濒于破裂。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发展史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国共两党合作还是完全分裂，主要是阶级斗争关系，相对他说，矛盾比较单纯些，对处理这样的关系，我们党从没有经验到逐渐地积累了不少经验，比较能够应付了。抗战初期，尽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但由于国民党还积极抗日，能把对外的一致性置于对内的矛盾性之上，国共两党关系总的说来是和平相安的，能够团结御敌，共赴国难。但是，在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并且发动了反共的武装冲突以后，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处理两党关系，维护统一战线，就成为一个非常棘子的新问题。一方面，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仍是基本矛盾，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日；另方面，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武装冲突，甚至挑起的局部战争，又不能不进行反击。困难不在于要不要开展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使抵御内阅之争不影响抗击外侮之敌。

　　如果说历史的特殊性和矛盾的复杂性为发展统一战线思想提供了某种契机，那未经过20年左右战斗洗礼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走向成熟的共产党人，则有能力使发展统一战线思想的可能转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历经厂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风风雨雨的考验，是早已走出狭隘圈子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导演过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的大党。她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

　　①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掸阅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毛泽东经历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过程，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而且在到达延安以后，经过研究和撰写《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也有了透彻的了解。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卓识和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驾驭中国革命的能力，得到了全党普遍的认同。他已经是全党无可争辩的领袖。他对于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形势的逆转和两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早有思想准备，并酝酿了相应的对付措施。因而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能审时度势，提出对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从而领导全党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粉碎国民党以制造皖南事变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他进一步总结了与国民党斗争的经验，发展了打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7―158页。

　　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提出的原则、政策和策略，使其统一战线的思想更加系统比、完善化。

　　三、抗战中期统一战线思想发展之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另，并进一步加以区别

　　统一战线，从阶级关系上讲，实质上是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人口何认识和对待中国资产阶级，是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从大革命以来的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无不与能否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1925年1月的党的四大虽然开始看到有“大商买办阶级”和“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这两个部分，但却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独立的阶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虽然已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其当时的认识并不牢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而具有决定意义的认识则是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形成的。

　　毛泽东在1940年12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及这个问题时说：过去我党没有把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直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才正确地认识清楚。这是讲的这篇著作的1940年的修改稿。在1939年12月写作该书初稿时，诚如他在1940年致萧向荣的信中所说：当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①来了”。因此，《共产党人》杂志1940年第4、5期发表的该书初稿只是一般地将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而将大资产阶级纳入民族资产阶级范畴之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的区别。在大资产阶级，那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分，而在中产阶级尤其是中②等民族工业资本家，即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部分。”这就是说，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买办阶级与大资产阶级还不是一回事（改变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看法），因而没有将大资产阶级列入买办阶级，而是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因为是这样的认识，因此，在初稿中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时，对其“反动性”作了份量比较重的评论。

　　经过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无论从提法到内容分析都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了。这个变化首先反映在1940年3月11日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之中。这是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是对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的深刻总结，全面地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堪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经典文献之一。在这篇文献里，毛泽东从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上，不仅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了区别，还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不仅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抗日积极性作了充分肯定，而且对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尽管在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但“他们还愿团结抗日，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1―162页、161页。②《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第8页。

　　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①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把打击对象孤立到最低限度。这是根据抗日形势的变化所做的正确的阶级分析和采取的正确方针。

　　根据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了修改。这就是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说的：“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②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从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中收入的该文可以看到，其修改是不小的。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将大资产阶级明确地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区分出来，并将其纳入于买办阶级。这样，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就是“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个修改稿还加上了对于“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的不同政策的一整段文字，删改了将大资产阶级放在民族资产阶级之中而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的不妥当分析的有关文字。建国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建国前的修改稿，只是在文字上又作了些改动，使表述更加准确。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并对大资产阶级作进一步分析的新认识，还反映在对《（共产党人）发刊词》的修改上。《（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写作比《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两个多月。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创刊号刊载的原发表稿总结统一战线的规律时讲了5条，对资产阶级没有作明确区分。建国初的《毛泽东选集》收入该文时对此作了修改，除了其他的文字性修改外，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增加了对大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的第3条，将5条规律改为6条规律。新增加的第3条就是根据1940年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形成的认识写的。这一修改也说明，这个认识的变化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认识的飞跃。

