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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军万马战淮海 运筹帷幄展英才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又立即部署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

  当时,由于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反动集团不得不采取以退为守的战略,把部队龟缩成几团。在徐州方面,以刘峙为首,集结了邱清泉、李弥、黄伯韬、孙元良四个兵团以及刘汝明、李延年两个绥靖区的部队,沿陇海线布防于徐州两翼,并以第三绥靖区冯治安的五十九军、七十七军置于徐州东北地区,妄图守住中原,屏障南京。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要求中原、华东全体军民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分批歼灭徐州地区之敌,不让敌人主力退据江南,以影响今后我军横渡长江、解放全国的进程。10月11日,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

  我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的指示,根据“攻济打援”原则,首先集中以七个纵队向新安镇、阿湖地区的黄伯韬兵团突击;以三个纵队南北对进向运河车站方向突击,割裂黄伯韬、李弥兵团的联系;以三个纵队攻占韩庄、台儿庄,促使冯冶安部起义,尔后直出陇海线,阻击可能由徐州东援的敌人;以两个纵队从两面侧击徐州。

  与此同时,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向徐州、蚌埠段津浦路突击,攻占宿县,切断徐州之敌向南的联系,孤立徐州,保障初战胜利。

  徐州,南屏京(南京)、沪(上海),北通冀、鲁,为华北、华中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蒋介石发现我华野、中野大军纵横驰骋津浦、陇海、平汉线之间时,便决定把所有可能集中的兵力蜷缩于徐州地区,准备全力与我决战,进行垂死挣扎。

  由于战局迅速发展,敌军主力都向徐州集中,毛泽东曾指示:第一仗力争歼灭黄伯韬、李弥等二十一至二十二个师,如果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华野、中野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如果敌人不将徐州及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我们就可以打第二仗歼灭黄维、邱清泉,使徐州的敌人完全孤立起来。根据情况变化,毛泽东又调整了部署,由陈毅、邓小平直接指挥中野四个纵队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华野两个纵队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中野部队联结,如果徐州敌人向南退却,就集中六个纵队将他们歼灭。华野以三个纵队由北向南,一个纵队由南向北,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控制徐州运河车站问的铁路,运河以东的主力则歼灭黄伯韬兵团。这样就把蒋介石的兵力割裂开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并占领徐州。

  华野与中野主力,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徐州东、南、西、北几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华野十三个纵队从山东境内齐头向南挺进,横扫陇海铁路北侧三百里宽广地区的敌军阵地,苏北兵团三个纵队则由徐州东南向西北攻击。几个晚上将敌人分割成为互不联系的好几块,东面的黄伯韬兵团被我包围。黄伯韬不敢应战,仓皇西逃,企图靠拢徐州。

  我主要突击集团勇猛追击,逢山过山,遇水过水,不怕饥寒,不畏艰苦,人不歇脚,马不停蹄。

  经过三天冲击,逃敌被我歼灭近两万人。黄伯韬部逃过运河西岸,准备继续西逃。殊不料往徐州的去路已被我山东兵团截断,而我追击部队迅速渡过运河。终于在11月11日这一天,将黄伯韬所率几万逃兵前堵后追,全部

  包围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

  11月11日,碾庄攻坚战开始了!

  我军根据毛泽东“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意学习阵地攻坚战术”的指示,采取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发扬我军夜战的特点,利用夜间对壕作业,隐蔽接近敌人,插入各村之间,加强侦察,充分准备,集中兵力兵器,逐个夺取,逐个歼灭。

  位于包围圈西部的敌一○○军和位于南部的敌四十四军,战斗力比较薄弱,经过四天的战斗,即被我全部歼灭。敌二十五军和六十四军也被我打得焦头烂额,伤亡过半。

  19日傍晚,我对敌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碾庄圩发动总攻。经过一夜激烈战斗,20日凌晨5时,碾庄圩被我全部攻占,歼灭敌人的兵团部及二十五军军部,俘虏敌人一万多名。黄伯韬东逃至大院上,继续负隅顽抗,但终于没有逃脱败亡的下场。至22日黄昏,经过十七天运动战和阵地战,蒋介石嫡系的第七兵团黄伯韬部四个军及其指挥下的第九绥靖区一个军,共十个师,约近十万人,至此即宣告全军覆灭。

  为保障碾庄地区全歼黄伯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徐州以东、以南,我强大的阻援与打援部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阵地防御。

  为了挽救黄伯韬,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命令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全力驰援,兼程前进。于是,徐州“剿总”以其所谓主力军邱清泉兵团,加上李弥兵团,共五个军,在二十架飞机、百余辆坦克、百余门重炮的掩护配合下,沿陇海铁路两侧向东增援。同时,以孙元良兵团增防徐州,令平汉铁路上的黄维兵团迅速向徐州、宿县一线前进。

  我徐州东侧阻援部队一面以三个纵队正面顽强阻击、一面以五个纵队侧击徐州,威胁敌人翼侧。到黄泊韬被我全部围歼时,邱、李兵团虽然付出了万余人、三十余辆坦克的重大代价,但仍被阻在距离碾庄地区五十余华里之外的大许家一线。蒋介石眼睁睁地看着黄伯韬兵团覆没,无可奈何。

  在两大野战军的密切配合下,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了。

  初战既败,徐州守敌恐慌万分,为预防重蹈黄伯韬的覆辙,迅速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紧缩徐州,加强防御,不敢轻举妄动。南线李延年兵团遭到我严重打击后,唯恐被歼,迟迟不敢北进。而这时,黄维兵团已进入我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中了。

