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战争的成败，都主要取决于这两个因素，最终取决于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在战争中尤其明显。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便是充分调动了军队和人民群众这两大因素的积极性，并使这种积极性发挥到极至。

　　在三大战役决战之前，党在军队中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大大激发起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主动精神，能在以后的战斗中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灵活的战术，勇猛无畏的牺牲精神，完成作战任务。在群众中，进行伟大的土改运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鼓励其发展生产，光荣参军，支援前线，形成“前面打蒋军，后方挖蒋根”的热潮。

　　在三大战役中，辽沈战场上，六、七十万军队直接投入战斗，三十余万人作为后备兵源，另有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九万六千余名民工，支援前线，随军行动。淮海战场上，直接投入战斗的六十余万军队，四十余万地方武装，配合作战，二百余万民工推车挑担担，支援前线，军队打到哪里，人民便支援到哪里。我军与民的比例，竟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的程度。

　　这就把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军队和地方，前方和后方，全部动员起来，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法逃脱灭顶之灾。兵民是胜利之本。所以，战略大决战的胜利，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总之，无论是战略决战的整体，还是三个战役阶段，还是三个战役阶段的各个战斗，无不处处充满敌我双方的矛盾，无不充满辩证法，而且敌我双方，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军事与政治等等，无不依时间、地点、军力、人力、物力、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诸条件的不断变化而转化。毛泽东作为伟大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的英明伟大在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胸怀和胆略，以科学的战略战术，在六亿神州的大地上，导演了一场史无前例、威武雄壮、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战略大决战，并使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战争的胜利！也不能不说这也是辩证法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产生，也在斗争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在他的时代认为，必须以革命的暴力，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这种革命，必须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丰富发展了关于国家革命的学说。在他的时代，提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便开辟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使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他的时代，则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如中国，也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并在实践中，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井冈山”道路。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夺得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

　　从继承和发展中，明显地看出：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才有所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中，也是如此。如毛泽东对列宁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便有继承，有突破，有发展，甚至使这一理论达到高度科学化、艺术化的程度。

　　1906年列宁在《游击战争》一文中，曾说：“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方式。”并指出：“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这就充分肯定了“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并斥责了对游击战争的种种怀疑和攻击。

　　毛泽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极为严肃认真，尤其重视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但他绝不象“左”倾机会主义者那样，教条地照搬苏联的经验，搞什么“一省数省的胜利”，把希望又寄托在攻打大城市上，给革命造成难以弥补的危害。毛泽东认为，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不承任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阉割。应当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运用马列主义，又要在本国的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

　　列宁所指的“游击战争”，主要是指在“黑帮政府反对居民的武装冲突和搏战绦件下，“居民自发地、无组织地――因此也就往往采取不能奏效的坏形式――用武装冲突和攻击来对待这种现象。”他还说：“有人说，游击战争会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弄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并进一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斗争手段，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因而主张：“社会民主党应当好好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它们真正能够起作战一方的作用，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这些论述，是列宁考察了俄国、那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而提出的，也许完全是对的。

　　但毛泽东没有无条件地照搬这一理论，更没有象从苏联回来的那几位秀才那样，无条件地实行。因为任何一国、任何革命的经验，既有普遍性的一面，更有特殊性的一面，因而只能学其精神，至于具体如何做，则要考察中国革命各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然后作出抉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具体环境的特点是：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但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敌人的强大，他们有武器、军事物资都远比革命武装强大的常备军；红军的弱小，数量、武器、作战物资远不如敌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便奠定了井冈山时期的战争形式只能是游击战的理论基础；其战争形式绝不能是苏联“十月革命”式――首先在大城市起义，然后推进到全国；也不能是采取中国的北伐战争式――长驱直入，占领大城市，而必须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游击战；并且必须有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科学的战略战术；决定了中国弱小的红军，能够在与强敌的战争中夺取胜利。

