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古与今的关系，除了发出过“厚今薄古”的号召以外，还提出过“古为今用”的口号。前者只对人而不对己，是内外有别的；后者既对人又对己，是表里如一，内外一体的。

　　“古为今用”，要求研究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为历史而历史”，而是着眼于为现实斗争服务。建国以来，毛泽东往往通过评论历史人物与作品的方式，来推动现实斗争。或以古人为范式，或以往事为殷鉴，或推陈以出新，或引古以筹今??其事例繁多，此处只能择要陈述。

　　（一）批《武训传》与《红楼梦研究》

　　1951年春，电影《武训传》上映，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进行批判，这是开国以后第一桩震动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大事。

　　电影《武训传》是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一部历史故事片。主人公武训实有其人，他生活在清朝未年，主要事迹是行乞兴学，一生历尽屈辱艰辛，办起了三所义学，最终获得清朝皇帝的嘉奖，敕封为“义学正”。在武训身上既体现了贫贱者不甘愚昧无知而渴求提高文化的善良愿望，也反映出在长期封建统治下扭曲而成的自卑自贱、乞求恩舍的奴才性格。这部电影在1951年元月放映以后，两个月里报刊发表影评四十余篇，绝大多数给予好评，后

　　毛泽东一向关心文化事业，《武训传》上映不久，他就看了这部影片和报刊上的有关评论，并自告奋勇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

　　社论劈头就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事隔四十年之后，重读这篇社论，仍然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的确是眼明手快，开篇就揭破了问题的实质。全文析理分明，有助于人们分清“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泽东的眼光深透，与鲁迅晚年的杂文《难答的问题》（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69―570页）可以媲美。

　　然而，毛泽东的身份和地位与当年的鲁迅截然不同：一个是旧社会的叛逆者，一个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个是只能化名用曲笔撰写杂文；一个可以用社论的形式向全国发号施令。他们同样批评武训，但作用和影响大不相同。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就提出了要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随着革命性质的转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批评资产阶级需要抓典型，毛泽东首先抓到的典型就是《武训传》。由最高领导人发话，各级组织层层传达贯彻，一开始就形成了高压的政治气氛。由于将学术问题当成了政治问题，因此，汹涌的批判潮流，既难免伤害一批《武训传》和武训的赞扬者；也必然要淹没一些专家学者有学术价值的批评意见。接着，又根据毛的指示，组成了包括江青在内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带着框框到山东省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并写出《武训调查记》，此调查经毛泽东修改定稿，在《人民日报》上连载，最后得出结论，说武训所办的义学，是“不义之学”。这个结论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在当时一面倒的形势下，谁能道半个不字？

　　毛泽东对《武训传》和武训的看法，有独到的见解，对文艺界与学术界很有启发，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他将评论电影和讨论文化问题当成推动政治运动的工具，却使文化艺术事业迈不开健康的步伐。此后，每逢领导要发动什么运动，也多是到文化界抓典型，然后推广开来，上升为政治运动，此风有一发不可复收之势。

　　继《武训传》风波之后，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红楼梦》是我国最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它一经问世，就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至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美谈。晚清以来，学术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已逐渐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简称“红学”。“红学”大体上有两派，原先着眼于影射的索隐派，称为“旧红学派”。五四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称为“新红学派”。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受胡适影响，从考据入手，但在艺术分析上深入了一步，他是“新红学派”的佼佼者。1923年俞作《红楼梦辨》，是“新红学派”代表作之一。解放后，他将这部书修改、增订，于1953年更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同时，又把他在各报刊发表的有关评论汇编成册，题名《红楼梦简论》刊行。几十年来，俞氏潜心“红学”，对《红楼梦》原稿和各种版本的考证，思想和艺术的分析，以及人物形象的探讨等等，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为

　　1954年，青年作者李希凡、蓝翎突破各种困难，先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俞作的根本问题是以自然主义的唯心观点来分析和评价《红楼梦》，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他们并将俞平伯与胡适联系起来，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除此以外，批评还涉及俞作对《红楼梦》的风格、传统性以及“色、空观念”“钗黛合一”等问题的理解，都是与根本问题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自来好读《红楼梦》。李、蓝的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进红学领域，他感到十分高兴，不但细心研读，并随手在文旁划了不少圈圈、杠杠和各种记号。他在批语中称赞《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1954年10月16日，他还为此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这封信支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红楼梦》与古典文学，反对“大人物”压制“小人物”，为新生力量撑腰打气，并将斗争的矛头引向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但是，在具体分析上他注意了俞平伯与胡适的共同性，却忽视了俞平伯与胡适的区别性，俞平伯与胡适同属“新红学派”，但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胡适是“自叙传说”的首倡者，但俞平伯早在1923年的《红楼梦辨》中就说：“要知雪芹此书虽记实事，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是有的。”这与胡适的“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曹家“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显然有所不同。1925年写《红楼梦辨的修正》，俞氏申明“最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自序传这一句话”。并且说，文学创作是“经验的重构”，“既同出于经验里，又非同经验的重现”，经验在创作中是“复合错综的映现，而非单纯的回现”。这些话，表明他那时就已不赞成胡适的“自叙传”说，而且他论述文学创作与经验的关系比较客观全面，如果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有些问题都不难通过反复辩难与商榷，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但当时一经最高领导人作出归属胡适唯心派的定性判断，俞平伯的研究成果就一律学术界虽然在报利上发表了连篇累犊的文章，但都形同“奉旨申斥”，调子基本一致。

　　通过批判《红楼梦研究》，形成了一条从文化讨论转向政治批判的惯性轨迹，接下来，对胡适与胡风的批判，便出现了波涛汹涌的更大高潮。这里不必一一细表。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爱好和关注历久不衰。一场批判过后，他还屡屡谈到《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里提到《红楼梦》，显然带有一种自豪感。1962年1月，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他还分析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经常讲要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产生《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而了解《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如何反映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

　　在封建时代，所谓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就是反封建的“民主性”或“人民性”。1958年，毛泽东在审订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补进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对《红楼梦》的民主性或人民性作何理解呢？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能理解作者及书中的主人公对大观园中被奴役、被侮辱和被迫害的人们的深切同情。1961 年12 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将《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他还说：《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这些话，对研究《红楼梦》与《金瓶梅》的继承关系，发掘它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的精华，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进一步向“左”转。1963年5月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他说：“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三十三人。写奴隶，如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属于四大家族的。”

