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说的：“只有那些当时身在中国的人们，才能回味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的确是这样，斯诺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打破了国民党十年的新闻封锁，揭穿了它的造谣污蔑，打开了人民的眼界，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他的采访被誉为20世纪“新闻记者所施展的一个最了不起的绝技”，“在全世界面临空前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的战斗力量”（费正清），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同时也使“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因为在此之前，“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而“在斯诺的报道发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说西方了。”（海伦・斯诺语）斯诺因此成了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完斯诺的著作后，先后在1942年2月24日、1944年5月26日和1945年3月3日三次接见斯诺，还亲自推销过斯诺的书。

　　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专门致信斯诺：“我们都感谢你的。”1938年春，毛泽东还亲自对一位德国记者说：“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

　　1939年9月，斯诺第二次访问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把斯诺介绍给大家，并说斯诺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而该书也真实地成了一个历史预言，红星真的照耀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辛勤地在太平洋两岸传递信息，先后于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以美国《展望》杂志记者身分、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身分和1970年8月14日至1971年2月偕同夫人一起三度访问中国。斯诺的每次访问，都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斯诺，并于8日同斯诺进行了重要谈话，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而像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解冻中美关系的信息，毛泽东也都是像1936年谈“自传”一样，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战友和其他领导人，而是首先告诉给这个外国记者才被世界所共知的。

　　【本文是海伦・斯诺在1937年采访延安后所著的《红色中国内幕》(Inside Red China，中译名为《续西行漫记》)中的一章，陶宜、徐复译，解放前曾由上海复社出版，编选时，参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的《毛泽东自述》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的《续西行漫记》进行了校订。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头脑冷静的政治领袖，由于远大的目光和对于局势的正确估计，而成为共产党杰出的人物。他往往决定政策的重点，再由别的共产党人加以补充和注释。这位中国的列宁获得了一个革命领袖特有的长期活动的经验，有了这种渊博的经验，他才能胜任目前的职位，这种渊博的经验不让任何天赋的才能。他最初是湖南长沙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这个学校在当时是急进的小资产阶级学生群众的中心点，也是工农运动的中心点；他帮助了组织1920年赴法留学的工学团，这个集团也是共产党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后来他在国立北京大学念书【当时毛泽东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并不是在北大读书。――本书编者注。】时，他跟李大钊和陈独秀一同工作，于1921年5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本书编者注。】

　　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当他做湖南省委书记时，他跟同志们把这中国最革命的省份组织起来。1925年，他在广东任国民党机关志编辑兼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本书编者注。】。

　　国共两党开始分裂的时候，毛氏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此种路线实际上是投降国民党；1927年，他开始实践自己的政策――组织革命军队，建立苏维埃的政策。有些共产党人大不以为然，说这是“枪杆运动”。但朱德在井冈山跟毛氏会合，他们这个根据地实际上领导着整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1928年，毛氏站在拥护正常发展的立场上反对“暴动主义”，结果获得了胜利。1930年，他反对过“左”的立三路线，这是跟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相反的另一错误路线。1931年，一切政治活动都上了正轨，毛氏就成为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1934―1935年，他率领红军向着西北长征。当时毛氏认为中日战争很快地逼近了，共产党于1933年8月间开始要求国共合作，结成反日统一战线，愿以放弃苏维埃为交换条件；毛氏这种对抗日局势的估计，曾为另一老共产党员张国焘所反对。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毛氏力主和平解决，结果果如所愿。要使全体共产党员和红军一致拥护这个统一战线，无疑地需要一等的政治手腕――而毛泽东终于成功地达到目的，共产党并未因此而分裂。从1935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发动时这一混乱暗淡的时期内，毛泽东始终坚决把握住自己的主张：抗日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抗日战争非但不能避免，而且非常急迫了。他竭力反对托派和那些过左的角色，他们不高兴同国民党联合。毛泽东这一着又是做得很对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延安的人们个个都非常崇拜他们的“天才”，他欣慰地喘了一口气。在那郁闷的西北地平线上还没有罩上来自日军的战云的时候，共产党那样应付西安事变，显然是一种狂妄的侠义行为，此种行为有如孤注一掷的赌博，但毛泽东却联合马克思主义的巨人们坚决主张这么干。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列宁的铁一般的意志使布尔什维克党坚决地向着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奋斗，毛泽东这样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政策，几乎跟列宁的作为一样伟大。

