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这些思想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加深理解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上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进行再认识，不是没有裤益的。

　　①此文原标题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贡献和失误》。

　　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贡献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是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提出的新问题，马克思、恩铬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虽然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井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没有再将社会主义解析为若干阶段，列宁从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实际出发，提出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要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的思想，曾将共产主义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最高阶段，并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些概念，但也没有将社会主义作明确的阶段划分。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是比较早地明确论述仕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革命家之一。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有一些带开创意义的重要思想：

　　例如，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有许多发展阶段，会发生质变和革命，从而为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启开了大门。

　　毛泽东是大哲学家，研究问题往往首先从哲学高度发表一些宏论崇议。1955年10月，他在会见工商界代表人士的谈话中认为：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进，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1956年11月底，他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同他交谈哲学问题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是过了200年或2000年后，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总有一天会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也就会不相适应，一部分进步的人要求改变，另一部分保守的人不愿意改变。这样就会发生革命。他还说：就拿1万年来说吧，这里会有许多矛盾，需要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共产主义社会可分成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等，即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自己的对抗矛盾。在这里，毛泽东用了“对抗”一词，显然，这是从哲学意义而言的，并不是讲的政治对抗。所谓“革命”，也不是讲的政治革命，这在后面将要提及。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指出：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1964年8月，他接见一些理论工作者时继续指出：社会主义也得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百把千年，就不分质的阶段，我不信，还说：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100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虽然是哲学的抽象议论，也不是在专门探讨共产主义问题时讲的，但还是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它能使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用发展的视角、变化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未来的社会，有助于我们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教条化的倾向。

　　又如，从部分质变的观点出发，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

　　毛泽东运用矛盾的观点分析共产主义社会有许多发展阶段时，实际上包含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且是作为其大前提加以提出的。经过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之后，毛泽东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比较集中地谈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还是从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谈起的。他说：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在他看来，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但这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现在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马克思在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

　　毛泽东的这几段话，包含有许多重要思想。它进一步说明了：1.共产主义两阶段论是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一种预见，不能当做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先验模式；2.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凝固不变的，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可能要经过许许多多阶段；3.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阶段性是由事物发展的质变或部分质变引起的，否认阶段性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4.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阶段变化所引起的革命，其性质变了，它不是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而是指一种质变、部分质变，一种飞跃；5.社会主义阶段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小阶段，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的时间更长；6.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只有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以及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有了极大提高，才谈得上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中一些思想，不仅马克思著作中没有，就是列宁也没有明确讲过。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两阶段论，是一个比较新的思想。

　　应当指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两阶段”论的明确概括虽然是在50年代未60年代初，但这个思想早在50年代前期就已模糊地潜在着。1954年6月，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中说：我们是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说：“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这两段讲话都表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建成并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终结。

　　因为“建成”只是实现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按照当时采纳的苏联标准，如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70％，这个任务经过15年可能达到，“建成”之后还是社会主义阶段，还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才能成为高度工业化的强大国家。前述的“两阶段”论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逐步进行理论概括形成的。这里讲的所谓“建成”社会主义，实际上也只是建成按照当时标准来看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再如，在对我国的国情进行初步分析时，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需要50年至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于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和时间问题，毛泽东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曲线。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他的认识比较客观一些，上面提到的他在1954年6月的报告中认为，大概经过10个五年计划差不多了，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他先后对农业和工业作了凡个月的调查研究，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了较多的了解，虽然也提出了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但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思想。他认为，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等等之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须要50年至100年时间。基于这样的认识，1957年3月，他在南下视察对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讲话时，指出：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50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40多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这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提出的“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的思想的发展。不难看出，他已经接近了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在于发展生产力这个重要思想。可惜的是，他后来严重地偏离了这个思想。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现在这种关系刚改变过来，刚开始搞生产建设，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要把这个社会建立好，使人民有好的生活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但是，“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不再讲这些了，一度将改变面貌的时间缩短了许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60年代初才恢复了原来的估计，甚至认为时间可能更长一些。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毛泽东的这个估计，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我们国家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估计基本上是吻合的，多年来，邓小平一直讲用100年时间接近和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只是在1987年3～4月以后，才将赶超对象作了改变，即将目标改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之更为切合实际。

　　1987年4月，他会见冈比亚总统、刚果总统和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时，一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从三中全会到现在是第一步；到本世纪末，把中国建成小康社会是第二步；第三步是在下个世纪用30年到50年时间，使中国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虽然个人收入仍不高，但我国总体力量可进入世界前列。十三大报告把这个步骤作为发展战略肯定下来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还有一些好的思想。比如，在1956①年，将进入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加以明确区别；在1958年，认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除了在分配形式上由按劳分配变为按需分配外，在所有制方面也有一个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思想，都或多或少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思考内容。上述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个贡献。它既是我们党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也对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毛泽东的“两阶段”论，就其提出的历史背景、着力角度、具体涵义和思想深度而言，虽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尽相同，因而不能将两者等而视之，但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却是一个积极的尝试。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还是有价值的。

　　①毛泽东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时说：“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对不对呢？

　　比如北京市，我说进入是进入了，你说还没进入？比如北京这么一个城，火车从天津开进了城没有呢，迸了城了。完成了没有呢？还没有。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是下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

　　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失误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是一个有着矛盾内容的复杂体系，除了正确思想之外，随着50年代后期“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也有许多错误的理论观点。他晚年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误，从理论上看，无不与他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错误认识密切相关，对他的这些错误观点进行再认识，是防止重犯“左”的错误，克服“左”的倾向不可缺少的。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超越阶段的空想论

　　毛泽东领寻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而能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当“左”的思想发展后，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空想成分越来越多。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萌发的超越阶段的空想沦的产物。毛泽东晚年所追求的，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属于空幻的构想，这种构想就其超越阶段的特征来说，有这样几个主要之点：

　　1.急于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还是较为清醒的。他曾经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可以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他批评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大旱，认为在我国这样的政策可以搞得时间更长一些。1956年12月他同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时还指出：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有困难，社会有需要，可以考虑私人开大厂，可以雇工，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开设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这样定息也有出路。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在他看来，在总体上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可以搞一部分资本主义，但是在“左”的思想发展起来之后，他的认识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不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被取消，而且连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被取消了，集体所有制经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虽然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毛泽东不断地批评了各级干部中存在的急于过渡的倾向，但仍然认为农村人民公社是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大集体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继续认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表露了要过早地将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意向。这是当时“左”的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源之一。2.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实行名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实为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农村人民公社兴起后，供给制风靡全国。毛泽东很欣赏这种分配制度。他在1958年秋天北戴河会议的讲话中一再认为，过去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有很大的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的制度。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一个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因而主张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他的这个思想虽然有所改变，但对于人民公社的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等“七包”、“十包”的供给制或半供给制仍然十分推崇，甚至还宣传三国时代张鲁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来为人民公社推行的平均主义制度作历史论证。直到国民经济进入全面困难时期，1961年6月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时，才不得不取消供给制，将加入公兵食堂的方式改为自愿选择（实际上公共食堂也随之解散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严重挫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越来越陷于贫困境地。

　　3.不切实际地单纯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基本否定物质利益原则的积极作用。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这个倾向比较明显。1958年8月，他在北戴河会议讲话批评工资制、批评资产阶级权利等问题时，强调过去战争年代给谁发过薪水？革命死了那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他认为，要加班费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按钟点计算报酬不能算道德高尚。他不同意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重赏重罚制度，认为这是片面强调物质刺激。他称赞人民公社搞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要求各级党委对在实际生活中增长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大加推广。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继续单纯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批评苏联“教科书”讲的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会使生产增加的观点，是“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还认为“教科书”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等等。毛泽东的批评夸大了物质利益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不当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实际上否认了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

　　4.无视中国落后的客观实际，企图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继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之后，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不大讲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了。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提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100年，可以50年，个别行业可以试行一些办法和实验，也可以考虑先由一个省进入共产主义。到了这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甚至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过去把“共产风”仅理解为“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是现象性的认识。当时盛行的“共产风”，其实质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有的县还制定2年。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起，毛泽东虽然带头降温、煞风，批评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因而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问题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只要几年就可以实现，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按需分配”，当时已开始准备这一过渡。吃饭不要钱是在创造过渡条件，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人民公社是实现这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当时为许多干部所接受的趁穷之势过渡可能有利、不然就难过渡的主张，实际上表达了毛泽东的看法。在武昌会议期间还讨论了什么时候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的问题，认为即使我们先进入，也要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我们在10年之后可能进入。毛泽东等领导入的这些思想完全改变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党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对我国国情的比较正确的分析和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的比较正确的认识，不仅是要超越社会主义的某个阶段，而且是要超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尽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强调要“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但那时实际上已深深陷入超越阶段的空想论，坐在“不断革命”的列车上刹不住车了。

　　（二）混淆阶段的“大过渡”论

　　所谓“大过渡”论，是指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看成过渡时期的理论。这是理论界的一种通俗说法。“大过渡”论是相对于“小过渡”论而言的。斯大林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视为过渡时期结束，从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是“小过渡”论。苏联是按“小过渡”论来划分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阶段的。我们国家宣布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也是按“小过渡”论来划分的。

