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11时27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乘坐的“76年精神号”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周恩来总理前往迎接。

　　机场上举行了简朴的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检阅三军仪仗队。然后，周总理陪同尼克松前往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

　　尼克松抵达宾馆，刚刚吃过午饭，毛泽东主席便破天荒地提出要会见他。按惯例，毛主席通常要等到外宾离开中国的前一两天才会见他们。尼克松对这种礼遇由衷的感激。

　　很快，毛主席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当尼克松走进书房里，毛主席站起来，微笑着向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大国的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儿，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大概两人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过来。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握手，标志着这两个大国结束了将近1/4世纪的对峙与对抗，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尼克松特别重视电视的神奇作用，从总统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那一时刻起，所有重要活动的场面都被及时传到世界各地，特别是毛主席同尼克松的会见，被尼克松称作“改变世界的一个星期”的中国之行推向了高潮。

　　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13个小时。尼克松对电视转播作了精心安排。每天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而晚上的活动又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因而，尼克松特意安排到达北京的时间是21日上午11时30分，也即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晚上10时30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候。

　　是共同的利益把中美联在了一起

　　中美两国关系恶化时期将近1/4世纪。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第37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继续扩大侵越战争，美机、美舰仍不时侵入中国领空、领海。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更加恶化。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边境冲突白热化。

　　美苏均以中国为敌。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召开。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对国际形势作了详尽的分析。报告认为，美苏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我们决不可以忽视美苏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尽管如此，但毛主席仍然认为对国际形势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当时，中国同美国、苏联的关系，远远不如美苏之间的关系。如何改变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夹击之中的处境，是毛主席苦苦思索的问题。“九大”刚刚结束，毛主席便指定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进行国际形势座谈，由陈毅负责，提出书面看法，上报周总理，再转呈毛主席。

　　自1967年因所谓“二月逆流”一直靠边站的陈毅等四位老帅经毛主席提议，在“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其中叶剑英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

　　四位老帅尽管已是古稀之年，但仍个个精力充沛。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他们或是统帅千军万马、所向披靡的主帅，或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儒将。建国后，陈毅长期担任副总理兼外长，叶剑英多年主掌军事科学院，徐向前曾任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等职，聂荣臻几乎一直负责国防科研工作。这些经历，养成他们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当他们摆脱了繁杂事务的羁绊，全身心投入到国际形势研究时，智慧的火花迸发出耀眼的光芒，老帅们很快便从扑朔迷离的国际角逐中找到了中国的位置。

　　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讨论，四位老帅于7月下旬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由陈毅定稿，上报周总理并转呈毛主席。

　　四位老帅在报告中提出了同当前国内舆论截然不同的看法。当时国内舆论宣传给国人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四位老帅并不这样看，他们在报告中提出：美苏一方面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他们又互以对方为敌。尼克松认为中国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因中美距离遥远、美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等原因，美不敢轻易进攻中国。苏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比美大，但真和中国大打，苏还有很大的顾虑和困难。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苏扩张是挤美的地盘，“他们之间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这一结论勾划出了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中美苏大三角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两个月后，陈毅又向周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一些设想。即：

　　一、在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如果美国提出类似建议，我们应该接受。

　　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

　　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谈，以利保密。

　　毛主席对这些建议和设想十分重视。由于中美两国多年的隔绝状态，双方互不了解，每天出现在双方报纸上的言论和政界人士的谈话，仍是互相敌对的。毛主席进行了慎重的考虑，并经反复观察之后，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

　　1970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毛主席同斯诺合影的照片很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

　　紧接着，毛主席于12月18日再次会见斯诺，作了5个小时的长谈，主要话题是中美关系。

　　毛主席告诉斯诺：“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人中的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

　　毛主席说，“目前中美之间的问题要同尼克松解决”，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音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这次谈话为70年代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定下了基调。

　　就在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决策的同时，尼克松也采取一系列改善两国关系的步骤。从美国利益出发，尼克松甚至步子迈得更大、表现得更主动。

　　尼克松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反对新中国的头面人物，但尼克松又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侵越战争的失败，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使他终于明白，美国已经不能完全支配世界了。如果没有拥有七亿人口的中国，“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加上苏联利用美国陷于越南战争中的困境，频频出击，在世界各地采用咄咄逼人的进攻战略，也使得美国不得不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1969年7月下旬，几乎在陈毅等四位元帅提出书面报告的同时，美国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等六类公民到中国旅行。

　　接着，尼克松利用出访机会，请巴基斯但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美国不参加孤立中国的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

　　12月中旬，美国两次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并称“希望这些步骤能改善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

　　12月底，美国第七舰队开始减少在台湾海峡的舰只和巡逻活动。

　　1970年1月20日，在美方的积极倡议下，在驻华沙中国大使馆内举行了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2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2月20日，双方又举行了136次会谈，双方就美派高级使节访问中国交换了意见。

　　就在这时，美国借口柬埔寨有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庇护所”，于4月30日派兵入侵柬埔寨。中国作出强烈反应，取消了原定于5月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毛主席在5月20日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中美间停止了联系。

　　此后美方多次发出愿意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信号，并在6月底撤出侵柬美军，一度中断的中美联系重新恢复。

　　8月26日，美国宣布取消在国外美国石油公司给进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这是尼克松政府逐步取消对中国贸易禁运措施的第一项。

　　9月27日，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中美大使级会谈后来再未举行，但中美之间另外开辟了两国领导人沟通信息的巴基斯但渠道。1970年10月下旬，即毛主席会见斯诺不久，尼克松会见正在美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请他向中国捎话，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合谋反对中国。并说美国愿意派一名高级使节秘密访华。

　　至此，中美相互接近的趋势再也无法改变了。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尼克松曾经说过：“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

　　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共同的利益..”