　　所以，中国的游击战争，无论理论的深刻性，战略战术的科学性，指挥艺术的灵活、丰富多彩性，还是实践的有效性，都不是列宁所指的“游击战争”所能比拟的。

　　首先，中国的游击战争，绝非自发的、无组织的、盲目的行动，而是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有目的、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它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忠实支持；它有着严密的军事组织，尤其在三湾改编之后，军队完全在党的指挥之下，并有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保证，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即使有相当的游民、流氓无产者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但在党的教育影响下，也绝不会“把无产阶级弄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倒是这些游民、流氓无产者在党的教育影响下，在革命实践的自我教育中，锻炼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它还有坚强的纪律性，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更保证了军事行动的高度统一。

　　就是这样一支在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成功地、极为有效地进行了“游击战争”，取得了第一次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人类战争史上发出耀眼的光辉，在中国、在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仅以第三次反“围剿”为例。蒋介石亲自出马任总司令，分兵三路，中路何应钦，左路朱绍良，右路陈铭枢。“进剿”军由第一次“围剿”的十万人、第二次“围剿”的二十万人，到这次的三十万人马，取“长驱直入”的战略，风烟滚滚，气势汹汹，直扑革命根据地。而我军却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安一点，由西而东，向敌人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诱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武之地。及至敌人觉察，回头向北，我则乘机打其疲劳者。然后向莲塘、良村、黄肢突进，四天连打三仗，三战皆捷，缴枪逾万。敌主力发现我意图，猛力并进，找我作战，我却穿插迂回，休整自己，疲劳敌人，使敌人的士气沮丧，我则避其锋芒，击其虚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终使蒋介石无能为力，在自嗟叹，只好退却。真可谓不可一世而来，弃甲曳兵而逃。毛泽东所谱写的“游击战争”的篇章，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也熠熠生辉。

　　还是在井冈山游击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就开始形成了一套尽管带有朴素性质却是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后毛泽东又在实战中提出了“诱敌深入，避敌精锐，击其虚弱”的方针。这就包举了游击战中的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而战略防御又包括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形成了较为全面、又为实战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如：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游击主义，承认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役的速决战和战略的持久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思想，承认小后方思想；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权威的军事纪律，反对孤立主义政策，承认尽量争取一切可靠的同盟者，等等。总之，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充满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和高度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使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从理论到实践部趋于成熟。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者，闭眼不看世界，不看中国革命的实际，好象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他们基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剧”、革命高潮的形成，甚至认为世界革命也即将成功等错误理论，提出了“三次反‘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错误路线，狂热地提出与蒋介石的战争是“国与国作战”，要“全面出击”、“夺取中心城市”、“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决战”、要“绝对的集中指挥”、”两个拳头打入”等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抛弃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反诬游击战为“游击主义”，“是山沟沟里产生的”，这些毫无马克思主义气味的鲁莽家和战争门外汉们的理论与孤行，最后导致了极为严重的恶果：“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成了逃跑主义。”使红军连遭劫难，损失大部，根据地丧失殆尽，被迫长征。造成了革命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恩格斯在1849年4月1日所作《皮蒙特军队的失败》一文中就曾指出：

　　皮蒙特人一开始就铸下的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只用正规军队来抵抗奥军，他们想进行最一般的、资产阶级式的、规规矩矩的战争。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

　　这多么象是针对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发的响箭，准确无误地击中其教条主义的要害，显出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卖质；也多么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英明，以及他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中国大而弱，它是个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大国，又是近百年来任人欺侮、任人宰割的弱国，但是，它所进行的民族战争，却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战争，因而是进步的；日本帝国主义小而强，虽然它的军力、物力、财力是强大的，疯狂一时，不可一世，但是它国小、人少，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是落后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失败而亡国，也不会轻易速胜，但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却是肯定的。日本帝国主义凶狠、残忍，但它陷于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象一匹野牛陷于火阵，既不可能速决，又因人力、财力、军力的匾乏绝不能持久，所以最后的失败，也是必然无疑的。

　　反映在军事上，中国的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也决不能只是单一的正规军的对抗作战，而必须是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等的结合，相辅相成。

