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怎么打？这是军事统帅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早有考虑。还在1936年7月16日，他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作了精彩的论述。当然，由于当时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过程中，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所以，这种战略构想还暂时是纸上谈兵。但这个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抗日战争初期制定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举国上下的全面抗战局面初步形成。这时解决军事战略问题成为最紧迫的任务。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致电叶剑英设法转告蒋介石，表示愿意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随时准备出动抗日。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红军的特长和不足，提出适应我军的军事战略原则。他指出，“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为了发挥红军的优势，红军愿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此时，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的谈判速度明显加快。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往返延安、南京，与国民党方面具体商定红军改编事宜。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正在红军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云阳的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红军抗战的作战原则，指出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8月4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电告他们就红军参战185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要求：（1）整个抗战是正窥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应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2）“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3）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平绥路西进及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4）“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这四条补充了8月1日提出的红军作战原则，其中发动群众开展“武装自卫战”的思想对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形成后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内容。

　　8月4日，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林伯渠等人两次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红军应当既打运动战，又打游击战，应“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根据这一意见和当时的形势，张闻天、毛泽东于5日复电朱德、周恩来等，同意红军应结合以运动战，宜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且“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

　　8月6日，朱德、周恩来等依据上述方针飞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这时，由于战事紧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国防师及特区警卫部队，并颁布了3个师的番号，命令红军至迟于8月20日出发，25日到大同集中。8月7日，毛泽东命令红军各部准备开动。至此，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初步形成。

　　8月22日，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制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在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时，毛泽东首先说明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战略作战，保存与扩大自己，争取对敌战争的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但也有同志提出，在抗日战争中，运动战的机会虽然比国内战争时期减少了，但是游击战应与运动战紧密配合，在胜利把握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因此不能忽视运动战的作用，主张提“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或“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这种分歧是正常的，反映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在思考我军的战略方针。

　　由于洛川会议时间较短，红军将领要统率改编后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对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实施战略展开。但抗战形势向中共中央，向毛泽东提出了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怎样具体开展活动，是以分散游击、发动群众为主，还是在发动群众的同时，适当集中兵力进行一些正规战等问题。就毛泽东而言，在洛川会议后，他从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长远利益和抗日战争的全局出发，更多地强调八路军应分兵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9月12日，他致电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作了进一步解释，指出：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集中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方面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9月17日，针对前方将领对日军迅速攻取太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主张支持阎锡山保持太原等情况，毛泽东致电给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 （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他提出，为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力扩大本身起见，建议一一五师“以自觉的被动姿势，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当时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我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3个师分散配置，一二○师出晋西北，一一五师出晋东北。

　　八路军进入山西后，正在酝酿进行一次战役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详述了对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看法。他说：“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负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泽东批评党内有人对形势估计错误，坚持八路军卷入决战，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对于如何贯彻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在电文中，毛泽东表示，八路军相机集中给敌人以打击，当然可以，但不能因此而耽误时间，必须尽快转向山区，“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毛泽东对阎锡山战略意图的分析和对华北地区战局的展望都是正确的，充分地表现了毛泽东异常敏锐的战略眼光，并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9月25日，平型关战斗已经打响。毛泽东接连数电，继续阐述他的意见。在致朱德、彭德怀、任粥时等的电文中，提出了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意见。他说：“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在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布置华北党的工作时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毛泽东把我军与游击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到特别重要的位置。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现在就要“设想在敌整个地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平型关战斗之前，所强调的重点就是游击战。平型关大捷后，全国对八路军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反响强烈。毛泽东也为之振奋，使他对作战方针的认识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以后，他的电文在布置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对于集中兵力作战这个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注意。9月27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提出：“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10月份，忻口战役正在紧张进行，八路军主力配合友军给敌人以重创。八路军的英勇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赞誉，甚至蒋介石也来电表示嘉慰。八路军的军事实践促使毛泽东对我军战略方针给以更深的思考，并表现出对集中兵力在必要时打大仗的决心，他在与抗日将士的往返电报中逐渐孕育出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之意。10月5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一一五师除一部做地方工作外，迅速集中相机歼敌。10月6日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山西现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人的攻击计划”。因此，他指示一一五师、一二○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一一五师不仅要适时出击大营、沙河、繁峙线，还要准备北越长城至浑源、应县，袭击雁门、大同、张家口线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并提醒一一五师准备付出相当代价。这些都表现出毛泽东前所未有的在必要时打大仗的决心。10月23日、25日在给前线的电报中表现出同样的思想。

　　毛泽东同意必要的运动战，并不意味着他对整个军事战略方针的改变。当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重提“运动游击战”时，张闻天、毛泽东立即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认为“有原则错误”，应“停止传达”。毛泽东考虑得更远些。他注重的是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以准备在国民党军队在华北不能支撑时，八路军能够独立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