　　小球带动了大球

　　1971年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这时，中国与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绝缘了6个年头，外界要求中国乒乓球队重返世界乒坛的呼声日高，甚至认为没有高水平的中国队参赛，就不能算是“世界级”的比赛。

　　当时国际形势仍很严峻。中苏对峙，苏联大兵压境；美国虽然开始同中国接触，但尼克松和美国政界人士仍频频表示“不放弃对中华民国的义务”；中日尚无外交关系，日本右翼势力和台湾国民党特务在日活动猖撅。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不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国家体委和外交部将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在听取汇报时，周总理当即表示，中国乒乓球队应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并当场抽出笔来亲自给毛主席写报告，写完马上由秘书送去。

　　毛主席收到报告后，当即批示“照办”，“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至此，中国乒乓球队决定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同世界体育界隔绝多年的中国运动员遵照毛主席、周总理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泛开展”乒乓外交”。中国运动员的高超球艺和友好态度广泛影响了各国运动员、日本各界人士和各国记者。

　　在同美国运动员接触中，对方几次提出想访问中国，中国队均以“将来访华总是有机会的”说词予以婉拒。但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件，使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天，中国乒乓球队从比赛馆乘车回旅馆。美国队球员科恩无意间跳上了满载着中国运动员的大轿车。当他发觉上错了车时，有些尴尬。这时，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打招呼，并亲切地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庄则栋将一幅绣有黄山风景画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非常高兴，将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回赠给庄则栋，当即表达了访华愿望。

　　因为出发前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曾有过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手拉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比赛场上不与美国队交换国旗。庄则栋与科恩接触的情况，马上被报告了国内。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运动员接触的消息，马上在当地传开了，并引起西方新闻媒介的普遍关注，甚至连正在莫斯科召开苏共24大的新闻都不如这条消息更吸引人。

　　深夜，北京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里。

　　毛主席正在阅读新华社摘编的反映世界各国动向的“大参考”，他也被西方新闻媒介连篇累犊的报道所吸引。

　　当毛主席不久前看到庄则栋同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的简报后，就提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同国内的电话联系由每天2次增加到4次，以便及时掌握动态。

　　几天前，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美国运动员要求访华一事联合提出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周总理批了“拟同意”三个字，毛主席也画了圈，并由秘书作了传达。

　　西方通讯社的报道使毛主席重新考虑起这一决定来。他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来，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此时让就在家门口的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是否有利？现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近尾声，如不马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那他们就打道回府了。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容易进入脑细胞的兴奋状态，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在战争年代，部队白天要行军作战，只有到晚上才能架起电台进行联络。各地载着十万火急战况的电波汇集到毛主席这里，往往要马上作出决定，然后及时答复，当这一切完成之后，一个不眠之夜便过去了。久而久之，他体内的生物钟节奏，几乎变成了晚上工作，白天休息。进城20多年了，但毛主席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留下的习惯。

　　此时，毛主席隐隐约约地感到某种时机来了。他仍象战争年代那样善于捕捉战机，如同进行一场战略决战一样，只要抓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就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者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天蒙蒙亮时，毛主席毅然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当天上午，信息传到了名古屋。

　　三天后，美国乒乓球队一行18人――9名运动员、4名乓协人员及2名家属和3名记者走过了罗湖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来访的正式的美国代表团。

　　小球带动了大球。

　　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双方发表了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

　　9月，发生林彪事件，中美关系继续发展。

　　10月，基辛格再次来华，为尼克松访问中国作了安排。

　　1972年1月初，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做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工作。

　　这一连串的新闻，使得全世界都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国。

　　4月14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周总理亲切和蔼的笑容，诚挚友好的谈话，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深刻美好的记忆。

　　小球确确实实带动了大球。

　　建造一座跨越时代的桥

　　毛主席同尼克松的会见是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周总理、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美方参加会见的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随员洛德。毛主席谈笑风生、风趣幽默，尼克松妙语连珠，双方不时发出阵阵笑声。

　　会见是在寒暄中开始的。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谦虚地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

　　了什么，没什么可学的。”尼克松恭维道：“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主席答道：“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毛主席挥了一下手对尼克松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指双方的会见）”。“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尼克松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主席叫他做什么？”

