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北京与莫斯科在苏联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作战的问题上有过一番讨论和争执，这无疑是对刚刚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然而，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中国面临极其困难――由于苏联空军拟推迟出动并表示不能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这一困难就尤为突出――的条件下，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这件事感动也震动了斯大林，从而使他改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深有体会的，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说“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斯大林对毛泽东表示信任，同时也是对赢得朝鲜战争恢复信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他本人关于出动苏联空军援助志愿军作战而设定的界限。在1950年10月10-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期间，莫斯科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表示了两条意见：斯大林先是提出，苏联尚未做好准备，“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对此，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到：“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要迟于两个月。”当毛泽东决定中国先行出兵，等待苏联空军到达再投入作战后，斯大林又指派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军队作战。然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打响第一战役后，情况有了变化：苏联空军不仅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而且不久又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江和大同江一线。

　　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动用了44个驻扎在远东地区航空大队的657架作战飞机来对付北朝鲜，而朝鲜人民军空军当时还没有喷气式歼击机，只有20架性能落后的战斗机，高射炮也很少，所以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甚至可以在白天没有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进行作战飞行。而且，美国航空兵对平壤附近的北朝鲜空军基地进行了若干次密集袭击之后，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摧毁，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当时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当中国几十万大军和大量军需物资涌入狭长的朝鲜山地时，美国飞机如入无人之境的轮番轰炸将给中国军队带来如何的重创和灾难是可以想见的。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朝鲜战争中第一次真正的空战爆发了。

　　苏联空军部队共有13个师在1950年8月至12月先后进驻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其中别洛夫航空师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于8月到达东北担负防空任务的。这是在朝鲜参战的苏联空军的第一支部队。

　　1950年11月1日，苏联飞机出现在朝鲜上空。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6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了两架B-29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从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参战的苏联飞机是在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了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在斯大林眼中，出动空军为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是最敏感的问题，而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鸭绿江上空，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毛泽东出兵决策的支持。

　　第一次空战取得成功后不久，苏联空军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151和第324这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别洛夫少将指挥(以后是洛博夫继任)的第64独立歼击机航空军。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以免遭敌机的袭击。此时，第64航空军也从沈阳和鞍山基地转场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仅在11月上半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23架美国飞机的优秀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

　　除了米格-15飞机的性能可以同美国的F-86飞机相匹敌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很远，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后勤人员的数量大大少于美国，而且在地面导航、无线电干扰、雷达侦察、通讯联络等技术装备方面十分落后，甚至为空勤人员提供的服务和生活条件也远不如美国。但苏联喷气式歼击机投入战斗还是对朝鲜的整个空战局面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被称作“空中堡垒”的B-29战略轰炸机造成极大威胁。“第64航空军的飞行员与B-29多次交锋，每一次交锋都以美国人遭受沉重损失而告终，重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因为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价值昂贵，而且常常是10至12名的机组人员也同机死亡。正如美国人承认的那样，喷气式护航歼击机保障不了轰炸机的安全。”到1950年11月底，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感到头痛的是无法在鸭绿江地区为实施战略目标轰炸的美国飞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例如，11月6日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在命令中要求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兵团摧毁鸭绿江上6座战略桥梁和10个北朝鲜的边境城市，但苏联空军的加入使美国空军未能完成任务。过去，美国飞机可以在300米低空俯冲轰炸，还可以反复轰炸，而现在苏联防空火炮的对空射击迫使战略轰炸机只能在6000-7000米以上的高度实施轰炸，从而大大降低了投弹的准确性；而性能优越的米格-15飞机的参战又迫使美国轰炸机只能在目标区停留很短的时间，这样也阻滞了美国空军执行其轰炸任务。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军队的空中优势第一次受到怀疑。

　　尽管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仍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特别是随着中国军队向南推进，其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而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日益严重。显然，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