　　接着，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同几个哲学工作者更具体地谈到如何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他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转引自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221页）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已明白无误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他无需乎再像1954年那样借助文学评论的形式来打开阶级斗争的缺口，缺口早已打开，他的这番红学谈话不过是阐述基本路线的辅助手段。因此，当时在理论界学术界和文艺界都没有引起什么新的风波。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总纲或主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读？人们的视角不同，看法容或不一。毛泽东以小说为自己的政治观点作论证，信手拈来，自然成趣。即从学术方面来说，他也确有独到的见解。只要不把他的话当作真理标准，作为“红学”一家言，何尝不好？不幸的是，毛泽东的这些话流传到“文革”时期，一概变成“最高指示”。特别是在1973至1974年的“评红热”中，抓住毛泽东的片言只语，不少人写文章计算大观园一共死了多少条人命，贾府有多少血泪帐，每天挥霍了多少银子；用“交租单”“高利贷”“吃、穿、住、行”等经济细节的罗列统计，代替了对艺术形象的具体分析，这就引向了庸俗社会学的歧路。至于将第四回作总纲，也有相当道理。因为第四回“护官符”揭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典型环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果不着意于揭示人物性格的奥秘，只是在环境上兜圈子，那就难以升堂入室。

　　1973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两次在重要会议上提出《红楼梦》是写政治斗争的。说作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是掩盖的。此说一出，梁效和大小报刊，便纷纷为此作注疏，将爱情划为禁区，硬说曹雪芹“千方百计用‘谈情’来掩盖书中描写的政治斗争”，还说这是《红楼梦》的“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其实，借男女写君臣，借爱情写政治，原本是索隐派的故技，如此反复转悠，岂不又落入了“旧红学派”的窠臼？！

　　（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早年崇信圣贤创造历史，他把人分为圣人、贤人、愚人三等，称颂“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到晚年，他虽然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保留着圣贤创世说的深刻影响，但在显意识的层面上，却按照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将人们划分为贫与富、贵与贱、长者与少者、大人物与小人物、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并积极宣扬“奴隶史观――造反有理论。”《贺新郎・读史》就是这种历史观的集中表现：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他在成都会议（3月23日）上说：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他历举外国的释迦牟尼、耶稣、马丁・路德、达尔文、马克思，中国古代的孔子、颜渊、屈原、贾谊，近代的康有为、章太炎、邹容等一大批人物，说明青年人一旦抓住真理，就敢于藐视古董，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在同一时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兴来时写下了一千多字的批语。其中除考记王勃的经历以外，还把王勃的文学成就同其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片。”王勃的早逝，触发了他更多的感慨：

　　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才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转引自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这段卷头眉批强调“贫贱低微”受压抑的地位是形成“生力旺盛”“敢想敢说敢于”的创造精神的内在动因。它继承了“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的传统学观念，而又把它扩展到文化创造的各个领域，终于作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独特论断。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经常讲“破除迷信”，就是要破除对“高贵者”的迷信。稍加分析，似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分析国际形势。他说，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①他认为新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一连举了十件事来论证“东风压倒西风”。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还运用思辨的方法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的道理：“我问过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都摇头说，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若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天上，同时又是住在地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若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神仙吗？第三，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算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在这里，毛灵活地运用了他所擅长的辩证方法，阐明矛盾双方――天上和地上、神仙和凡人、洋人和土人――的地位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由此得出结论，洋人，包括帝国主义在内，并没有什么可怕。

　　第二，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1956年，苏共二十大系统地揭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和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十分关注，并力图从中吸取教训，另辟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57年，两类矛盾大量暴露出来，毛泽东由于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造成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自此以后，毛的思想急遽向“左”方倾斜。一方面，提出要继续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另一方面，又决心否定苏联模式，通过土法上马和大搞群众运动来发动“大跃进”。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对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相当系统的批评。当回溯过去的历史时，他说：“中国革命是违背斯大林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1937年开始，到1938年8 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

　　① 此语出自《红楼梦》人物林黛玉之口。

　　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是一个重要转折，“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

　　但是，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于打死，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他还提出“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批判斯大林，解除了长期以来的精神压力，使他感到高兴。但反对个人崇拜，可能削弱他的领袖地位，也可能还与他潜意识中的“圣贤创世论”相抵触。因此，他又为这种新的压力而感到担忧。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人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而这两个问题又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4月的汉口会议上说：“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外国人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要破除对洋人的迷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也要破除对洋人的迷信。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还提出，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方面都受到来自苏联的广泛影响。经济领域的计划工作、重工业建设、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照搬苏联经验，尤为突出。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迷信洋人。缺乏独创精神。他提倡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他认为，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他反复强调要打破各种束缚创造精神的规章制度。

　　第三，破除对专家学者和教授的迷信。

　　五十年代前期，毛泽东接连发动了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以及对胡适、胡风的批判，采取的是解剖麻雀、教育一般的办法。只有胡风等极少数人划入敌我矛盾，多数知识分子则主要是从中接受教育，改造思想。1957年的反右采取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办法，给几十万人带上了取不掉的政治紧箍。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于3月20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重新分析了阶级状况，认为中国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右派，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无心无意”；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同年11月12日，他又在武昌会议上说：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为了从政治思想上消灭剥削阶级，首先就得把那些“无心无意”的右派“搞臭”，在他们彻底孤立以后，再加以分化瓦解。1958年4月6日他在汉口会议上提出的办法是：“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30万人口以拉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他想用这种一打一拉的办法，把其中少数人分化过来。

　　至于那些“半心半意”的专家和教授，则是团结的对象。但要团结和改造他们，首先得破除对他们的迷信。

　　1958年3月23日，毛在成都会议上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的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不能忍耐了。”

　　为了破除对教授的迷信，他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诸如：领导干部到大学当兼职教授，与书斋学者共比高；中央和省委办理论刊物，搭班子写理论文章；各级领导种试验田，做出高产样板；炼钢土法上马，大搞群众性的炼钢运动；层层办红专大学，培养又红又专人才；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提倡标新立异；插红旗，拔白旗，辨明前进方向；发动采风掘宝，人人写诗作歌；??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心情特别愉快，话也讲得特别多。单单成都会议就作了六次讲话，插话还有不少。但千言万语，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破除对“高贵者”的迷信，解放群众的能量。正如1958年5月5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首次讲话中所说的：“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这一段话比较鲜明地表达了他致力于破除迷信和发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三）《张鲁传》批语

　　毛泽东是农家子弟，从小目睹旧社会贫苦农民在封建统治下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的悲惨处境，早就立下了要以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按平等与平均原则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宏伟抱负。五四前后，他有过无政府的梦想，作过“工读互助”的尝试，还设计过建设”新村”的详细方案。革命战争年代，他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他觉得那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生活。进城以后，以苏联为榜样，改行薪金制、军衔制，他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他消除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试图构思一个更新更美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构思的过程中，早年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又重新浮现在眼前。大同理想如何实现？最新最美的图画如何着笔？他的想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搞人民公社。

　　早在1955年加速推进农业合作化时，毛泽东就有将农业社规模加以扩大的打算。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又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4月，根据他的意见，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5―6月，由河南遂平县、平舆县带头，将农业社归并为六千户至九千户的大社。