　　但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是关于过渡时期的标准变了。1953年发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提出大约需要15年左有时间完成过渡任务时，本来包含了生产力发展的标准（即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标准（即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是就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言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也提前完成了。因此，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虽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仍然指出：要“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这里讲到“过渡时期”，即是指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制度还未巩固。在这里，毛泽东的认识已出现了矛盾，即：从生产关系看，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但从生产力发展看，仍未完成过渡时期的任务，这个矛盾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造成的。在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不再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谈论过渡时期了。这样，对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关于过渡时期结束要有一个生产力标准的重要思想，没有再坚持了。

　　二是关于过渡时期的终点变了。就生产关系而言，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之时就是过渡时期终结之日。这在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时是清楚的。反右派斗争以前也一直这么说，尽管在党的文件中没有明确表述。但是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说法，指出：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1958年4月，他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我们这些国家现在正处于过渡时期，还没有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如说：农业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在上层建筑方面也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指出：“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说：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

　　毛泽东的上述说法是否意味着当时我国又由社会主义阶段退回到了过渡时期呢？不是。他延伸了过渡时期的下限，把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阶段也包括在过渡时期了。这里说的“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的建成，并非指进入社会主义而言。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已经将进入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作了区分，其间的表述虽不明确，但根据他这一时期的思想来分析是清楚的。如果说在反右派斗争以前，他把过渡时期的下限定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那么，现在则扩大到“建成”社会主义之前了。这是关于过渡时期终点的第一个改变，也是毛泽东的认识由“小过渡”论走向“大过渡”论的第一阶段。

　　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下限的第二个改变，是把终点由社会主义建成之日推到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前已指出，按照毛泽东原来的观点，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阶段的终结，还要经过一段建设历程才能进入共产主义，这个时间原来估计得比较长。但是在1958年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由于陷入了超越阶段的空想论，毛泽东不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提前建成，共产主义可以提前进入，而且认为建成社会主义与进入共产主义之间的时间最好短一点。这里的“建成社会主义”，不是指低标准的（如工业比重占国民经济的70％），而是指高标准的。1958年12月，他接见朝鲜政府代表团时认为，低标准是很容易达到的，要把标准提高点，使人民有个奔头。他说：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工业化和消灭阶级以外，还有精神条件，即实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提高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等等。因此不要过早宣布建成。此外，还有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以及国家职能等问题。国家作为镇压的职能不存在了，但仍有经济管理的职能。这就形成了所谓“建成社会主义之日，就是共产主义到来之时”的思想。基于这个思想，毛泽东进一步改变了对过渡时期的看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还说：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显然，毛泽东持前一种观点。这就是“大过渡”论。这以后，毛泽东愈益强化了这个观点。1963年6月，这个观点被正式载人了经他修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建议”写道：“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样，他的认识就完全由“小过渡”论转变为“大过渡”论，完全把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混为一谈了。

　　毛泽东为什么会形成混淆阶段的“大过渡”论？

　　首先，这是由他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形成的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三大错误理论观点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三大错误理论观点，一是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二是认为不仅要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三是认为在我国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消灭了，但是作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消灭。这三个观点都是为了论证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是主要矛盾这个错误理论的。既然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都作为主要矛盾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社会主义社会被包括在“大过渡”阶段中也就合乎其理论思维的逻辑了。

　　其次，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著作中的某些论点作了不正确理解的结果。在马、列（主要是列宁）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词往往是混用的，遇到这种情况，只要认真分析，是能弄清楚作者的原意的，但是在那时，毛泽东为了论证其形成的错误理论观点，有时就难免对马、列的著作缺乏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理解；而在经典著作中“找到”的理论根据，反过来又会强化其错误的理论观点。两者循环论证，互为依托，这就形成了毛泽东晚年的一系列理论错误，包括混淆阶段的“大过渡”论。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新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自50年代后期开始，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是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并存，超越阶段与混淆阶段共生；愈到后来，正确的成分愈减少，错误的成分愈增多、加重，并占主导地位；经过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以后，超越阶段的空想论不再坚持，但混淆阶段的“大过渡”论却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理论根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拨乱反正，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采取了具体分析的态度，剥离出正确思想加以肯定，剔除其错误思想加以抛弃，既吸收其“两阶段”论的合理内核，又从其超越阶段和混淆阶段的理论迷误中汲取教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正确地认识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通过对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阐述。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个发展，如果说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时还不能看得很清楚的话，那么，通过十三大报告，它就生动、明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对于这个发展，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这里仅举几条略作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的预见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不发达阶段的构想奠置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使其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从而也使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开始真正成为一种科学理论。

　　前已指出，马克思、列宁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没有具体解析，只有毛泽东较为明确地提出过“两阶段”论。但是，他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提出问题的，不完全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运动和我国国情作出具体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因而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十三大所阐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特定历史阶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就经济方面言，简单说来，就是“脱贫致富”，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就需要的时间来说，可能是100年左右，甚至更长一点。这与毛泽东讲的使我们国家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间大体一致。但是毛泽东没把这样长的阶段视为现在这样的初级阶段，而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即进入共产主义之前的阶段。这是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被作为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加以强调，有助于落后国家强化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观念，有助于克服几十年来一直未能克服的超阶段的“左”倾急性病这一顽症。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沦强调了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标准，纠正了长期以来流行的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考察生产关系的变革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而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关系虽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直接要素，但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①，归根结底，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对一般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要考察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也要以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为依据。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无疑要看生产关系的各方面，特别是公有化的发展和完善程度。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它是社会主义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决定性因素。

　　毛泽东在其指导思想正确时，对这些基本观点是很清楚的，也是坚持宣传这些观点的。就我们党来说，最早提出生产力标准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个思想，在实践中对于中国人民曾经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从理论上说.它是我们党关于生产力标准这个卓越观点的原始表述形态，或者说，生产力标准的观点，很可能是受胎于这个思想，在总结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之后明确起来的。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很强调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甚至指出过：没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又犯了最严重的错误。从实践方面看，他在晚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发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直至10年动乱，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屡遭挫折，停滞不前，发展缓慢。从理论上看，他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两大失误，都背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标准，超越阶段的空想论，背离生产力标准的错误比较明显，自不待言；混淆阶段的“大过渡”论又何尝不是背离！前者不顾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单纯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后者无视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一客观要求。两者以不同形式都严重地阻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强调生产力发展标准的毛泽东，最后竟背离了这个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个不幸。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思想，从根本上纠正了忽视生产力发展标准的倾向。这不但因为它是基于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客观实际提出来的，而且因为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摆脱贫穷和落后，除了始终不渝地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中心以外别无他途，从而把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使其具有空前的紧迫感。邓小平说过，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说到底，就是指我国目前的生产力还不发达，人民生活还不富裕，国家还不强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强调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有利于我们排除各种干扰，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力，始终把住这个

　　①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把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的固有本质属性加以肯定，认为它的充分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从而把商品经济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社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改变了某些传统

　　①《列宁全集》第13卷第223页。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4页。

　　的社会主义观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是把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看待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是没有商品经济（即等量劳动以劳动时间为尺度进行直接交换）的。列宁、斯大林承认了商品经济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巨大作用，但并不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毛泽东基本上沿袭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它尽管是资本主义的范畴，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能发挥积极作用，因而需要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利用”论，是把商品经济作为“外在属性”看待的典型表现。随着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的发展，他连“利用”论也不再坚持了，越来越多地强调“限制”商品经济，越来越把商品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视为资本主义“溃疡”，因而推行一系列“左”的经济政策，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越来越萎缩。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完全改变了对商品经济的上述看法。它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而且是使社会主义经济走向现代化，使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富裕的必要条件。因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形态和机制。一般地说，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都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特殊地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把商品经济范畴引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某些社会主义观念，也在改变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运动轨迹。这种改变是极其深刻的。例如，在所有制结构上，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强调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包括允许有雇佣劳动关系的私营经济的少量存在和发展；在分配形式上，废弃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原则，强调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包括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经营方式上，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把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家或职工集体，允许企业实行承包、租赁等多种经营责任制，也允许有的企业实行股份制和将企业产权有偿转让给集体或个人；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改变过去单纯实行计划调节的做法，同时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建立新的市场体系，不仅允许发展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在内的商品市场，而且允许发展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这些变化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们反映了我们党这些年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所取得的巨大理论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历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当然，这个新认识不可避免地会与某些传统观念相冲突。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应当“削足适履”，让实践去符合某些预想的理论原则，而应当让理论原则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使之不断正确反映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构想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那么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总结社会主义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探索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条可行道路。这是在新的理论指导之下开辟的新的道路。它不仅是对毛泽东晚年的超越阶段的空想论和混淆阶段的“大过渡”论的否定，而且也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它不仅具有辉煌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对于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制定路线和政策的理论根据。对于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正确，制定的路线和政策就能正确地反映我国的国情。反之，对于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错误，制定的路线和政策也必然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总体上说，是对我国现阶段国情的正确认识，实际上也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论根据。当然，如同我国的改革还处在探索过程之中不可能尽善尽美一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也还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加以修正、补充，使之日臻完善。十三大报告指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是异常丰富生动的伟大实践，为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必将在伟大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并指导中国人民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大道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写于1987年秋，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增补和个别文字修改）

　　《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论著的比重较大。它不仅收录了已经发表过的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哲学著作，以及表现其哲学思想的一些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名著，而且在首次发表的一批文献中，大都具有较多的哲学色彩，这时推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应当充分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意义