　　当翻译将这个问题译出时，毛主席笑了。

　　周总理作了回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匪’”，“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主席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主席喜欢海阔天空地漫谈，在无拘无束的漫谈中他永远是谈话的中心。同尼克松的这一次历史性的重要会晤，在毛主席的引导下，从一个问题到一个问题，台湾、印度支那、反霸斗争、扩大中美交流等等，这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主题，在毛主席诙谑随意的谈吐中一展示出来。

　　当谈到大选的话题时，毛主席说：“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

　　尼克松说：“这个我们懂得，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毛主席爽朗地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

　　尼克松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家伙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我喜欢右派。”毛主席说，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有派，说英国希思首相也是有派..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有派。“这些有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谈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主席说，是巴基斯但总统把你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不过，我们是不大喜欢从社鲁门到约翰逊的这几位总统。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然而在那段时间，你们也没有想通。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少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

　　尼克松接着想谈台湾、越南等问题，毛主席打断他的话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总理）跟你谈的事。”

　　毛主席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就谈成了），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2年多了。”

　　对于扩大贸易和交流，毛主席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对美国的倡议过了2年多才缓缓作出答复。他说中国的做法是“官僚主义的”，一直坚持必须先解决大问题，才能提出象贸易和人民交往之类的小问题。“后来我才明白你们是对的，所以，我们打了乒乓球。”毛主席被讨论吸引住了，原定15分钟的会见时间已经超过。尽管很疲劳，但毛主席仍很活跃。

　　尼克松说：“我读过主席的一些著作，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

　　毛主席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象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毛主席探身向前，微笑着对尼克松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尼克松说：“我们大家熟悉主席的生平。主席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位置。我也出身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位置。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当尼克松告辞时，毛主席称赞尼克松《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尼克松说：“你读的书太多了。”

　　毛主席说：“读得太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要请你派教员来，特别是历史和地理教员。”然后又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我想）一定要谈成”。“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这时双方已经站了起来，尼克松握着毛主席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会见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但却勾划出了中美联合公报的轮廓。

　　会见完的几小时后，新华社发表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消息，称这次会见是“认真坦率的”。

　　访华期间，尼克松向毛主席赠送了象征和平的瓷制天鹅和水晶玻璃花瓶，而毛主席向尼克松赠送了3幅令人费解的条幅，分别书写着“老头坐凳”、“嫦娥奔月”、“走马看花”。

　　尼克松向周总理献了一份“礼品单”，上面开列的“礼物”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的宝石15万克拉，美、英、香港货币数捆，工艺品40箱，锡3000吨，钨2000吨，铝2000吨，钛800吨，橡胶2000吨。此外，还有2009人的遗骨。原来这份“礼品单”列的是1945年被美军潜水艇击沉的日舰“阿波丸号”所载的货物和乘员。当年，“阿波丸号”满载着这些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回国途中被击沉。美国从卫星上探测出沉舰的准确位置――台湾海峡北端平潭岛附近。尼克松把这份资料作为他首次访华的礼物献给了中国（从1977年1月起，中国根据美方提供的资料进行打捞，除金锭、白金未发现外，打捞到的金属数量与“礼品单”上的基本相符。同时打捞上来的日本人员遗骨、遗物，全部送还日本，当时的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代表死者亲属对中国政府深表感谢）。

　　尼克松还代表美国人民向中国人民赠送了一对产于北美寒冷地区的稀有动物麝香牛，而中国人民则向美国人民赠送了两只珍贵的大熊猫玲玲和星星。

　　2月27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28日发表），在晚上的告别宴会上，尼克松满怀信心地说：“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1.6万哩和22年敌对情绪的桥。”

　　毛主席同尼克松的会见给双方都留下很深的印象。毛主席对尼克松在中美关系上的突破非常赞赏，尽管因“水门事件”尼克松被迫辞职，但毛主席认为对“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词了，并自1974年底起，几次通过来访的外国要人传话，邀请尼克松访华。为了表示同尼克松的特殊关系，他还在1975年底会见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这在毛主席晚年同样是件破天荒的事。

　　1976年2月21日至29日，几乎与4年前同一时间，尼克松夫妇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此时的尼克松已失去了当年美国总统的显赫地位，但毛主席和中国政府仍给予他“总统的礼遇”。毛主席不顾重病缠身，会见了尼克松，两人象老朋友重逢一样，进行了1小时40分钟的谈话。

　　毛主席步履艰难、言语不清，但精神集中，思想活跃。同尼克松互致问候结束，便就广泛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谈，尼克松对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十分钦佩。当尼克松引用毛主席诗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来描述中美关系前景时，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两人的决心。

　　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会见一位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外宾，也是最后一次会见来自发达国家的客人。

　　半年后，毛主席与世长辞。尼克松于当天发表声明，赞扬毛主席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是一位“勇气非凡和思想坚定的人”，是一位“完全献身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声明称：“1972年在北京会见时，我们两个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和观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对我们两国利益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中美两国自那时起所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自罗斯福起，历届卸任总统都建造个人图书馆，收藏任职期间私人文件和珍贵文物等。在尼克松图书馆的陈列室里，竖立着10尊同真人一样大小的世界政治人物雕像。这是尼克松最为钦佩的人物：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首相邱吉尔..其中在最前排的是身着中山装、脚穿圆口布鞋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由此可见，毛主席、周总理在尼克松心目中的地位。

