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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申三百年祭》到诗词唱和――毛泽东与郭沫若






  在风景秀丽的北京什刹海前海西岸,坐落着郭沫若的故居,故居正门上方悬挂着邓颖超题写的金字木匾。院内生长着郭老和夫人于立群亲手培植的银杏、牡丹等花木。郭老的纪念铜像安坐在绿荫环抱的草坪上。沿甬道北行进四合院,前排正房西间为客厅,环境素朴、典雅,周恩来等领导人和中外友人常来此处作客。东间为办公室,书桌上静放着郭老握过的最后一枝毛笔和随身用的耳机。迎面书柜上方悬挂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西江月・井冈山》,对面是于立群用隶书抄录的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在西厢房陈列室中展放着1949年3月郭沫若在机场迎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北平时和毛泽东亲切交谈的照片。这些都表明了毛泽东和郭沫若非同一般的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表明了郭沫若对毛泽东无比的崇敬和热爱。

  史剧、史论育大益于中国人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的工作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和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棠律之花》、《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1942年郭沫若的剧作《屈原》在重庆上演,对当时“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许多作家、诗人纷纷撰文作诗,高度评价《屈原》的积极意义和作用。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党校的杨绍萱、齐燕铭同志的信中称赞:“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1942年2月,郭沫若写成剧本《虎符》,这是国民党政府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之后,那时候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目已经暴露。郭沫若的剧本取材于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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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笑满座生风――毛泽东与徐懋庸






  徐懋庸是从1938年到延安以后开始同毛泽东交往的,在此之前,他在上海曾任“左联”常委秘书长,并负责同鲁迅的联系,1936年,“左联”解散之后,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徐懋庸同鲁迅的意见相左。在8月1日给鲁迅的一封信中,凭着鲁迅对他的爱护和信任,徐懋庸急不择言地陈述了自己对某些事和某些人的看法,包括一些不够正确的看法,冒犯了鲁迅;加上鲁迅对他那封信的由来有所误会,于是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严厉地批评了徐懋庸。这之后徐懋庸的心情很苦闷,在上海的处境也很困难。为了弄清“两个口号”论争的是非,1937年初,徐懋庸下决心到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他靠译书筹了安家费和路费,于年底出发,1938年3月辗转来到延安。

  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张闻天等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一次宴会,欢迎包括萧军。丁玲、徐懋庸等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人。这是徐懋庸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只觉得他态度平易近人。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当众演说,欢迎词是由张国煮作的。然后让被邀请人发言,大家谦让,推来推去,要徐懋庸先讲,徐懋庸就讲了几句,主要是讲到延安以后的感觉,特别强调延安的人与人的关系与上海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强团结,不像上海那样,很多嘁嘁喳喳,是非难分,不易团结。也联系了上海“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说他虽然觉得有错误,但是非的界限还是很糊涂的,所以要在延安很好学习,接着是丁玲报告战地服务团工作的经过。然后是萧军发言,主要意思是不向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最后康生作了长篇讲话,阐述党的文艺政策,中间针对萧军的发言,不指名地批评了一通,萧军竟听不下去,中途退席。

  过了不久,当时《新中华报》的负责人向仲华,约徐懋庸给报纸写文章。当时徐懋庸正在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受了点启发,于是撰写了《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文章,刊于1938年4月12日《新中华报》副刊《边区文化》第4期上。大意是,以抗日为内容的文艺作品要使群众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旧形式为群众所习惯的,也可以采用。过了两三天,徐懋庸去参加陕北公学举行的开学典礼,晚饭时恰好坐在毛泽东的旁边,毛泽东对徐懋庸说,“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得到毛泽东的赞许和鼓励,徐懋庸心中十分高兴。