  毛泽东根据战局发展的有利形势,决定乘胜扩大战果,采取南北堵中间围歼的方针,以中原野战军为主,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围歼黄维兵团。毛泽东特别指出,在黄维兵团被围之后,徐州敌人可能倾巢南逃。他重申歼灭敌人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决心,指示总前委和华野要对此作出妥善的部署,以便贯彻“分割敌人,各个歼灭敌人,坚决不让敌人跑掉”的既定方针。

  11 月25 日,中原野战军在双堆集地区完成对黄维兵团的合围,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进逼任桥、固镇。蒋介石此时却错误地判断我军可能先聚歼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所以命令这两个乓团于26日星夜南撤蚌埠,据守淮河,阻止我军继续南下,并同时令黄维兵团向蚌埠靠拢,令徐州杜聿明放弃徐州倾巢南窜,策应其行动。他仍然在做“守江必固淮”的好梦。

  在中原野战军的铜墙铁壁似的合围之下,黄维已碰得头破血流,到28日再也不敢想“突围”了。徐州之敌连续向南猛攻七天,仍被我军阻滞在四堡以北地区。我华野另一部追击南逃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歼其一部。蒋介石这时急召杜聿明到南京密商,让其避开我津浦路防御正面,从徐州西南绕道南下。同时又令徐州“剿总”司令刘峙飞返蚌埠,另组指挥所,督李、刘兵团再次北犯。企图南北对进,攻击我中原野战军侧背,解黄维兵团之围,尔后合伙南逃,以保存力量。

  12月1日夜晚,杜聿明派杂牌军孙元良、李弥两兵团打头阵,以王牌邱清泉兵团殿后,共率二十六万人马弃守徐州,向西南狼狈逃窜。

  我华东野战军立即命令南线机动兵团进行追击。我强大解放军对溃窜的敌人实行平行追击,多层拦击,多处兜捕,经过三天猛烈追击,终于在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所率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全部合围在徐州西南一百三十华里处的陈宫庄地区。孙元良兵团企图突围,被我军全歼,仅孙元良只身逃去。

  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围住的一大堆敌人,都是建制较完整、兵力很大的精锐兵团。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辖四个军,其中有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杜聿明更是蒋的亲信,两个兵团中也有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蒋介石的所谓五大主力,其御林军七十四师已于山东战场被歼灭,新一军、新六军于东北战场被歼灭;现在就剩下这两个本钱了。蒋介石从空中每天大量接济这两大堆人,空军轮番地向我轰炸袭击,包围圈的敌人在空军的掩护下,以步兵坦克协同,不断向我实施反扑。

  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形势,为加速战役进程,决心采取“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围住杜聿明,阻止李延年”的方针。

  6 日晚至15 日,中原野战军以坚韧不拔、前仆后继、无比勇猛的精神,采取紧缩饿困,“攻占一村,巩固一村”的打法,经过反复争夺,连续对被围敌人实施攻击。虽然敌人猬集一团,以房屋为依托,地堡为骨干,作困兽之斗,并数度在空军掩护下企图向南突围,但已无力阻挡我军总攻的铁锤。经过二十余天的鏖战,在12月15日将黄维兵团全部消灭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敌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为我生俘。黄维兵团的被歼,是蒋介石在淮海战场上,继黄伯韬兵团被歼之后遭到的又一次致命打击。它不仅使蒋介石丧失了包括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在内的十二万精锐之师,而且也最后地孤立了被围在徐州西南的杜聿明集团,造成了我迅速全歼杜集团的大好形势。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方针的无比英明和正确。

  在第二阶段之初,集结在徐、蚌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与我兵力对比大约是一比一。我军装备还处于劣势。因此,毛泽东指示,第二阶段仍应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既走方针,对敌人三个集团应是各个歼灭。遵照这一指示和根据北有杜、邱、李,南有李、刘,中间有黄维,分三路向我军前进的情况,总前委选择了孤立的又是立足未稳、经过中野长期消耗的黄维兵团作为第二阶段作战目标,使用了约十个纵队,并以华野主力作围歼黄维的总预备队,在歼灭黄维的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在保障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黄维兵团的前提下,对辅助方向,令华野以保障主要方向作战和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有利条件为原则,围困杜聿明集团,堵住李延年兵团,作为中野打黄维兵团的南北屏障。正是由于这种部署,使黄维陷入绝境,而杜聿明、李延年又不能相援,只好眼看着黄维兵团覆灭。

  黄维兵团被歼灭后,人民解放军机动的兵力越来越多。蒋介石所下的杜幸明这一着棋,好象围棋一样已成为死子了。我们完全可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一举将其歼灭。

  但是,毛泽东于12月22日指示: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应休息到1月5 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毛泽东为什么指示围而不攻呢?原来这是毛泽东胸怀全局,从整个战略决战的高度考虑才作出的这一决定。

  当时,蒋介石在中原战场上,继黄伯韬兵团覆灭之后,黄维兵团又遭全歼;在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已开始,傅作义所指挥的六十多万国民党军队,为东北野战军解放全东北的胜利所震惊,加上大沽与天津之间交通已经全被截断,赶忙收缩兵力,企图海运南逃或西窜绥远。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于12 月20 日要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从速完成江防准备,又指示刘峙将总部不必要人员及笨重辎重适时南运,企图将主力转运到江南预定位置,守备江防。对华北方面的敌军,蒋介石打算“俾万不得已时撤回江南”,派船接运。在国民党部队将要南撤而未实行的时候,我淮海前线与华北战场部队采取“围而不攻”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互为呼应,推迟攻击,“缓和”局势,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样可以麻痹敌人,使蒋介石暂不海运平津地区之敌南下,促使他们下决心在江北“拼”下去。这样,我军就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以便淮海、平津两战役互相配合,达到大量歼灭敌人的目的。淮海前线暂留杜聿明余部,又好比是扔出一块“鱼饵”,在我们歼击杜聿明战况紧急之际,李延年兵团可能再次北上救援。届时担任南线防御的中野各部,便可诱敌深入,围歼其一部。加上正值严冬,加强对敌围困,可以利用天时进一步造成敌人的困难,我们则可以养精蓄锐,以逸诗劳。