　　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曾表示如果他连任，将在第二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由于“水门事件”，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继任的几位美国总统，尽管在其他问题上观点大相径庭，但在发展中美关系问题上却有共同的承诺。1979年中美建交，1982年中美就美国售台武器达成协议，使中美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国得到了一个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从此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全面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

　　（左军）

　　毛泽东向来都器重年轻人，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因为正是他们代表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未来。毛主席在他晚年同美国一对青年夫妇――戴维・艾森豪威尔和朱莉・尼克松的一次友好会见，就再一次体现了他对青年人的爱护和希望。

　　戴维・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第34届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儿子，而朱莉・尼克松则是美国第37届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他们曾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于1975年底访华。12月31日晚，戴维和朱莉在我国外长乔冠华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住所，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当他们来到毛主席面前时，西单电报大楼上的时钟敲响午夜12点，已进入1976年元旦，这是一次“跨午夜的会见”。

　　在两位工作人员的搀扶之下，82岁高龄的毛主席费力地站起来。当他独自站稳之后，同远道而来的美国年轻朋友握手表示欢迎。

　　戴维和朱莉都是首次拜访毛泽东主席。戴维凝视着毛主席，而久已渴望见到毛主席的朱莉，则把目光移向一边，不好意思去仔细端详毛主席，因为她感到，正面凝视德高望重的老人，是一种不恭的表现。中国和美国被广阔的太平洋隔开，但是有关毛主席的书，几十年来在美国广为流传。戴维和朱莉对毛主席的身世和他伟大的人格，早已了解不少。他们知道，毛主席早在十几岁时，就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追求自由和民主，立志为解救几万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奋斗终身。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两位美国青年人面前的毛泽东，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他安洋地坐在沙发里，和蔼可亲。毛主席由于疾病的折磨，讲话已十分困难。但是他的思维仍然敏捷，不时用指头点点翻译的笔记本子，就像老爷爷纠正子孙们所做的作业那样。

　　毛主席看着这两位尚带稚气的面孔。看到戴维久久不愿把眼光从自己的脸上移开，笑着说：“你在看什么？”

　　戴维答道：“我在看你的脸，您的前额很出色。”

　　毛主席笑了笑，说：“我生着一副大中华面孔。”毛主席思维活跃起来，讲话极富幽默感。他接着说：“中国人的脸，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平。外国人就做不到，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的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于砍去一截！”

　　毛主席的话引得两位美国客人和在场的中国人一阵笑声，拘谨立即烟消云散。

　　好奇的朱莉询问他父亲尼克松总统1972年会见毛主席时坐在哪个位置上，当得知就坐在她现在的座位上时，立即要求和戴维调换一下座位，以便让自己的丈夫也坐一下这只具有历史意义的沙发。毛主席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同意他们交换座位，当这个小小的插曲过去之后，朱莉将他父亲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交给毛主席。毛主席打开信，并且用英语低声读出：“1975年12月23日”时，朱莉和戴维是那样的兴奋，使会见的气氛进一步活跃起来。朱莉像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枚光辉灿烂的毛主席像章让毛主席看，说是黄镇大使夫人给她的礼物。毛主席也显得兴奋，再次同朱莉握手，并报

　　以微笑。毛主席问道：“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我欢迎他到中国来。”“好多了！”朱莉答道。“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来爬长城呢。把我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毛主席说。戴维说：“尼克松先生患的是静脉炎。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毛主席说：“我习惯这样叫他。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

　　毛主席这里所说的两卷录音带，是指1974年8月，尼克松手下的工作人员背着美国总统，在反对党的竞选总部（设在水门饭店）安装了两个窃听器。事件败露，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为避免受到弹劾，尼克松于8月8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其实，在西方各大国，安装窃听器，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哪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深受西方法制熏陶的人们，甚至包括尼克松的女婿戴维，也认为：

　　“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政治？那是假的！”戴维见此，便不再强辩了。毛主席再次转向朱莉：“马上给你爸爸写信，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

　　以登报。”戴维接上来说：“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毛主席说：“好，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毛主席的立场绝不是偶然的感情流露，而是对美国虚伪的“民主”和“公正”的批驳和揭露，更是对尼克松的支持和慰问。因为这位美国总统曾冲破反华分子的层层阻碍，在改善中美关系一事上敢于迈开第一步。

　　戴维和朱莉转而和毛泽东主席谈起在来中南海的路上所听到的一则广播。1976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毛主席1965年5月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同年7月写的《念奴娇鸟儿问答》。毛主席的诗作，从文学技巧上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内容上来说。充满了高昂的革命精神，催人奋进。戴维说：“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听广播，在听您刚发表的两首诗。”

　　毛主席说：“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1965年写成的。”

　　戴维说：“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的。您记得您说的什么？”