　　为了进一步从社会实际中弄清资产阶级的问题，1940年9月6日，毛泽东还向在国统区工作的南方局、东南局发出指示，要求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的问题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以人为单位，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毛泽东指出：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还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他还提出，对这个问题分省调查时，要为被调查的每人立一小传，包括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与此相联系，调查对象还包括国民党军队的各总司令、军长、师长三①级军官在内）。毛泽东对于阶级调查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想先从经济、军事两方面着手，将来扩大到政治、文化方面，最后汇总为名人录，供召开党的七大作研究用。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8页。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1页。①毛泽东请周恩来负责调查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五省，李克农负责调查广西、广东、福建三省及香港，饶漱石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

　　同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作报告，对资产阶级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说：以前我们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是可变派，是较好的同盟者。现在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军界、政界是张学良、杨虎城、于右任、冯玉祥、卫立煌等，在经济界是陈嘉庚等。对这些人，我们要研究，要代为立传。在毛泽东看来，民族资产阶级分左中右三派，而以两面派为多，希望祖国复兴者为多，极少数是亲日派，另外的少数很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对于其中的右派也需要某种必要的批评。对于大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在抗战问题上也分为三派：（1）右派，即投降派；（2）中派，即顽固派，包括蒋介石、阎锡山，他们又要反共又要抗战，又抗战又准备投降，是半身不遂：（3）顽固派中的左派，也是可变派。对投降派要打倒，完全孤立他们。对中派要团结，同时斗争。在军事斗争停止以后主要是批评，也要孤立他们。但这与孤立投降派不同，还要团结他们。毛泽东从顽固派中分出可变派，提出对可变派采取分化和拉拢的办法，同时进行必要的斗争与批评。这是对大资产阶级认识上的又一个变化，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这以后，毛泽东继续注意研究资产阶级问题。即使是在何，白“皓电”、”齐电”之后，国共两党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他仍强调要对资产阶级加以区别。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并且指出：党的统一战线

　　①的既联合又斗争的一切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的1941年6月2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对待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并说，在中国孤立大资产阶级与俄国孤立资产阶级不同，在中国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国则是绝对孤立政策。

　　这样，毛泽东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之后，相应地产生了对两个部分的正确政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尽管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始终交织一起，阶级斗争以或隐或显、时伏时起，甚至以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党却牢牢地把握住了斗争的大方向，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自乱方寸，这是与毛泽东在抗日斗争形势下对阶级关系的正确估量，特别是对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分析及其采取的正确政策分不开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4页。

　　四、抗战中期统一战线思想发展之二：提出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和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

　　对待中间势力的不同认识，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的思想倾向之间的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中间势力，是指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持中间政治立场的势力而言。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它包括的对象不完全相同。在土地革命时期，它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在一般情况下，它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是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一部分中间派可能脱离革命队伍，甚至变节，但整个中间势力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土地革命时期却提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在1932年1月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要求把中间派别作为“主要的力量来打击”。基于这种错误认识，他们拒绝与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和其他反蒋势力组成的“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统一战线，坐视其反蒋失败，从而使中央苏区陷于严重孤立的地位。

　　毛泽东始终反对王明中央拒绝争取与团结中间力量和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左”倾政策。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上述“左”倾政策是“孤家寡入的策略”，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