　　但是，随着八路军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作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明显，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高级将领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积极反映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经过思考后，也逐渐修正自己的看法。他在10月25日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修改了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提法。他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以后在给前线的电报中重申了这一战略方针。到12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很多同志不同意“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主张提“运动游击战”的方针。毛泽东坚持认为，在全国抗战中固应以运动战为主，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当然应加上“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1938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说：“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问题是除运动战外，还应组成若干游击兵团打到敌人后方去，建立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才能遏制敌人的进攻和最终打败敌人。在2月至4月间，毛泽东根据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实践，多次致电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提出：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仅山地可以创造抗日根据地，平原地区也同样可以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从此以后，毛泽东在表述战略方针时，不再提“山地”二字，表明他对战略方针的认识又有了修正。

　　这个战略方针的确立来之不易，它是八路军将士用热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军事统帅，既表现出高人一筹的地方，从一开始就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但他又没有固步自封，当实践证明抗日前线八路军将士提出的某些观点也客观地反映抗日战争的规律时，他又勇敢地修正自己的观点，集中全党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我军的战略方针。然而在提出这个方针后，毛泽东并没有止步。他还需要从理论上论证，以求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这一方针，并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党内认识上的分歧。为此，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8年初，毛泽东开始研究军事理论问题。1月12日，他写信告诉艾思奇：“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为了研究军事理论，毛泽东广泛收集有关军事方面的理论著作。然而，延安这类书极少。当时，萧劲光有《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萧把它当作“宝贝疙瘩”。一天贺子珍到萧劲光家里串门偶尔发现了，回去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第二天一早就来到萧劲光家，向他借这两本书。萧劲光多少有些舍不得，而且知道毛泽东借这两本书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又知道，毛泽东是轻易不开口的，还知道，毛泽东借书将会派上更重要的用场，只好借给了毛泽东。事情让萧劲光猜中了，毛泽东借这书的确是派上了大用场，他正在为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作准备。而毛泽东借书也的确没有再还给萧劲光。萧劲光在几十年后还“耿耿于怀”，说毛泽东只借不还。

　　为了集思广益，1938年初春，毛泽东邀集当时在延安的对军事理论有所研究的萧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到自己的窑洞里座谈。被邀请的人落座后，毛泽东就笑容可掬地给大家出了座谈的主题。他说，今天，请大家来谈谈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而且对萧劲光等说，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愿意听听大家的高见。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说，不过，今天一反常理，学生给先生出题目。被邀请的人既是毛泽东的老部下，又是老熟人，谈起来既非常热烈，又很有深度，有时还争论得面红耳赤，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当大家说到精彩的地方，他禁不住点点头，表示赞同。有时他也插上一两句话或者提问，把谈话引向深入。毛泽东特地要萧劲光谈谈游击战争的指导要领问题。萧劲光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表示赞同，并画龙点睛似地把萧劲光的谈话意见归纳为游击战争必须要有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这些观点后来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得到充分发挥。谈话还在继续进行。毛泽东不断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新问题，大家一边思考，一边讨论，天黑了，还是谈意未尽。毛泽东嘱咐大家将自己思考的问题写成一篇文章交给他。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从理论上阐述战略问题日益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到1938年5月，全国性的抗战已经持续了10个月，日本帝国主义气势汹汹，幻想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采取“闪电式”的进攻方式，从华北、华南、华东全面进攻。日军几乎控制了整个华北，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这个阶段，国民党军队抗战也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国内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即“速胜论”；另一种是亡国的悲观论调，即“亡国论”。这两种倾向存在，危害抗战的进行，前者使人们产生轻敌思想，后者使人们产生妥协情绪。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抗日战争究竟如何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具不具备战略地位？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人轻视游击战争，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特别是王明回国后，在军事战略上竭力反对游击战争，否认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而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应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大仗，打正规战。

　　上述问题严重地摆在毛泽东面前。如果说1937年下半年毛泽东在给抗日前线八路军将领的电报中，在指挥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的过程中，从实践的角度解决了军事战略转变的问题，那么，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则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并不是从抗日战争中才有的，也不只是存在于中国。在古代，在外国，都发生过游击战争。但一般意义的游击战争只是一个战术问题，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的高度来加以考察，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提出的，这“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毛泽东从时间、空间、条件等方面来考察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从空间上讲，毛泽东比较了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他指出，中日双方的特点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由此决定抗日游击战争具备独立作战、大规模开展和担负着许多战略任务的特点，这使游击战争远远超出一般的狭小的天地，从通常的战术范围跑出来向战略范围敲门。

　　从时间上讲，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发生，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存在是分不开的。这乃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焦点所在。

　　从条件上讲，毛泽东分析了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红军游击战降到次要的作战形式，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游击战争又重新上升到战略地位，成为主要作战形式的过程，认为这是因为敌、我、友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现在，全国人民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遇到的一个新的凶恶的敌人；我们的朋友是过去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及其军队；我们自己的队伍则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30万人下降到三四万人，作战的地方由南方的山区转到地域广阔的华北。这些不能不使抗日游击战争上升力战略问题。

　　毛泽东充分肯定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后，又进一步回答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换言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是什么？