  5月下旬,徐懋庸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谈谈上海的问题。信里简单地讲了“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就得到答复,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又过了一天,毛泽东的两个秘书和培元与华民来找徐懋庸,一般地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5月23日,下午3点钟左右,华民来把徐懋庸带到延安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谈话。毛泽东刚刚午睡起来,窑洞里还是比较凉的,他披了一件旧棉袄,让徐懋庸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毛泽东客气地让徐懋庸吸烟,徐懋庸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然后又说:“现在就谈谈吧。”徐懋庸简单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论争,徐给鲁迅先生的信及鲁迅先生答徐的长文,还有事后上海的舆论等详细地谈了一下,井表示了来延安要弄清是非的决心。因为毛泽东平易近人,十分认真地听徐懋庸的讲话,所以徐懋庸讲起来畅所欲言,一点也不拘谨。毛泽东听完之后,做了几点指示:一、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三、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四、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人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的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六、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徐懋庸在听这些指示的时候,越听越入神,觉得每一句话都解开心里的一个疙瘩,听完之后,如混饨开窍,如重感冒发了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同时非常兴奋。毛泽东讲完之后问徐懋庸:“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徐懋庸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今天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激动,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接着,毛泽东又关切地问到:“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徐懋庸说:“还没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毛泽东说。“那末,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徐懋庸说:“我不想去。”毛泽东说:“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徐懋庸讲了两个理由:“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儿,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毛泽东笑了笑说:“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搞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徐懋庸说:“我是要到陕北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毛泽东说:“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徐懋庸便同意了。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抗大”的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了这件事。

  最后,毛泽东还问徐懋庸是不是党员,徐懋庸说:“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要学习他。”毛泽东说:“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作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徐懋庸说:“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毛泽东说:“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到这里,谈话就结束了,徐懋庸起身告辞。

  徐懋庸被分配在“抗大”三大队一队工作。关于入党的问题,徐懋庸向陈云和丰富春同志谈过。陈云、李富春表示可以考虑。李富春说,入党问题,除得自己提出外,他还将通知“抗大”政治部考虑。徐懋庸给艾思奇和周扬写信,请他们作介绍人,艾思奇很快回信同意了,周扬则久无回信。徐懋庸也不再去催问。恰好有一天遇到钟敬之,谈起此事,他说张庚原是党员,钟本人已由他介绍入党。徐懋庸于是请张庚做他的另一介绍人,张庚同意了。8月,徐懋庸在“抗大”编译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会后聚餐,徐懋庸和毛泽东以及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泽东问徐懋庸:“你结婚了没有?”徐懋庸说:“已经结婚,还有了儿女呢。”毛泽东问:“你爱人现在哪里?”徐懋庸说:“在浙江黄岩。”毛泽东笑着说:“哦,牛郎织女嘛!那末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徐懋庸说太不容易了。于是毛泽东就对膝参谋长说:“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滕参谋长对徐懋庸说:“可以办到,你自己开个地址,并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过了两天,徐懋庸还没有把信写好,滕参谋长就派通讯员到徐懋庸那里去要了。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徐懋庸的妻子刘蕴文由内侄陪同,带着两个儿子于1933年10月到了延安。

  这年9月,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人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肖劲光、肖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那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实在讲得不大高明。然而毛泽东却听得很认真,还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下时地记录,徐懋庸对这种态度和精神觉得非常惊奇,原来不管何思敬讲得怎么糟,他是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别人所不能理解的意义。在这个座谈会上,毛泽东有时也随便讲一些话。l960年,毛泽东的诗词公开发人以后,徐懋庸曾写一首《临江仙》:

  踏破岷山千载雪。红旗飞越冰峰。大同境界蕴胸中,诗情和战略,马背正交融。

  记得延安窑洞里。谈笑满座生风。漫夸韩范是英雄。纵能寒敌胆,曾不识工农。

  这末尾的三句,就是毛泽东一次讲话的意思。当时延安城还没有被敌机炸毁,大街的牌楼上,还挂着写有“韩(琦)范(仲淹)“旧治”四个大字的匾额。

  解成以后,徐懋庸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埋头翻译、研究和杂文写作。但1958年反右扩大化,徐懋庸被打成右派,在十年浩劫中,徐懋庸又受到了残酷打击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徐懋庸仍然相信党中央、相信毛泽东。他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还追念毛泽东延安时期对他的关怀:“38年,毛主席不但对于上海问题给我做了恰当的结论,而且亲自分配我到‘抗大’工作,还帮助我解决入党问题,使我后来在前方的战争环境中,在军队的党组织中受到锻炼,得到不少其他文化人难得到的机会,这也是对我的很好培养。”1976年底,徐懋庸在身体十分虚弱的情况下,依然应北京鲁迅博物馆之约,为鲁迅给徐懋庸的全部书信做注释工作。直到1977年2月7日长辞于世。1979年4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徐懋庸举行了追悼会。悼词说:“他艰苦奋斗,忘我工作”、“襟怀坦白,敢于讲出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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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调整人我关系――毛泽东与萧军