　　但共产党的领导的考验现在不过是个开始。中国的前途将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中央政府会不会分裂？会不会再发生内战？关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对于中国各阶级势力关系的分析是非常切要的。因为毛泽东富有直接回答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经验，我极想从他那获得一个关于这一复杂问题的完整的分析。我提出许多问题，第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第二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第三是关于未来的展望。毛泽东很高兴回答这些问题，答应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在目前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于7月4日第一次跟我会谈，但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他没工夫继续跟我会谈，把共产党的历史家洛甫【洛甫，即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本书编者注。】和毛氏的副手【应为助手。――本书编者注。】

　　吴黎平介绍给我。近来有许多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特别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性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维特福格(K

　　斯诺以他的笔粉碎了“赤匪神话”，赢得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敬重，被人们誉为“中美人民间的活桥梁”。而斯诺却因此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作为危害美国安全的“共党嫌疑”，被迫离开祖国，移居欧洲。

　　1972年2月15日，也就在毛泽东和尼克松会晤的前一个星期，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郊区的埃辛斯村逝世。临终时，他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讲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并要求把自己的一半骨灰安放在北大未名湖畔。而他在生病期间，毛泽东派专门的中国医疗小组去为他治病。斯诺也收到了白宫请他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访问的信，但已经晚了。逝世后，毛泽东立即发去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本文选摘自海伦・斯诺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9月版。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毛泽东在那座古老的砖地小院里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访问的时候，他举止随便，态度冷静，谦虚好问。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却不是。朱德走得很远很远，并不觉得怎么样，而毛泽东却按照他自己的条件，以一种若有所悟的独立性，呆在他自己的那个省区里。当朱德在一张破旧的方桌后面谦逊地坐下时，双手放在两只袖筒里，帽子仍然戴在他留的平头上。毛泽东从方桌跟前把他的椅子拉到一边，脱掉他那顶软绵绵的红星军帽，一束又黑又粗的头发吊到了耳根。他交叉着他那异常健美、强悍、有贵族气质的双手，好奇地、甚至带着善性的幽默感抬头看着我，这两只手显示出真正的力量。毛泽东的手，压根儿不像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手，也不像工人阶级的手。作为一个中国人，毛泽东异乎寻常地身材高大、体魄健壮，这两只手，是同他的体格相称的。

　　毛泽东教养有素，精神支柱铁铸钢打，不怕高压，是由坚韧的组织构成的。这种组织，就是义和拳认为他们通过魔法得到的那种组织――袒胸露体，刀枪不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告诉我，她曾经认为毛泽东凶恶而阴险，第一次见面就讨厌他。她费了很大事，克服了这种情绪，在延安逗留的最后阶段，终于恢复了正常。她当时对我说，她害怕毛泽东。然而，我喜欢毛泽东，同他很融洽，就像埃德从一开始就喜欢他，同他很融洽一样。

　　由于某种原因，无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还是埃文斯・卡尔逊，对毛泽东都缺少起码的了解。埃文斯把毛泽东写成“一个谦逊、友善、孤独的天才，在长夜的黑暗中，努力为人民寻求一条和平的……生活道路。”【原文摘引自埃文斯・卡尔森的著作《中国的双星》英文版170页，纽约多德・米德出版公司 1940年版。】

　　无论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不是，在埃文斯的笔下，毛泽东是一位天才。这一点对任何人都很清楚，也许从毛泽东的童年时代，这一点对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也一直是一清二楚的。埃文斯用基督教的标准衡量人，这就妨碍了他视觉的明晰度。在他看来，谦卑是一种美好的品质，它存在于一位总司令的身上，就更加如此了。

　　除了我丈夫外，我很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毛泽东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