　　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必须遵守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进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原则，充分利用日本侵略者的兵力不足、异国作战及指挥笨拙等弱点发挥游击战争的巨大作用，不仅在战役上，战斗上配合作战，而且在战略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在敌人的后方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给予全国正规军及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在兵力的运用上，要像渔夫打鱼一样，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中日双方的特点决定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因此，必须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汉等建立多种形式的根据地，随着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扩大，将敌人陷于我包围之中。毛泽东还提出，游击战争必须正确解决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关系，当敌人进攻时，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采取积极防御；当敌人处于防御时，我军要主动出击，扰乱敌人，发展自己，游击战要向运动战发展。毛泽东主张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实行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毛泽东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战略原则的论述，是对全党领导游击战，特别抗日游击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解决了如何评价抗日游击战争和怎样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这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它不仅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甚至国民党军队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也非常感兴趣。

　　抗日战争的实践活动的深入，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抗日战争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延安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毛泽东等经常到研究会发表讲演。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讲演，这就是《论持久战》。为了准备这个讲演，毛泽东花了大量的心血。据他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坐在窑洞的书桌前，微弱的灯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他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只吃了很少的饭，一条湿毛巾放在桌子旁边，疲倦时用它擦擦。桌上还放着一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花了好几天时间，终于写成了《论持久战》这篇著作。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科学地回答了抗日战争的进程究竟怎么样？能不能胜利？是速胜还是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中国人民为什么会最后胜利？怎样才能争取最后胜利等一系列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毛泽东首先明确地回答了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可能速胜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持这两种观点的人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其认识根源是战争问题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多月，各种矛盾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暴露，中日双方的特点更加明显地暴露在人们眼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毛泽东不仅深谙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而且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因此他对中日双方的特点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比较。他指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个特点决定日本侵略中国的不可避免性，也是决定中国抗战不能速胜的基本依据；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中国所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这就决定日本侵略战争必然要失败，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定取得最后的胜利；日本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这就意味着日本经不住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中国则能够进行持久抗战；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必然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必然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通过分析和比较，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得出结论：中国既不能灭亡，也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毛泽东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大举进攻，占领许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军则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许多根据地。在相持阶段，日本因战线拉得太长而停止新的进攻。我军游击战将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中国抗战力量的成长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经过努力，中国的力量将转弱为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在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所描画的整个战争的轮廓，是对于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的预测。他对持久战特别是对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的实践也证明毛泽东的预测是科学的。

　　怎样进行持久战？这是毛泽东从抗战开始就考虑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党内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领导同志对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认识不够，偏重于打大仗。毛泽东对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对以前八路军战略方针的认识的基础上，在《论持久战》中，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科学的概括，第一次公开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样的概括获得了全党的普遍拥护。

　　与怎样抗战问题密切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待人民的问题。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欺负我们，就是看准了过去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只要我们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结论，号召到广大人民中做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发动全民全军的最大积极性以支持战争。

　　毛泽东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华北的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在短时间内，能够在敌后迅速地打开这样的局面，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毛泽东则对此感到特别欣慰。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由于特殊的原因和条件，国民党成为抗日阵营的组成部分，并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对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以及与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曾经作过精辟的评价。他说：“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①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组织了几次大的战役，给日本侵略者以打击。在处理同共产党的关系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给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数量不多但又重要的军饷或弹药。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井没有放弃利用抗日的机会削弱共产党的企图。他们把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看成是眼中钉，经常派人到陕甘宁进行破坏活动，扰乱陕甘宁边区的秩序。为了制止敌人的破坏，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了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破坏，揭露他们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毛泽东号召，为了保护革命的利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破坏，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予以打击。219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迫下，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又制定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紧制造事端。陕甘宁边区首当其冲。1939年年初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接二连三挑起磨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国民党的绥德专员何绍南，充当了急先锋。年初，他因事路经延安，毛泽东获悉后，把他找来。等何绍甫到达毛泽东住的窑洞时，毛泽东铁青着脸，往日的笑容被怒气冲冲所替代。他开门见山地对何说：何绍南，今天我请你来，可没有什么好话说给你听，你是一个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的专家！何绍南还想狡辩，毛泽东声色俱厉地一一历数了何绍南的罪状，驳得他哑口无言。何绍南的脸由红变白，由白变青，低着头，嘴里含糊不清地分辩着什么，却不敢抬头看毛泽东一眼。毛泽东也不容他狡辩，一声“送客”，把何打发走了。何绍南回去后，仍然不思改悔。几天后，他又伪造八路军臂章和八路军一一五师通行证，发给他的运输队，冒充八路军私贩大烟土，破坏八路军的声誉。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接到有关方面的报告后，愤怒至极，迅速将上述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闻知后，拍案而起，决心用硬的东西来敲开这个顽固派的花岗岩脑壳。他请萧劲光坐下，自己在窑洞里来回走动。萧劲光知道，毛泽东正在筹划如何打击何绍南及其他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经过一阵思考后，毛泽东果断地对萧劲光说，要抓住有利时机把何绍南这个顽固派赶走。他指示萧劲光，立即跟前线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商量一下，调王震的三五九旅回防绥德，以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防止何绍南狗急跳墙。同时要萧劲光与林伯渠联名致电蒋介石等，通过合法渠道，惩办何绍南，并要求委任王震为绥德专员。萧劲光起草好电文后再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了看电文，觉得措辞不硬，味道不足。于是，他从笔筒里抽出毛笔，想了一想后，挥笔写下“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以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经这一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跃然纸上。毛泽东嘱萧劲光在适当时候把电报发出去。王震旅接到调令后，星夜回师陕甘宁边区。何绍南已陷入我包围之中。正在这时，蒋介石接到萧劲光的电报，他也反复掂量着电报的份量，此时，他还不想同共产党公开分裂，只好采取舍卒保车的策略，把何绍南调走了。这样，恶贯满盈的何绍南终于被挤走，陕甘宁边区少了一个大隐患。