　　抗日战争的根本规律是战略上的持久战，而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论持久战》）随着这种防御――相持――进攻的发展和变化，各种主要战法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第二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和阵地战为辅；第三阶段，以运动战为主（并非第一阶段的正规军进行的运动战，而是游击军所担负的游击战上升为正规军所进行的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故为辅。而这三个阶段上的游击战的地位和作用也绝不完全相同。

　　运动战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故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游击战的特点则是：在战场、战地、战区的高度主动性，取得自由权；兵力的指挥和使用上的灵活性，分散以发动组织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及时转移，不拘于一城一地、坛坛罐罐；客观条件下尽可能严密的计划性。所以，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只能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且出现了“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

　　本来，游击战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即只起战术作用，但在中国，国大、力弱、抗日的持久性等特殊条件下，游击战就不但是主要的战争形式之一，而且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和作用。毛泽东把这种战略作用归纳为六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而且在战术思想和实战的指挥上的“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灵活地使用兵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等等，其思考的严密性、灵活性，其得心应手的程度，都达到高度艺术化的境界。

　　在中国的军事传统中，出现过关于游击战争中的某项战略战术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孙子，九变》）便涉及到作战中的防御和进攻问题。“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便涉及到作战中的指挥和灵活地使用兵力。但这是朴素的，孙武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谈论现代化战争，尤其是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

　　在国际上虽然有过游击战争，如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古巴、越南在解放战争中的游击战；也有一定的理论建树，如列宁的《游击战争》等，但没有任何一国能象中国的游击战争，有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既有阶级战争中的游击战，如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又有民族战争中的游击战，如抗日战争，更没有哪一位军事家象毛泽东那样，对游击战争，有如此全面、系统、科学、深刻的论述，不但肯定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肯定它的战术地位，并由此制订出一系列战术原则，而且创造性地肯定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并由此制订出一系列战略原则。从理论上的论证，到具体的战略战术的制订，都既继承本民族最优秀的军事传统，也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传统，并丰富和发展了这些传统，使之发扬光大。

　　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确实有着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确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并达到新的高峰――到目前为止，中外还没有任何人能逾越的高峰。游击战争这篇文章，确实让毛泽东做活了，做绝了。毛泽东所表现的军事战略家的风范，其军事思想的深刻性，其军事艺术方面的造诣，不但史无前例，即使在现代，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还没有谁能与他媲美。

　　翻开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纵横八千里，象辽沈、淮海、平律这样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是从未有过的。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面上，几百万军队进行会战，如此复杂，如此激烈，也为中外古今少见。若把这一战略决战比作一篇宏伟壮丽、光照千古的文章，那么，象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这样，在六亿神州这片大地上，以如此高超纯熟的艺术才能，生花的妙笔，书写出如此丰富多彩、奥妙神奇的妙文，也该是亘古未有的大手笔。

　　1946年7月，独夫民贼蒋介石，自侍手里有四百万军队，又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充分”准备，接收了一百万日本侵略军的全部武装，再有美帝国主义军事、财政上的巨大援助，而解放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客观条件下却占“劣势”，所以，蒋介石就敢冒天下之大不匙，完全不顾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和平建国的愿望，撕毁了1946年1月间经过四十三天艰苦的重庆谈判而签订的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悍然挑起内战，又把中国人民投入血泊中。

　　但是战争自有它自己的规律，绝不依蒋的如意算盘而转移。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的优势，美帝国主义的援助，解放区的困难，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性质，人心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

　　所以，战争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仅仅一年，便出现了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到1948年6月，解放战争就完全出现了新局面：军事上，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每况愈下，总军力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能作战的一百七十余万人，被我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北、东北、华东五个孤立的战场上。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却在战争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由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余万人，军事、政治素质不断提高，愈战愈强，一年多消灭了敌军一百多万人，并依靠蒋介石这个优秀的运输大队长，不断武装自己，无论内线作战，还是外线作战，都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不但能打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能打攻城略地的大规模的阵地战，并且已经创造了四平、石家庄这样攻坚战的样板。事实表明，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操在我们的手里。眼下这篇文章如何做，就看毛泽东这位妙手的生花之笔了。