  杜聿明所率部队被我军围困期间,断草绝粮,饥寒交加,陷入了绝望的深渊。粮食吃完了,后来只好剥树皮、啃马骨头充饥,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状况。

  正当包围圈内的敌军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弹、日益走向死亡的时候,我解放区的广大人民,和以往支援任何战役一样,不辞一切劳苦,踊跃支援前线,保证我军在大风雪侵袭的严寒季节里,始终粮草充足,兵强马壮。从而也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说过的“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话的无比英明和正确。

  我军在围困敌人期间,同时开展了群众性的火线劝降、瓦解敌军的强大的政治攻势。毛泽东亲自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从1948年12月16日到1949年1月5日的二十天时间内,敌军相继向我军投诚者就有一万四千多人,约等于敌军两个师的兵力。

  1949年1月初,东北、华北两野战军分割包围傅作义部队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之敌南下的任务已经完成,毛泽东立即命令淮海战场对敌人发起总攻。1月6日15时30分,我军开始了对杜聿明集团阵地的猛烈炮轰,顷刻之间,敌人的地面工事和制高点火力层均在隆隆的炮声中毁灭。

  我早已摩拳擦掌的各主攻突击队的爆破手,纷纷跃出工事,在炮弹爆炸烟雾隐蔽下,机智熟练地朝着早已摸透了的爆破点冲去,迅速地将阻碍我步兵前进的大小碉堡一一炸毁。16时,指挥号发出总攻信号,突击部队象锋利的钢刀一样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勇猛地插向敌人纵深。

  激战到10日下午,我军摧毁了敌人最后的一个孤守点――刘集。这样,杜聿明的包括王牌新五军在内的“南下兵团”约二十万人全部覆没,杜聿明也被我军俘获,邱清泉被当场击毙,只有李弥只身化装逃跑了。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六十五天。根据毛泽东的计划我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歼国民党精锐部队二十三个军五十六个师(内有四个半师起义)共五十五万五千人,并击退由南京方面来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防御计划,至此我华东、中原和华北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它的胜利连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介石集团继续盘踞中国大陆的信心,为我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在淮海战役的指挥中,毛泽东那高超的军事艺术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为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他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极为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却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述路,为战役尔后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为隐蔽我军首先割歼黄伯韬兵团的意图,毛泽东要求我军从四面八方同时展开攻击,既“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又使敌人不能“及时查明我主攻方向”。这样,就为我以后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毛泽东亲自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对于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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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兵天降围平津 解决方式各不同






  当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刚刚结束,第二大战役淮海战役正酣之时,毛泽东又马上组织了第三大战役――平津战役。可谓是环环相扣,妙不可言。

  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这时在战略上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华北的部队。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溏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敌人无论撤退还是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毛泽东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命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又命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可以稳住敌人,完成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人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的绝境。

  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从19化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首先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和张家口五个孤立据点上,截住其西窜南逃的通路。

  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24日,解放张家口,歼敌傅作义部“王牌”第三十五军和第十一兵团。

  1949年1月14日,我军向天津发起总攻。15日解放天津,活捉敌警备司令陈长捷。

  天津东临大海,整个市区被永定、大清、子牙、白河、运河诸水切成许多片断,容易难攻,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早从1947年起即开始征调大批人力、物力、增修城防。市区内街全层层,直达核心区域,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环绕全城,还挖掘了水深三米、宽五米、长近五十公里的护城河,并且把护城河和防御前沿五里内的房屋完全烧毁,遍设碉堡群。陈长捷凭借着所谓“大天津堡垒化”的工事,指靠着深沟高垒、河流障碍,依赖着十个正规师、四个特种兵团及地方部队共十三万守备兵力,固守顽抗。

  我人民解放军在天津前线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五个纵队共二十二个师,还有野司警卫团及待司大量的炮兵,坦克和工兵,另外,以一个纵队警戒塘沽守敌。

  天津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城市。敌人的防御特点是: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皆平常”。我军加强东、西两面的攻击力量,把敌人拦腰截断,就能打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又能自由地将兵力向两翼扩展。关于对天津的攻击,我天津前线指挥部确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然后分割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方针。

  1月14日10时,我军向拒不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了总攻。刹那间,炮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去,气浪象暴风。几百门大炮、几千发炮弹倾泻在城墙上、堡垒上、暗堡上。城墙的突破口烟尘滚滚,砖石、泥土飞上半空。城墙摧毁得只剩下一溜漫坡,碉堡、暗堡纷纷倒塌,地雷爆炸,铁丝网节节粉碎。敌人的大炮被我们的炮火压制住,根本不能还击。敌人两架飞机向我阵地飞来,在我高射炮的痛击下拖着两股长长的浓烟坠了下去。

  没等我军炮火袭击敌人阵地的时间结束,我一纵左翼主攻师的两个尖刀连便跃出战壕,提前发起了冲击,涌向和平门突破口。

  尖刀连提前冲击的行动,牵动了城西主攻的所有部队的行动。前沿战士们,看到尖刀连在城墙上插上了红旗,立即象潮水一样,冲过护城河,涌向突破口。

  各主力部队都向天津城垣发起猛攻,城西二个纵队,城东二个纵队,四个主力纵队向天津拦腰杀去。城南一个纵队也在冲击。

  各突破口都展开了恶战。在城西和平门城垣两侧的几个突破口,战斗最激烈。敌人被炮弹震昏了,但他们一清醒过来,立刻从残破的地堡里钻出来,向我军反击。在楼房上,在地下室,在各地堡群,敌人反击的队伍涌出来奔向突破口。突破口刺刀闪动,杀声震天。市区敌人坦克也出动了,我军用反坦克炮射击。在和平门内敌人拆毁的房基上,形成一片开阔地。敌人涌过开阔地,我们就用化学迫击炮向那儿轰击。敌人一次又一次反冲锋??