　　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磨擦的同时，还在其他地方挑起事端。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平江惨案，枪杀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名官兵。惨案发生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正义人士无比义愤。8月1日，延安军民举行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讲演。他愤怒谴责了平江渗案的指使者蒋介石及其党徒残杀抗日分子，压迫进步，勾结日寇汉好，准备投降的倒行逆施和反动罪行。毛泽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利用“统一”的名义，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把“统一”这个口号从国民党顽固派手里夺过来，变为革命的日号，用以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族的分裂行动。他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因此，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毛泽东抨击了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的行为。并指出，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正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事端的时刻，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到延安采访。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通过他们宣传出去，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三位记者在延安访问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他们。9月1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招待处再次接见他们，并接受他们的采访。窑洞里面，一张长桌，十几个凳子，桌子上摆着几杯清茶，还放着一点南瓜子。等大家坐定后，毛泽东以诙谐的口吻对三位记者说，国民党封锁我们边区，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招待你们，我们延安不像你们重庆。毛泽东接着说，延安人还是非常好客的，延安的瓜子也蛮不错，我们就一面吃瓜子，一面座谈，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尽管提吧。三位记者同毛泽东已经接触过几次，算得上是熟人了，因此也没有什么顾虑了。座谈是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诙谐幽默的回答不时引起在坐的人发出阵阵笑声，三位记者也为毛泽东敏捷的思维和妙语连珠所折服。但是，当谈到国民党制造磨擦，闹分裂，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时，毛泽东一下子就变得严肃起来。他站起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声音也提高了许多。他说，国民党搞的那个所谓“限制异党活动”，是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的根源。他指出，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做“异军”，那未，共同抗日的党派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共同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不仅要限制，而且要打倒。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分清敌我，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政治原则。事后，延安的《新中华报》和在重庆出版的 《新华日报》，先后刊登了毛泽东同三位记者的谈话纪录，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许多进步人士为毛泽东的严正立场拍手称好。

　　尽管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忍让态度，力图通过各种渠道避免更大规模的磨擦的发生。然而，国民党把共产党的忍让看成是软弱可欺，1939年底至194。年初，他们终于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分裂时容易产生“左”倾关门主义；合作时容易出现右倾投降主义。还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但也必须警惕出现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5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条件。”他进一步指出：“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这些富有预见的认识为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非常清醒地密切注意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问题。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就表现出来。一部分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认识，在酝酿合作的过程中，上了国民党的当。如毛泽东点名批评的闽粤边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率部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近千名游击队指战员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毛泽东将这类现象称为“何鸣危险”，提请全党特别注意。在党内和军队内，个别人在改编后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后不久，八路军某高级指挥员回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少将××”的字样。毛泽东见后心里很不高兴，就询问他前方的情况，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毛泽东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腐酱”。这个严厉批评给这位同志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做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毛泽东有着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大革命后期因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给毛泽东留下难忘的印象。因此，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就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就像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他提醒全党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这些活是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讲的。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形成，右倾投降主义还没有成为现时的危险。到1937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攻陷上海、太原，大片国土沦丧，全国抗战出现了许多困难。这时国内的民族投降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又有新的发展。正在这个时候，延安举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应邀作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演讲。会议非常庄严。因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大片领土，使与会者的心情格外沉重，而党内和社会上的右倾倾向又使人们感到困惑不解。毛泽东站在台前，两眼扫视着参加会议的党的活动分子，心情沉重地分析太原上海失陷后的严峻形势，提出争取由片面抗战转到全面抗战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鉴于党内和社会上投降主义开始泛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在党内在社会上均要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如不反对投降主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把反对投降主义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认识，指出这是关系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

　　毛泽东的一系列的讲话，犹如一副清醒剂，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有所认识。然而，11月7日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使问题变得戏剧化和复杂化。

　　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就离开国内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这无疑在王明头上增加一些神秘的光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领袖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和对王明的态度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王明知道这种变化后，一方面他在公开的场合下也不得不提到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是从内心中王明是不服输的，而在暗中散布毛泽东只知道孔孟儒家学说，只能以孔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安邦，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应该承认，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王明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在1935年8月1日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过程中具有较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曾经说过，“八一宣言”是我们党搞统一战线的一个“源”，没有这个源，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长流”。但从这个时候起，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就开始流露出来。

　　1937年11月7日，王明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带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及军队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这倒不是毛泽东对王明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毛泽东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直接受害者，但却无缘相见。延安机场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当王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伸出手，说道，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句多么意味深长的欢迎词。王明听后，心中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显然，在毛泽东与王明握手的瞬间，他们之间的新一轮斗争已经开始。