　　这里有段插叙，值得一提。

　　1945 年日本投降，1946 年蒋介石反动派便挑起内战。在延安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到河边散步，正好遇到美国友人马海德和夫人苏菲。老友相见，非常亲切，便坐在河边的石头上促膝谈心。马海德问哈尔滨能否保住，毛泽东说：美国帮助蒋介石运兵凡十万到东北，要占领所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们也准备让给他，他暂时处于优势。让蒋介石高兴一点，将来消灭他也更容易些。马海德还问：蒋介石一共有多少军队？毛泽东说：他号称五百万军队，实际上真正能打仗的只有三百万左右。他如果往东北运去一百万，还有二百万，分布在全国各地。到那时候，蒋介石就没有后方了，他就会发现，他的未日来临了。他想挽救败局也来不及了。这使马悔德非常感动，连声说：毛主席看问题，总是看得很远呀。战争的胜利，一定是中共的。

　　历史正是按毛泽东的预言前进的。到了1948年下半年，毛泽东的预言，就全部实现了！

　　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就象写一篇精妙绝伦的散文，内容复杂，变化多端，首先需要确定这篇文章的主题。有了主题，材料的取舍，布局谋篇，承转关锁，方法的运用等等，也就易于解决了。

　　当时面临的形势是：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又打内战，人民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军事上也有了这种可能，在力量对比上敌人形式上仍占优势的情况下，发展我们节节胜利的形势，组织力量，向敌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已完全可能。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敢于攻击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敢于同敌人强大的机动兵团作战，敢于打我军从未打过的大仗、恶仗，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即这篇雄丈的主题：决战！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这一战略决策，妙在抓住时机上，早则不成熟，晚则时不我待。正如1949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先躯论坛报》的一篇社论中所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的错误，就是择时不当。”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扑捉战机的无比英明和果断。

　　主题确定了，文章如何做？话要一句一句他说，文章要一段一段地写，即使有挥笔而就的才能，也无不如此。尤其困难的是开头一段。因为战略决战阶段的斗争，最激烈，最复杂，也最易变化，瞬息万端。也象一盘棋，一着投错，满盘皆输；一步妙棋，也可使满盘皆活。真是一笔九鼎，一子千钩啊！所以，战略决战之始，首战哪里，就成了决战的方向问题了。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这是指战略上说的。真要打败他，策略上需要一仗一仗地打，而且不得有半点疏忽，尤其全国各个战场的形势，都不同程度地有利于人民解放军，但眼前的决战，第一个战役由何处打起？这就需要“知已知彼”了。毛泽东讲得就更透彻更鲜明了：“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的侦察、思索、判断、决心、部署是怎样的呢？

　　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五十五万余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通过北宁线锦、榆段与关内水陆联系；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六十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上的归绥、张家口，以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地，塘沽港是他们的补给线；太原的军伐阎锡山已被我解放军团团围住，已成瓮中之鳖；华东战场是刘峙集团，六十余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连云港，西至商丘的陇海线，以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大军南下；中原战场为自崇禧集团，七十五万余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三十余万人，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下败将，被牵制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这五个集团已被我战略包围分割，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这篇自古以来规模最大的战略决战的雄文，根据敌人这五个集团的特点及其分布状况，确定为三大战区，共分三大段：

　　1948年9月12日至1948年11月2日，进行了辽沈战役，歼敌四十七万余人，完全解放东北；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进行了淮海战役，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人，使解放长江以北，已成定局；

　　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31日，进行了平津战役，歼敌五十二万余人，全部解放了长江以北，并为渡江，解放全中国，建都北京，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这位文章大家，运用一技妙笔，所写的这篇妙文，真是处处生花，处处生辉，其艺术境界，实在是妙不可言，纵使唐宋八大家再世，也哪里能比得上一二？

　　首先，在军事力量对比上敌人表面仍处优势的情况下，作出进行战略决战的伟大决策，就气势豪放，声威夺人，大有排山倒海、不战而胜的气势。其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胆略，已为世瞠目。