　　重读《毛泽东著作选读》中的哲学性著作，感慨甚多。但是，首先要倾吐的，还是浮现在脑际里的一个难以消失的思虑，即应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给以充分的评价。

　　中华民族是富于哲学思维的伟大民族。在两干多年的历史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卓越哲学家。如果说在欧洲有从赫拉克利特、德蒙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狄德罗、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一大批属于全世界的哲学巨星，那么，在中国，也有从孔丘、老聃、墨翟、孟轲、庄周、荀况、韩非、王充、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直到毛泽东这样灿烂的世界级哲学家系列。这两大哲学系统，尤如双峰突兀，构成世界哲学史上的奇观。

　　如同一些伟大的政治家同时是伟大的哲学家一样，毛泽东同志既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当然，毛泽东同志的晚年在政治上有严重失误，在哲学上有一些离开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但是，与他缔造了新中国，使中华民族焕发英姿，重新跻入世界伟大民族之林，因而其功业是主要的一样，他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以他的科学思想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他在理论上、在哲学上的巨大贡献。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具有世界意义，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辉。就哲学而言，他的失误与他的贡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世界哲学的体系是多元的。在不同信仰的国度里的价值观念也是不同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坚信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来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科学的。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三大贡献

　　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的评价，近几年来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精邃的分析，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是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见仁见智，不同的研究者的视角不同，对它的概括也不尽相同。

　　笔者认为，从宏观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大体有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作了重大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哲学的总结所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毛泽东著作选读》的开卷篇《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建党之初就已经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认识中国社会，寻求改造中国的办法。自此以后，他在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征途上，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也如饥似渴地寻觅马列著作包括哲学著作来阅读。特别是在到达延安以后，他“发愤读书”，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著作，对30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也进行了潜心研究。

　　毛泽东同志研究哲学，与旧大学里的哲学教授不同，他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主要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而研究。他在批读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4版时，曾感叹：“中国的个争如此丰富，却不出理论家！”犹如研究其他学问一样，他研究哲学，善于独立思考，联系实际，敢于怀疑，大胆创新，因而在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概括和阐述时，能提出新的观点，创立新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发展，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代表，在社会主义时期，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代表。这个发展，具体表现为，在本体论思想方面，深刻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思想路线；在认识论方面，全面地阐明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体系；在发展观方面，集中论述了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对于客观事物进行研究的矛盾论系统；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强调社会基本矛盾，精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创立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创立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同其他任何思想家一样，毛泽东同志也要借鉴和汲取以前的研究者们的有益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成果。包括30年代的苏联哲学在内。但是，“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只要全面地比较毛泽东哲学思想和30年代的苏联哲学，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人的哲学思想，就不难发现，它们是毛泽东同志攀登哲学高峰经过的阶梯。就拿非议较多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来说，无论从其整体性、系统性、还是深刻性来看，“两论”都有其独到之处，在许多方面高于前人。

　　因此，任何贬损和抹煞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意义的说法，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郑重态度。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绚丽瑰宝，也是世界哲学史上璀灿明珠。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理论上的统一性，在实践活动中真正溶于一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强调他们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列宁也称唯物辩证法为伟大的认识工具。但是，由于他们的实践的局限性，没能创立把哲学应用于实际工作的方法论体系。中国革命斗争异常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既考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方法，使他们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原则运用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把科学的世界观具体化为正确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强调了有无正确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革命事业成败的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创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方法论系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个成就是巨大的。从，理论上说，它丰富、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从实践上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地应用，提出正确的路线，制定正确的政策，规定正确的方法，比较充分地发挥了哲学的方法论功能。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党的许多工作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发挥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在60年代前期号召学哲学时，他曾说过：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还说：历来讲认识论这一套，不把它运用到具体工作，你离开了具体工作，那些哲学干什么的呀？那就没有用了嘛。他还强调，要写“活”哲学，不要写“死”哲学。应当说，毛泽东同志把哲学应用于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真正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融合，这样的哲学是“活”哲学的典范。有的同志轻视哲学的方法论功能，看不起毛泽东哲学思想，不能不说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毛泽东哲学思想重视方法论，形成了独特的方法论系统，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也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要。这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也是其他哲学无法相比的重要优势。这个优势不仅没有降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身价，反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价值。

　　当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还需要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一些新的科学方法对哲学的研究发生了较大影响。这些新的科学方法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不是相悖的，可以运用来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某些方法，使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三，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使之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井逐渐为人民大众所掌握。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哲学又一个特殊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十分强调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并为此作了许多努力。毛泽东同志比较好地实现了这个结合。首先，他把哲学通俗比、中国化了。他运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来说明抽象的哲学道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而且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是他的许多哲学思想能够广为流传和被群众广泛运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他特别注重宣传哲学和普及哲学的工作。还在延安研读哲学时，他就认为，哲学只有和实际相结合，为群众所掌握，才有生命力。建国后不久，他就指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应当加强这项工作，“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①克思主义的哲学”。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了解放哲学的思想。他说：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他还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随后，他在我们党的一些会议上，在一些谈话中，都穿插着讲些哲学问题，并为破除哲学的神秘性作了大量宣传。在1963年5月的一次会议匕他进一步指出：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中央、中央局、省三级，开会时都要讲。还说：不要把哲学看得太难和那么神秘，那么神圣不可侵犯，把它看得太黑暗，就不容易进门，还是要破除迷信。同时他指出。不要破除了科学，不要像前几年那样，连不该破的也破了，如提出入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他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一番道理，提出：这些道理应当让干部懂得、群众懂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的锐利武器。在毛泽东同志的长期号召和带头讲用下，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活动得到了蓬勃发展。

　　当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这个活动在一段时期内走了弯路，发生了偏差。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以后，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引发的哲学解放运动，对于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发生了巨大的威力。

　　近些年来，哲学界对于编写哲学普及读物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读物还在社会上发生了较大影响。这是可喜的成绩。同时，也应当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活动，却没有花大力气来倡导。哲学有重新回到只属于哲学家们的课堂和书本的趋向。因此，在重读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性著作，重新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的时候，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487页。

　　三、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错误

　　毛泽东哲学思想同其他任何哲学一样，也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晚年，他没能正确地阐述和运用好物质与精神、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等矛盾关系，也没有找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矛盾等的正确途径。这是他晚年在政治上严重失误的哲学根源。

　　对于毛泽东同志晚年一些离开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应当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来看待。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就贬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文革”10年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绝对比，无限地加以拔高，这种非实事求是的做法己为历史的实践所否定，不应当再重新捡拾。但是，如果不充分地估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意义，不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给予应有的宣传和研究，那也不能说是对于我们民族珍宝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同志说过，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这是就哲学对于实际工作的意义而言的。就哲学工作而言，我们是否可以说，如果不关心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来讲，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现在《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了，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应当为加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和研究而鼓与呼！

　　（原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10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改动）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简论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其他单位合作编辑的毛泽东著作专集系列中的又一部著作。它收入了毛泽东从30年代到60年代期间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写的批注和摘录，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下面谈谈我学习和研究这本书的一些体会和认识。

　　一、毛泽东的读书批注和《毛译东哲学批注集》

　　毛泽东从早年求学时代起，就对哲学存在浓厚兴趣。他批读过大量中外哲学书籍。由于战乱，他读过的许多书籍已经散失。现在编入《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读书批注有10件（即读10本书的批注），其中8件是延安时期的，另外有2件是建国后的。毛洋东批注各书的时间，有的有明确记载，有的只能根据批注的内容或批读的版本作出推测，还有个别的，连推测出大致的时间跨度都有一定困难，有待于继续考证。

　　毛泽东研读10本书的批注，可分力两类。第一类，比较重要的，是延安时期读5本书的批往。从批注篇幅看，这5本书上的批注占《毛泽东哲学批庄集》全书批注文字的95％以上；从批注内容看，它集中了读书批注中的主要哲学观点，是这本书的主体和精华所在。第二类，余下的5件，是延安时期读3本书的批注和建国以后的2件。在这几件中，毛泽东批注的文字较少，只有个别件上有重要观点，且已发表过。这里先介绍属于第一类的5件读书批注的情况。

　　（一）读西洛可夫、爱霖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的批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于1931年在苏联出版。两位主要作者西洛可夫和爱森堡，是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列宁格勒分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西洛可夫可能是该所所长。另外，这本书的全部6位作者都是批判德波林的积极分子，时称“少壮派哲学家”。

　　1932年3月，日本学者将该书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同年9月，中国学者李达及其学生雷仲坚通过日译本转译成中文，以上海笔耕堂名义出版。到1935年6月印行了第3版。李达在“译者例言”中称，这本书是苏联“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苏联哲学教科书，在中国学术界颇受重视，对传播马列主义哲学理论起了一定作用。

　　毛泽东是在到达陕北之后读到这部书的。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致易礼容的信中说：“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

　　①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李鹤鸣即李达。信中提到的译著，可能是李达与雷仲坚合译的这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下亦简称《教程》）。若如此，说明毛译东读到《教程》（指中译本第3版）的最早时间当在1936年8月14日以前。但是。从毛泽东的批注看，他详细、认真地批读《教程》（中泽本第3版）并写下大量批注文字，则在这以后。