　　7 月1 日，陈伯达在《红旗》第三期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中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就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7月16日，陈伯达又在《红旗》第四期发表了他在北京大学为纪念中共诞生三十八周年所做的报告。这个报告传达了毛的重要指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8 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南、山东等地视察时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同志视察山东农村》1958年8月13日）从此，“人民公社好”的呼声响彻全国上下，各地都出现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月底，有的省便实现了公社化，有的地方甚至声称他们的公社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北戴河会议所作的讲话中，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要实行。”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三个月，出现了大办公社的热潮。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混乱情况。于是，接连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共产风”。这几个会议都是降温的会议。全会并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然而，降温的幅度是有限的。相反地，在这三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连就《张鲁传》作了批语和谈话，所吐露的恰恰是“实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的急切心情。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说：

　　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吃饭、吃内部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由来已久了。

　　这是第一次提到张鲁，着重讲“吃饭不要钱”，称赞那是由来已久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作风。

　　同年12 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翻读《三国志・张鲁传》，并于7日留下随手批写又随手涂掉的一段批语：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多了。

　　在这里，他把张鲁的神道治病同人民公社的群众性医疗运动，“置义舍”和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写上又涂掉，可能是嫌这段话还不足以准确地表述他读《张鲁传》所引发的许多思绪和联想罢！

　　三天以后，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毛泽东又重读了《张鲁传》并作了近三百字的一段批语：

　　我国从汉未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吏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如，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待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这一段批语，看来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他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的新创词汇来诠释《张鲁传》，将汉末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作了多方面的比较，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在小农经济土壤心内容与根本线索。虽然毛泽东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有所警惕和批评，并曾采取措施，纠正已经察觉到的某些明显失误。但是，他的灵魂深处，却仍然对历史上的五斗米道有着衷心向慕与依恋之情。他力图从那种平等与平均的理想出发，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这种“左”倾理论与政策1959年遭到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批评和抵制，但他却反而把这些统统当作阶级斗争加剧的证明。因此，每一次纠“左”的努力，反而带来“左”倾升级的恶性循环。1962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对前段“左”倾错误作了较为认真的反思，毛泽东又疑窦丛生，自此逐渐滋长了对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的不信任感。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总结和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主要矛看的提法出现分歧。此后，中央一线的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遇到问题不再与刘少奇及中央第一线通气，而是积极支持林彪的“活学活用”与江青暗中策划的写作活动。中共中央表面上还是一个统一体，但实际上已开始走向分裂。这种分裂，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权力斗争。应该看到。权力斗争的背后，的确有思想路线和文化取向的分歧。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的失误，毛、刘都负有责任。大跃进和公社化失误以后，刘少奇等开始进行比较认真的反思与纠偏，毛泽东却仍然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恋恋不舍。矛盾与分歧有逐渐加深之势。如何解决矛盾，清除分歧呢？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苦思焦索，终于决定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齐世荣

　　沈志华同志的大作《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即将出版，索序于我。我对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没有专门知识，不能对书中的具体论点发表意见，但读后印象颇深，故拟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谈点意见，以供读者参考。

　　撰写历史著作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尽可能搜集丰富的史料，然后加以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分析与综合，形成作者的论点。这些本都是史家应下的功夫，但今天却有一些人对此置之不顾，专走“捷径”。他们主观主义地先想出一些观点，然后找几条材料予以“证明”。这类文章，乍一看来也似乎有理有据，但如仔细审阅一番便不免破绽百出。沈志华同志的大作在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查阅了苏、美、中三国的档案，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并阅读了大量的回忆录、日记等一手史料。对于当代人的著述他也广泛阅读，吸收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二十几年前我已认识沈志华同志，那时就觉得他是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现在，他在学问的大道上已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著述丰富，日益成熟。明末清初大儒顾亭林说：“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我希望沈志华同志谨记顾亭林的话，继续努力，攀登历史科学的高峰。

　　作者简介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在北京。初中毕业后应征入伍。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北京石景山发电厂。1976年春因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言论公安局拘捕。1977年11月得到平反，被调到北京电业管理局政治部宣传处负责出版《北京电力报》(现《中国电力报》)。1979年5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现代史专业。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肄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下海经商。1991年在北京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并在中国史学会下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资助史学专著出版和其他学术活动（已经资助出版史学专著70余部），一方面继续从事苏联史、中苏关系史的研究。1996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1997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1998年被北京大学历史系聘为兼职研究员，为研究生讲课；2000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为研究生讲课；200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为名誉研究员。

　　毛泽东在1976年病危之际，曾召见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等人倾诉衷肠，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赶走蒋介石；第二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足见“文革”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从表面看去，“文革”似乎是对传统文化的破除；但从深层来看，无论是它所追求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模式还是乱中求治的战略，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下面我们将约略对毛泽东策划、发动和维护“文革”的有关言行作一些论析。

　　（一）真假海瑞与钟馗

　　大跃进的狂热，不但带来了经济困难的严重局面，而且也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由于党风不正，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讲真话。一旦领导决策失误，就难以得到纠正。毛泽东为此深怀隐忧。195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看了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于是，他把《明史》找来，讲了一段直言敢谏的故事。接着又在4月初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学习海瑞的问题。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信，意见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海瑞是海南岛人，当时属广东省），很有荣誉。他还说，己把《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他号召我们的革命干部“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他并且指出，各级干部不敢坚持真理，无非是“怕”。为此，他提出要有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此外，他还提出要找研究历史的人写宣扬海瑞的文章。

　　八届七中全会过后，胡乔木将毛的讲话精神转告吴晗，吴晗对《明史》研究有素，便欣然命笔，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于1959木审订。乔木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庐山会议之后，才来得及审读。此时风向丕变，报刊上已开始出现《真假海瑞辩》一类文章，说彭德怀是假海瑞，真魏延。吴晗出于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戒慎恐惧的心理，加上乔木的婉言敦劝，便在文后加上一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尾巴，以示与彭德怀的“假海瑞”划清界限。此文于9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读过这两篇文章以后，就来找吴晗，开始是请他讲海瑞，接着是请他编写剧本。1960 年，这位历史学家终于“破门而出”，耗费一年心血，七易其稿，写成京剧《海瑞罢官》。剧本全文发表并公开演出后，受到各方热切关注。报刊上由此而展开了关于历史剧、清官问题的讨论，学术界一时呈现颇为活跃的景象。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韩非子・说难》）吴晗曾经把自己的剧本比作一块砖头，说可以抛砖引玉。但这块砖头一旦碰到龙的逆鳞上，就可能惹出大祸来。对这一点，他似乎认识不足。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针对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江青抓紧这个时机，在北京找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但未成功。