  突破口里面的开阔地上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和散乱的枪支。离突破口不远的房子里,挤满了缴枪的俘虏。后续部队以迂回、包围动作,经小巷转大街,开始分割敌人。向纵深不断推进。

  巷战,街垒战,在紧张地进行。枪声、炮声、坦克的轰鸣声响成一片,敌人还在顽固地抵抗。他们从街心的碉堡里喷射出交叉火力,封锁着道路;从高楼顶上掷下手榴弹;从窗口丢出炸药。市区进行着逐屋逐街的争夺战。战士们编成四组一队队形,交替掩护,穿插分割。爆破手爆破碉堡,工兵在墙壁上掏开洞口,开辟道路。

  一纵副司令员曹里怀和左翼主攻师师长贺东生乘坐坦克到战斗最激烈的前面去指挥,他们的坦克开到一幢大楼跟前,发现步兵正分队包围着大楼向前猛攻。大楼里的敌人凭借坚实的钢筋水泥墙壁,继续顽抗。我们的故士送上炸药去炸,炸不动,一见自己的坦克来了,高兴极了。曹里怀和贺东生本来是到前面指挥的,看到这种情况,立刻指示坦克为步兵们开路。他们坐在舱内,让坦克往大楼上撞击。坦克冲一下,退一下,猛然又冲一下。几阵猛烈的撞击,终于把大楼撞开一个大窟窿,步兵们欢呼着随坦克冲进了大楼。

  在我军西路两个纵队攻占敌人第一线阵地金汤桥一带不久,东路两个纵队也杀开了民权门,东、西两路在金汤桥会师。从此,天津守敌被分割成数块,陷于极度混乱状态中。从天津南面攻坚的一个纵队,也早从南面突破。我各路大军乘势穿插、分散追捕,火速席卷全城,在15 日8 时攻占了敌人最有力的支撑点海光寺。一纵右翼主攻师,在15 日拂晓首先打到天津警备司令部,敌我双方利用院内的墙角、沙袋,展开激烈的拼杀战,逐屋争夺,从院内打到屋内,从楼下打到楼上,抓了大批俘虏。后来,战士们冲进地下室,活捉了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捷。

  就这样,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战斗,陈长捷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天津城即被我大军攻破,他的十三万人全部被歼。这个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第一次回到人民的怀抱。

  天津战役的胜利,展示了我军强大的军事威力,教训了傅作义及其他国民党残余军队,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继续坚决与人民为敌,必将在人民解放军的铁锤下彻底毁灭。

  天津战役结束后,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九十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将二十万守敌团团围住。我们把炮兵全部集中起来,敌人惧怕的具有强大摧毁力的一五五大炮,对准了北平城墙。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我人民解放军向北平守敌发动了政治攻势,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积极争取守敌接受和平改编,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在这个过程中,我全军将士以战备姿态积极进行整训,随时准备攻城。

  事实上,早在1948年12月中旬,我军包围北平的那一天起,傅作义的代表就和我方代表开始接触,进行和平谈判。在政治上,我军一直积极主动地争取和平改编敌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在军事上,我军丝毫没有松懈,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一旦敌人最后拒绝放下武器,不愿意归向人民,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我军就坚决、彻底、全部地把敌人歼灭掉!当然,敌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它是决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起初,傅作义依靠着几十万军队和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等城市和战略要地,企图同我军较量一下,进行顽抗;当我东北野战军全部进关以后,他又梦想着率部跑到绥远、太原或者青岛、上海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所以,和平谈判虽然进行了一个多月,傅作义一直采取敷衍的态度,谈判时断时续,没有结果。我军在全部歼灭了平绥线的敌人以后,毛泽东于1月14日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16日平律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送出关于和平解放北平办法的通牒。直到这时,傅作义对和平谈判的态度,才算实际一些了。

  最后,傅作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接受和平改编。

  22 日上午10 时,北平的国民党部队,按照计划分别从各城门开出,到指定地点集结。正午12时,北平广播电台播发了傅作义将军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27日,守城的国民党部队大部分开出城外。31日,我一个师入城接替北平守备事宜。

  2月3日,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举行轰动世界的北平入城式。

  这一天,北平城所有大街小巷,人山人海,一片欢腾。人们穿红披绿,熙熙攘攘,手里捧着鲜花和彩旗,狂歌欢舞。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热烈欢呼古都的新生!