　　②毛泽东对这本朽的部分章节可能批注了四遍”。第一、二遍是用黑铅笔批注的，第三遍是用红蓝铅笔批注的，第四遍是用毛笔批注的。毛泽东在这本书的未页背面上端用毛笔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1936.11”；第二行是“1937.4.”。这可能是毛泽东在第四次批读这本书之后注明的批读时间，即第一次批注可能是1936年11月，第四次则是在1937年4月4日批读完毕。这本书近600页，27万字。第一次铅笔批划，每页都有，说明是逐页批读的。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7页。②根据批注笔休分析，比较大的可能是每批往一遍有的是一种书写工具，因为重叠批划的情况较多。而

　　已较有现律，似不像同时用几种不同的书写工具进行批注，当然也不绝对排除这种可能性。

　　最后一次用毛笔字的批注文字较多，说明他经过多次研读己产生了很多想法。全书批注文字12000字，绝大部分是最后一次批读之后写的。毛泽东读《教程》（中译本第3版）的批注文字，从形式上看，大体可分为这四个层次：

　　1.评论性批注文字，即对原著内容的评论，如“对”，“此例很好”，“不甚清楚”等等。这样的评论文字近200字。2.提要性批注文字，即对原书内容的提要、概述，说明毛泽东在琢磨、凝聚一些思想。宝类批注，占全书批注文字的四分之一，达3000多字。3.结合中国实际的批注文字，即联系中国实际写的批注。其字数虽不足2000，但涉及面较广，包括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回顾。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分析，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阐述，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等。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毛泽东研究哲学的目的和方法。4.理论发挥性批注文字。毛泽东对《教程》（中译本第3版）的许多观点加以引伸、发挥，写下的批注文字达7000多字，超过全书批注的一半。这部分批注最能说明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怎样源于苏联哲学教科书，又高于和深于教科书；既显示了毛泽东的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也表现了他的哲学理论水平。从文字内容看，毛泽东对《教程》（中译本第3版）的批注多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上，尤其集中在论述辩证法三大法则这一章里。这部分的批注文字达9000多字。《教程》（中译本第3版）讲辩证法三大法则是从质量互变法则开始讲起的，毛泽东的批注却以对立统一法则的居多。据统计，关于质量互变规律的批注有1600多字，并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批注有1500多字，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则有6000多字。从这里也可看出，毛泽东是特别重视对立统一规律的。他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讲辩证法时，首先讲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论，决不是偶然的。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准备比较充分。

　　（二）读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以下简称”米丁本”）的批注。这本书为沈志远翻译。他在“序言”中说：“这部著作在目前苏联是一部流行最广的大学校的哲学课本”。中译本于1936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沈译“米丁本”有34万多字。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读，不同于《教程》（中译本第3版）。他不是每页批划。在全书491页中，留下批划符号的有186页，将近全书的2/5。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集中在第三章第五节“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第四章第一节“对立体一致底法则”和第二节“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内。在其他各章节，既无批注文字，且连批划符号也很少。毛泽东读“米丁本”写有2600多字的批注。从内容看，批注最多的仍然是对立统一规律部分，占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批注。这说明毛泽东批注的重点仍在矛盾论和认识论方面。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没有留下明确时间，但从批注内容看，有些话与《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话几乎一字不差，只是批注的有些观点在“两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据此推论，毛洋东对这本书的批注同对《辩证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一样，是后来写作“两论”的直接准备的一部分。因此，毛泽东批读此书的时间，当在1937年7月以前。

　　（三）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的批注。《社会学大纲》初版于1937年3月。李达时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兼课，讲受经济学、社会学。这本书原是他讲授社会学的讲义，1935年曾铅印成十六开大字本，1936年定稿后亦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

　　在《社会学大纲》出版之前，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曾致函易礼容问及李达夫妇，对他们“甚表同情”，并望易礼容“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这个信息可能没有转达到。据易礼容回忆，他没收到该信。但是李达可能通过其他渠道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在《社会学大纲》出版后，李达立即将书寄给延安的毛泽东，请其指正。

　　毛泽东对李达寄赠的《社会学大纲》十分称赞。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说过：“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据李达的亲属和助手们回忆，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复信中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称赞这部著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还向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哲学研究会推荐，说这是本好书，在10年反动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

　　毛泽东批读《社会学大纲》的时间，在他写的《读书日记》上有记载。从《读书日记》看，毛泽东批读这本书，整整用了两个月时间。即便除去其间“没有看书”的24天，实际批读这本书也花了一个多月。每天少则读1页，多则达47页。全书854页，44万字，毛泽东平均每天读25页多，近13000字。

　　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划也是密密麻麻，各种符号均有。从批划笔迹分析，有相当多的部分，毛泽东至少批读了两遍。第一遍划的是细铅，第二遍划的是粗铅。因为粗铅的批划有一部分是压在细铅上面的，批注文字也有用粗铅去描不清楚的细铅的。

　　《社会学大纲》共有五篇。毛泽东批划的重点在第一篇“唯物辩证法”内。不仅批注文字集中在这篇里，连粗铅、细铅重复批划的许多符号也都集中在这里。这篇有385页，接近全书的一半。在其他四篇里没有批注文字。在最后两篇里连批划符号也没有。全书有批划的达640多页，33万多字，占全书的四分之三。在批划较多的第一篇里，毛泽东的批注文字集中在第一章第一节的前三小节里。全书批注文字约为3400字，其中近3000字写在这三小节里。这三小节是讲哲学的起源和古希腊哲学史的，这些内容是以前读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没有专门讲的，毛泽东甚感兴趣，作了详细批注。

　　（四）读《哲学选辑》的批注。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是1939年5月出版的。这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在1938年9月底六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提议组织的新哲学会在延安成立。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里虽然没有专讲哲学，但在毛泽东看来，辩证唯物论哲学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学习马列理论，首先要学好哲学。他自己也感到了这种必要性和紧迫性。1939年1月，他致函何干之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

　　①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1939年2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页。

　　义新哲学一事被列入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1939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作报告，号召开展学习运动，包括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选辑》就是为了满足干部学习的需要编辑出版的，也是新哲学会（艾思奇是负责人之一）配合学习运动所进行的工作。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既是他过去一系列哲学研究活动的继续，也是他号召全党学习理论、学习哲学所起的表率作用。

　　《哲学选辑》荟萃了延安出版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它是从四本教科书中选材汇集的。它的绪论“哲学的党性”选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它的第一章“唯物论和唯心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选自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它的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选自李达著《社会学大纲》；它的第四章“认识的过程”，选自米丁等编《新哲学大纲》。编未还有两个附录，其一为斯大林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全书的序论；其二为艾思奇本人写的“研究提纲”，以供读者更系统地了解辩证法唯物论的生部基本理论，作为研究的参考。

　　《哲学选辑》有57万多字，从批划情况看，毛泽东至少批读了三遍。第一遍是用黑铅批划的，第二遍是用毛笔批注的。全书500多页，几乎是逐页都有黑铅批划符号，批注文字也主要是用黑铅写的，毛笔的批注文字不多。批注多集中在“绪论”第二节“哲学是党性的科学”和第一章第一节“哲学中的两条路线”、第二节“机械唯物论”以及第三节“主观唯心论、马赫主义和直观主义”中。第三遍是用红蓝铅笔批划的，毛泽东对《哲学选辑》中收录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批划不多，只用黑铅批划了为数不太密集的直杠、浪线等符号，没有写下任何批注文字。在《哲学选辑》中，毛泽东对艾思奇写的“研究提纲”批注文字较多，对艾讲的哲学观点发表了较多意见。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批注文字约为3200字，其中写在“研究提纲”中的就占了三分之二。

　　（五）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的批注。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教程》的中译本第4版同第3版内容一样，准确地说，是第4次印刷。延安时期，在苏联哲学书籍中译本中，《教程》是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批划得最多的一本。他至少是第三次批读这部书了，而第一次批读又不止一遍。就遍数而言，这可能是第六遍了。在《教程》的中译本第4版上也留有两、三种批划的笔迹，说明到了40年代初，延安的书籍还甚缺乏，有的书在一些同志之间仍然是辗转批读。

　　毛泽东这次似为重点批读，前几次批注较多的部分，这次批注较少。全书的批庄约为1200字，大部分写在最后一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内（约870字，占全书的2/3以上）。

　　毛泽东批注《教程》（中译本第4版），没有留下明确的时间。根据批注内容推断、应当是在1941年3月以后。因为毛泽东在这本书的第四章第二节里写有“三月参政会”几个字，而三月参政会是1941年3月1日至10日在重庆召开的。既有这样的批注，读这本书就只能在这年3月初之后。