　　1965 年2 月，江青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到上海与柯庆施、张春桥密商，决定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文章。姚文元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与“退田”有关，以便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批“单干风”联系起来。文章十易其稿，毛亲自审阅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便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姚文元把《海瑞罢官》与三年困难时期的“单于风”联系起来，帽子已经扣得很重，但康生还以为未足，他要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于是，便引出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的谈话：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转引自薄一波《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见《新华文摘》1993年第10期，第63页）此言一出，要害从“退田”转向“罢官”，政治批判的性质更尖锐了。江青便踌躇满志地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后来，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这就和盘托出了批《海瑞罢官》的指归。

　　从1959年初的提倡海瑞精神，到1965年的批《海瑞罢官》，悠悠六度春秋，方向盘已经旋转180°而朝向反面。当毛泽东说“彭德怀也是‘海瑞’”时，彭德怀已然是一只死虎，矛头实际上指向了彭真一刘少奇。为了推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上窜下跳，使尽了全身解数。后来她在特别法庭的被告席上曾经说过：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毛泽东叫我做的。我是他的一条狗，他说要咬的，我就咬。此话未可全信。不过，就批判《海瑞罢官》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言，她的行动的确得到毛的有力支持。

　　如果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公开发出的信号。那么，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就是对“文革”所作的战略布署

　　其一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毛泽东致江青信》1966年7月8日，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6页）这是根据治乱循环的传统历史观所制定的战略方针。1917年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时就写过这样的批语：“治乱迭乘，和平与战争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半个世纪以后，他又回归到了这种历史循环论，并决心通过动乱来摧毁他认为已经变“修”了的党和政府机构，然后重建他理想中的最美好最纯净的大同社会。1962年8月，他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要承认阶级斗争长期存在，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这样的动乱与重建，要重复多次，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为什么不采取和平的方式而要采取制造动乱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他的回答是：“树欲静而风不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自1957 年反右以后，他经常讲这类话。直到晚年，还给身边护士孟锦云讲过武则天的故事。据云，一位大臣见武则天经常杀人，就向她提意见：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当天晚上，武则天叫人在殿台下点燃一炉火，四面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嘛！毛泽东多次提倡“鸣放”，又多次发动所谓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同武则天说飞蛾扑火一样，他相信牛鬼蛇神总会自己跳出来。他认为，经济上的阶级消灭了，还有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主动发起的一场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其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以“天下大乱”为手段，以“天下大治”为目的。

　　但是，毛泽东对自己控制动乱的能力估计过高，而对“文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则估计不足。他发动文革，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打开了宝盒一样，从中飞出各种灾害、祸患和疾病的小妖，造成天下大乱。但毛泽东想尽了各种办法，再也无法把这些小妖收回到宝盒中来，达到所谓“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是他的终身憾事。

　　其二是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同上，王年一书）

　　按钟馗辟鬼之说，始于唐明皇，此后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毛泽东那时就看出林彪宣扬个人崇拜，是想借毛作为钟馗来打倒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当时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毛甘愿充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的钟馗”。1963年，毛泽东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并且认为，还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林彪的活动满足了这种需要，因而受到毛的青睐。

　　从历史上看，中国有几千年皇权统治的传统。毛泽东虽不崇拜皇帝，却崇拜圣人。五四以后，他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晚年经常宣扬奴隶史观，但“圣贤创世论”仍蛰居潜意识的深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43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否决权，这已向个人崇拜跨出了危险的一步。但当时毛泽东谦虚谨慎，并不滥用最后否决权，因此，革命事业顺利发展，领袖威望日益提高。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中共八大也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新的党章删掉了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也不再提毛个人的最后否决权。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发展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和个人专断的作风。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并且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

　　和崇拜个人混淆起来了。马列原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是科学，需要认识和掌握，运用和发展。但不宜提倡“崇拜”，因为一提崇拜，就把它变成了偶像和教条，尤其不能提“永远崇拜”，因为科学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彭德怀，让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林彪一上台，就积极宣扬个人崇拜。首先提出学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然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又作了别出心裁的讲话。他把发动“大跃进”的错误，说成是“精神收入”“很大很大”，付点学费是值得的，然后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说主要是其他人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左”边去了。最后说：“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正当毛泽东工作严重失误时，林彪极意为他文过饰非，毛果然十分欣赏。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

　　“文革”开始，林彪除了大讲“政变经”“反复辟”以外，还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准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7 月8 日，毛泽东给江青信，对林彪的讲话，感到有些不安。但为了共同“炮打司令部”，宁愿暂时当个钟馗。其实，他内心是很矛盾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们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上引王年一书）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林彪上升为副统帅。他的一伙人，得志更猖狂，发明了许多类似宗教仪式的东西，诸如“早请示”“晚汇报”，设“宝书台”，跳“忠字舞”等等。同时又称颂林彪最“高举”。理所当然，群众要“紧跟”，便首先要“紧跟”那举得最高的“副统帅”。对他们搞的所谓“大树特树”的一套，毛泽东渐渐不耐烦了，他说：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们自己。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议的首要议题是为修改宪法作准备，其中涉及到是否“称天才”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早就主张不“称天才”，不设国家主席。陈伯达与林彪一唱一和，试图以“捧杀”的方式夺取最高权力。毛泽东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决定先从陈伯达开刀。8月3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转引自上述王年一书）

　　批陈以后，林彪深感前途叵测，如坐针毡。随着他的武装政变阴谋破产，便出现了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批陈随即转向批林。此时党内传达了毛泽东在1966 年给江青的信，表明毛对林彪的野心早有察觉。他们暂时联手，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及中央第一线。目的既达，联盟自然崩解。不过，按照治乱循环，“七八年来一次”的理论，打“鬼”正未有穷期。刘少奇是第一阶段按计划被打倒的，林彪是第二阶段因抢班夺权而被摔死的，江青是是不攻自破？

　　（二）《五七指示》

　　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第二天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1966年5月7日

　　中共中央于5月15日将这封信转发全党，并在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个文件下达的第二天，又发出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按毛泽东的意图，“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五一六通知》主要讲如何破旧，即摧毁已经变“修”了的上层建筑，“砸烂旧世界”。《五七指示》则主要讲如何立新，即展露“建设新世界”的蓝图。

　　毛泽东的理想蓝图，可说是由来已久。1919年的《学生之工作》，作过写意的描绘。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大胆实验。这一次的《五七指示》，在公社化运动受挫之后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发出，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