  10时整,入城式隆重开始。坦克、装甲车、牵引炮车发出震耳的隆隆声,从永定门滚滚而来;随后是全副武装,浩浩荡荡的步兵行列。顷刻之间,欢腾的人群蜂拥而上,有的和战士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有的跨上坦克、装甲车和炮车,贴上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标语。鲜花插在英雄们的胸前,彩纸纷纷洒落在英雄们的身上;鞭炮、锣鼓响声连天。人民和战士融合在一起,在这一千多年古老的城市里,第一次欢度盛大的人民的节日。

  平律战役从1948年12月5日开始,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五十六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至此,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人民革命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夕。

  平津战役,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的高超战争指挥艺术。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鏖战正酣,毛泽东便命令参加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的两个兵团,出其不意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稳住了华北的敌人,为歼灭和和平改编华北敌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是棋高一着、匠心独运,实在是一般军事家所望尘奠及的。在平津战役中,创造了解决敌军的两种方式,这就是“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在我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劝告平、津守敌接受和平解决。天津守敌陈长捷等拒绝投降,我军便以战斗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了该敌。在天津解放之后,迫使北平守敌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这就使北平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方式获得解放。天津方式、北平方式以及平律战役之后的绥远方式,对于解决残余敌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用三种方法解决敌军,是毛泽东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的思想,在敌军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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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一统定大计 势如破竹扫残敌






  1949年五、六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已经夺取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都城南京,并且已经解放了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我党中央一方面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指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在1949年下半年,继续向西北、西南、东南、华南进军,全部歼灭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

  当时在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绝大部分猬集在华南和西南。据守广东的是余汉谋集团,据守湖南、广西的是白崇禧集团,据守西南的是胡宗南集团和川、云、贵等省的地方军阀。这几个集团的军队总数还在一百万以上,并且互相勾结,组织所谓湘粤联防和西南防线,企图建都广州、重庆,进行顽抗。

  必须迅速地歼灭这些残余的敌人。但是怎样去歼灭这些敌人呢?毛泽东在进军的指示中指出,必须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对西南的作战,又强调指出: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这是一个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策。这个方针,和那种赶着敌人,放走敌人,使敌人逃至海外或云贵地区得以负隅顽抗的办法完全不同,因为,这些残余的敌人虽然还有一百余万,但是,整个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他们是抵抗不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的;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他们很可能逃往海南岛或猬集云贵;这样,那就会增加以后解放海南岛和云贵地区的困难。采取大迂回的作战方针,先切断敌人的退路,才能全部、彻底地消灭这些敌人,免遗后患。

  怎样来实现这个作战方针呢?毛泽东还精心规划了整个的作战计划:首先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等部,由江西到广东,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歼灭敌余汉谋集团;然后在11月,第四兵团由广东进入广西南部,迂回白崇禧集团的右侧背,第四野战军主力则进至柳州、桂林地区,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包围,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入贵州,占领贵阳,既切断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的联系,防止两敌逃入云贵,又和在陕南的十八兵团形成对胡宗南集团的大包围;最后,在12 月,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歼灭白崇禧集团,第二野战军主力由贵州迂回川南,在第十八兵团的配合下,歼灭胡宗南集团,而第四兵团则在歼灭白崇禧集团以后,再由广西进军云南,解放云南。

  毛泽东所规划的这个作战计划,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周密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计划,以后战争的发展完全是按照这个计划的顺序、时间和预想进行的。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要实现大迂回的计划,首先让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等部进军广东,歼灭敌余汉谋集团。

  余汉谋集团在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中是较小的一个集团,其正规军有三个兵团共约十二万人。在当时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敌人仍然进行垂死挣扎,以苟延残喘。余汉谋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组成了所谓湘粤联防,也就是以湘南衡阳、粤北韶关等为重点布防,企图借以保障两广,我第四野战军根据毛泽东所拟定的作战计划,决定以十二兵团、十三兵团等部在湖南衡阳、宝庆地区发起衡宝战役,寻歼白崇禧集团一部;同时,以四兵团、十五兵团等部攻占韶关等地,然后直下广州,歼灭余汉谋集团,以便下一步全歼白崇禧集团。

  9 月上旬,第四兵团各部先后开进到江西南部,而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欢呼声中向广东进军。

  这时,四野主力已开始衡宝战役,正在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一部,原在湘粤赣边区布防的白崇禧的另一部被迫北调增援。这样一来,粤北余汉谋的部队就孤立了,其所谓湘粤赣联防就破碎了。因此,当四兵团和十五兵团跨过五岭出现在粤北时,韶关等地的敌人便弃城南逃。敌人弃守韶关等,正好为我军大开了广东门户,四兵团和十五兵团便勇猛追击,迅速向广州前进。

  在追击作战中,我两个兵团的指战员发扬了不怕困难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各个部队每天行程一百三十余里。敌人为了阻止我追击,他们在许多桥梁上安放了炸药,准备破坏桥梁,迟滞我军前进。但是大部分还没有爆炸,我们的追兵便赶到了,在那里执行炸桥任务的敌军不是当了俘虏,就是仓皇逃窜。为了抵抗我军的猛烈进击,敌人还企图在清远、源潭一线布置防守广州的最后防线,但这种部署还没有完成,又被我们分路追击的部队所击破,部署防御的敌人转而溃逃,广州的敌人也不得不仓皇逃走。14日晚,我们两个兵团进抵广州,提前完成了毛泽东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的计划。

  当时,余汉谋的三个兵团,除十二和十三兵团已为我军歼灭一部分外,其主力二十一兵团还未遭受打击。必须迅速判明这些敌人的逃向,加以歼灭。

  为弄清敌人的逃向,我第四兵团一个军的主力在两岸还有敌人的情况下,顺北江乘船南下,一夜行进一百六十里,直插广州西面的三水、高要等地。这样一来,就卡住了北江、西江的汇合点,控制了由广州到广西的要道;并且在占领三水、高要的战斗中,歼灭了敌人的两个师,查明了敌人的二十一兵团等部是在向雷州半岛逃跑。

  10 月17 日,毛泽东亲自发电指示,要乘胜直追,歼灭逃敌,既便于解放海南岛,又为进入广西歼灭白崇禧集团创造条件。

  我第四兵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以惊人的顽强精神,继续以每天一百五十多里的速度进行了五天的英勇追击,终于在24日,在广东南海边上的阳江、阳春地区追上了逃敌。