　　人们还记得，30年前，毛主席曾站在黄土高原上对斯特朗说道：“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儿就有一个。”毛主席当时曾自信地指着自己说。可是，时至今日，毛主席甚至再不能把自己的手抬到鼻子的高度。

　　戴维说：“您的诗有很多读者。但是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十亿册。”毛主席说：“我的那些书没有什么好谈的。我在里头写的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戴维记起了尼克松先生的话，便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毛主席谦逊地予以否认，说：“我没有那个能力，地球那么大，怎么改变得了？”

　　戴维说：“我岳父让我转告一句话：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您。40多年前，您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渴望去美国旅行，特别渴望去加利福尼亚。”

　　毛主席说：“因为加利福尼亚离中国近。”他又指指自己的身体说：“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不知不觉已经谈了一个钟头。乔外长担心毛主席太劳累，曾两次用手指轻轻敲打手表，提醒客人该告辞了。但是，谈兴正浓的毛主席两次以手示意，让客人再谈一会儿。

　　告别的时间到了。宾主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了数步，送别年轻的美国朋友。

　　“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毛主席对朱莉说。

　　“你们是年轻人，以后再来中国访问吧。10年之后她将是了不起的！”毛主席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朱莉和戴维乘车来到寂静的长安街上，街上除了微微寒风之外，几乎看不到一个行人。朱莉问戴维：“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戴维深有感触地说：“十里之外，你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朱莉也感慨道：这是一个不平凡的经历。毛泽东主席并不是一位与世隔绝的、神明般的人物，而是一位安详而健谈的长者。他衣着朴素，住室装饰简单。他从不装腔作势。他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傲慢地、阴险地低声讲话，更不像帕帕佐普洛斯那样，坐在高大的桌子里面，让客人坐在矮凳上，以衬托自己至高无上。朱莉说：“毛主席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历史正在证明这一点。

　　（里程）

　　据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一心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一是为了名垂青史，二是为了四年后连任总统。反复权衡后，他选定了同中国改善关系，借助中国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这样，主张“均势外交”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博士便成了推行尼克松对外政策的理想人选。

　　基辛格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崇拜梅特涅①、俾斯麦②等擅长均势外交的政治家，加上他熟读毛泽东著作，阅读了大量介绍毛泽东言行的新闻报道，对毛泽东和新中国有较多的了解。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他积极推动尼克松总统恢复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

　　由于中美两国长期敌对，互相缺乏了解，双方迫切需要直接接触。但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每次都互念早已准备好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解决不了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另辟蹊径。为了物色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中间人，足足花费了一年半还多的时间，最后找到了沟通双方联系的“巴基斯坦渠道”。此后通过这条秘密渠道，飞鸿传书，彼此逐渐摸清了对方的意图，并达成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的备忘录。

　　毛主席原主张基辛格公开访问中国。他曾经说过，既然要来就公开来嘛，何必藏头露尾呢！但尼克松担心消息透露出去，国内政治阻力较大，易造成被动，坚持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6月2日傍晚，基辛格在华盛顿白宫收到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迦・希拉里转交的来自北京的复信。

　　信中说：“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复信照例是无头衔、无签署的备忘录。

　　当基辛格把刚刚收到的备忘录交给尼克松时，他们十分激动。尼克松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并取来陈年白兰地，破例在晚饭后同基辛格举杯祝贺。

　　当晚9时半，尼克松和基辛格坐在放着1971年4月30日《生活周刊》发表的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和在天安门城楼上照片的案子前。尼克松说：“毛泽东请一个美国人上天安门站在他身边，这就是一个象征。是传达给我的信息，我怎么没想到？”基辛格说：“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尼克松说：“毛泽东去年就讲‘双方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为什么？”基辛格说：“我懂得了。毛泽东这个人真不简单，他用他的语言讲出中

　　①梅特涅（1773―1859年），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1809―1848）和首相（1821―1848）。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主要参加者和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任首相兼外交大臣期间，经常组织大国首脑会议，维护欧洲封建专制的统治，镇压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使奥地利一度称霸欧洲。②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首相任内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1871年帮助凡尔赛政府镇压巴黎公社。通过与奥、俄结盟，确立了德国在欧洲的霸权。美两国接触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它会改变世界的格局。就是‘谈不成’也是有意义的。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大的方面――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为了保密，基辛格精心安排了秘密访华的计划，并取名为“波罗行动”。意为纪念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

　　7月1日，白宫新闻秘书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到越南南方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即到巴黎同戴维・布鲁斯磋商。在赴巴黎途中，基辛格将同印度、泰国和巴基斯坦官员们会谈。”基辛格于7月1日离开华盛顿，先西贡（2日至4日）、次曼谷（5日）、接着新德里（6日至7日），8日到了伊斯兰堡。在叶海亚・汗总统为基辛格举行的晚宴上，基辛格突然伪装肚子痛，叶海亚・汗总统马上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了基辛格的健康，请他到总统的别墅休养。9日凌晨，当人们还在梦乡时，基辛格偷偷登上了飞往北京的波音707飞机。当日12时，飞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