　　1958 年发动公社化运动时，毛泽东说：“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些，便于领导。”《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则不但把各行各业合在一起，而且还要取消固定的分工，实行“亦工亦农、亦丈亦武”，以便消灭差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见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十分明显，这是以返回自然经济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它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背道而驰的。的发展水平相联系。人类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原始村社的人们共同进行同一种劳动，当时只有按性别、年龄进行的自然分工，而没有专业殊途的社会分工。后来随着金属工具的制造及其广泛使用，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于是逐渐从农业中分化出工业，乡村中分化出城市，体力劳动者中分化出脑力劳动者。三大差别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将来也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消灭三大差别。但毛泽东却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尽快地消灭三大差别。由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并管理大、中、小学；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劳动；如此等等。从总体上看，《五七指示》正是将农村人民公社的模式进一步向部队、城市和文教领域推广和发展。其基本精神，是提倡城市向农村看齐，工业向农业看齐，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看齐，总之，是以向后看齐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和实现平等与平均的“大同”理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构架，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到《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就只有工、农、兵、学，抽掉了商业一行。虽只一字之减，但关系重大。

　　“大跃进”升温时，毛泽东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主张（1958年8月毛泽东在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降温时又说过，中国的“商品生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见《政治经济学笔记》）

　　但是，经过60年代关于反修防修的反复思索之后，他下定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就是一个消灭了商品的、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从《指示》发表，一直到离开人世，他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出现过反复。

　　“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和“文革”受挫之后，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44页。）他对“文革”没有能彻底“砸烂旧世界”和重新建构一个纯净美好的“新世界”感到深深的遗憾。

　　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和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表明，“文革”在实践中遭受惨重失败之后，他仍然执著地追求最纯净美好的“大同”理想，并从这种理想出发，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和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作了很深的误解，乃至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等，看成与资本主义差不多，提出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比《五七指示》更具理论色彩，但他的语调相当低沉，不复像发出《指示》时那样充满信心了。

　　活动的时间长达60年。他的著作等身，而最集中地表达其“大同”理想的则莫如：早年的新村计划；发动公社化运动时写的《（张鲁传）批语》；发动“文革”时写的《五七指示》；“文革”后期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等等。将这些文件联系起来思考，可以清楚地看出，追求平等与平均的“大同”理想，是贯串始终的一根红线。

　　“大同”理想的经济背景是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这种理想源远流长。《礼记・礼运篇》就作过经典式的表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干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篇》的作者，假借孔子的名义，依据古代传说，确认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互助互爱，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之世。但后来出现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因此，就需要用“礼”来维护社会秩序，消弭战乱。禹、汤、文、武、周公、成王都属于这种“小康”之世的圣人。

　　《礼运篇》虽把“大同”当成一去不复返的“太平世”，但它却仍能激起历代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的热情关注和向往。直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康有为、孙中山，都以“大同”理想作为激励社会改革和革命的口号。特别是康有为还在《注札运》的基础上撰著《大同书》，详细地描绘了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消灭了家庭，婚恋绝对自由，男女完全平等独立。由社会设立育婴院、恤贫院、医疾院和养老院及各级学校，来解决人们从幼到老的生活、医疗和受教育等问题。消灭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实行公农、公工、公商，为全社会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因此，它是一个公产的、“无有阶级”的社会。消灭了国家，撤销了法庭、监狱和军队，“大同公政府”由选举产生，它的主要职能是用来管理经济文化和各种公共福利事业。

　　毛泽东早年一度崇信康有为的三世大同学说。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鸽，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两年后，他撰写《学生之工作》，所陈述的“新村”构想，更反映了《大同书》的明显影响。三十年过去，毛泽东经历长期艰苦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贫苦农民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同，他们在逼得走投无路时，往往用揭竿而起的暴力行动，打破封建统治，按照“平等”“平均”的理想，建立过短暂的革命政权。张鲁的“五斗米道”，以神道治病，设义舍，置义米、义肉维持政权达三十年之久，毛泽东多次加以称赞，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的老传统。他自己所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也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诸如军队和干部的供给制，群众中的互助合作，都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传统。毛泽东十分珍惜这种新、老传统和纯净美好的“大同”理想。但他愈来愈觉得他亲手缔造的新中国，既丢掉了战争年代的好传统，又未能趋赴他所衷心向往的“大同”理想。为此，他不惜发动“文革”加以“砸烂”，按《五七指示》进行重构。直到临危之际，还淳谆告诫全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为身后可能有人起来否定“文革”而忧心忡忡。“文革”开始时，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后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见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毕生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实现无期，这就使得他暮年的心境显得格外悲凉孤寂。

　　① 毛泽东1917 年的三篇代表作是：《体育之研究》、《与黎锦熙论学书》、《《伦理学原理》批语》。

　　（三）批孔扬秦与评《水浒》

　　“九一三”事件过后，江青一伙发现林彪的住处悬挂着宣扬儒家格言的条幅：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毛泽东由此想到批林可与批孔相结合。1973年春，他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7月5日，他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在《十批判》（即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再过一月，即8 月5 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①，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念完诗，毛泽东又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8 月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杨荣国作《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8月13日，又发表了杨荣国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先验论的斗争》。这两篇文章为批林批孔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8月24日到28日，中共召开十大。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筹备十大时，江青提出要将毛评述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写入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暂不公开发表。但通过十大，江青集团在中央的力量有所增强。他们多方煽动批林批孔来制造新的动乱，影射、攻击周恩来，加快夺权的步伐。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转引自王年一书）

　　在毛泽东一系列批孔和尊法扬秦言论的鼓舞下，江青指使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经毛批准，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将《林彪与孔盂之道》转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

　　从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来，写文章批孔已经是家常便饭，不秦呢？直接的诱因，是林彪集团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予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为当代的秦始皇。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名，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对林彪集团的攻击，毛泽东不是反驳，而是打收条，并又举而扬之。为此，对毛与秦更有进行一番对比研究的必要。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同秦始皇的封建阶级专政，阶级基础截然不同。但两人都是一定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开创者，他们的功业，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就政体而言，两者都是高度集权的专政体制。就历史地位而言，秦始皇战胜六国，建立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大帝国，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毛泽东通过长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代表着社会变革的新方向。就思想体系而言，秦始皇钦服韩非，重用李斯，行法家之法，反对据古非今；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提倡“尊法批儒”，主张“厚今薄古”。

　　秦始皇最著名的暴政是“焚书坑儒”。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有战国时代的遗风，好议论时政。“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卷88，《李斯列传》）为了抑制非议，李斯建议采取专制手段，禁止私人讲学。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和秦国史记以外，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集中焚毁；下令后三十天不上缴所藏私书者，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示众，是古非今的人灭族。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法令。焚书的第二年，在秦始皇严命之下，秦御史对在咸阳的方士儒生进行了审问，并采用互相告密的办法，揭发出“为妖言以乱黔首”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将他们统统活埋在咸阳城郊。