　　至于在3月初以后多久，能否作进一步断定呢？也可以作点分析。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对“中国主观主义”的批注文字特别多，在全部批注中达20多处，可以说是贯串全书批注的一根红线。这里所谓的“中国主观主义”是专有所指，即王明机会主义的代名同。王明的错误路线，就认识论根源来讲是主观主义。此外.毛泽东的批注还有一个特点，即大部集中在上面讲的第六章内。这又为考证他批读这本书的时间提供了一个线索。因为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党内陆续展开了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批评。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错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阐明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危害、根源和克服办法。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六大前后的历史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各地高级干部学习。9月29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关于中央研究组的研究方针及阅读材料的通知中，规定“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为研究思想方法论的学习材料”。11月1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发给各地高级学习组的“理论研究材料目录”中，也将该书第六章列入了。这两个通知将李译《教程》第六章列为重点学习材料和毛泽东对该书中译本第4版的批注以第六章为重点相吻合。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批注《教程》（中译本第4版）的时间，有较大可能是在这一年的9月前后，而又以左9月之前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按一般情况，只有他本人先批读过之后，才有可能提出将这一章列为重点。因此，毛泽东读《教程》（中译本第1版）的批注时间，很可能是1941年3月至9月之间。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材料看，毛泽东读这本书《教程》（中译本第4版）的批注很可能是他延安时期读书批注中较晚的一次。1936年月以前，毛8泽东就读了《教程》（中译本第3版），到1941年3月至9月，又读《教程》（中译本第4版），前后经历了5年时间。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看，这5年内，毛泽东批读了9本书，达200多万字，其中重要的至少批读了两遍。这说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实践了“发愤读书”的诺言，他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哲学思维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长期刻苦读书、进行细密精深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下面再介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另外五件读书批注的情况。

　　（一）读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的批注。《思想方法论》于1937年1月出版。毛泽东只在这本书的一页上写有的40字的批注文字。批读这本书的具体时间，无法考证。目前没有注明读该书的批注时间。

　　（二）读河上肇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批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是李达等翻译后于1930年6月初版，11月再版的。毛泽东批读这本书没有留下具体时间，考证起来也有一定困难，所以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没有注明时间。当然，根据批注内容也可作些推测。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语不到1O处，其中一条最长的批注写道：“中日战争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统一战线形式即国民党民族联盟问题，八路军战略问题，党的发展中新旧党员各种倾向、干部政策等问题。”从这条批注看，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间在抗战爆发之后是无疑的。有些批注内容也能查到准确的时间，但要确定毛泽东的批读具体在哪一年，就费斟酌。据查党史资料，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曾作出关于发展党员的决议，涉及到发展党员的倾向问题，但措词与毛泽东的批语又不完全一致，不能作为充分根据。关于干部政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期讨论较多，陈云作过关于干部政策的讲话，洛甫和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这个问题，但是不能说在这之前就没讲过干部政策，因此根据干部政策一语，也很难断定一个具体时间。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批读此书的时间有可能在1938年3月以后，但目前的根据尚不充足，这里将这个很不成熟的推测提出来，供研究者们作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三）读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批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1938年9月12日发表于苏联《真理报》，博古是根据《真理报》所载原文翻译的，当时没有署名斯大林著，但不久出版的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即将该文收入。博古译本于1938年12月出版。该书出版后，博古赠送了一本给毛泽东，并在书的扉页上题字：“泽东同志惠存，博古”。毛泽东即是在这本书上写的批注，时间当在这之后不久。因为1939年5月出版的《哲学选辑》收入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就是博古的这个译本，除个别译名有所改动（如昂格斯改译为恩格斯）外，其他无变化。毛泽东对《哲学选辑》中博古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批划不多，没有写下任何批注文字。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反映了毛泽东对这本书的看法，另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博古送他书后即已看过。在博古送他的书上批划密集，全书52页（22000多字），毛泽东几乎在每页上都划有直杠、浪线等符号，也有不少问号，并写有200多字的提要性和疑问性的批注文字。既然己批读过一遍，按照一般的读书习惯，第二遍再读时如果没有新的想法，批庄当然会少些，以至没有。由此反过来推论，毛泽东阅读和批注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时间，当在1938年12月以后不久。

　　（四）读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的批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于1964年10月出版。毛泽东读这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时，对该书关于华严宗的分析写了近百字的批注。该书认为，一方面，华严宗承认个别与一般的内在联系，“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另方面，华严宗又唯心主义地夸大、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缘）绝对化，甚至抹煞“个别”的存在。毛泽东在这句话旁批道：“何其正确”。毛泽东还写了一段较长的批语，论述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批评书中的某些分析离开了客观辩证法，与书中引述的列宁的观点相矛盾，毛泽东写的这些批注没有留下时间。

　　（五）读李达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部分）的批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原本就是《社会学大纲》。1961年夏天毛泽东与李达相会在庐山，他提议李达找几个助手将其30年前的《社会学大纲》修改后重新出版。经过5年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出版了内部讨论稿，毛泽东即在这个稿本上写了近300字的批注，具体时间也不详。毛泽东写的较长的一条批注是关于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另一条批语是针对书中根据斯大林的观点讲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的。李达认为，两种发展观对立的第一点是“孤立观点和联系观点的对立”。毛泽东对此批道：“不必抄斯大林”。联系到他在延安时期对博古译斯大林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批注情况，看来他对斯大林的哲学体系和哲学观点是有一定保留的。

　　除以上10件读书批注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入的一篇读书摘录（即1937年9月读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一书所写的3000字摘录），是目前所见到的唯一的一篇毛泽东读哲学书的摘录。这个摘录，如毛泽东在1937年致艾思奇的信中所说，还对原书中的一个问题提出了质疑。为此，他专门写了200多字的评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与他的某些摘录性的批注很相近。因此，这个摘录又不单纯是“抄录”，实际上是摘录形式的批注。在这个摘录后，还附有1937年毛泽东就此给艾思奇的上述致函。这两件，连同上述毛泽东读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批注，尽管以前已经分别在一些出版物包括毛泽东的著作和书信集中发表过，但为了便于对毛泽东的哲学批注展开系统研究，《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将其重新发表还是有益的。

　　最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收入的《读书日记》，是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期间毛泽东读书情况的记载。这也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本毛泽东的读书日记，尽管只记了2个月，但它却记载了毛泽东读李达《社会学大纲》、读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和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三本书的读书时间和读书进度。读《社会学大纲》的批注时间，就是根据这个《读书日记》确定的，因此，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将其作为毛泽东读《社会学大纲》批注的附录发表。这样，《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共有13件材料。这些材料大多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珍贵文献。毛泽东读10本书写的批注文字约为23000字，再加上300O字的摘录和近1000字的日记，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属于毛泽东的文字总共约为27000字。

　　二、《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

　　近几年来，一些同志对“两论”与苏联哲学著作的关系发表了不少看法，有的同志还做了这样那样的比较，这对于破除长期以来流行的某些“看法”，澄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开阔思维、把“两论”的研究引向深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应当指出，有的形式主义的比较，使认识偏离了正确方向。《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出版，使我们有可能通过“批注”这个中间环节进行科学比较，通过批注与教科书原文的对照，对“两论”与苏联哲学的关系获得较为客观的全面的了解。

　　从毛泽东的读书批注看，根据目前的材料，只有头两本苏联教科书，即李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沈译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在文字和内容上与“两论”有直接的联系。据说“两论”也吸收了米丁编著的《新哲学大纲》的思想营养，但目前却没有找到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批注。因此。这里只能比较“两论”与上述两本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

　　“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认识。

　　首先，应当承认，“两论”吸收和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积极成果。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对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理论作了发挥、论证和说明，对构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也涉及到人们所说的苏联哲学模式问题。对此，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能采取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态度。一方面，它毕竟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上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功绩不应当抹煞，不能围为它有缺陷和后来的教科书超过了它就否认它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的作用加以绝对比，这个体系本身毕竟很不完善，一些观点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因此它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模式，而不是唯一模式，更不是最佳模式。随着教条主义的流行，这种模式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曾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少东西变成了僵化的教条，因而起过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步和发展的消极作用。这是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两面性，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不能作出客观的历史评价。

　　毛泽东对苏联哲学教科书，实际上采取辩证的态度。首先是吸收和利用，其次是扬弃和发展。同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提出自己的理论时，都要利用在此以前已经积累起来的思想资料一样，毛泽东在“两论”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时，也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思想资料，他一遍又一遍的反复批读，干什么？就是要从中汲取思想营养。通过他写的批注文字可以看到，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八以下简称《教程》和“米丁本”）中的不少观点和分析，使毛泽东很受启发，并吸收了其中有见地的一些思想，成为自己著作中有机的一部分。就“两论”分别来说，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吸收了《教程》关于在实践以外不能认识外界的观点，关于认识过程的感性和理性阶段的分析，关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它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的思想，以及关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由“自在阶级”阶段进到“自为阶级”阶段的举例等。《实践论》还吸取了“米丁本”关于实践活动的多种形式的观点，关于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不能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的分析，等等。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吸收了《教程》关于主要矛盾制约其他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关于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观点，关于对立的双方互相联结和互相渗透的观点，关于差异就是矛盾的观点，关于各个过程和过程的各个方面的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关于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和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分析，关于均衡论的批判等。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吸收了“米丁本”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分析和对外因论的批判，关于对各种运动形式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对具体矛盾做具体分析的模范的举例等等。以上这些，是毛泽东的“两论”对苏联哲学教科书表现的某种承继性，或用哲学语言说，是一种“同一性”、相互联系性。

　　但是，对“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比较，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其认识就带有较大的片面性。“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除表现“同一”外，更重要地是表现它们之间的“差异”。仔细地研究毛泽东的批注，更能清楚地看到，“两论”虽然吸收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一些思想资料，但并非照搬照抄，不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中国版。“两论”的主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概括，批判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作哲学的概括和分析时，“两论”虽然借助了苏联哲学教科书，某些观点受胎于苏联教科书，但是，它在总体上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体现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特点，没有学院气，没有书斋味，具有理论的恢宏气度；同时，由于对中