　　然而，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苏联空军的作战半径继续向南扩展。在第三次战役时中朝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而苏联空军由于其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于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1951年初，在中朝联军刚刚开始补充休整时，联合国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为配合地面行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制定了轰炸中朝军队后方战略目标的方案，北朝鲜被划分为11个区，172个目标，其中包括45座铁路桥和12座公路桥、13个隧道、39个铁路枢纽和63个物资供应站。安东-新义州被认为是最重要的“A”区，平均每天有12-24架次B-29飞机轰炸这些目标。到1951年4月，据苏联军方统计，美国空军完成飞行1416架次(轰炸机420架次，歼击机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飞行，其中轰炸机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间70架次)，歼击机――主要是喷气式歼击机――达3200架次。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安州地区的渡口，平壤地区建设中的机场，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铁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区的各个目标。轰炸机为В-29和В-26，主要以小型机群和单机行动，飞行高度3000-4000米。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延长了几百公里的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严重破坏，“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志愿军战士甚至“赤脚在雪里行军”。为了解决遭受敌机严重破坏的后方运输问题，1951年2月24日，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转场至朝鲜境内，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遭扎哈罗夫拒绝后彭德怀非常不满，于26日和28日两次与周恩来一同找毛泽东商议，坚持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

　　毛泽东于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朝鲜作战的困难，仍为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物资被炸毁，敌军将逐步获得补充，有六七万人将于6月底到朝鲜，而我方则无空军掩护。”中国可以派出10个航空兵团入朝，但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一个可用的机场。主要问题是“若无可靠的空军掩护”无法进行机场的修复工程。毛泽东深知，此前苏联空军只在中朝边境作战，进入朝鲜纵深地区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因此他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最好由苏联航空兵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驻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

　　这一次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不决，他立即回电答复毛泽东：“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除了“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外，“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毛泽东对此“深表感谢”。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对于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确实比中国出兵前有了很大改观。显然，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美国轰炸机的破坏，苏联空军部队未能进驻朝鲜，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64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总的说来，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

　　1951年8月开城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8月18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空袭。8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日174架次，到下半月达到248架次。

　　此时，第64航空军有3个航空师(151、303、324-R)，2个高射炮师(82和92-R)，武器有能够自动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挥炮位瞄准的雷达站，1个航空供应师，2个独立探照灯航空团，以及医院和其他后勤分队。但飞机总体数量很少，在安东地区部署的性能优秀的新型米格机只有190架，处于战备状态的米格飞机的数量还要少。这支空军所要对付的美国驻朝鲜的空军有不同型号战略、战术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达1500架。

　　尽管如此，苏联空军还是从9月1日开始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积极行动。在9月19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3架“佩刀式”飞机和3架歼击轰炸机。在10月23日的战斗中，8架B-29飞机虽有34架F-86、55架F-84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3架。10月24日当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架米格飞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了一架F-84飞机和一架B-29飞机。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15中的44架迎战由21架B-29飞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敌人损失了12架B-29飞机和4架F-84飞机。其结果是，在苏联米格飞机活动的鸭绿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64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至美国军人把这片区域称为“米格走廊”。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迫使美国远东空军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据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报告，从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自己损失63架飞机。

　　第64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64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3%。

　　必须指出的是，苏联空军在朝鲜的作战受到来自莫斯科的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即不得飞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所有这些说明，斯大林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始终掌握着一条他最初制定的原则，即不允许苏联空军在前线协同中国军队作战。

　　斯大林在一份电报中指责空军元帅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并说“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为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

　　据第64航空军报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而为了避免遭受敌军的空中打击，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都强调，“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工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发生过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

　　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须的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洛博夫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中国的材料也证实，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以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

　　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受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也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不实施战斗行动”。到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与莫斯科有同样的顾虑，因此，美国人需要与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在决策机构关于是否应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诸于众的辩论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的建议保密的文件对此做出了结论。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沉寂了40年。

　　但无论如何，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26000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总共击落了212架敌机。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在朝鲜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的总的损失为299人。