　　早在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厚今薄古”时，就称赞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林彪在旁插了一句：“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接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人，我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个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讲这番话正在1957年反右以后，反右一次就揪出55万个右派。迨至“文革”时期，被送进监狱、“牛棚”和下放改造的知识分子，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当然，毛的策略是：保存肉体，改造灵魂。这一招比秦始皇高明得多。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其真实意图，既不在批判已经被打倒的林彪和孔子，也不是要为秦始皇做翻案文章。他主要着眼于解决对待“文革”的态度问题，即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肯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江青集团积极煽动“批林批孔”，其目的与毛有相同的一面，即要求进一步肯定“文革”，防止“右倾翻案”。也有不同的一面，即他们通过搞影射史学，塞进了“批周公”的私货，妄图从乱中夺权。毛泽东既鼓励江青一伙推动“批林批孔”，又不允许他们“迫不及待”地夺取最高权力。为此，运动一波三折，恍惚迷离。直到1974年底，江青“组阁”阴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运动遂戛然而止。

　　但“批林批孔”余波未息，评《水浒》之风又起。

　　1973 年12 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的讲话中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当时，他为了要肯定“文革”的成果，己在发动批林批孔，反对“复旧”。同时，又对各军区司令员进行大调动，防止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军队干部拥军自重，雄踞一方。他所说的“接受招安”、“出修正主义”都是指否定“文革”的倾向而言，与批林批孔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1974 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批林批孔已告一段落。但党内外对“文革”的态度，仍然存在着分歧，这个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无时或释的一块“心病”。1975年8月13日，毛在同奉陪诵读古诗词的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获谈话时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 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8月14日，芦获将毛有关《水浒》的谈话整理成文，送姚文元看。当日，姚文元如获至宝，立即给毛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中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未提出了几条具体措施：“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了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毛泽东批准了姚文元的请示信。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从此，依据毛泽东的旨意而写作的评《水浒》文章，便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有的还塞进了“四人帮”的私货，以批投降派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1975年9月20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进入手术室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即此可见，评《水浒》对他的压力是何等沉重！毛泽东喜欢讲“两点论”，他经常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文革”后期的评《水浒》，主要是从防止否定“文革”的需要出发，看到它的反面。但在此以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则主要是看它的正面。甚至可以说，毛的一生事业部与梁山英雄的造反精神分不开。少年时代，他就好读《水浒》，崇拜那些上山扎寨的绿林豪杰。1917年中秋节在湖南一师的后山上与青年朋友们讨论救国之道，毛泽东提出的办法地的中国式革命道路。1944年1月，《逼上梁山》在延安平剧院上演，他带着兴奋的心情写信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都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不但旧剧舞台变了，整个中国政治舞台也变了，毛泽东成了新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但他感到头十七年演出的第一幕缺乏新意。“文革”是别开生面的第二幕，以闹剧开始，以悲剧结束。帷幕未落，已群情佛然。1975年评《水浒》的视角转向于批判投降派，是他料到身后将会出现否定“文革”的“右倾翻案”、“修正主义”或“投降主义”，先下手打一次预防针。

　　《醒世恒言》中有一首诗：“世事纷纷一局棋，输赢未定两争持；须臾局罢棋收去，毕竟谁赢谁是输。”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溘然长逝。“文革”局罢棋收，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主要参考书目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

　　《杨昌济文集》，王兴国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达化斋日记》，杨昌济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李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等著，三联书店1986年版。

　　.《晚年毛泽东》，萧延中编，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毛主席的文化性格》，陈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读史》，张贻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

　　《杨昌济文集》，王兴国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达化斋日记》，杨昌济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李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等著，三联书店1986年版。

　　.《晚年毛泽东》，萧延中编，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毛主席的文化性格》，陈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读史》，张贻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从中苏关系角度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

　　在1950年，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对此后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事件：第一，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对莫斯科长达两个月的访问，新中国和苏联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二，朝鲜半岛在6月25日爆发了大规模内战，美国立即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进行军事干预，10月19日中国派兵进入朝鲜作战，最终形成了后来历史上所谓的朝鲜战争。

　　那么，在相继发生的这两个事件之间，即中苏同盟的形成与朝鲜战争的起源之间，究竟有没有直接的联系？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是历史学家在研究朝鲜战争和亚洲冷战历史中关注和考察的对象。然而，由于缺乏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史料，在1980年代以前，关于这一课题比较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还不多见。

　　7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次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高潮。首先是美国杜鲁门图书馆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朝鲜战争25周年之际召开了一次大型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一批历史学家外，还有许多当时参与美国决策的军人和政客，如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MatthewB.Ridgway)、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欧内斯特.格罗斯(ErnestA.Gross)、杜鲁门(HarryS.Truman)总统的特别顾问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W.Harriman)、美国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J.LawtonCollins)、美国驻韩国大使约翰.穆乔(JohnJ.Muccio)等等。会后编辑出版了《朝鲜战争：25年后的观察》一书，引起了人们对朝鲜战争研究的再次关注和兴趣。1976年美国国务院编辑的多卷本文献资料集《美国外交文件》(FRUS)开始公布有关朝鲜冲突的美国档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部1979年出版了介绍美国军方关于朝鲜政策的两部著作。其时，英国档案也陆续公布。到1984年，《美国外交文件》中朝鲜战争时期的各卷全部出齐。

　　这一时期，西方史学界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著作迅速增加。不过，这一时期对朝鲜战争历史进行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美国的档案文献，朝鲜战争研究的主体也在美国，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群体。在西方研究者中，无论是什么学派，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以及研究的出发点多数是以美国政策为核心的。在冷战激化的50-60年代，产生了传统学派；在美国出现反战高潮的70年代，出现了修正学派；到冷战结束时期的90年代，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一情况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冷战和朝鲜战争历史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即使涉及到朝鲜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问题，也大多是以美国对苏、对华的政策为对象进行研究的。

　　在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中，有关中苏同盟以及中国出兵朝鲜等问题的讨论，只是在最近几年才不断推出了许多很有学术影响和价值的研究成果。其原因在于，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的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量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是80年代末才开始陆续公布于世的。

　　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出现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4卷(1987-1990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18卷(1992年)、《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卷(1992-1993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6卷(1993年)、《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同时出版的还有《彭德怀军事文选》(1988年)、《周恩来外交文选》(1990年)、《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1990年)等。这些以及随后不断出版的文献资料集，公布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和建国初期中苏关系的中国档案。此外，在有些官方出版的研究著作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材料，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988年)、谭旌樵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1990年)、王焰等编的《彭德怀传》(1993年)、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994年)，特别是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年谱》(1996年)和《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97年)等。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料。其中为学者广泛引用的有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杜平的《在志愿军总部》、洪学智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柴成文和赵勇田的《板门店谈判》、外交部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雷英夫的“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吴瑞林的《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等等。

　　中国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的出现，不仅促进了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中国领导人出兵朝鲜决策的46封电报被译成英文在美国杂志上全文刊出。把更多中国档案文献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学者的是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辑、出版的不定期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将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作为附录，全文或摘录翻译刊出，如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的论文《威胁、保证与和平的最后机会：毛泽东有关朝鲜战争电报中的教训》，特别是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路易斯、薛理泰的专著《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作为附录，该书收入了有关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82个档案文件，其中62个文件译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此外，笔者得知，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已经由旅美华人学者陈兼译成英文，即将在美国出版。