  逃敌二十一兵团等部共四万余人,当发现我部队追上以后,便将大批辎重和汽车焚毁,夺路向西逃跑。我们追击的先头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却毫无犹豫地抢占要点,阻止敌人逃跑,一天之内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我们追击的后续部队也逐渐赶到。25日,我军组织了对被围敌人的进攻。敌人为了逃命,在这一天之内,以三个师的兵力向西发动了八次绝望的进攻,但除去尸体越积越多之外,其他毫无进展。于是敌人便转而向南,企图在海横乘船逃跑,我军就势分割包围,经过一大的激烈战斗,到26日,全部歼灭了敌人,胜利地结束了广东作战。

  四野的主力在衡宝战役中歼灭了白崇禧集团一部,陈兵在湘桂边境;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在广东作战中,歼灭了余汉谋集团的主力,四兵团陈兵在广东西部。这就形成了能够南北合击白崇禧集团的有利形势。这种有利形势,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计划的英明。

  当时退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还有五个兵团,余汉谋的十三兵团残部也逃入广西,共约十七万人。其逃跑的道路,一是西入云贵,一是南逃海外。四野执行毛泽东全歼敌人的计划,决定:以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贵边境迂回前进切断敌人逃往云贵的道路;以四兵团和十五兵团的一部为南路,进入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止敌人向海南逃窜;以十二兵团等部为中路,首先牵制敌人,便于西路、南路断敌人后路;等西、南两路切断敌人的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围歼敌人。这样就使白崇禧集团陷入我人民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之中。

  11月上旬,我东、西两路迅速前进。到东路大军到达廉江、信宜一线布防时,西路十三兵团已占领金城江,开始追歼敌人的十七兵团;我中路十二兵团等部已开始进攻,解放了桂林。白崇禧看到中路军步步紧逼,退往云贵的道路也被切断,只有夺路向海南岛逃窜,其实,在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夺路谈何容易。

  但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白崇禧只好孤注一掷了,或鱼死,或网破,二者必居其一。为了夺取逃路,白崇禧以第三、第十一兵团为先头,以第一、第十兵团为后继,在逃向廉江以西的余汉谋的第十三兵团残部配合下,向我担任阻击任务的第四兵团发动了猛烈的所谓“南线攻势”。从11月25日开始,敌人以集中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我阵地连续猛烈地攻击,拼命夺路。但是,在我指战员勇猛顽强的抵抗下,敌人的每一次进攻都遭到了重大的杀伤,不得不遗尸而退。当敌人的气势开始下降之时,我担任阻击的第四兵团开始反击,从而使进攻夺路的敌人转向了全线溃退。

  夺路逃向雷州半岛不成,白崇禧便先乘飞机逃往海南岛,并命令其部队迅速逃向合浦、钦州,乘船逃命。我第四兵团立即沿着粤桂边境和广西的海岸,开始猛烈追击,四野主力也分路兼程南下。

  这次追歼战,异常猛烈。部队昼夜不停地前进,许多指战员脚上起了一层一层的泡,不少人腿也肿得老粗;在追歼中一直“马不停蹄”,指战员都没有领到棉衣,在严冬的旷野,翻山越岭地追歼敌人,寒冷异常。但是,指战员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战胜疲劳和寒冷,毫不停息地追击敌人。这样,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我四野部队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追歼了敌人第三、十一、十三兵团的残敌,活捉了敌华中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控制了合浦;接着又向钦州急进。我广大指战员继续发扬惊人的顽强精神,翻山涉水,勇猛前进,四天行军六百里,敌人前脚刚到,我先头部队便赶到钦州。6 日,四野主力在第四兵团一部的配合下,在钦州以北的小董圩、大寺圩地区歼灭了敌人的第一、第十兵团。我第四兵团的另一部围攻了钦州,歼灭了敌华中长官公署。

  就这样,按照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计划,四野主力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顺利地全歼了白崇禧集团。

  毛泽东在指挥华南和西南的大歼灭战中,曾多次指出不能让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指出如两敌或两敌之一退入云南,则不仅易于逃向国外,并且由于云南的地理形势,我们不可能派几个兵团入滇作战,歼敌就要时日。因此,毛泽东就十分强调首先夺取贵州,既切断敌人胡宗南与白崇禧两集团之间的联系,又防止了敌人退入云南。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使敌人这两大集团都未能退入云南,这就形成了解放云南的有利条件。同时,在党的领导下,滇桂黔边区纵队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已开创了广大的根据地,武装力量已发展到了三万多人。

  1949 年12 月上旬,敌人的白崇禧集团被歼,胡宗南集团已陷于我二野主力和第十八兵团的夹击之中,卢汉将军在昆明宣布起义。但是,盘踞在云南的国民党第八兵团却继续与人民为敌,企图进占昆明,控制云南。为了打击敌第八兵团的这种企图,中央军委即令滇桂黔边区纵队结合当地人民,保卫昆明,又令解放贵阳的第五兵团以其一部迅速进入云南支援。

  敌人的第八兵团进攻昆明不成,便南下退集于蒙自、个旧地区,控制滇南,准备负隅顽抗。敌人自以为抵抗不成,还可以逃跑,因为拥有蒙自飞机场,况且离国境线不过一百多里。毛泽东为了歼灭这些敌人,除令驰援昆明的部队暂行停止前进以麻痹敌人外,即令驻百色的四野的一个军以一部速向滇越边境前进,占领金平、河口一线,切断敌人向越南的逃路,又令第四兵团以一部迅速向蒙自前进,协同滇桂黔边区纵队歼灭该敌。这样,毛泽东又布置了一个迂回、包围、歼灭敌人的作战计划。