　　总之，苏联空军不仅参与了朝鲜战争，而且在空战中成为中朝方面的主力军。虽然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不过，中国领导人后来对此也表示理解，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要求苏联空军援助的历次电报中都特别注意提到只需要苏联飞机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线。从前面所引电报的措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难处。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以往对于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举动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该说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考虑的确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但也不是这两种因素的简单综合。面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复杂环境和条件，毛泽东的决策动机并非如有些国外学者认为的那样“混乱不清”，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且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而逐步臻于成熟。

　　第一，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

　　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于1950年6月27日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人们应该注意到，对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27日毛泽东的讲话，28日周恩来的声明，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7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固然，正如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出兵的原因时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但美国政府更应该想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尽管到7月初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三点是十分肯定的：第一，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第二，毛泽东已经决心应战美国；第三，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后来决定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人一决高低的决策，最初起源于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后来刘少奇关于中国出兵对苏联大使的一番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决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为了完成革命，还需要几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国侵略者作战，那我们完成革命的日期就临近了，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美国侵略者必败。”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

　　第二，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

　　随着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渐渐转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到9月底，毛泽东甚至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

　　中国军事部署的调整，首先当然是出于对东北地区安全的考虑，但不仅如此，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早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1950年5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给朝鲜以各种援助。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麻烦了，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7月初，周恩来对即将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国要尽力帮助和支持朝鲜人民。同时，中国政府还答应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显然，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了自身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国介入战争的意向后，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该把中国拖入战场，随后又要求中国立即集中9个师于中朝边境，准备入朝作战，并答应提供空中掩护。毛泽东未必没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工的角度讲显然无可指责，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迅速做出决断。从7月初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8月5日毛泽东关于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的指示，充分表明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如果仅从守卫国土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东北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显然包含有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8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

　　分析毛泽东此时的动机，更多的成份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首先，以新中国现实的政治状况、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是否能够保证其战胜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新政权立足未稳，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将遭受严重破坏，多年战争造成的厌战情绪，中美军事实力的明显差距等等，多数中国领导人最初反对介入战争的立场正是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考虑。其次，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参与这场可能把革命新政权带进毁灭深渊的战争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没有受到威胁，那么非要为了某种信念拿国家存亡进行赌博，这种决策是否明智？最后，这次出兵作战不像国共内战那样可以由中共随意选择战场，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有提出要中国援助的请求，毛泽东也是无所作为的。因此，仅仅出于对美国行为的革命义愤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感，还不足以促使毛泽东做出最后决策。

　　第三，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

　　当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切因素都允许和迫使毛泽东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如果中国不出兵，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就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就把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行为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周恩来7月2日与罗申谈话时已经提到中国出兵朝鲜的客观条件就是美国越过三八线。仁川登陆的第三天，中央军委决定向朝鲜派出军事先遣小组，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毛泽东还带信给高岗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9月30日周恩来又发表演说，公开对美国政府提出严正警告。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

　　到9月28日，当朝鲜战场的形势已经变得极其危险的时候，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向苏联要求空军支援，同时给毛泽东写信，恳请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公开介入朝鲜战争。在10月1日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一方面指示北朝鲜迅速组织三八线防御，一方面提出“组织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当天，斯大林便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接着，金日成的信使也赶到了北京。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而且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时，10月2日，毛泽东电令邓华“随时待命出动”，并草拟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表示中国同意出动12个师赴朝作战。由于领导层意见分歧，毛泽东答应出兵的电报没有发出。面对国内极其困难的局面，10月3日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通过印度向美国传递信息，再次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一方面是美国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是朝鲜局势日益危急，中国领导人迫不得已做出了最后决定。彭德怀在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让美国占领朝鲜中国无法安心搞建设，不如打烂了再建设的一番慷慨陈词，无疑反映的是当日上午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表示的决心。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最坏打算。只是出于争取苏联军事援助的策略考虑，毛泽东没有立即将这一决定告诉斯大林，而是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商谈。