　　如果说，王明回国之前，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还只是一种倾向，一种现象，一种情绪的话，那么，王明回国后，就将这种倾向、现象、情绪发展成新右倾投降主义。

　　王明此次回国，是负有在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使命的，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共的任务。王明在会上作了带鼓动性的乐观的报告。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包括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在内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统一军事计划的统一的国家军队。他指出，只要蒋介石进一步转变政策，中共就准备承认国民政府为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甚至同意完全保有现在领导成分。季米特洛夫认可了王明的报告。季米特洛夫认为：这时的关键，还是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问题，由于中共的财力、物力和人员百分之凡十五以上都集中在苏区，干部也是在同南京政府进行的武装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工人成分在党和红军中比例很小。他担心，要靠这支队伍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正地同自己过去的敌人携起手来，是否可能。因此，他认为：“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

　　王明回国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齐集延安。12月9日至14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一方面讲了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重点是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该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种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毛泽东在8月27日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南京国民党营垒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准，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还批评了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和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

　　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他引经据典，讲得很有煽动性和鼓动性。因此，与会者中多数同志对王明产生了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还根据王明所提出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得失，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

　　毛泽东对王明的讲话以及产生的影响感到震惊，甚至感到出乎意料。他明白，王明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按照王明所提出的主张去指导抗日战争，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无疑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重演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悲剧，同这种观点斗争那是不可免的。现在的问题是，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被王明的讲话所迷惑，尽管这些人同王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只是认识上的问题，但提高全党的认识需要时间，需要做大量工作。如果现在贸然同王明斗争，后果还很难预料。毛泽东经过冷静思考后决定采取暂时不正面交锋，但必须坚持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的策略。所以，毛泽东在讲话中，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对独立自主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国民党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辩白和进一步的解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左中右的问题是存在的，而国民党与共产党准吸引谁这个问题也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没有这一条，便不能争取抗战胜利。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这是十分危险的。毛泽东还指出，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强调独立自主，也是对的。独立自主对敌军说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说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说是给下级以机动。

　　毛泽东虽然强调了自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看法，但他这时对从政治上组织上改造国民党，进而建立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的可能性也抱有期望。因此，毛泽东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意见，并表示赞同王明关于在现有基础上帮助和改造国民党政府的看法。于是，政治局通过了王明的报告，并在基本方面肯定了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和主张。

　　但是，会议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并没有形成决议。理由既简单又充分，既然全党对问题的认识还未统一，就不要急于作出决议。如果草率地作出决议，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等全党认识提高和统一后，作出决议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中央人事安排，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张闻天仍主持党务等日常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正是由于这些措施，抑制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全党的发展。

　　会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 12月24日的关于红军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的指示中明确表示：为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发展的口号下，共产党应注意与国民党磋商工作，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

　　王明到达武汉后，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在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与中共中央相左的意见，并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王明在长江局的独断专行、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退让的言论，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但是鉴于全党的认识水平和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毛泽东没有公开批评王明，甚至让王明的言论公开刊登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上。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王明继续鼓吹右倾投降主义观点，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这些主张，这些口号是束缚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绳索，是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

　　对于王明的观点，毛泽东还是没有给予正面的批判。但又非常有针对性地着重讲了军事问题。他指出，要充分认识战争的长期性、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国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对中国也不能有更多的援助等情况。这些情况，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毛泽东强调，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建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以分散指挥，更便于发展。至于创建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建大兵团，聂荣臻军区便是好例，过去红军就是由许多小队伍扩大起来的。

　　毛泽东虽然同王明并未发生正面冲突，但激烈的斗争已经开始。当然此时的毛泽东更注意在实践中抵制王明的错误主张。他在会议上所提到的聂荣臻军区一例，就是毛泽东反对王明错误的杰作。还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冀东地区地理位置很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那里平原多，丘陵也多，农业很发达，矿藏十分丰富，是一相当富足的地方。正因为冀东处在一个咽喉要道的战略位置，所以，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为了吞并整个中国，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冀东。对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冀东，我军当然势在必夺。然而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反对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怎么办呢？他没有力王明的主张所束缚，于1938年2月又给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同时发去电报，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这是独立作战区，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做充分准备。并且指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聂荣臻认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派邓华带领邓华支队到冀东开辟根据地。邓华支队到冀东后，不仅在那里站住了脚根，而且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此，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把聂荣臻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经验介绍给全党。

　　毛泽东是在部分保留意见的前提下，去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指示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对王明也采取不去正面冲突的态度。但是，王明对国民党的种种让步，却让到了毛泽东所能许可的限度。于是在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注意积极发挥中央的领导作用，在实际工作中限制和纠正工明的错误主张。