　　①国现实的革命运动进行了理论总结，“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因而“两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又在一些问题上作了重大发展，并表现了自己的许多重要特色。总之，“两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刨造性，堪称独立的科学著作。具体说来，“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相比较，有这样四方面的区别或特点。

　　第一，“两论”的框架体系比苏联皙学教科书严密、顺当，内在逻辑性强。就《实践论》来说，毛泽东从实践与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出发，既概述认识过程的唯物论，又论证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比较系统他说明了认识的来源、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认识的发展过程和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②脉络清楚，递进的层次分明。而《教程》对认识论的阐述则分为四节，不仅相互之间不甚连贯，就是专讲实践论的前两节，其内在逻辑也远不如《实践论》一目了然，过多的枝蔓掩盖了它的主线索。“米丁本”第五节讲实践论，是从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讲起的，不如《实践论》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讲起顺乎逻辑。“米丁本”的这一节，较多他讲了实践与认识的唯物论关系，而对其辩证法关系（包括认识的两个阶段等）未展开分析；至于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等深层次的问题更未涉及。再从有的同志提到的对《实践论》有较大影响的米丁等编的《新哲学大纲》来看，该书第八章“认识的过程”是讲认识

　　③论的，分了八节，但没有一节专讲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这八节主要是从物质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②这四节是：一、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之统一；二、认识过程的阶段与动因；三、论理的东西与历史

　　的东西；四、真理论。③这八节是：（1）经验的认识，感觉；（2）表象：（3）概念；（4）判断；（5）推理；（6）分析和

　　综合；（7）归纳和演绎；（8）形式论理学的批判。

　　与意识的关系方面来讲认识论问题。这样，苏联几本哲学教科书的认识论体系都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要是实践论这个基本思想，因而有重大缺陷。《实践论》克服了上述各书的缺点，抓住认识论的核心和基础，构造体系，独树一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

　　《矛盾论》在结论上也优于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米丁本”只在“对立体一致底法则”一节中分析了这个问题，没有分

　　①小节，而且讲得比较杂乱，眉目不甚清楚。《教程》与“米丁本”不同，用

　　②了七节篇幅来论述对立统一规律。但这七节的内在逻辑也不很清楚。与这两

　　③本书的论述相比较，《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分节论述，既吸收了《教程》中分节的优点，其结构又比《教程》严谨、顺畅得多。毛泽东根据列宁强调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思想，依次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诸方面进行论述，表现了鲜明的层次性、系统性和整体性，从而，同《实践论》一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二，“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典范。《教程》和“米丁本”翻译成中文出版后，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方面作了不少工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我国第一本通俗哲学著作，被毛泽④东称誉为“真正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⑤赞赏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这两本书在当时都发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包括这两本书在内的一些通俗哲学著作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讲哲学不够。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谈到这种状况时说：“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语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之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比，所以也

　　①不够充分的通俗化”。这个评论是符合抗战以前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它的主要内容是：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在各种事物和各个过程的特殊运动的发展形式中存在着各种矛盾；

　　科学研究既要抓住一切事物和它们的一切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的一般之点，还要把握某一事物及其某一发展阶段所特有的矛盾发展的特殊点；对立的一致律是客观世界和认识的最普遍的法则；对立的一致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在相对中存在着绝对；冲突是矛盾的个别的特殊的场合；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提出的对立的一致的法则的唯物的改造；《资本论》对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的辩证分析；列宁把对立的一致法则视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意义。②这七节是，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看的对立之统一及斗争；统一的分裂，本质的对立之暴露；对立的互相渗

　　透；矛盾之主导方面的意义；自始至终的过程的矛盾的运动；对立的统一、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均衡论。③《矛盾论》在1952年4月发表时，删去了原稿第一节“形式论理的同一律同辩证法的矛盾律”，把“结

　　束语”扩充为”结论”，作为单独一节。④毛泽东1936年10月22日致叶剑英、刘鼎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0页。⑤转引自《中国哲学》1980年第1期第364页。①原载1938年4月1日武汉《自由中国》创刊号。现载《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387页。

　　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的具体状况的。

　　毛泽东的“两论”由于是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哲学分析和时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因而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作出的榜样，已为中外哲学界所公认。也正如艾思奇所说：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一方面运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是“在丰富的中国革

　　②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来系统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这一点，通过毛泽东写的有关批注能够看得更加明显。

　　从有关的批注来看，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与思想，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与思想结合起来，赋予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与思想以科学的含义，使之具有新的生命力。《实践论》以“知与行的关系”来说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矛盾论》用“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说明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等等，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析和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范例。在这之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开垦中国哲学史这片处女地的学者还不多。毛泽东的“两论”不是专论中国哲学史的，但它把两者加以结合的思想与方法，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研究中国传统皙学的专家学者以启迪和示范。

　　（2）用中国古诗、典故、成语、民谚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仅使抽象的哲学观点通俗化，而且使之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在对《教程》的批注中，这个特色更明显。例如，毛泽东用“路遥知马力”来解释质与量的关系。他批注道：“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为了说明量变引起质变，他还批道：“人多成王”，“王子筷子集散”。“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韩信将兵”。为了批评“外因论”，他举例说：“‘物必先腐也，然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为了说明辩证否定的观点，他举例道：“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辩证法的否定，是“第一个否定造成了第二个否定之可能，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在“两论”中，毛泽东发挥了这个特色，大量列举中国事例，用适合中国人民习惯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提供了经验。

　　（3）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说明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从而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仅贯穿在毛泽东对《教程》和“米丁本”两书的批注中，也贯穿在延安时期他的其他哲学批注中。在对《教程》的批注中，毛泽东批评机会主义的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指出“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在批注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指出：“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在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

　　②《学习（矛盾论）第一辑》，（1953年版）第3―4页。

　　矛盾，用革命去解决。”毛泽东还结合中国实际，分忻对立转化为同一的情形，写道：“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国共对立部变成同一性，而转化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侵略战争的对立，在民众起来与世界革命条件之下，却将变为同一性而转化为世界和平。”这些批注的用语，还带有某种朴素性，还未经过去粗取精的加工制作。在“两论”中，这种原始的痕迹不存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及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的论述成为有机的结合，浑然一体，用语精当，表达准确，其科学性大大增强了。

　　第三，“两论”中的许多提法、分析和论述，比苏联哲学教科书具有较大的明确性、概括性。系统性和深刻性，这一点，通过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能够看得更为清楚。比如，“米丁本”讲旧唯物论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是这样写的：“费尔巴赫（即费尔巴哈――引者注）在认识问题上也发挥了形而上的观点，照他底见解，人底本质是在于他底躯体、他底机体、他底感觉和思维的能力，费尔已赫不了解，具有感官和思惟的人是社会历史发展底产物，他丢开了人和社会底关系去观察人，所以他始终没有理解到实在的、行动的人，而永远抽象地去了解人。因为费尔巴赫抛弃了人底社会性，他就不能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照费氏底意见，认识是不变的。永远如此的肉然之同样不变的反映。这里要顺便指出，丢开人类底实践活动、丢开他底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这不仅是费尔巴赫底唯物论底根本缺点，而且也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底根本缺点。”这段活要说明的意思并不复杂，但所用的文字不算少。毛泽东在这段话的下面作了概要式的批注：“马克斯（即马克思――引者注）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这段批语明确简炼，一语破的，后来基本上成为《实践论》的开头语。又如《教程》分析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特征，是以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举例

　　①展开阐述的，没有作一般的概括性的说明，写了300多字。毛泽东在这300多字的上端写了概括性的批注：“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

　　这就把《教程》以举例方式所做的“个别”分析，推进到抽象的“一般”分析，完成了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进一步对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使之具备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态，成为一个理论系统《教程》对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相互关系还有一段精辟议论：“依实践所证明：并不是我们感觉到什么东西，就立刻开始理解它；反之，也不是理解到什么东西，就不感觉到；它只有在理解了什么东西时，才更正确。更深刻的感觉到。”毛泽东很欣赏这段话。他写的批注，先是将这段话作了概括：“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在理解了的东西才更

　　①关于感性认识的特征，《教程》是这样写的：“在普罗列达里亚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个别现象做自发

　　的斗争时的发展阶段上，普罗列达里业也曾企图用一种方法去认识并理解那些现象。普罗列达里亚自身的发展阶段还在低级状态，他们还没有暴露资本上义的本质的能力――这也是因为现实自身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充分展开它内在的矛盾――，这种种事实的结果，使得普罗列达里亚对于现实的一切认识，只在理解现实的各个方面或现象的感性的认识形式上表现出来。”关于理性认识的特征，《教程》分析说：“资本主义的现实以及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普罗列达里亚感到有在其内的联结上。在其全体性上去认识各个现象的必要……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它先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而能在其总体上，在其一切方面的联结上去把握现实。”―369―以深刻更正确的感觉他。”接着，对这个思想又作发挥，写道：“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这段批注，比起《教程》来，更明确、更深刻。《实践论》也吸收了这个思想，并在文字上加工得更加完美，成为说明两考辩证关系的一个重要论点。