　　①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事实上提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特别是“中间势力”跑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要努力争取和团结他们。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在1937年11月12日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他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翼集团”、“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和“右翼集团”。所谓“左翼集团”，即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与巩固这个集团。”右翼集团”则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党的任务是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毛译东认为，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就是“争取中央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①这一步骤如果不做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这是毛泽东较早地明确地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系抗战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在1939年1月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逆转后，其顽固派不断在河北、山东，特别是陕甘宁边区进行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磨擦及武装冲突，毛泽东更加强调对中间分子要加紧工作，提出要把所有的老百姓，所有一切抗战的爱国分子，统统组织到统一战线中来，每个革命同志都去办“小统一“战线”使其愈多愈好，“许多

　　②许多的小统一战线，作为基础，组成大统一战线”结成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统一战线。

　　在打退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的过程中，毛泽东总结各根据地斗争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首先，明确地提出了发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5页。争取中间力量的思想在井冈山时期就已有了萌芽。①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419页。②毛泽东1939年9月18日在延安纪念“九一八”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把争取中间势力与发展进步势力和反对顽固势力视为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一份关于当时形势和任奢的指示中对这个思想的初始表述是：极力孤立一切向我进攻的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以便消灭之；极力团结进步派与之长期合作；极力麻痹中间派使之不为敌助，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报告提纲”（即《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下同）中，不仅明确地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概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而且对这三种势力的基本倾向作了较深层次的剖析，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他指出：中间势力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有些人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保持勉强的中立，有些则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怎样争取中间势力呢？毛洋东认为，必须同发展进步势力与反对顽固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如果不同顽固派作坚决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也无从发展。因此，他提出争取中间势力必须有三个基本条件，即：（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特别是第3条很重要，因为顽固派也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党陷于孤立，并且指望中间派充当他们的同盟军。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意义，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

　　①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在蒋介石指使韩德勤酝酿苏北战争期间，1940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意义，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和抗日时期逐步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个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今后还要加强这项工作。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反复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观念在全党逐步地树立起来，并成为我们党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条基本经验。

　　其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华北、西北和华中地区斗争的一个焦点。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建立，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要求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无论在政策上和阶级实质上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即一切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人都应当吸收其代表参加。毛泽东很重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在人员分配上，他在1940年3月6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规定这样的比例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是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是为了联系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则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有利于孤立顽固派。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中，毛泽东分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8页。

　　析政权性质时指出：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既和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相区别。“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这种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①。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三三制”政权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严重关头，为了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政权政策的作用，指出：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在苏北一些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在有的机关中还可以容许不反共的国

　　②民党员和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总结党的政策的重要意义时指出，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政策，“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

　　③性。”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坚持实行“三三制”政策，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更加广泛的基础。

　　第三，逐渐地扩大了中间势力的对象，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

　　中间势力是个政治概念。它的内涵随着不同历史阶段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在抗战时期比土地革命时期宽广得多，在打退反共高潮之后又比在此以前扩大了许多。抗战初期的中间势力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报告提纲”中，中间势力的对象增加了“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在抗日战争中同国民党中央势力亦有矛盾，有时表现进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有可能在我们党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个多月后，即1940年4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中又提出，不要把整个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都看做是一样的，其中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分子，在1940年5月4日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毛泽东进一步把争取中间势力明确为：民族资产阶级、开叫绅十、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两个月后，在1940年7月7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中间势力的概念又扩大为可以包括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等等。毛泽东谈及这个变化时说：中间势力的成份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止的。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进一步把国民党中夹军中的黄埔生也划入中间势力。他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版第2卷第751页。②参见1940年12月25日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3页。

　　①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在1939年至1941年间，我们党不断扩大中间势力概念的内涵，坚持实行争取和团结的政策，并极力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来对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对打退两次反共高潮都起了重要作用。在1940年5月29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时，朱德介绍了争取中间力量的情况。他说：对中央军我们经常有人和他们来往，和卫立煌的关系很好，使他在国共两党的磨擦中保持中立。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讲话肯定朱总司令说得很对，指出不但还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就是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能把顽固派当汉奸打，不能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我们党对中间势力作了大量工作，特别注意了争取友军、瓦解顽军的工作。使他们在政治上对我党的自卫立场表示理解甚至同情，在军事上表示中立不介入。1940年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各部的军政首长，要求他们根据华北（国民党朱怀冰3个师打八路军，由于火线上的统战争取，其中1个师守中立）、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保安队和八路军交战，由于加强了对国民党其他部队的联络，预三师则在旁观望不助）和苏北黄桥（由于陈毅亲自出面作统战，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氏江和宋子文系统陈泰运部严守中立）的经验，运用各种方式陈明利害，晓以大义，把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作为最中心的任务之一。