　　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就战略方针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207针对王明提出的“统一”的主张指出，要坚决反对“不顾蒋令，不顾友军”的行为，应事先力求取得蒋之同意，并与友军协同。但是，“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因此，具体处置应依当时情况而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也指出，应当警惕国民党“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3月25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书记处还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不顾王明的反对，再次提出了民主、民生的要求。这引起了王明的不满，他扣压了中央书记处的电文。在国民参政会召开之际，王明又擅自删去了毛泽东致大会贺电中“开宪政之先河，启民意于初步”等用语，生怕刺激国民党。5月，毛泽东再度公开强调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强调全民族抗战的主张，并发表《论持久战》，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游击战争的重要作用。这又引起了王明的担心与不满。当毛泽东将《论持久战》一文送交《新华日报》发表时，王明竟不同意在《新华日报》刊登，只同意印成小册子。不仅如此，他还秘密托在武汉的苏联人员将他对毛泽东此文的意见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企图破坏毛泽东在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形象，求得共产国际在组织上的干预。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王明回国以来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目无中央的态度日益不满，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和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3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于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又作了详细而全面的口头汇报。共产国际负责人从任粥时的汇报中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趋势和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情况，国共新合作的特点、困难与阻碍共产党的方针和任务，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任务，群众运动的发展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自我建设等方面的情况。这样，共产国际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也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决议，肯定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久，任弼时接替王稼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准备回国。

　　王稼祥回国之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季米特洛夫很关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内团结问题。他请王稼祥转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都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而且还请王稼祥转告王明，指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王稼祥回国后，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如实地传达了季米待洛夫的讲话，他说：“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紧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①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犹如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使他失去了依托，相反，共产国际对抗战以来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肯定和对毛泽东的支持，又有利于巩固毛泽东在中国党内的领袖地位，特别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只能帮别人的忙，而束缚自己的手脚。这些认识来之不易，其中浸透着毛泽东的心血。

　　在清算工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不服从中共中央决定，心怀鬼胎地要求中央把六中全会的会址移到武汉。毛泽东和中央坚决拒绝了王明的要求。六中全会于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会议地点设在延安城内的一座旧教堂，这里曾经是周恩来和张学良第一次会谈的地方，因此而引人注目。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47人云集这里，王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回到了延安。教堂外平静无异，然而会场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会议开始后，王稼祥再次传达了季米特洛大的临别赠言，这对全会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总结报告。他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着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神圣职责。他指出，抗战15个月来的经验证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悲观论者是毫无根据的。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巨大胜利。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克服困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全党同志必须团结一致，认真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使命。

　　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科学分析了抗日时期统一战线的统一性与独立性、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正确关系。他说，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抗日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持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为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时，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那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下奏”、“不斩不奏”等对策。

　　毛泽东对战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作用作了阐明。针对王明在发言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人城市的怀疑，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情况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而且又有了今天这样的新的政党、军队和人民，完全可以在乡村坚持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之以世界的变动，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为此，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战略方针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是，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际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针对王明等人脱离中国实际的间题，告诫全党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还针对王明下车伊始，以钦差大臣自居，指手划脚，目无中央的做法，特别强调了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据此，全会也通过了有关党规党法。全会还决定撤销长江局，调王明回延安工作。

　　会上，有40多人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各项主张。会议后期，很多人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的种种错误。王明因离会较早，没有听到这些批评。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也公开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的作用”，表示要“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如北辰而众星拱之”。这说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军事主张，已经得到了全党的承认。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没有因为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发动对王明的公开批评，而是以表明他同王明形成分歧的观点的方式赢得了与会同志的认同。这就在实际上基本解决了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争论和矛盾。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会议闭幕那天，全体代表举行了会餐。会餐后，天空已升起一轮皓月。毛泽东神情兴奋，像是刚刚打完胜仗那样高兴，他不断同大家谈笑风生。他有所指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去开一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接着，他又风趣他说，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停了一下，他又说，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作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一边哈哈大笑，引得其他领导同志也笑得合不拢嘴。毛泽东讲的所谓牛皮公司实际上是指王明。

　　取得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胜利是值得高兴的事情。高兴之余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是关门主义者，他们反对同一切中间势力建立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到抗日战争时期，却又从“左”跳到右，其中原由在哪里呢？对此，毛泽东作了精彩的评论。他说，王明理论和路线的核心就是听别人的话，按别人的意志办事，为别人的利益效劳。毛泽东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而替别人想得太多了。

　　与王明形成鲜明的对比，毛泽东既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毛泽东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作为爱国主义者，毛泽东把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为了民族利益，他摒弃前嫌，同与自己作战多年的蒋介石合作；作为国际主义者，他关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善于把中国革命放到国际这个广阔背景中去思考。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对此，许多人，包括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都觉得不能理解斯大林。9月1日，毛泽东就条约问题发表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他指出，苏德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和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毛泽东的讲话稿被周恩来带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传开后，各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无不称赞毛泽东非凡的观察力。罗马尼亚驻共产国际代表。安东尼斯库赞誉说，毛泽东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在莫斯科对条约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远在延安，却能理解这样透彻。

　　斯大林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是无可怀疑的。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非常尊重的。1939年12月20日，为庆祝斯大林60寿辰，毛泽东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指出，中国人民正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没有他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12月21日，延安各界举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称赞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应使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都懂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