　　基辛格在北京仅停留了48小时，但他先后同周总理等会谈近20个小时。双方就尼克松访华、台湾问题和广泛的国际问题进行了预备性会谈。通过会谈，“神秘之邦”不再神秘，双方跨过了“最宽阔的大洋”①。

　　毛主席没有会见基辛格，但整个会谈过程周总理都及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就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指示。当周总理说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主席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听到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汇报时，毛主席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

　　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

　　当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主席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当汇报到基辛格说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时，毛主席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双方发表的公告，不过200字，但最初的槁子中，双方有三处争议。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

　　第一点，原稿中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毛主席曾表示，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周总理考虑如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改成“获悉”他要来访，我们邀请，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关于来访时间改为1972年5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毛主席对修改的公告稿很满意，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①当基辛格同周总理首次会晤时，基辛格称中国为“神秘之邦”，而周总理称双方的会晤是越过了最宽阔的大洋――“猜疑的大洋”。这样写好，不然好象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关于访华日期，毛主席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后来事实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经毛主席同意的公告稿，基辛格看后也很满意。认为这一稿中方同他们的要求异常接近，马上表示同意，并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

　　双方商定公告于7月15日同时宣布。

　　基辛格一行于11日午饭后乘原机返回巴基斯坦。基辛格对此次秘密之行甚感满意，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

　　7月15日，公告发表。

　　公告原文如下：“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说，读这个公告只用了三分钟，但却成了本世纪最出人意料的外交新闻之一，它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巨大震动。基辛格说，公告的发表，“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

　　当各国记者纷纷把注意力投向“巴基斯坦渠道”时，基辛格又在另一条新开辟的秘密渠道――中美“巴黎秘密渠道”传递信息了。

　　原来，基辛格访华时就同周总理商定，中美之间华沙渠道不再恢复，双方确定把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的渠道，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分别为双方代表。

　　中美双方通过“巴黎秘密渠道”进行了频繁的接触，为基辛格中期访华（即1971年10月第二次访华）、美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为首的先遣小组访华直至尼克松总统访华等做了大量联络和信息传递工作。在中美“巴黎秘密渠道”开通近两年的时间里，沃尔特斯将军同黄镇大使会晤40多次，基辛格也曾4次前往巴黎同黄镇会晤。

　　基辛格每次都是乘军用飞机去巴黎，绕过海关和边防检查，夜里住在沃尔特斯将军家里，不仅美国驻法国大使馆人员不知道基辛格到了巴黎，就连沃尔特斯家的女管家也被瞒过了。原来，沃尔特斯住处的地下室有个汽车间，他把车一直开进去，并马上锁上车库的门，停好汽车，把基辛格带上楼。沃尔特斯向女管家介绍基辛格是他的朋友基尔希曼将军。后来她看见基辛格在电视台会见记者时，产生了怀疑。当时，她对沃尔待斯说她知道基尔希曼将军就是基辛格博士。沃尔特斯忙解释说，那怎么可能，基辛格是位大人物，总统特别顾问，要是他来巴黎，必定住在豪华的大使官邪，而不会住在他这个小小的寓所里。如果把这两个人分开来看，我的朋友基尔希曼将军确实很像基辛格博士，要是他们站在一起比较，两个人就一点也不像了。这一番话，又使女管家信以为真了。

　　同黄镇大使会晤时，基辛格既不坐带有外交牌照的车子，也不搭出租汽车，而是由沃尔特斯在汽车行祖一辆很平常的车于并亲自驾驶。基辛格戴一副黑墨镜，戴一顶普通的法国帽子，帽檐压得低低的。就这样，巧妙地躲过了无孔不入的法国新闻界。

　　基辛格首次见到毛主席是1972年2月21日，他是与尼克松总统一同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尽管他们是首次见面，但实际上双方早就熟识对方了。

　　当毛主席同基辛格握手时，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基辛格一番，开口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回答：“我很高兴见到主席。”他还告诉毛主席，在哈佛大学教书时，就指导自己的学生研读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谦虚地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

　　尼克松表示，只有毛主席才可以和他谈哲学。毛主席说：“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什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毛主席又把脸转向基辛格说：“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同毛主席的首次见面，给基辛格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记述到：毛主席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实际是线装书――编者），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象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象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导人的会客室。

　　基辛格接着写道：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他的地位和声望。毛泽东就站在那里，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象他这样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他的一生是传奇式的，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

　　这就是基辛格――美国杰出的活动家对毛主席的第一印象。

　　1973年2月17日晚，毛主席再次会见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的第五次中国之行了。他们象老朋友那样在无拘束的气氛中进行了坦率和广泛的谈话。基辛格还同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等举行了会谈，并商定在不久的将来在对方的首都互设联络处。

　　1975年10月19――23日，基辛格第八次访问中国。这时的基辛格博士已是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了，此次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为福特总统访华作准备。21日下午，毛主席会见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美国国务院对外计划署主任）、乔治・布什（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毛主席由于疾病的缠绕，几乎不能正常讲话，但是，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