　　毛泽东对辩证法问题的批注――许多被吸收到了《矛盾论》中――，像这样比苏联哲学教科书更明晰、更概括、更深刻的思想也不少，这里就不一

　　①一列举了。

　　第四，“两论”在吸收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先说《实践论》。

　　通过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这个中间环节，将《实践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论述认识运动的推移过程时，提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个飞跃”的思想，发展了辩证唯物论关于认识运动的全过程的理论；同时还提出真理性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须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获得，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类的认识运动，包括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认识，都“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而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理论。《实践论》最后阐述的关于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有同志说，这个规律是艾思奇最早提出的。应当提

　　①出，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确实有这个思想的原形，功不可没。但是，他没有对此作理论的论证，只是举了若干例子来通俗地加以解释。《实践论》吸收了这个思想，不仅文字表达精当，而且作了理论阐述，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原理，因而其贡献是重大的。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例如，把“矛盾的普遍性”作为与“矛盾的特殊性”相对立的概念明确提出来。在《教程》和“米丁本”中，都只使用了“矛盾的特殊性”概念；根据列宁的思想，虽也指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世界和人类认识的最普遍的法则，客观事物的过程自始至终地存在着矛盾运动，但是没有抽象出“矛盾的普遍性”概念，毛泽东在对这两本书的批注中也没有概括出这个概念，只在讲矛盾与对抗时，使用了“矛盾是普遍的存在着”的说法。到写作《矛盾论》时，毛泽东才进一步抽象出了这个科学概念，并作出了关于矛盾普遍性两重含义的新概括，这就发展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思想。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五种情形，是在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论述加以系统化，并结合中国革命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的情况展开地加以阐述和概括之后，形成的新思想。《矛盾论》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诸种情况的精辟分析，是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中最富有特色的创造之一。

　　①这里说一下关于外因与内因的关系。“米丁本”认为：“外部条件底作用，经过一定的社会形态之内部

　　的特性而被曲折了”；只有明白了发展的内部自身的动力，“才能理解发展之真正实质”。毛泽东对此作了旁批：“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寻的。不明内部，即无从了解发展。”《教程》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马克思及依里奇的辩证法并不否认外的矛盾的作用”，但“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内的矛盾”，“不承认外的矛盾是主要的东两，决定的东西”。毛泽东写批注对此作了发挥，强调内因的作用，指出：“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决定的东西属于内力。”《矛盾论》提炼这些思想，产生了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著名论断，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在此之前一年，艾思奇也有这样的思想。①艾思奇的表述是这样的：“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会更丰富，所以，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循环，而不是圆圈式的循环，它永远在发展。进步，决不会停留在原来的圈子里。”

　　再如，提出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转化的思想。《教程》在这个范畴内只是举例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决定作用，并且没有展开。毛泽东对这个观点写了在他对该书的整个批注中最长的一段批语（达1200字），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展开地作了阐发，提出了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转化、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转化的重要思想。他写道：矛盾之中，“究竟那一方是主导的呢？主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变为主导方面了”，“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矛盾的主导方面，“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这些批注把矛盾的互相转化思想贯彻到底了。《矛盾论》对这些批注思想作了科学的阐发，从而把《教程》的观点向前推进了。这个转化的思想，既在理论上发展了辩证法，同时又具有不可限量的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中都自觉地应用了这个思想。

　　此外，《矛盾论》中提出的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关于同一性的两重含义以及具体的同一性与幻想的同一性的区别的思想，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的思想，等等，也都发展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观点。有的还是第一次提出的极为重要的新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在他此前的读书批注中还没有形成，故不赘述。

　　综上所述，“两论”从基本方面说，是个理论创造工程。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不承认或忽视“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之间的密切关系，对它的意义加以任意“拔高”，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如果采取虚无主义，否认或贬低“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是科学的态度。“两论”不应当仅仅看成是毛泽东个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对于现代世界哲学所做的贡献。

　　三、读书批注中的真他重要哲学思想

　　这主要是指毛泽东读其他哲学著作时写的批注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也主要是上面提到的读另外三本书的批注中的观点。摘其要者有这样七点：

　　（一）关于哲学派别的划分。按照传统划法，首先是分唯物、唯心两大阵营。对近现代哲学家，在唯物论阵营内又分形而上学唯物论（包括机械唯物论、庸俗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对唯心论则分为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苏联教科书也是这么划分的，并没有提出新的标准。只是在表述时没有严格地将每个哲学家分别归类。《教程》在批评德波林时，认为德波林派的唯心论表现出形式主义即形而上学，向着理性的唯心论、黑格尔主义的方向倒退。毛泽东在1941年3月以后再次批读这本书时，在这段议论的上端写了一条批注，指出：”唯心辩证（黑格尔），唯心形式（德波林及中国德波林派），唯物形式（德国启蒙者，陈独秀），唯物辩证，四秆之中，只是最后一种是正确的。”这条批语，就其把德波林派列为“唯心形式”即形而上学唯心论来看，是对书中蕴含之意的概括，但是就其提出四个哲学派别而言，则是比较独特的新见解。在一般教科书上，没有这样划分的。至于在人们的思想中，当然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考虑的。据说，50年代时苏联哲学家也有过这样看法，认为与唯物论阵营相对应，唯心论也可分为辩证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唯心论两种，即与毛泽东是一个思路，但是这种分类一直没有得到公认。我个人认为，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看，将唯心论分为客观唯心论与主观唯心论，比其他划分能更准确地揭示唯心论表现形态的基本特征。从哲学史看，这样的划分能说明绝大多数唯心论哲学家的基本立场，而“唯心辩证”和“唯心形式”的标准则缺乏这种普遍适用性。因为属“唯心辩证”的哲学家很少，而“唯心形式”的标准不易把握，大部分唯心论哲学家无一下具有形而上学性质。当然，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分类标准，对于研究哲学家们的某些特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二）关于认识过程的阶段。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这是列宁的一大贡献。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都引述列宁关于“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思想，对认识过程的辩证运动进行了分析，作了一些正确的阐述。但是，这些分析又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往往只分析从物质到意识和从感觉到思维这两个阶段。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也沿袭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观点，认为“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其中包括着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的发展过程”。一般地说，这表达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但是这种说法不完全，因为人的认识到思维理性阶段后并没有结束，还有一个从思维到物质的过程，还需要回复到实践中去检验或再认识。因此，毛泽东对李达的这段话作了批注，写道：“还有，由思维到物质”。李达还有一段话说：“我们当分析认识过程时，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为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辩证法，就必须展开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毛泽东在此又写了一段批语，指出：“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这两条批语，既是对李达书中观点的重要补充，也是对苏联哲学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的重要补充。

　　这两条批语，也不能说是毛泽东在读《社会学大纲》时才产生的新观点。因为在这之前写的《实践论》，已经阐明了认识运动的全过程。他根据列宁的上述思想，实际上已经把认识的全过程分解为了三个阶段，并且特别强调第三阶段“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的作用。这两段批注，是《实践论》观点的继续，同时这样对认识过程加以具体分解，也把《实践论》的观点进一步明确化了。

　　毛泽东十分重视认识过程推移的辩证法的思想。《社会学大纲》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不单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是辩证法，并且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也是辩证法’。‘认识是思维对客观的永远的无限的接近’。……”毛泽东尽管不是第一次读列宁的这段话，但他仍然在引文旁划上了三道杠、两个同心圆圈，在引文上端还划了一个大圆圈和两道短横线，并且还写了一段批语：“将来认识的将是一个别有天地的世界”。这段批语，不是就微观的某个具体认识过程而言，而是讲的客观认识过程。它表明，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坚持认识运动的辩证法，那末人类的认识就能实现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进入“一个别有天地的世界”。

　　（三）关于普遍与个别的关系。在1941年3月以后，毛泽东研读《教程》中译本第4版时，对这个问题批注较多。国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割裂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关系。毛泽东针对这一错误倾向指出，“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不注意具体特点，要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等等，在批注中，毛泽东对普遍与个别的辩证关系还作了发挥。《教程》对普遍与个别的关系有这样一段活：“辩证法唯物论的论理学，对于普遍与个别的相互关系的问题，给与唯一正确的解说。概念是外界在人类思维上的直接反映的构成的形式，……个别的概念与一般的概念，都反映这个世界。……个别与普遍、特殊与普遍，……不是当作具有自己的存在的独立的对象而在外面互相对立的东西，……离开个别没有普遍，离开普遍没有个别”。应当说，这些是讲得不错的。毛泽东也划了些符号，但是他对这样的论述还不满足。因为这主要是从其客观实在性的唯物论角度写的，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先提出问题：“谁是决定的东西？”接着写道：“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还以战争为例指出：“在认识过程，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战略决定战术”。

　　所谓“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是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过程中，只有通过对无数“个别”的抽象才能产生“普遍”，没有“个别”就不可能抽象出“普遍”，这是讲的认识的唯物论。所谓“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是就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言的，即用“普遍”的理论原则去指导实践，去认识作为“个别”的具体事物，这是讲的认识的辩证法。这里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的两个“决定”，就说明个别和普遍各自的作用来说是明确的，是试图在唯物论基础上揭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这些批往的文字表述是有缺点的，一是有把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割裂的味道；二是把实践过程的“决定”同认识过程的“决定”加以等量齐观，似不妥。因为实践过程的“决定”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能说普遍对个别起决定作用。