  萧军是一位敢于斗争、勇于批评的文人。他以鲁迅力楷模,在和民族的阶级的敌人作斗争的同时,也大胆地抨击革命营垒内部的种种不良现象。历史上把无情批评朋友的人称为“诤友”。毛泽东认为,诤友于革命事业大有益处。他不仅敢于、而且善于结交这样的朋友。从他与萧军第一次书信往来的1941年8月起至1942年5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给萧军共写了10封信,这在毛泽东与现代作家的交往中是鲜见的。至于他们互相串门、面谈,那就更多了,他们谈文艺、谈鲁迅,相互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萧军晚年病卧在床回忆与毛泽东交往时说:“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形式相处的”。

  一

  萧军,原名刘鸿霖,笔名除萧军外,尚有三郎、田军等。现代小说家。1907年5月23日出生在辽宁省义县。1932年在哈尔滨开始文学创作。1934年到上海,得到鲁迅的教侮和帮助。1935年8月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出版,在文学领域较早地突出表现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主题,因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并成为他的代表作。

  1938年初,日寇侵华的狼烟开始向山西蔓延。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萧军,正在临汾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出于强烈的民族义愤,在该校撤离吉县后,他辞去教职,准备投笔从戎。他单独一人,身穿红色牛皮大衣,头戴灰色呢帽,脚穿胶底运动鞋,手拄木棒,背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书籍、杂物的褡裢,从古县渡过黄河,步行20多天,于3月21日到达延安城,他准备从延安转道五台山地区参加游击战争。萧军先去照像馆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风尘仆仆的疲惫形象,之后就住进厂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一打听,去五台山的路上有战事,通不过去,只好暂时在延安停留下来。刚巧“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丁玲和聂钳音从西安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住在招待所,见到了萧军。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很想见见这位鲁迅的学生、《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就派秘书和培元到招待所去看望萧军,说毛主席请他去见见面。当时萧军一方面对毛泽东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因年轻孤做,不想惊动领袖人物,因而客气地回答说:“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来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和培元离开之后,丁玲对萧军说:“既然到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见!”萧军也就同意了。

  还没等萧军前去拜访,一天上午,毛泽东亲自到招待所来看望萧军了,他同萧军亲切地握手,热情地问长问短。同时又会见了住在招待所的丁玲、聂绀弩、何思敬等几位同志,并请大家在招待所共进午餐。毛泽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首长的架子。他那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使萧军深受感动。同时也感到非常惭愧。尤其听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召开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作《论鲁迅》的讲话时,对鲁迅作了极高的评价,其中引用了鲁迅给萧军的信。这时,萧军才知道毛泽东不仅对鲁迅早有研究,而且对鲁迅同他的关系也比较熟悉,联想到自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之前的态度,心中颇有愧疚。过了半个世纪,萧军谈起他最初会见毛泽东一事时,很

  有感慨他说:“毛主席主动来访,是看得起我,那伟大的不是我,而是他。”

  4月1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届开学典礼.萧军也应邀参加了,在会场上又遇见了毛泽东。会后,他和毛泽东、陈云、李富春、校长成仿吾等在操场上一起会餐。没有凳子,大家站在桌子周围,用一个大碗盛着酒,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着喝。那天刮着大风,尘土飞扬,他们却有说有笑满不在乎。

  萧军在延安住了半个多月,去打游击的愿望实现不了,丁玲劝他不如随她去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做点文化宣传工作,萧军只好改变初衷,继续用笔战斗。4月中旬,他和丁玲、聂绀弩离开了延安。

  二

  1940年6月,在邓颖超等同志的安排下,萧军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经过重重关卡,第二次来到延安。

  萧军这次到延安,是从大后方重庆来到“革命圣地”的,他感到延安到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便满腔热情地投人工作。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理事,还担任了“文艺月会”干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主编等等。除了社会活动,萧军继续写作长篇小说《第三代》。刚到延安大家很团结合作,对延安文艺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动繁荣作用。然而,萧军生性豪放不羁,坦率直言却不注意方式,这就使他在人际关系上很快出现了矛盾。他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何其芳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和立波的小说《牛》,说何其芳那首诗“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邦邦的东西。”萧军甚至说“这不是诗,何其芳不适宜写诗。”如此尖刻的批评,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当时刘雪苇等曾出来为何其芳辩护,萧军又在报上同刘雪苇展开激烈的争论。文艺界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的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萧军感到苦恼、烦躁。这时,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文章中指责延安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这引起了“文抗”的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萧军的不满,5个人开了一次座谈会,会后由萧军执笔,写成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井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针锋相对他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还提到: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文章也寄给《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大不公平,太不民主,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呢?他对这种“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十分反感。这期间,萧军还碰到一些其他不愉快的事,懊恼之余,便想索性离开延安回重庆去,省得在这里生闷气。