　　这次基辛格访华，是由邓小平副总理陪同的。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两国都对对方无所求。毛主席了解到基辛格的这种观点，在第二大会见基辛格时指出：“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

　　基辛格亲切地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毛主席用手指指头部说：“这个部分还行，我能吃能睡。”毛主席又用手拍拍腿说：“这些部分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时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总之，我感到不行了。”毛主席接着开玩笑地说：“我是供来访者参观的展览品。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了上

　　帝的请柬。”

　　基辛格说：“别接受得那么早呀！”

　　毛主席笑了笑说：“好，我服从博士的命令。”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毛主席把中美军事力量比作小拇指和拳头的关系。熟悉毛主席著作的基辛格立即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毛主席在纸上写道：“Yes！”

　　毛主席还对基辛格说：“上帝保佑你们，不保佑我们，因为我们是好战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他不喜欢我，喜欢你们三人（指基辛格、洛德和布什）。”

　　基辛格在会见后谈到对毛主席的印象时说：“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象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①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思想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又避开了义务。他的话指定了一个方面，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象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这就是基辛格对毛主席既尊敬又崇拜心情的真实写照。

　　自1971年7月至1975年12月，基辛格博士曾九次访问中国，五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他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中，基辛格博士所表现出的远见、智慧及不懈努力，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袁征左军）

　　①苏格拉底（公元前496―前399）。古希腊哲学家。善于进行深奥的哲理争辩，以揭露矛盾、诘问对方将辩论引至他所要达到的结果。这种方法得名为苏格拉底的讽刺或反诘法。

　　对于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拉丁美洲还是一片十分陌生的大陆。而拉丁美洲人是怎样看待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尤其是怎样看待获得彻底解放的新中国？拉丁美洲人惯常用的一个词是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然而，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的友好使者，最早的是那些剧团演员、杂技团演员、新闻记者和外贸人员便开始涉足拉丁美洲这块陌生的大陆；而拉丁美洲的商人、艺术家和政治家也慢慢踏上中国的土地。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友好桥梁，也就慢慢地被架设了起来。这友谊的桥梁，如同彩虹，连结着陌生的两块大陆。

　　为了促进中国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了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身体力行，接待过数不清的拉美友好使者，他们中有演员、记者、律师、议员，更有不少国家的部长、总统。“有朋自远方来，不以乐乎！”毛主席对远方客人，总是以极为友好、亲切的态度进行接待，因而，所有见过毛主席的拉美朋友，对毛主席的接见和会谈总是念念不忘，有的朋友把会见时的照片，当作最为珍贵的东西，保存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有的友人将这些照片当作“传家宝”传给他们的子女。

　　毛主席会见较多的是来自巴西的朋友。1961年8月中旬，巴西副总统、执政的巴西工党最高领袖若昂・古拉特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人口也最多。尽管巴西不少领导主张社会公平，但是巴西仍然是一个贫富十分悬殊的国家，大农庄主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很严重，外国垄断财团通过在巴西的企业对巴西资源的掠夺、对工人的剥削都极为残酷。这一切，巴西工党不仅有较深刻的认识，也极力主张改变。所以当古拉特副总统来华访问时，毛主席请他在北京访问之后到杭州参观，因为毛主席当时正在杭州。8月18日古拉特到达杭州，当天下午毛主席就在自己的住所会见了这位巴西领导人，双方各自介绍了本国的情况，交换了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谈到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巴西工党的来往问题。第二天，毛主席又乘车来到古拉特副总统所在的宾馆看望巴西客人。两位领导人一见如故。

　　古拉特对中国政府、毛主席邀请他访华表示深深感谢。古拉特说：“巴西和中国相隔甚远。但是，这只是地理上的距离，不能妨碍我们互相接近。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伟大民族的访问，将有助于我们两国政府间的关系的良好发展，也将有助于加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团结”。古拉特对毛主席的接见十分高兴，他对中国陪同说：“特别使我感动的是你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接见了我们。他是现代正在动荡着的时代的人类的最重要、最杰出的人物。他是杰出的诗人、杰出的理论家、革命的战略家。我从他那里得到了永不磨灭的记忆。这位学者没有埋没在书斋里，而是走上街头和人民一起向中国旧的政治势力进行斗争。”

　　古拉特访华是在中巴尚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冲破了巴西右翼势力和台湾蒋帮的阻挠而成行。由于古拉特在回国后出任了巴西总统，由于他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主张限制外国资本对巴西的掠夺，于1964年3月31日被军人推翻，被迫流亡国外，最后于1976年12月在他流亡的阿根廷北部偏辟的农村寓所里默默辞世。

　　毛泽东主席还在50年代未会见过访华的巴西著名革命者普列斯特斯。普列斯特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即在1924―1927年领导过由青年军人组成的“普列斯特斯纵队”，进行过长达两万多公里的长征，因此被称为“希望的骑士”。他也曾领导过1935年11月巴西东部沿海数城市的武装起义，因此被政府关押达9年之久。他1959年9月以巴西共产党总书记名义率团访华，前来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纪念活动。在华期间，毛主席几次会见巴西这位传奇式的革命者，双方就革命道路和方式进行过探讨。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普列斯特斯同中国一度疏远。1980年普列斯特斯不再担任巴共的总书记职务，但他对同毛主席的会见，对访华仍记忆犹新。他甚至在1988年近90岁高龄的时候，还准备再次访华。终因年高体衰，未能成行，于1990年3月与世长辞。