　　随着这些重要文献资料的解密或发表，90年代初陆续出现了一批利用中国最新材料研究中国介入朝鲜战争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国内的主要论著有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齐德学的《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李海文的《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熊华源的《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王亚志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和《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国外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郝雨凡、翟志海的《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1990年)；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的《威胁、自信与和平的最后机会》(1992年)；迈克尔.亨特的《北京与朝鲜危机》(1992年)；冈察洛夫、路易斯、薛理泰的《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1993年)；陈兼的《中国通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冲突的形成》(1994年)、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与朝鲜战争，1950-1953年》(1995年)等。

　　进一步把国际学界朝鲜战争研究推向高潮的基础，在于俄国最新史料的大量涌现。90年代初，俄国开始大量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真相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YooSongchol)、内务省副相姜相浩(KangSangho)、驻苏大使李相朝(LeeSangcho)、朝鲜劳动党书记处书记林隐(ImUn)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的苏联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如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T.F.Shtykov)、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M.S.Kapitsa)、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洛博夫(G.A.Lobov)、担任驻朝军事专家领导工作的波尔特尼科夫(G.Poltnikov)、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NamIl)的首席顾问索济诺夫(V.D.Sozinov)等人。

　　其时，封闭多年的俄国档案文献也开始陆续解密，特别是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40周年前夕，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于1949-1953年朝鲜战争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J.V.Stalin)与金日成(KimIlsung)、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与他们在北京和平壤的代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总计1000多页的新的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军事档案馆。1994年6月，叶利钦(BorisYeltsin)总统把215件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件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KimYoungsam)，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的白宙铉(BaekJuhyun)等人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朝文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随后在中国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

　　与此同时，有些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俄国档案馆中也发掘出不少档案材料，并在他们的论著中加以引用或全文刊出。如凯瑟琳.威瑟斯比的《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1945-1950年)：俄国档案中的新证据》和《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1993年)；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的《对此应该惧怕吗？》(1993年)、弗拉奇米尔.彼得洛夫的《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中的作用：已经解密的秘密文件》(1994年)、阿.符.托尔库诺夫和叶.普.乌菲姆采夫的《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1995年)；亚力山大.曼绍洛夫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国档案的新据》(1996年)；叶甫根尼.巴加诺夫：《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分析：1949-1951年》(1996年)等。

　　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朝鲜研究中心还与俄国外交部的外交学院签署了共同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学术合作协议，从而得到了一批俄国解密的原始材料。目前该中心正在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合作，对这些文件进行整理和翻译。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一方面将这批文件的复印件提供给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并存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第七层，以供研究者使用，一方面把其中的200余件档案译成英文在《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95/96年第6-7期刊出。

　　俄国发表的当事人回忆录和访谈录，特别是俄国档案文件的解密和传播，引起了俄国、韩国、美国以及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又出现了一批利用俄国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讨论朝鲜战争历史的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有前面提到的俄国学者沃尔科格诺夫、托尔库诺夫、曼绍洛夫、巴加诺夫等人的论著；韩国学者的论著有朴文洙的《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1994年)、朴明林的博士学位论文《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1994年)等；在西方学者中，最突出的是前面提到的威瑟斯比的一系列论文，以及乔恩.哈利迪的《苏联在朝鲜的空战》(1993年)、威廉.斯德克的《国际历史中的朝鲜战争》(1995年)等。中国学者使用俄国文献研究朝鲜战争的论著有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发表的青石(杨奎松)的文章《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以及笔者的专著和论文等。

　　这次的研究热潮一直持续到2000年，正值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在此前后，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关于中国方面的重要史料，有官方出版和发表档案文献，以及根据档案资料编写的工具书。至于俄国的档案文献，除了俄国学者在专业杂志进行的简要介绍外，主要是韩国国防部军史编撰研究所影印出版的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106件军事档案。此外，笔者在多年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的过程中，对有关朝鲜战争的文献情有独钟，为让更多的可以使用中文研究这一课题的各国学者能够利用这些重要的史料，特将其中有关朝鲜战争的700多件档案(包括附件)的中译文编辑成书出版，取名为《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三卷本)。

　　这一时期中国出版的相关专著很多，主要有齐德学的《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林利民的《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逄先知、李捷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以及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等，还有数量更多的学术论文。国外学者也有许多新的学术成果发表，并且已经将研究重点转向新的领域。

　　总之，随着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及口述史料大量公诸于世，北京和莫斯科已经越来越引起各国有关学者的广泛关注，现在召开关于朝鲜战争历史的国际学术会议，没有中国和俄国学者参加是不可想像的。档案材料的多边化还引起了研究方向的国际化，这表现为很多研究者的兴趣已经从对朝鲜战争中美国政策的分析转到对中国和苏联政策的研究，许多美国学者打破了西方外交史的研究系统，过去各种学派分野的界限已经模糊。更重要的是，各国学者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不是仅从本国的角度，而是从世界范围和国际结构的角度，利用多边档案，研究多边问题。这无疑是朝鲜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可喜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对朝鲜战争起源进行的研究，也就再次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对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中，始终存在着种种对立和分歧的看法。这里除了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原始材料的限制以外，还有一个研究方法和概念使用的问题。即使人们抛弃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但是由于研究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或者各自使用的概念及其含义不同，往往容易陷入无谓的争论。为了便于论述，本书在讨论主题――朝鲜战争的起源及其与中苏同盟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对研究方法及概念界定做几点说明。

　　第一，在战争起源的讨论中，人们常常使用“第一枪”这个概念。关于谁打了朝鲜战争“第一枪”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但是仍然毫无结果。其实，在这里所谓“第一枪”的问题，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事实上在军事冲突中究竟是谁先打了第一枪往往是说不清的问题，有意发动进攻者往往引诱对方先开第一枪，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况且，在6月25日战争爆发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三八线的军事冲突已经发生了一年多，那么在这数千次的交火中，究竟哪一枪算是“第一枪”？所以，人们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搞清究竟是谁先打了“第一枪”。问题的关键在于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带有全局性的军事行动――这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无论这种军事行动是属于主动进攻，还是属于被迫反击，其结果都是使这场战争成为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成为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研究的起点。否则，即使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再延续一年也未必会成为全世界注意的中心和大国对抗的焦点，这一冲突引发的结果也未必会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换句话说，使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5日大举越过三八线这一军事行动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是什么，斯大林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国际背景是什么，这才是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本书分析和论述的基点就在于此。