  1941年7月下旬,萧军到毛泽东那里去辞行。毛泽东感到十分意外,便诚恳地询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延安?希望开诚布公地提出来。毛泽东的热情感动了萧军,他仁直言不讳地谈了同周扬的有关争论和《解放日报》的不公平做法以及延安其他一些不良现象。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取了萧军的倾诉,虚心地接受了其中合理的部分,同时对有些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对萧军的偏颇和局限,也没有一味迁就,做了平等的朋友式的批评和劝导。萧军是一个豪爽的硬汉。毛泽东的理论素养和人格魅力,使萧军感佩和倾倒。至于他和周扬的争论,毛泽东并没有正面评价,只是给萧军出了个主意:“你们不是有个《文艺月报》吗?《解放日报》不给你登,你不会登在《文艺月报》上吗?”经毛泽东这么一提醒,萧军有了主意,心情也就舒畅多了。萧军又间毛泽东:“在文艺方面,党有些什么政策呢?”毛泽东说:“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正忙着打仗、种小米,暂时还顾不上呢!”毛泽东诚恳地请萧军提建议,萧军便敞开心扉,和盘托出:“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依据、有所遵循,能够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工作的正确发展。”毛泽东正在考虑文艺战线上的方针政策,他注重调查研究,想把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便因势利导他说:“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搜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思想和情况,作为将来制定文艺政策时的参考,你看怎样?经毛泽东恳切挽留,萧军不好再说什么了。他决定放弃离开延安的打算。回去以后,他立即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毛泽东,并连续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向他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8月2日,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送去给萧军的一封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毛泽东这封信文笔洗练、风格流畅,既有居高临下的见地,又有虚心诚恳的态度,既有分寸适度的规功,又有对萧军人格的敬重和准确的评价。萧军一口气诵读下来,内心先是觉得震动、灼热,继而又感到难以言状的佩服、温暖,萧军去信问见面时间,并把他写的那篇答复周扬的文章(发表在8月1日出版的《文艺月报》)和刊载周扬文章的三张《解放日报》都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壁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叔。敬祝健康!

  毛泽东

  八月六日

  过了4天毛泽东来信说:

  萧军同志: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此致敬礼!毛泽东八月十日下午八时半

  萧军接信后,当天晚上即应邀前往,毛泽东热情地迎他进窑洞,两人促膝交谈,谈到了有关文艺界的各方面情况。萧军最后对毛泽东说:“现在有大批国统区作家到延安来投奔革命,他们都想见见你。艾青、罗烽、白朗、舒群都有这种愿望,你能不能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毛泽东亲切而又风趣他说:“群贤毕至,有失远迎呵!代我向大家问好。哪天我一定去看看大家。”

  第二天傍晚,夕阳灿烂。毛泽东由一位警卫员陪着,从杨家岭住所漫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文抗”看望作家们来了。萧军喜出望外。他请毛泽东到自己住的窑洞里坐下,赶快又去通知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其他作家,由于毛泽东是“突然袭击”,罗烽和舒群外出,只有诗人艾青在家。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他特意郑重其事地脱掉了旧军装,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西装,还系上了一条漂亮的领带,像过节日般地来见毛泽东。萧军则像老朋友一般,和毛泽东无拘无束地交谈,并不时插话,开玩笑,而毛泽东也毫不介意,亲如家人。毛泽东离开时天已黑了,由警卫员点亮了马灯在前引路,萧军陪着毛泽东沿着山上的羊肠小道一直送到山下才握手告别。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又派勤务兵送来了一封信:

  萧军同志:

  昨晚来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早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早饭之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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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情投意合的朋友――毛泽东与萧三






  毛泽东与萧三是同乡,是同学,同是诗人。两人从少年时代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在回忆少年时代的生活时曾说:“很多富家的同学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穿着破;日的衣服,不过,在他们中我也有朋友,有两个和我特别情投意合。其中一个现在己成为作家,住在苏联。”这个人就是萧三。同学少年,长大后多各奔前程,但是萧三与毛泽东早年缔结的亲密友谊,却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后,萧三也许是与毛泽东相处时间最长的好友。

  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

  萧三,又名萧植藩、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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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好――毛泽东与黄钢