　　由于广泛地开展了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尽量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毛泽东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出，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他强调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备得其所，

　　①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这不仅是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整个中国革命的经验的一个重要总结。中间派在过去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力量分散，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没有发生重大影响。自此以后，由于我们党的正确的统战政策，中间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逐渐地形成为一股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的政治势力。

　　①见毛泽东1940年11月16日在一份材料上的批语。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3页。

　　五、抗战中期统一战线思想发展之三：形成了同国民党斗争的一整套策略

　　中国的统一战线，从阶级关系上说，最根本的是无产阶级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从政党关系方面说，最主要的是共产党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之后。不仅为制定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使孤立和反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有了更为明确的理论基础。国民党顽固势力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以后，所谓国共两党关系，说到底就是共产党同以当权的蒋介石集团为核心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关系。

　　我们党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关系，不仅在历史上，而且直至抗战期间都有着深刻的教训。大革命后期发生过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土地革命后期又发生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抗战开始后，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了在对待与国民党关系中的上述错误，确定同国民党的关系是又联合又斗争，既不是绝对的联合，也不是绝对的斗争，而是综合联合与斗争两方面来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在党领导下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坚持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来巩固与发展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但是，在皖南，负责东南局和领导新四军工作的项英，受到抗战初期王明鼓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没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只搞片面的联合而放弃斗争，这是造成我党和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惨重损失的最根本的主观原因。

　　自1939年1月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逆转后，毛泽东就在研究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特殊关系的问题。他总结了我们党10多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教训，在制止国民党制造的磨擦事件和打退其发动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异常地深化和细化了我党与国民党的又联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

　　（一）揭示了叉团结又斗争的多层次多侧面关系，强调要以斗争求团结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刚闭幕时，毛泽东就对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作了阐释。1939年2月5日，他在中央党校发表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从哲学理论上指出：统一里有斗争，天下万物皆然。同志们如果能找得到只讲团结，没有斗争，那我就不姓毛。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团结没有斗争的，那他还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联合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但两者既不是半斤与八两，也不是斗争更重于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便是联合、统一、团结，但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斗争。这是不可缺少的，是谁都不能也不应忘记的。当然，如果人家拿了机关枪对准着我们，拿了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就只有拿机关枪、刀子去斗争，在那时就是斗争第一了。斗争不是仅有一种形式，而是多种多样的。

　　在打迟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对又团结又斗争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总结，提出众所周知的那段名言：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从而透彻地揭示了两者关系的辩证法。1940年7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还就团结与斗争的关系的不同意义作了具体分析：（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抗日为主还是反共力主而定；（5）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6）不论那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那一方面都同时斗争，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7）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这是指韩德勤向苏北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的这种多层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这不仅概括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情况，也为随后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所证实。毛泽东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这个总结具有普遍的思想方法论意义，对于认识整个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变化多端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在国民党发出何、白“皓电”（1940年10月19日）之后，面对其十分嚣张的政治进攻和军事威胁，毛泽东对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做进一步分析，指出：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既有现在与将来之分，也有反共的高潮与低潮之分，还有对某一个具体的顽固派如阎锡山的反共高潮与低潮之分。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关系。总政策是在团结中要

　　①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我们党正是坚持了这些原则，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又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

　　（二）提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

　　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愈益带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还不放下抗日旗帜，欲联合其他各派势力特别是共产党的力量对付日本；另方面，他们又害怕觉醒的人民大众，极力摧残各种进步势力，尤其是打击共产党。在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这种两面政策尤为鲜明，上述毛泽东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政策而提出的。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毛泽东指出：国民党顽固势力采取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