　　第二，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概念应该有一个更为宽泛的界定。以往谈到朝鲜战争的起源，人们大多是仅就南北朝鲜之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爆发进行分析和讨论，这是不够的。朝鲜战争作为一场国际性战争，就其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而言，实质上是中国(在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下)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尽管美国的军事干涉行动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中国则与苏联和朝鲜结成了联盟，但是从作战双方对战争的指挥权、控制权，以及投入人力、物力的综合指数看，美国和中国都在战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整个朝鲜战争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大规模向南挺进开始，第二阶段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冲突开始，第三阶段从美国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进攻开始，第四阶段从中国派兵入朝并与美军发生战斗开始，第五阶段从作战双方沿三八线附近停火并进行停战谈判开始。从时间上看，自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即从战争爆发到第四阶段开始，共计不到4个月的时间，而从中国出兵到战争结束则有33个月的时间。前4个月实际上是战争不断扩大和升级的过程。从规模上看，只有到第四阶段开始，即中国介入了朝鲜战争以后，才构成中国与美国直接对阵的局面，这场战争也才形成为完整概念上的朝鲜战争。这就是说，应该把战争在第四阶段开始以前的发展，都看成是构成战争起源的重要内容。显然，如果美国不卷入这场军事冲突，朝鲜半岛发生的充其量是一场短暂的内战；如果美军不向三八线以北进攻，这场战争早在进行到三个月的时候就以三年后的结果终止了；如果中国不出兵，这场战争也就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朝鲜战争了。所以，对于战争起源的分析，除了战前的背景以外，还必须对直到中国出兵时的战争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本书即是把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起源的关系放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研究的。

　　第三，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和一定程度上必须对中苏领导人的决策动机进行考察。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没有困难的。

　　首先，作为这一研究对象的两个关键人物――毛泽东与斯大林，他们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和战略谋划往往是不为人知的。在建国初期，毛泽东直接掌握着一切对苏联联系的渠道和细节，大部分函电往来都是毛泽东亲自处理的，而由于建国初期档案制度不健全，在相关的部门却没有留下档案文献。此外，为了保密起见，有些重要的会议则根本没有记录。同样，斯大林在他晚年的政治生活中始终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也直接控制着与毛泽东的所有接触，而且也常常禁止保存与外国元首之间较为敏感的谈话记录。

　　其次，对于国际关系问题决策的重要条件是对于外部信息的把握，但呈现在历史研究者面前的比较完整的历史环境，与决策者当时所掌握的可能是严重失真的信息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决策者实际上都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思考和做出决策的，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如果只对这一过程进行纯理性的分析，而缺乏对决策者的个性和环境，以及基于这种个性和环境而形成的思维方式进行考察，这种研究必然会遇到重大障碍。

　　再次，如果说在中苏关系以及中苏双方对朝鲜战争态度和方针的研究中，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心理和思维的分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两个关键人物都没有留下他们个人的回忆录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憾。这就是说，除了应该广泛利用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外，在很多问题上还需要借助于研究者个人的分析和推理。本书分析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以及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考虑时，由于没有掌握直接的档案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利用间接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推断的。这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研究中，本书综合利用了迄今为止中俄两国最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着重分析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苏同盟的实际结果和客观影响，中苏同盟与朝鲜爆发的战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中苏结盟后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危险情况下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各自的考虑及所采取的不同对策，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下定决心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后对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叙述结构如下：

　　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的逐步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苏联来讲，其分界线在于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然而，苏美对抗的重点在欧洲，当柏林危机爆发时，苏联在亚洲的目标仍然是维持雅尔塔体系划定的势力范围，即在朝鲜半岛满足于以三八线划界的南北分治状态，而在中国，其重点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和影响。

　　斯大林从保证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战后的亚洲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苏联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尽管存在着友好和互助的一面，但大体是在一种不愉快、不和谐的状态下开始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迫使斯大林考虑改变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使斯大林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以及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苏联与中共之间建立了真正合作的基础。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后，中苏两党在原则上统一了认识，并初步确定了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但涉及双方根本利益的分歧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作为新中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决心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以此来体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并作为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而斯大林则认为东北问题关系到苏联在亚洲的根本利益，并担心签订新条约会在国际关系方面引起对苏联不利的连锁反应，因此难以接受中国的主张。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对话，由于双方出发点和结盟条件上存在的差距而一度陷入了僵局。

　　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了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国与苏联终于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斯大林被迫同意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失去或即将失去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远东权益，这主要是指由长春铁路和旅顺口、大连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认为可以替代中国东北而保持苏联在亚洲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地区是朝鲜半岛，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动机。当然，以此阻止中共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以免进一步刺激美国)，很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

　　就朝鲜冲突本身而言，斯大林主要是不能承受因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失去在亚洲的基本利益这样一种压力，因此莫斯科需要制定一个新的远东战略方针。在苏联与美国已经处于全球范围内冷战状态的背景以及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的总的前提下，出于维护苏联在东方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完成朝鲜的统一，从而扩大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同时，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迎合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革命要求。

　　苏联做出对朝鲜问题新决策的动机主要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以及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忧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关系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考虑。斯大林并没有设想朝鲜战争是直接针对美国的――为金日成开放绿灯的前提就是判断美国不会对朝鲜半岛进行干预。苏联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只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对抗，但决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泽东为未来的战争承担起责任。不过，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彻底决裂并不是斯大林做出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动机，而是战争实际发展的结果――如果美国不干预朝鲜半岛的争端，也就不需要中国参与这场战争了。尽管莫斯科希望金日成的举动将不至于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但在华盛顿看来，这是一场全面战争的序幕。

　　朝鲜半岛的内战爆发后，由于美国公然出兵干涉，形势急剧恶化，斯大林迫切需要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作为亚洲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受到革命理想主义的激励，并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也决心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进行一番较量。由于在苏联提供空军援助的问题上中苏之间产生分歧，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边的谈判陷入僵局。就在斯大林通知金日成撤出朝鲜，而中苏同盟条约几乎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毛泽东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国的猜疑和顾虑。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是中苏同盟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斯大林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采取了与中国全面合作的方针。由于在战争中双方利益的趋同性，中苏同盟在中国出兵朝鲜后显示出其存在的意义。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协调统一以及中苏之间的密切合作，是保证中国在这场艰苦和漫长的战争中得以坚持到底的重要条件之一。其结果，朝鲜战争使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同时也掩盖了隐含的分歧和矛盾。

　　结论：

　　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中苏结成同盟关系是直接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过去在西方传统派学者中有一种“共谋论”理论，认为朝鲜战争是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策划，而由金日成直接发动的。后来修正派出现后，这种说法已不多见。但最近韩国学者似乎在解密的俄国档案中找到了证据，再次提出了“共谋”理论。实际上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和中苏结盟问题的时候，北京和莫斯科对朝鲜半岛冲突的认识和政策开始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甚至给中苏同盟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直到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才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根本看法。因此可以说，中苏条约的签订只是同盟关系在形式上的表现，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后，中苏两国才在事实上形成了同盟关系。

　　这就是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起源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