  黄钢,当代作家。湖北武昌人。父亲黄负生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之一,湖北与武汉区党委第一任宣传部长兼中共武汉党刊《武汉星期评论》主编,1922年初死于反动军阀的迫害。全面抗战爆发后,黄钢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那时的黄钢只有21岁。

  1938年除夕的夜晚,黄钢参加了在延安中央组织部礼堂举行的新年“干部晚会”,他偶然坐在距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当这场晚会终场时,全体与会者高呼:“毛主席唱歌!”这时候,毛泽东用成年人罕有的敏捷动作,从长条木块坐板上,很快站起来,立即转身面向那些原在他身后的所有与会干部和群众,高声爽朗地说:“我们大家唱个国际歌吧!”接着,他兴奋地、虔诚地脱下帽子,大家也跟着他脱下了帽子,然后,像海潮卷来似的,歌声腾起了。事后,黄钢曾在一篇寄往香港大公报的纪实文中写道:“饶恕我的眼睛吧,同志们!在此时,我看见毛泽东同志那张一样的农民风格、深色的、平稳的脸上,存在着一种敢于接受任何命运,敢于决定任何命运,也敢于修正任何命运的神情。”第一次看见毛泽东,给黄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毛泽东带领大家唱《国际歌》,这是他在精神上接受的国际主义的沐浴,毛泽东领唱时是那么虔诚而热忱,好像是把决定整个命运的凝聚力,都集中在这一场领唱《国际歌》的举动上面了。

  1939年3月,黄钢随鲁艺“战地文工团”赴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近一年,他到过辗转作战于晋中大地的陈赓旅,而后又转移到处于晋南冀西一带的黄克诚部队。敌后前线的丰富见闻开阔并深化了黄钢的艺术视野。1940年初,文工团回到延安鲁艺。黄钢陆续写出了一些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树林里――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一》、《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二》。4月下旬的一天黄昏,黄钢正在鲁艺校园内散步,碰到刚从毛泽东那里谈话归来的周扬、周立波、陈荒煤、何其芳、严文井等几位老师,周立波、与何其芳对黄钢大声招呼说:“黄钢,我们真为你高兴,毛泽东表扬了你的作品!”黄钢一打听,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党中央准备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为了开好会议,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其中包括召开小型座谈会,找文艺工作者谈话等。这天正轮到鲁艺的几位老师向毛泽东汇报文艺工作情况,鲁艺教员向毛泽东谈到文学见解的时候,文学系老师陈荒煤向毛泽东说出了这样一种意思:现在好的作品之所以很少,是由于我们离抗战这个时代太近了。按照俄国老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说法:伟大作品的出现,必须跟这个时代,跟当时的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或时间的沉淀之后,才有可能。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好。《解放日报》上的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斗争的。”鲁艺文学系教员们说完情况,黄钢非常高兴。但他当时还不能立即深刻体会到,毛泽东在准备文艺座谈会期间,这样一种表扬的分量和含义。可是有一点,黄钢明白,那就是毛泽东不同意托尔斯泰对于文艺作品创作的时代距离论。接着周扬对黄钢说:“现在我们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报委员会决定把你调到《解放日报》去担任记者。我们只能同意,不能拒绝。我们只能说:‘服从分配’,对你,也一样。你现在得做准备,尽快到《解放日报》去报到。”这样,1942年4月,黄钢到了《解放日报》社。

  1943年3月下旬,黄钢被硬性指定到枣园内的一个“学习点”去集中进行学习,其实也就是被接受当时审于中严峻的历史审查。原因是1936年秋到1938年夏,黄钢曾在南京国民党宣传部所直接操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有过3年社会职业。由于康生发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黄钢当时缺少政治斗争的锻炼和畏惧困难的软弱立场,因此在审干初期,就犯了不实事求是的错误。不久,主持“枣园”机关(中央社会部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日常工作的李克农找黄钢谈话。一见面他就对黄钢说:“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说你承认现在是‘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了’。”黄钢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在关怀一个被审查中的青年,就问道:“是哪一位主席?”李克农几乎是肩些生气了,大声他说:“是毛泽东主席!”他接着说:“谁叫你讲话不实在呀!你们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为什么明明这盘子(他指着桌上的茶盘)是圆的,你要说成是方的!这把茶壶明明是圆的,你要说成是方的。这就是你们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哪。工人阶级就跟你们不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为什么就要随便招认?”接着李克农连续地问了黄钢几个有关国民党地区的严肃的问题,最后,他表示:“毛主席听了对你的汇报,他要我来找你谈一次话!你应该知道,党是怎样在关心着你呵?”直到这时,黄钢才感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这是对他进行的第一次党的严肃性与原则性的教育。原来毛泽东在听第一轮“抢救”汇报时,听到有个叫黄负生烈士的儿子黄钢,有所谓“回到党的怀抱”之说,此时,他不无惊异地对当时也在场的李克农讲“这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黄负生是1922年去世的,死前托孤于陈潭秋。这人,真能像”抢救’中说的是敌人派遣来的吗?”但是这些话当时李克农并没有跟黄钢细说。