　　就在10月13日斯大林已经决定在朝鲜实施全面撤退计划后几个小时，莫斯科收到了毛泽东决定出兵的通知。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不过，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必胜把握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仍然坚决主张派兵赴朝作战，并非是慑于斯大林的压力，而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考虑。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美国飞机不断中国东北边境城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是否会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担心是十分现实的。因此，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安全利益的担心外，毛泽东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的忧虑。问题在于，如果朝鲜按照苏联的计划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很有可能，“东北王”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时的心腹之患。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当然，毛泽东关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等。斯大林在10月初劝说中国出兵时就谈到，其后果将迫使美国“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朝鲜就不会成为美国或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最后不仅会“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即使没有看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也会想到这些保证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附带收获。

　　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的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所以，尽管从总体上讲中国是被迫卷入这场它并不希望看到的战争的，但是当战局的发展明显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并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时，中国领导人最终下定了参与这场战争的决心。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应。同时，对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决策做出合理性判断的必然结果是把美国越过三八线看作是一次纯粹导致灾难的行动，因为，只要联合国军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并逼近鸭绿江，那么，无论是美国做出不会威胁中国的保证或提出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还是以扩大轰炸甚至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都不足以阻止毛泽东对美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50年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考察和反思

　　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就在十几年前，由于缺乏资料，关于中国介入战争的研究还是一个令国际学术界感到头疼的问题。然而，从1987年起，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研究著作及回忆录不断问世，特别是1994年以来俄国档案解密增添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为各国学者重新开启了研究之门。于是，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和过程立即成为国际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有关的研究论著相继涌现。

　　在利用和分析档案文献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本文试从决策学的角度对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动机、战略方针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做一番历史考察。

　　毛泽东在他第一次决定出兵时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毛泽东以其与国民党作战的经验盲目地认定，中国军队一个战役即可消灭美军几万人。得知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只与南朝鲜军作战，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毛泽东紧接着又指出“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毛泽东还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

　　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但仍然没有改变整体战略。在列举了不应准备进攻的平壤、元山、汉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泽东紧接着便指出：“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满足之后把这些城市逐一打开。”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命运悠关的问题，即“迫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但他对这种前景似乎并没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

　　总之，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就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美国军队，而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中国军队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标需要的客观限度。

　　当中国军队带有某种偶然性地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走到底，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如同仁川登陆成功使美国产生了轻敌思想一样，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泽东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在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看到，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他在12月8日的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来年春天再战。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但在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金日成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把“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莫斯科也建议中国应“趁热打铁”继续进攻。这时，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探询中国接受停战的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周恩来请示莫斯科，准备以书面方式递交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停战条件。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条件，同时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于是，周恩来确定对停战谈判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针。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当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停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从毛泽东完全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全军主力就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的态度看，他下令越过三八线多少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压力，但也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此时并没有要改变其整体战略方针的念头。当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转入休整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避免重犯人民军所犯过的错误，必须要有两三个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显然，毛泽东只是等待机会以实现其内心的设想。正是毛泽东这种非要消灭或驱逐联合国部队的心态，使中国军队坐失了以胜利者结束战争的一次极其有利的机会。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应该指出，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为解除中国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所担忧的三个问题，并不需要在整个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拒绝停火的决定，其理由在于“先停火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实际上，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而中国所谓先撤军再停火的主张在执行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至于说阴谋，恐怕只是中国拒绝停火的借口。因为不难推断，同拒绝赞成十三国提案的可能结果一样，美国在朝鲜停战后再卷土重来所面临的联合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讲，即使停火失败，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愿军也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的地盘，并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相反，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一方面导致联合国立即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一方面为美国军队继续进行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联军的军事处境也十分危急。

　　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立即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斯大林也表示支持这一主张。

　　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直到这时，毛泽东还是不愿改变初衷，还以为自己可以实现消灭美军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6月，当条件已经变得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

　　人们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及时罢手，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

　　究其原因，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如此等等。

　　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