　　尊重不等于盲从。毛泽东在肯定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功劳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中国的事情，应该靠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自己解决。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心里明白，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根源是来自共产国际，来自斯大林。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当时在外交上只同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而且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这些对王明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1956年毛泽东在写作《论十大关系》时，明确地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这种认识不是后来才有，而是在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过程中就已经具有，毛泽东意识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懂得要取得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胜利，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任粥时为代表到苏联向共产国际申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具体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他们表示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这就有利于中共党内较快地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正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敢于斗争，敢于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才在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党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939年3月，在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曼努伊斯基作《国际形势和反法西斯运动》的报告时，代表苏共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袖和天才将领品质俱优的人物。

　　抗日战争跨进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已经占领中国半壁江山。日本的飞机也不时地“光临”延安上空，丢下几颗炸弹。就是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住处也不能幸免。为了安全，他搬到了杨家岭。延安的条件变得更加艰难，环境更加恶化。这一切没有影响毛泽东，他照样思考问题，照样以步代车，出现在人民群众中间。毛泽东喜欢在延河边散步，一则可以放松自己，二则可以领略延河沿岸的风光，三则增加同群众接触的机会，散步时，遇上八路军战士或老百姓，毛泽东总是要停下来主动打个招呼，或者聊上几句。有时他还要主动拉上遇到的人到延河边坐一坐，问这问那，这是他的特殊的调查研究方式。有时坐得太久，跟随在后边的警卫员可急坏了，这里毕竟是汉奸、特务能够出没的地方，万一出了差错，警卫员怎么担当得起。但警卫员又不好硬把毛泽东拉走，或把谈话对象赶走，只好打手势或者扮鬼脸给毛泽东看，但毛泽东似乎没有觉察，一直到把话说完才离开，事后还要批评警卫员。当然，他也知道警卫员是好意。

　　延安的交通工具很落后，大多数时间只能是骑马或走路。国统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集资送了两辆汽车给延安。毛泽东亲自分配，把一辆分给朱德总司令，认为朱德在抗日前线，更需要有一辆车，另一辆车分给在延安的“五老”②，他自己还是走路或骑马。“五老”心里过不去，硬要把车让给毛泽东，毛泽东对“五老”说，你们年岁大了，骑马不方便，我还年轻，身体又好，骑马走路都行，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硬是把车让给了“五老”。与此同时，他号召在延安的共产党员、干部和八路军战士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而且他自己身体力行，做表率。1939年初秋，马列学院请毛泽东作报告，院领导觉得毛泽东的注地杨家岭离学院有10来里路，毛泽东又没有车，于是就派了4个干部去接到毛泽东。4个干部走到半路，就碰上了匆匆而来的毛泽东。毛泽东抢先问他们来干什么？4人一齐回答是来接毛主席的。毛泽东就开始批评这样做要不得，而且风趣他说：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是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毛泽东接着说，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来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自己也笑了。他说，今天的共产党和过去的皇帝有着本质不同，共产党人要革命，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算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毛泽东就是这种延安作风的楷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当局加紧对国民党实施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新战略，国民党内出现了“降将如潮，降官如毛”的局面。1938年12月12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离开重庆，经河内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这说明全国抗战的政治形势在继续恶化。这种形势变化，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939年6月1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投降提纲》的报告，提醒全党，由于日本的诱降政策，国际的压力，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性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因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卫，准备群众，随时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要求全党要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亲密联合，并和他们一道去动员群众，开展反对投降的斗争。不论出现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国际国内形势的恶化，使毛泽东更多地思考靠什么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去克服一切困难。正在这时，毛泽东提出了“三大法宝”。1939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并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7月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桥儿沟为即将出征的师生们送行。师生们赠给毛泽东一面锦旗，并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发表即席讲话，他谈笑风生，一边讲，一边走动，一边做手势。他用古典小说《封神榜》里的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他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等三样法宝，姜子牙用这三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

　　毛泽东首先讲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汪精卫已叛变，统一战线中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也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要去总是去，再三留不住，任他们走吧！但是，地主资产阶级不会全走，有的还要抗日，长期合作是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坚持统一战线。对同盟者，凡是可多留他一天，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毛泽东拿起桌子上的茶壶说，团结也不是不要斗争，国民党拿棍子打我们，我们逼上梁山，就拿起茶壶反攻他一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圣人之言，那有不听之理，这也是使同盟者进步的好方法。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比作姜子牙的“打神鞭”，指出，这是孙中山革命40年在临终时悟出的道理，是我们的法宝，掌握好这个法宝，就可把日寇赶出中国。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游击战争问题。他指出，游击战也是共产党18年来学得的法宝，为了得到这个法宝，我们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但用口，而且要用物。你们有两件武器，一件是口，一件是手。没有武装的话，一切事都搞不好。你们出去；什么工作都好，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跟武装联系起来，才有出路。我们应该紧紧握住，决不放松。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比作姜子牙的“方天印”，认为有了这个法宝，一切妖魔鬼怪都能镇压下去，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就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就可以出现。

　　最后，毛泽东讲了革命团结问题。他指出，革命的团结是非常要紧的，没有这个，统一战线就搞不好，游击战争就不能打。要告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告诉老百姓。这也是我们共产党18年来很好的经验。毛泽东说，革命队伍的团结，也有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但斗争不是动手动脚，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把革命团结比作姜子牙的“杏黄旗”，指出，我们的革命队伍里，要有这个旗。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就是因为有这个革命的中心团结，才能够对于任何困难都不怕。