  第四兵团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在1950年1月1日派一个军昼夜兼程向蒙自前进。南宁到蒙自约两千里,要翻越许多大山,但部队轻装急进,半个月就到达蒙自,首先袭占了敌人的飞机场,使敌人由空中逃跑的幻想成为泡影。

  敌人完全没有料到解放军行动如此神速,他们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还刚刚从台湾飞来,准备把其第八兵团的二十六军空运到台湾去。但他的部队还没有飞走,我第四兵团的一个军便从天而降,这就使聚集在蒙自地区准备飞跑的敌人一下子乱了阵脚,纷纷向西、向南逃窜。这个军立即配合已经到达河口的我四野的部队和滇桂黔边区纵队进行追歼,先在个旧、屏边地区歼灭了敌人的二十六军,又向西追击向滇西南逃跑的第八军。

  滇西南地区山高路小,形势险峻,易守难攻,大部队行动、作战都十分困难。根据这种情况,追击部队以营、团为单位,分多路追击。经过十几天的艰苦作战,终于在元江、镇沉地区歼灭了敌人的第八军,活捉了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

  至此,人民解放军围歼华南、西南的敌人划上了非常圆满的句号。

  我军围歼华南、西南敌人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战争指导路线的正确,再一次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正是毛泽东为歼灭华南、西南的敌人所确走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才使得敌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在人民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中束手就擒。如果不是采取这个方针,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歼灭敌人。如果余汉谋集团的主力、白崇禧集团的主力逃到海南岛,就会大大增加解放海南岛的困难;如果白崇禧集团或胡宗南集团逃入云南,也会大大增加解放云南的困难;就是滇南的敌二十六军、第八军,如果大部分跑到台湾或国外,也会造成许多不利影响。正是由于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作出英明的战略决策,从而使我军在广东作战、广西作战和滇南作战中,势如破竹力克群雄,进而为我军进一步解放国民党当时仍然占据的地区扫清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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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阴谋怎能骗 百万雄师下江南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又一次玩弄起和谈阴谋。蒋介石求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他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文告中,却提出了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为和平谈判的基础。显然,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发表求和声明,是由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为了争取喘息时间,以便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卷土重来。他在发表求和文告前后,积极地进行了战争部署:以其心腹将领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长江防务,妄图凭借长江天堑阻挡解放军渡江南进;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时还拟定了一项利用和谈争取在三至六个月时间内,在长江以南重新编练二百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第二,美国的策动和压力。美国眼看蒋介石惨遭败北,众叛亲离,因此,阴谋策动由反动面目尚未暴露或在人民中有某些幻想的人物来代替蒋介石,装扮起和平“面孔”,欺骗人民,借以保存反动势力。同时,利用某些既同反动营垒有联系,又同革命营垒有联系的“自由主义人士”,鼓动他们呼吁和平,并竭力让他们混进革命阵营,组织反对派。第三,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民党内一些地方系军阀,企图利用对蒋介石的不利形势,取蒋而代之。1948年12月24日,桂系首领之一、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从汉口致电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目的是逼蒋下台。随后,在白崇禧操纵下的湖北省参议会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要蒋“改弦更张”,“恢复和谈”。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才发了求和文告,以退为进,向我发动和平攻势。

  为了揭露美蒋的新的和平欺骗,以及他们策动搞所谓“南北朝”、“三分天下”、“划江而治”的政治阴谋,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里指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才能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一起掀掉,才能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真正的独立国,才能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的局面,也才能造成使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先决条件。相反,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会给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晨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所以,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毛泽东指出,敌人将继续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彻底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并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求和的声明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求和的欺骗性、虚伪性。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及任何其他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样一来,就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阴谋完全揭穿了。

  蒋介石被迫于1月21日宣告“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总统后,发表声明,同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条件为和谈基础。但是李宗仁的声明也是虚伪的。他企图通过谈判,阻止解放军渡江,与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使桂系掌握半壁河山。而且,蒋介石名曰引退,实则幕后指挥。毛泽东洞察其奸,并且深信,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打击,国民党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但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拒绝这个谈判。这是因为,国民党还有一部分军队,如果它真能(部分地也好)接受八项条件,达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和平解放,使战争时间缩短,人民减少痛苦,地方减少破坏,这是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况且,部分地区的和平解放也是可能的。如果以后国民党拒绝实行八项条件,那便恰好暴露了他们要求“和平”谈判的欺骗性。

  4 月1 日,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为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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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时度势谁能比 不拘一格捣“天涯”






  1949 年12 月,两广战役胜利结束,中南地区全部解放,毛泽东及时发出命令:准备解放琼崖。毛泽东特别指示,要在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

  海南岛是南中国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已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妄图以舟山、金门、万山、海南诸岛互为犄角,构成一道防卫台湾的海上屏障,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海南防御总司令”,纠集残敌约十万人,仗着五十多艘军舰,三十多架飞机,加紧巩固其所谓“陆海空立体防御”,不断派军舰到大陆沿海骚扰破坏,派飞机窜入广州、武汉等地狂轰滥炸,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安全。