  不久,“枣园”专门为一些被审查的青年干部,成立了一个枣园文工团,同时又经过具体创作活动,对那些仍在审查中的干部,进行个别的具体的分析和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并借以仔细和耐心地培养与恢复他们健康的政治情绪。黄钢也是这个文工团的成员。他们排演了斯大林金奖获得者柯尔内楚克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几乎走遍了延安的各个大札堂,多次进行演出。1945年春正月初一的大情早,天刚拂晓,从距离枣园文工团三里路之遥的毛泽东所在枣园前院通宵晚会上归来的女团员林恰乐、何真,敲响了枣园文工团编写组窑洞的木板门和窗户,她们大声叫道:“黄钢,还不起床!还睡懒觉哩!毛主席关心你啦!”黄钢马上爬起床来,她们才告他说,“就在昨天夜晚,枣园除夕晚会上,毛主席问我们两个人:‘你们那里不是有个黄钢吗?为什么他不写东西?你们告诉他:他可以继续写东西嘛!”

  1945年6月中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枣园文工团为枣园机关例常举行的周未晚会上,林怡乐、何真把站在文工团乐队旁边的黄钢拉进了跳舞场,他们大声地向毛泽东说:“看,主席!这就是你问到的黄钢!”毛泽东还没有等黄钢脱下军帽,就用那双温暖的大手,把黄钢的双手握住了。在晚会汽灯的灯光之下,他首先是用十分关切的眼神凝视着黄钢,然后轻声地问道:“你是湖北人吗?”黄钢紧张地回答:“是的,我是在武昌出生的。”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少岁数啦?”黄钢说:“27岁了。”黄钢把晚会前刚刚得到的一个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毛主席,我们学校(即“枣园”内设立的学校)让汪东兴今天告诉我,叫我明天去参加七次党代会追悼革命烈士的大会,我想,您会力我高兴的。”毛泽东欣快他说:“当然你应该去参加!我代表我们的大会,欢迎你去参加。”黄钢这时非常感动,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抑制住自己的激动,迅速地尽力去改变话题:“主席,我们听汪东兴同志说,您最近对美国赫尔利政策发表过讲话。我们都非常赞成您在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对美国驻华大使表示的态度..这是中国任何时代所有的领导人、我们国家政府的任何高级领导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原则的态度,强硬的态度。我们是非常非常同意您这种态度的!我们感到多么的自豪呵!从您的谈话中,我们深刻地感到中国人民伟大的自尊!”毛泽东认真地听了黄钢所说的这些话,他反问一句:“是吗?你们是这样想的吗?”黄钢说“是的。”毛泽东立即接着说:“我也非常高兴。”当这一场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立即迅速地反应说:“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他一再表示要黄钢去参加第二天追悼死难烈士的大会。下一场跳舞的奏乐声开始了,黄钢只好和毛泽东告别,迅速地退出舞场的中心地带。

  第二天,黄钢重新得到了进入延安社会生活的自由,一个人走出“枣园”的大门进入追悼会会场,会场的横标是“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首先登台发表了动人心魄的悼词。会后,“枣园”机关正式通知黄钢,他父亲黄负生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七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第一批烈士名单”。

  直到全国解放后,黄钢才了解到毛泽东同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史实:1921年至1922年冬春之季,中共武汉区党委设在武昌黄土坡,黄负生全家的住宅也在这个机关的院内。当时,黄负生同志贫病交加,还受到当地军问与政客的迫害。毛泽东曾来到黄土坡,在黄负生病榻前亲切地慰问了他;他们相互交谈了当时湘鄂两地革命形势发展与进行广泛宣传的许多情况,遗憾的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此后,毛泽东曾对《湘江评论》主持者之一的蔡和森与《武汉星期评论》的主编黄负生,同时作出了崇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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