　　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是毛泽东对三大法宝的最初表述，它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成果。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规定了在中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其他革命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规定了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而在各个时期能否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同盟关系，是判断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之一。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后退一步。

　　毛泽东是统一战线法宝的长期运用者。他回头审视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统一战线法宝时，深有体会地指出，18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他说，在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阶段中，国共两党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携手北伐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由于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不能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结果使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力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所独得。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阶段，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又实行了错误的“关门主义”政策，他们总是要求革命力量“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笔直又笔直”，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同盟者赶到敌人那边去，导致了同右倾投降主义相同的恶果。到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有了前两个阶段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已经能够比较科学地处理好统一战线问题，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

　　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的历史中，深刻地认识了运用统一战线法宝时应该遵循的规律。

　　首先，毛泽东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重性特点要有正确的认识，明确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但是，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变得动摇变节。对此，无产阶级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其次，毛泽东提醒全党必须认清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无产阶级有必要和可能同其中某些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

　　最后，毛泽东提出，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必须实行既联合义斗争的政策，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就必须联合其革命性的一面，反对其妥协性的一面。过去，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要反对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同党的政治路线关系密切。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锻炼出来的。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什么是“左”倾关门主义。他指出，所谓关门主义，就是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从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合。

　　毛泽东也分析了什么是右倾投降主义。也许正处在与资产阶级，甚至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某些集团联合时，或许是党内刚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其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毛泽东花了较多的笔墨来描绘右倾投降主义。他指出，右倾投降主义忽视资产阶级 （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

　　无论是“左”倾关门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都可能断送统一战线，都可能断送革命，必须正确开展反倾向的斗争。

　　武装斗争是另一个法宝。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基本地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他非常赞同斯大林提出的“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的论断，认为这个论断是非常之对的。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他把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当时，中国共产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以致在北伐过程中，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力量，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

　　第三阶段，是抗日战争。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有了前两个阶段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武装斗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认识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长期的武装斗争。这种武装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野蛮的没有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从血与火的教训中得出来的科学结论。其次，进一步认识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回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程度，这条革命道路的理论尚未形成成熟的体系。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又重新思考这个问题。1938年11月6日，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革命原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执行这一原则时，要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革命道路。在资本主义各国，其内部没有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在时机成熟时进入起义和战争，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就使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更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

　　党的建设是又一个主要法宝。毛泽东指出，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巩固、发展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是同党对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正确处理与否密切地联系着的。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就必须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统一的理解，就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处理好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初步胜利。然而，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是幼年的党，还缺乏各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也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此，在这个阶段的后期，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在革命的最紧急关头，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结果使革命遭受失败。

　　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毛泽东认为，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有了对中国基本情况 （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的认识，由于有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的认识，由于有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并能较好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就能够胜利地进行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紧紧依靠农民，不但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而且还独立自主地领导了武装斗争，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革命实践中还学会了战争的艺术和治国安民的艺术。然而在这个阶段，由于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党的事业遭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巨大危害。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才彻底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第三阶段，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凭借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刻和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扩大了。毛泽东在看到党的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客观地分析了在这方面的不足。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任务。首先，毛泽东针对许多党员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巩固党的组织。其次，针对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具有二重性的特点，提出中国共产党应随时作好两手准备，即一方面要克服统一战线内部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从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另一方面，又要随时作好准备去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中国党和中国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遭受意外的损失。最后，还针对大资产阶级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的阴谋，指出应特别注意巩固党的武装力量。三个法宝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牛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在洪荒的远古时代，元始天尊送给姜子牙的三件法宝，是虚幻中的神话，反映着人民希冀借助神的力量来战胜人间的邪恶妖魔。三件法宝的真伪和法力无从考证。毛泽东送给共产党人的三件法宝，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其威力是元始天尊的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所无法比拟的，正是依靠这三大法宝，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提出三大法室后，在实践中不断地运用它。在统一战线内部，开展反两种倾向的斗争，在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以后，又针对党内在新形势下出现的“左”的倾向，及时提反对“左”倾错误的任务。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上就明确提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批评了认为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需要，不在乎统一战线破裂的观点。

　　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毛泽东以其炉火纯青的战争艺术指挥着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的抗日战争。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根据斗争的需要组织了有105个团参加的大规模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战役打响前，八路军总部致电延安，请示有关事宜，毛泽东迅速批准。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者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下的军队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致电前线嘉奖参战将士，指出“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当然，后来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过早地暴露我军的力量将会带来不良后果，所以又多次强调，要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不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

　　在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根据不同形势，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策略口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时时局中的最大危险。据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协同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对中国革命规律进行总结，同时，他号召全党重视马克思主义学习，重视各门科学。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毛泽东提出要扩大和巩固党的组织。他特别强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肯定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涌向延安，对此，毛泽东感到格外的欣慰。为了保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在根据地各组织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了各部门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学会和中握三大法宝非一日之功，运用三大法宝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毛泽东以顽强的毅力实践着，又以诲人不倦的精神介绍和传授给全党。随着三大法宝的广泛运用，中国革命便不断深入，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