  毛泽东发出及早解放海南岛的命令,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早日发起海南战役,可以乘敌立足未稳,打烂其妄图赖以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确保我国南方的安全。这对于巩固国防,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解放海南,是我军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渡海作战。雷州半岛至海南岛最短距离为四十里。部队登陆需要绕过暗礁及敌火力点,这样,最近距离也有一百二十里左右。当时我军一无渡海作战经验,二无机械化渡海工具,三无海空军支援,面对茫茫大海和敌人的陆海空“立体防御”、打这样的仗确实困难重重。毛泽东在部署攻打海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作战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毛泽东的指示,透过错综复杂的关系,紧紧抓住了渡海作战的主要矛盾。就当时的条件看,渡海的困难很多,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动员木船,立足现有装备,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可是,林彪却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不切实际地主张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并要求军委准备飞机配合。

  毛泽东批驳了林彪的错误主张,指出这次战役有琼崖纵队配合,敌人战斗力差等有利条件,教育大家坚走用木帆船渡海作战的信心。毛泽东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一个海上练兵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就基本掌握了潮水、风向的规律,学会了一套海上作战的本领。

  为了大举登陆,参战部队首先以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从涠洲岛夺得了敌军的四百只大帆船,解决了部队当时船只不足的困难。

  薛岳发现我准备解放海南的意图后,一面加紧海岸设防,一面调集兵力“围剿”我无指山根据地,增加了琼崖纵队的困难。为加强海南岛我之内应力量,同时为对我们的海练进行一次实战检验和战役侦察,我军决定先组织一个加强营向海南岛偷渡。3 月5 日黄昏,八百名勇士分乘十四只战船,顺风扬帆,直扑海南岛。6月14时,潜渡营在海南岛两侧的白马井登陆,海峡天险跨越了!潜渡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坚定了大家渡海作战的必胜信心。同时也初步显示出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的英明。

  3月26日晚,我部队又以一个团的兵力组织了第二次偷渡。部队起航时,非常顺利。不料,后来风向突然变化,海上又起了大雾。联络信号失效,大部分船只漂流到敌人正面防御较强的地段,情况极其险恶。但勇士们毫不退缩,他们以猛烈的火力回击着敌人军舰、飞机、陆上的三面阻击,英勇奋战。有的班排是靠单船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强行登陆的。全团上岸后,猛打猛冲,先后打垮了敌人十个营的层层堵击,毙伤俘敌八百多名,击伤敌舰一艘,击落敌机一架,胜利地进入了五指山根据地。

  一只单船也可以登上海南岛的事实,揭开了敌人正面防御的“秘密”,使作战部队看到了解放海南岛的时机已经成熟,坚定了大举登陆的决心。那时对下一步如何打法,有两种主张:一是万船齐发,大举登陆;一是继续组织小型潜渡。其实,毛泽东在下达解放海南作战命令时就明确指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一个军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的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巩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靠后援。

  林彪却顽固地坚持后一种主张,硬是电令部队继续组织小规模偷渡。当时如果按照他的主张去做,必然会贻误战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参战部队几次要求抓住有利时机大举登陆,迅速解放海南,林彪都置之不理。是毛泽东亲自批准了渡海作战计划。4月16日,全军齐发,直捣“天涯”。

  4月16日,东风拂面,平潮伏流,下午6点半,一声“起航”命令,我东西线部队分乘千百只战船顺风而下,直指海南。船行三十余里,敌人的飞机、军舰发现了我船队,拼命向我军轰炸、扫射和炮击。我船队一面还击,一面急速推进,凌晨两点半左右,一片黑乎乎的山峦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战士们日夜盼望的“海南岛”。

  敌人拼出全力作“困兽之斗”,岸上、海上、空中的各种火器,一齐向我船队射击。船队离岸还有五、六十米,战士们就跳进齐胸深的海水,勇猛地向岸上扑去。薛岳苦心经营了几个月的”立体防线”,不到一个小时就被突破了。仅用四个小时,我军就全部登陆完毕。部队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作风,迅速向敌纵深推进,很快就同接应的潜渡部队和琼崖纵队胜利会师。

  第二天午夜,我登陆部队包围了临高城。但不见敌人反扑,不见薛岳早已组织起来的机动部队“围剿”。敌人主力到哪里去了呢?

  登陆部队对敌情作了认真分析:根据敌人的部署和行动,薛岳很可能首先集中主力于东线,企图歼灭我东线部队于登陆滩头,然后各个击破。因此登陆部队当机立断,将临高城交给琼纵和潜渡部队继续围困,迫敌投降。我军主力则甩开临高,东进澄迈。部队赶到澄迈以北,就得知澄迈敌人一个师已调往美亭。澄迈方面已结束了隆隆的炮声。我军部队马不停蹄,冒着敌机的轰炸,迅速向美亭急进。原来我东线部队登陆后,马上包围了美亭之敌。薛岳闻迅速集中了四个师的兵力对我实施反包围,东线部队腹背受敌,势态非常严峻。西线部队当即分两路采取钳形攻势,以主力将敌人“反反包围”。敌我双方包围,反包围,内线外线,犬牙交错,展开了反复的肉搏战。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激战持续到23日拂晓,敌人的主力被歼,我东、西两线部队胜利会师。薛岳看到大势已去,急忙于当天下午发出总撤退命令。薛岳乘飞机逃跑,敌人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拼命逃窜,急急如丧家之狗,惶惶似漏网之鱼。我西、东两线部队相互配合,乘胜追击,势如破竹,歼灭了大量敌人。逃跑的敌六十二军(欠一个团),被我徒步追击部队赶上,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被歼灭,副军长罗懋勋被我活捉。半个月的时间,残敌尽扫,全岛解放。

  海南战役的实践充分地证明,毛泽东指挥作战,从来都是审时度势,不拘一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立足现有设备,刻苦进行训练,努力提高军事艺术,灵活运用战术和变换战术,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地形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种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战争指导艺术,对于今天提高我军的军事艺术,巩固国防,抵御外来侵略,仍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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