　　以下仅就几处妙笔，与大家共赏析。

　　妙笔之一，是首战东北。从政治上看，东北解放区已占97％，

　　实力较强，军事上占绝对优势；而敌人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另外敌人曾有“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计划，但蒋介石优柔寡断，举棋不定。首战东北，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如“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等等。在战役上完全有了战必胜的把握。先打东北，也使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梦想成为泡影，同时还避免了我先打华；北，则会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真是扬己之长，击敌之短，一石三鸟的妙着。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这一战略方向的确定，是何等的英明！其宏图大略，全局在胸，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才能，是何等的惊人！

　　妙笔之二，是进行东北战役，绝不先打长春，中敌人牵制我军的好计，而是先打锦州。打下锦州，满盘皆活，所以，毛泽东在1948年9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说：“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10月10日，毛泽东又电令林彪、罗荣桓：“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锦州战役的胜利，完全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因锦、榆、唐一线敌人互相孤立，遂使打锦州的攻坚战成为确实可靠。打锦州是击敌要害，所以锦州打响，蒋介石便急忙飞抵沈阳，坐阵督战，甚至锦州已被我解放，蒋介石还下死命令，让廖耀湘夺回锦州。正因为如此，使我“打其必援”的战术又得以实现。攻占锦州，歼敌十万，攻坚打媛，又歼敌十万，卫立煌集团就成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囊中之物，我军关门打狗的态势遂成；解放锦州也成了逼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大部投降、我一举解放沈阳的伏笔。

　　妙笔之三，辽沈战役于1948年9月12日打响之前，在9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说：“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而另一方面却命令华东我军避免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并且明确具体地指示，即使歼灭敌人，也不要超过一两个整编师。

　　这一笔妙在，既可以使蒋介石继续做他的盘踞东北的梦，又可以促使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计划继续“优柔”下去，直至卫立煌集团的覆灭。如果华东我军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势必促使蒋介石下撤退东北的决心，真的如此，毛泽东把卫立煌集团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消灭的构想就不能实现，同时必然使华东敌军得到增援，这样，反倒增加了我们战略决战的困难，从而使整个决战的战局受到影响。历史的发展，确实证明了这一战役决断，不愧是惊世骇俗之笔！

　　全歼东北之敌卫立煌集团，完全解放东北之后，毛泽东又运用“兵贵神速”、“出敌不意”的原则，接着命令东北我军，不待休整，便秘密入关，可以看作这篇妙文的过渡段。这一军事行动如此神秘，如此迅疾，妙在会同华北我军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但是，毛泽东又命令东北野战军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

　　妙笔之四，是东北战役还在激烈地进行中，毛泽东便部署了淮海战役，并把这一战役分作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的重心，就妙在确定“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等地上。因为淮海战场，蒋匪军六十余万人，若加上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共八十余万人，取“一点两线，重兵密集”的态势，妄图以其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猖集一团，让我“吃不悼，啃不烂，歼不了”，并互相策应，守住中原，屏障南京。所以，要战胜他们，必须先行分割包围，使其不能机动灵活，互相迅速增援。所以，毛泽东的战役部署为：以优势兵力，即我以二个纵队消灭敌一个师的比例，以六至七个纵队围歼黄伯韬兵团；而以五至六个纵队实行分割、阻援打援，牵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使其不敢舍命东援等。

　　歼灭了黄伯韬兵团，首先断刘峙一臂，使其成了独臂将军；而使我山东、苏北解放区联成一片；还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通道，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淮海的态势，刘峙集团陷于四面被围，孤立无援，又无路可逃的绝境。

　　此后，我军稍松了松套在刘峙脖子上的绞索，缓歼杜聿明，稳住了东北、华北敌军，待东北战役全歼敌人，彻底胜利之后，才紧接着完成了第二、第三阶段的作战任务：歼灭了黄维兵团和刘峙亲自指挥的杜幸明集团，又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从而使蒋介石“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幻想彻底破灭，经营了二十多年的蒋家王朝已是大厦将倾，土崩瓦解，气数已尽了。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何等的灵活！