　　①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此后，毛泽东还说过，他们是两面派，我们

　　②也是两面派，是革命的两面派，要同他们斗争。

　　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对这个思想作了充分发挥，并把这个政策运用得淋漓尽致。他自始至终坚持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在何、白“皓电”后，毛泽东确定实行政治进攻、军事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实行针锋相对的两面政策。他在1940年11月21日和30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解释这个方针说：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以攻势之手段达到防御之目的。本质上依然是两面政策。我对一切吓我之人亦应以政治攻势转吓之，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的方针，除表示皖南一点小小的让步外，其他是才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毛泽东认为，

　　①毛泽东1940年12月4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8页。②毛泽东1940年9月23日关于对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

　　我们“和缓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以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怖”。“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在蒋介石的“手令”（即1940年12月9日的限期新四军北移的最后通告）发出后，毛泽东又指出：国民党顽固派仍是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亦仍是一面团结一面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在抗日方面，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孤立；在反共方面，对其当不愿根本破裂两党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向我党和人民的政治高压和军事进攻方面实行坚决斗争和加以孤立。这也是软硬兼施。开展斗争是硬，但

　　①硬不硬到破裂统一战线；实行团结是软，但软不软到丧失自己立场。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猖狂至极，1941年1月17日发布宣称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的反动命令。为了打退国民党的政治攻势，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革命的两面政策思想。他在一系列文电中指出：我们应紧紧捉注蒋介石1月17日令坚决反攻，像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样采取强硬立场，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破他们的进攻。如蒋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进攻者，只有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根据这样一些思想，我们党制定了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在采取军事守势的同时开展了全面的强大的政治攻势，最后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使形势迅即发生了有利于我党和全国抗战的巨大变化。19U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对党的革命的两面政策作了深刻概括，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1月17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我党的方针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

　　②命的两面政策。

　　（三）阐述了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

　　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关系既然是又联合又斗争，那未这个斗争怎么掌握？这既是一个政治原则，也是一门政治艺术。自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毛泽东就在思索这个问题。“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是在反对顽固势力不断制造的磨擦事件中逐步形成的。

　　这个思想是从提出斗争的自卫原则开始的。1938年底，国民党政府要调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进驻陕北。12月4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等，明确指出：绝对不许可任何部队借名进驻，实行破坏边区之企图。过去已打过八九仗，都是执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1939年1月以后，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磨擦事件日益增多，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这个思想。这一年5月5日，他在延安后方留守兵团的军事会议上指出：巩固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对于他们的捣乱给以无情的打击，决不让步。两条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他讲亲爱、讲团结；要是他对我们不客气，我们就来第二条，就是

　　①参见1940年12月25日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2页。

　　“人要犯我，我必犯人”，这叫磨擦，人家磨擦来，我们磨擦去，也就是孔夫子所谓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否则不叫“礼尚往来”。这是圣人之言，天经地义，我们一定要磨擦去，同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于会议上提出了“磨而不裂”的“有节”思想。他说：对于国民党的破坏性磨擦和武装冲突必须给以坚决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磨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磨而不裂”。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与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首次将上述思想概括为“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在1940年3月11日的“报告提纲”中，总结与顽固势力的斗争经验时对这个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有理”是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有利”是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有节”是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坚持这三个原则，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毛泽东的“三有”原则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得到了充分运用。是我们党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发展华中的军事战略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强调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基点要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同时为争取时局的好转而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性不仅决定了我们党与之联合时要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进行有理有利存有节的斗争，而且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把工作的基点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随着国共两党关系日趋恶比，他的这个思想愈益明确和强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前夕，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反对投降的报告中指出，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卫、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反共高潮开始后，毛泽东在1939年10月10日为党中央写的关于日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又指出：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问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党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期，毛泽东在1940年1月28日的党内指示中还指出：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党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蒋介石不甘心其在华北的失败，将军事进攻的重点开始转向华中地区。1940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和东南局，要他们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的突然事变，采取坚决斗争的方针，这样，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毛泽东不但致电项英，要他们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行动准备，而且告诫全党：蒋介石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要准备任何一种情况发生后都要有对付的办法。毛泽东甚至作了可能出现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的思想准备、并提出了应采取的相应对策，指出：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①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当时我党领导的西北、华北、山东、苏北等根据地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可能发生最黑暗局面的各种准备，唯独项英在皖南迟疑不决，对蒋介石存在幻想，未作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结果遭致皖南事变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总结中批评项英的错误时指出：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要准备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蒋介石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他还指出：我们在向着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时，也不抛弃好的可能性。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不仅是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针，而且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后来毛泽东关于“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