　　巴西著名革命者若昂・阿马佐纳斯也曾两次会见过毛泽东主席。阿马佐纳斯从1962年起担任巴西共产党总书记，他1963年、1965年访华时，都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1963年3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马佐纳斯时，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过和经验，介绍了共产党人要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意义。毛主席同阿马佐纳斯的交谈，是共产党人之间的交谈，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一片真诚。

　　尽管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极为丰富，但毛主席却劝告巴西同志不要照抄外国的经验，照抄会吃亏的。阿马佐纳斯高度评价毛主席的谈话和同志式的和蔼的态度。阿马佐纳斯后来于1976年底再次访华，但毛主席已不幸作古。1992年4月他再次经过中国首都北京时，他深情地凝视着天安门广场和毛主席纪念堂而不作一语。

　　毛主席接见过的其他巴西友人还很多，凡是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巴西朋友，他们都会对毛主席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60年代伊始，巴西朋友阿马里略・瓦斯贡塞洛斯和夫人戈索伊便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当专家。1961年11月毛主席接见了他们。他们二人和毛主席合照的像片便成为他们最宝贵的财产，挂在他们客厅最显眼的地方。1978年他们离开中国，之后相继去世，这张照片一直伴随他们渡过后半生。

　　毛主席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曾先后接待过好几位墨西哥著名政治家，他们当中有波特斯・希尔。50年代，希尔曾在中国进行过长达两个月的友好访问，对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胜利甚为赞赏。希尔在华期间曾两次会见过毛主席。在他第二次会见毛主席时，夫人没有来，毛主席关切地问：“你的夫人怎么没有来？”希尔说：“我的夫人患了感冒，现在饭店休息。”毛主席便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安排医生去为希尔夫人看病。当希尔同毛主席会见结束回到旅馆时，发现已有几名医护人员在为夫人看病，希尔深为感动，希尔在同毛主席的交谈中，对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建设事业甚为钦佩。他在各地访问中，感觉到毛主席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看到中国人民战天斗地的建设热情，促使他在返回墨西哥后，很快写出了《中国》这本畅销书。在毛主席逝世后，希尔发表纪念文章，满怀深情他说：“毛泽东通过他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全世界留下了十分重要的遗产。”

　　毛主席与墨西哥另一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也有过十分友好的交往。卡德纳斯曾在1935年出任墨西哥总统，1959年1月访华。毛主席曾十分热情地向这位墨西哥活动家介绍新中国的成立经过，也曾仔细询问和听取关于

　　墨西哥情况的介绍。毛主席在1973年4月20日还接见了墨西哥另一位杰出政治家路易斯・埃切维利亚・呵尔巴雷斯总统。他们就两国的政治、经济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并对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埃切维利亚对同毛主席的会见印象极为深刻，他以十分尊敬的口吻回忆说：“毛主席是诗人，预言家，人民的战士”。“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革新者，确实充满智慧，拥有极其深刻和牢靠的经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和精神领袖。”不仅如此，毛泽东主席“由于对人类事业作出了贡献，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人。”

　　毛泽东主席生前还同其他许多拉美人士有过交往，如古巴前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古巴领导人罗加，委内瑞拉的安东尼奥，智利的贝特雷加尔等。毛主席同危地马拉前总统哈科夫・阿本斯的交往更是有口皆碑。阿本斯1951―1954年出任危地马拉总统，由于他实行土改，尤其是没收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和大庄园主的土地50多万公顷而受到美国垄断财团的憎恨，因而被亲美势力赶下了台。后来，阿本斯应邀来华访问，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在1963年同拉丁美洲另一位领导人谈话中，还一再提到危地马拉的这位政治家。毛主席说，阿本斯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因为他刚被推翻，情绪上有些影响。毛主席还请这位外宾转达对阿本斯的问候。

　　毛泽东主席在拉丁美洲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拉丁美洲时，许多人流下了眼泪；珍藏有与毛主席合影的人，将合影拿出来看了又看；许多人著文缅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阿根廷朋友鲁文・努涅斯说，毛主席逝世，“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精神之父和伟大的领袖”；B・J・科恩说，“毛主席无疑将作为全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而被人们永远怀念。不同思想意识和各种政治观念的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和领袖”。苏里南政治家阿龙说，毛主席的“著作将是万古长青和永世长存的”。秘鲁新闻记者费・阿尔塞说：“毛泽东是少数几位永垂不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该国另一位著名记者路・罗加认为，“毛泽东是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历史中，这位巨人就像他的国家一样，是一位伟大的主角。”正因为如此，自毛主席逝世至今，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来华的人士，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和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群众一道，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郭元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