　　毛泽东的辩证思想是何等的完美！

　　妙笔之五，是淮海战役鏖战正急的时候，毛泽东电令太原前线的徐向前、周士第，不要急于攻歼太原之敌，待到东北战役完全胜利，大军入关，淮海战役也已胜利，平津战役业已打响，再对太原之敌实施最后歼灭。这样做的妙处在于，既可以确保淮海战场之敌孤立无援，被我从容歼灭，又可稳住北平之敌，不致从海上逃掉或西窜，以增加我军日后消灭他们的困难。这是作战中战术上的策应，却是做文章中的细节，对于表现主题是何等的巧妙和不可缺少。

　　妙笔之六，是和平解放北平。淮海战役虽还在进行，但敌人被歼灭，我军稳操胜券，已成定局，所以北平之敌傅作义已成惊弓之鸟。傅作义六十多万军队便企图由海上逃走，或西窜绥远。但没等傅作义惊魂稍定，毛泽东便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与华北聂荣臻兵团配合，以神速的动作，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个地区，使敌人既不能从海上逃走，又不能西窜绥远，完全处于收不拢、逃不掉的绝境。在完成这一战役包围之前，甚至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之敌，以及杨罗耿兵团所包围的敌三个师，都不先行消灭。淮海战场，也暂缓歼灭杜幸明残部。待我从容布阵完毕，再逐一歼灭。

　　1948年12月22日，围歼新保安之敌；24日攻歼张家口之敌；1949年1月11日，攻歼天津之敌，活捉顽抗的陈长捷，至此，华北之敌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斩头去尾，分段歼灭。遂使北平二十万守军被团团围住，陷于毛泽东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便率部起义，接受和平改编，北平遂和平解放。

　　毛泽东象一位艺术高超的设计师，成竹在胸，精密设计，彼此呼应，左右逢源，真达到妙不可言的境界。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战略决战这篇雄文已基本作成，不过还有两个插曲也非常精彩，很值得一提。

　　一是，当辽沈战役刚开始的时候，我军得到消息，说傅作义的部队已经从北平、保定出发南进，扬言要夺回早已被我军解放的石家庄市，并妄图偷袭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西柏坡。而我军在北平至石家庄之间，又无主力部署，所以情势十分危急。因而周恩来副主席作了如下部署：西柏坡的警卫部队，加紧训练，刺杀投弹，准备迎击敌人。若敌人敢于进犯，便坚决抵抗，掩护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转移，中央机关也做好了转移准备，当地农民也加紧秋收秋种、藏粮，准备转移。

　　毛泽东为了从精神上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便于1948年10月31日，亲自写了一篇新华社述评，公开警告敌人：我们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你来对你没好处，你还是老实一点好。述评中还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你们究竟还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这样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几个兵了；总之蒋介石的整个北方战线，傅作义的整个系统，大概也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还在那里做什么石家庄的梦！

　　毛泽东在赞扬了玲的一首词中曾说：“纤笔一技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泽东用的不是纤笔，而是如椽巨笔，又顶多少精兵呢？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大概就难以计算了吧。

　　述评一播，果真灵验。敌人象《空城计》里的司马懿一样，退兵了，而且很快，也算得上“兵贵神速”，他们逃回保定、北平等地。不久，保定敌军也龟缩到北平。

　　瞧，一技多么名副其实的力敌千军万马的妙笔！

　　二是，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天津又获得解放，傅作义的二十万大军，便处于我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真是有天大神通，也插翅难飞。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一与我党派遣的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举行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基于爱祖国、爱民族的热忱，以保护北平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物为重，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但在和谈条件尚未全部执行的时候，傅作义将军却请求要亲自拜见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首长。

　　在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同意之后，傅作义和邓宝珊将军便飞抵石家庄，受到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迎接，并陪同乘吉普到达西柏坡，受到周恩来的热烈欢迎。周恩来肯定了傅作义的爱国行动，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是位爱国将领，并勉励他继续与我党合作，欢迎他参加后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使傅作义极为感动。