　　②况的几个方面”的思想，就是总结了我党长期革命斗争的血的经验教训而作的哲学概括。

　　毛泽东在1939年至1941年间对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列。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到，经过对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的长期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经验的总结，毛泽东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基本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体系。

　　①见毛泽东1940年11月3日致周恩来等电。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页。

　　六、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卓越地运用抗战时期已经成熟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与国民党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斗争，抗战胜利，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基本解决了。但是，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濒于破裂。新的民族矛盾和已经尖锐化的阶级矛盾更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为了反对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阶层人民结成了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为目标，与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社会基础。它把各少数民族、各社会阶层的人民群众最广泛地团结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使蒋介石政权空前孤立，分崩离析，最后从大陆上垮台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在这个时期统一战线的实践中，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论著中，毛泽东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作了重要阐发。例如：

　　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作用，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

　　①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他还论述了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即党对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一）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井取得胜利；（二）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①

　　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与国民党斗争的策略原则，阐发了党的谈判立场。他反复强调，在国民党经过周密布置决心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之后，绝对不要对与国民党的谈判存有幻想，绝对不要指望国民党发善心，而必须“坚决依靠人民”，“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针锋相对，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了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教育广大人民，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有时也要作必要的让步，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

　　②原则”。毛泽东还指出，对于已经达成的协议也不要迷信，“纸上的东西并

　　③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随着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格局的变动，毛泽东论述了统一战线成份的可变性，强调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层次性。在抗日战争时期，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亲美派，还属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但随着内战的爆发，它们已完全变成了革命对象。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即是反对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共产党领导，赞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7页。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在第1273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4页。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6页。

　　因而仍是统一战线的同盟者。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将应采取两重政策。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发展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心须采取团结、利用政策；另方面，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反封建的土改运动的完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成为主要矛盾，“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内

　　④部的主要形式”。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内部结构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劳动人民为主体”（所谓劳动人民，

　　①系指“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等在内的一切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们。这也是那个时期的“人民大众”概念的内涵。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诚惟和长期性。他反复指出，对于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不要忘记他们。“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但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在工作

　　②上有职有权”，“做出成绩来”。这是长期共存、肝胆相照思想的最初萌芽。

　　这个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最重要的成就是解决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在抗战前期，蒋介石一直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我们党多次提议要成立相应的机构，国民党始终不同意。所以抗战中尽管组织起了统一战线，但没有固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组织形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力量强大了，国民党赞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虽然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诚意，但一段时间内毕竟有了一个形式。在解放战争后期，我们党接过“政协”这面旗帜，将它作为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机构。在中共中央1948年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提出了召开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的号召。1949年6月新政协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在同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筹备会上，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此，“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性的统战组织。

　　在作为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进行总结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伟大作用。他说：“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①这样，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统一战线思想，不仅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半个世纪过去了，重温毛泽东的这些具有巨大理论价值

　　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2页。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7页、1288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7页。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2页。

　　的思想，无论对于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统一战线关系，还是对于观察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统一战线关系，都可以从中获得教益。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有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各样法宝，像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一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胜利实现。中华民族必将能够更早地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原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第2版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