　　接着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

　　接见时，傅作义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第一句便说：“我有罪！”毛泽东却赞扬他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还勉励他说：你是功大于过。和平解决北平最好，你带了好头，立了个大功。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还勉励他将来当个水利部长，更好地发挥作用。还给他讲了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傅作义极为激动，表示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证把工作做好。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弥补我过去的过错。”

　　他是狐疑而来，感激而去。

　　以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得到完全、顺利的执行，还协助我党和平解放了绥远；直到解放之后，他任许多要职，如水利部长、国防委员等等，为建设祖国，全心全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看，毛泽东把这篇妙文做得处处伏笔，处处照应，承转关锁，浑然一体，多么细致入微，天衣无缝，绝妙之至！

　　总之，战略决战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先后消灭了蒋介石的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使蒋介石的老巢南京完全暴露在我军威胁之下，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独夫民贼、内战、卖国的蒋介石也已成丧家之犬。

　　正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决战，使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得到充分发挥，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既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军事艺术，又使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得以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成毛泽东自己独特的军事科学体系，及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他在战略决战里，洞察全局，高屋建领，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那非凡的英明和伟大气魄，是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对中国、对世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写作战略大决战这篇超世绝俗的妙文过程中，胸怀全局，周密布阵，此呼彼应，环环相扣，三大战役，各具特色。真可谓妙思泉涌，奔赴笔下，处处生花，异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起笔惊天地，落墨注鬼神”，中外古今军事史上，经过如此多，如此复杂，规模如此大的战斗，其指挥艺术发挥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其军事理论具有如此鲜明的民族、时代特色，又具有如此的世界普遍性，毛泽东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四十年代，美国进步作家斯诺就成了毛泽东的好朋友。当年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穿着打补丁的皱巴已的布衣服，请斯诺吃夹红辣椒的馒头，跟斯诺一起打扑克，一面谈笑风生，一面用手搓着脖子上的污垢，有时毫不在乎地松开裤腰带伸手进去抓虱子。毛泽东对斯诺说：“如果你身上还没有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虱子和中国本无必然的联系，但毛泽东用了一个假言判断把二者连在上起之后，就会使人顿开茅塞，大彻大语。毛泽东这种超常的思维，不单在于他丰富的联想力（由肮脏的虱子想到黑暗落后的旧中国），更重要的是锐利的穿透力和强烈的变革意识。

　　毛泽东思维的锐利穿透力，在于对旧中国看得透底彻里，从历史到现实，从微观到宏观。在此，毛泽东把旧中国的黑暗和落后看作犹如虱子。罗曼?罗兰说过：生活在一个太古老的民族，是光荣的同时，也是沉重的负担。的确，封建主义的一套，从孔夫子开始，到程朱理学，把我们这个民族层层包裹、层层捆绑了两千多年。旧意识已经把人们侵蚀得贫弱苍白，来一点风都要打喷嚏！国家的先进和不先进是可比的，不是靠吹的，谁承认这一点，谁就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历史上有过几次时机我们没有抓住：十八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在欧洲兴起，当时我国正处在“乾隆盛世”，社会封闭，信息阻塞，对世界的技术革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因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大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洋枪洋炮与大刀长矛进行了较量，日本抓住这个时机搞明治维新，收效很大，而中国的戊戌变法者却倒在血泊之中，于是，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就更大了。当然，世界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它的意义将远远超出技术本身，将波及到生产组织、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世界前进了，然而当时的中国人民仍然被虱了啃噬着。

　　毛泽东思维的强烈变革意识，在于“穷则思变”的思想内蕴，这也是毛泽东奋斗终生的动力之一。这种思想在1958年《介绍一个合作社》中作了集中表述：“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毛泽东用”虱子”来比喻旧中国的丑，但揭露丑，是为美开辟道路。正如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创建共产主义一样。进取者的勇敢不是表现在对旧世界的蔑视，更表现在对新道路的开拓、对新世界的创造。历史证明，毛泽东这种强烈的变革意识，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冲垮了一个又一个的旧堡垒，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它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

　　目前，在改革的大潮中，毛泽东这种思维的穿透力和思维的变革意识具有重要的楷模作用。我们的改革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可能来自现状，也可能来自传统。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