　　批注中的这个缺点，后来在《矛盾论》公开出版时加以修正了。《矛盾论》在“矛盾的特殊性”一节里增加了原来在“讲授提纲”中没有的一段话，这就是关于人类认识的“两个循环”问题。《矛盾论》指出：人类的认识是通过由特殊到一般和由一般到特殊这样两个过程循环往复地进行的，每一次循环都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而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在人类认识中这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把一般真理变成为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从思路看，这里的“两个循环”和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与1941年的上述批注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里的表述修正了上述“两个决定”的缺点，对认识运动的概括比较全面和准确。

　　（四）关于辩证法三大规律的关系。列宁讲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是认识三大规律关系的指导思想。但是正如他所说，这需要解释和发挥。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仍然是按照恩格斯讲三大规律的顺序和观点展开阐述的。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改变了恩格斯讲的顺序，首先讲对立统一规律，指出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中最基本、最主要和有决定意义的法则”，这比起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的《教程》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它对三大规律的内在关系并没有按照这个观点作论述，视三者为平行关系的色彩还未抹掉。米丁著艾思奇译的《新哲学大纲》比前两本书又前进了一步，认为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①和若干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发现和具体化”，但这个论点没有展开。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把《新哲学大纲》的观点向前推进了，明确提出在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包摄着”其余诸规律和范畴。他写道：“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根本法则，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因果性的法则、形式与内容的法则等。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因为在对立的统一发展过程中，所谓‘飞跃’、‘连续性的中断’、‘向反对物的转变’、‘质量间的转变’、‘旧物死灭与新物发生’，都是必然的形态，都是对立的斗争的发展，都是由对立的转变而显现，都是由对立的统一去说明。”在讲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及辩证法范畴的各节中，李达都贯彻了这个思想，十分明确地肯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对李达的这些观点很重视。他对李达著作的批注虽然文字不多，只在李达讲上述关系的另一处写有“包摄着”三个字，但在李达所论各处，却批划有各种符号，表示赞同。因为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已明确指出：“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跟李达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矛盾论》提出这个观点之后，没有对对立统一规律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说明。《社会学大纲》所发挥的也许正是毛泽东想发挥而没能发挥的。在读《哲学选辑》时，毛泽东对艾思奇《研究提纲》的批注，虽然没有直接论述三大规律的关系，但却表明了他用矛盾的观点来解释质变现象的意向。他写道：“质为矛盾的统治方面所规定，质变即矛盾的被统治方面转变为统治方面。”建国以后，毛泽东把这方面的思想作了发挥，比李达讲得更为明确，更加彻底。在60年代前期，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65年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出版后，毛泽东读这本书写的批语就是其中讲得较为透彻的一次。毛泽东的批注写道：“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

　　①“发现”可能是“表现”的误排，但没有产到俄文原版书，不能最后断定。

　　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Anorises）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己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等（此）类推。”这条批语近300字，概括了他在近30年来所凝聚的思想。与《社会学大纲》相比，他既受了其影响，又对其中的思想作了新的阐发。尽管哲学界对三大规律的关系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对于深入研究三大规律的关系，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思想，至少也是一家之言。

　　（五）关于斗争的绝对性与统一的相对性。列宁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在对列宁观点的把握和理解上，哲学家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毛泽东赞成列宁的观点，并在《矛盾论》中对它作了深刻的说明和发挥。当时，他比较多地是从运动的相对静止（量变）状态和显著变动（质变）状态的关系上进行分析的，认为矛盾的斗争存在于这两种状态中，并经过质变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国而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些分析，包括同一的条件性和斗争的无条件性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充分的，没能完全消除人们的疑问：为什么不能说两者同时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1939年5月以后读《哲学选辑》时，在对艾思奇的《研究提纲》的批注中，毛泽东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半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绝对性的含义，也就是说：斗争的绝对性不是讲的某一具体矛盾，某一具体的斗争形态；若就某一具体矛盾而言，其斗争性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其统一性倒可能是绝对的。因此，毛泽东继续指出：“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这几条批注说明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在一定条件下是能互相转化的，在不同的状态下，矛盾的统一性或斗争性都能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因而，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关系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就有助于我们更完整、更全面地理解列宁提出的这个思想。这里的批注是对《矛盾论》的重要补充。

　　（六）关于中庸思想。这是论述质量互变法则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1939年2月，毛泽东在致陈伯达、张闻天的信中对它持肯定态度，视之为哲学上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他说：“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这里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反对“过与不及”。毛泽东继续写道：“‘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有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下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①则是无疑的。”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批读《哲学选辑》时。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此前对中庸思想持肯定态度的观点，艾思奇很可能是知道的，并且也可能是同意的。正因为这样，他在《哲学选辑》的“研究提纲”中写道：“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平列看待。”但是，毛泽东批读到此，对艾的观点却提出了异议。他指出，“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上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曲解’，它本来是这样的。”这是从政治上揭露中庸思想维持剥削制度的本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出：“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这就既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毛泽东的认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具体原因不太清楚。这里只能从他对中胃思想的评论本身来分析。1939年2月，毛泽东把中庸思想视为反对极端的正确思想时，似偏重于认识论。后来对“研究提纲”的批注，则强调了阶级分析方法。两相比较，后者的认识似比前者深入了。在批注里，毛泽东对中庸思想还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它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死硬派思想”，一是“折衷派思想”。他写道：“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毛泽东的这些分析都是比较深刻的，对中国哲学史、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都有一定价值。

　　（七）关于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在较早的批注中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尽管他写的不少著作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列主义理论作了重大发展。但是从延安时期将近5年的读书批注中可以看到，随着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立意识的不断增强，其在主观上要发展理论的自我意识也逐渐地由隐变显。1941年重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他写的批注反映了这一点。《教程》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写道：他们“引出了革命的斗争的教训，充实了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理论，建立了普罗列达里亚专政的学说”。毛泽东在此批注道：“中国的斗争如此丰富，却不出理论家！”《教程》谈到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时写道：“唯物辩证法怎样的发展了呢？并且怎样才能发展呢？在那从生活割离了的静悄悄的哲学研究的书斋中发展的呢？”毛泽东又批注道：“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这两条批注不长，但是它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发展理论的正确道路。

　　中国革命的经验异常丰富。自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党中央不断强调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注意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革命斗争水平。就毛泽东本人的情况来看，他当时在全党起了最重要的带头作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116页、146―147页。

　　命的经验作了全面总结，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斗争规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实际上对马列主义理论作了重大发展。遵循着这条道路，毛泽东终于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经验教训，只要继续坚持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也一定能创造出不愧于伟大时代的伟大理论。这应当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写于1987年夏）

　　历史就是这样，“似又曾相识”。同10多年前一样，如何评价毛泽东，特别是他的晚年，又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里，谈谈个人愚见。

　　一、正确认识晚年毛泽东的方法论

　　晚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历史悲剧人物。他的思想既闪烁过绚丽的光斑，又出现了巨大的黑子。他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研究，既提出了不少正确的、积极的思想观点，也逐步建构了具有严重错误的理论体系，研究晚年毛泽东的困难在于，他的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交织并存，甚至往往是一些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被包裹或镶嵌在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中。这就需要以审慎的科学态度精心地、细致地、逐一地进行分析和剥离，如同艺术家在噗中琢玉那样，既要弃石存玉，又要变废力宝，即辩证地扬弃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在否定错误理论的同时，保留和发扬其正确的思想观点。对晚年毛泽东采取任何简单化、绝对化的做法或以一时的情绪而作的取弃都是不可取的。全盘否定晚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是极端错误的，不加分析地完全肯定晚年毛泽东也是十分有害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包括他的晚年的思想理论进行了科学的全面的评价。近10年的历史证明，这个评价是站得住的，并且经受了自1989年以来发生的重大政治事变的严峻考验，因而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科学依据。尽管《历史决议》对晚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没能展开地加以分析，但贯穿其中的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仍是我们研究晚年毛泽东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的根本准绳。

　　二、晚年毛泽东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

　　对晚年毛泽东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既可以归纳三条五条，也可以归纳七条八条。在我看来，从宏观的同一个层面说，至少可以讲这么四条：

　　第一，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思想。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凝固不变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思想丰富了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列宁也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类概念，但没有像毛泽东作这样明确的概括。这个思想尽管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那样丰富的内涵，但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视角来看，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思想来源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固然还不很完善，在宣传中一度出现过“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的片面性，有些也要在实践中加以修正，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理论。这不是哪一个人提出的思想，而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总结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它已被载入党的正式文献，我们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来否定它，而应当珍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理论贡献。

　　第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在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开拓。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包括改革开放的思想，都不能割断历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是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所作的概括，但是这个思想却首先属于毛泽东。他从1956年开始就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实践道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强烈愿望，以及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作的艰辛开拓。比如：――对社会主义的任务和发展战略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曾强调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并且初步确定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用100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尽管毛泽东犯了发动“大跃进”和未能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这些好的思想为新时期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的思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些思想，毛泽东虽然没有完全坚持，“文革”之中甚至背道而驰，但在新时期我们党却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并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在经济体制问题上，表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明确意向。在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很想打破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体制，主张分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还强调要使企业有“自治权”、“自主权”，照顾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不仅如此，他一度还表示过，尽管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了，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设地下工厂、私营大厂、投资公司等，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些思想在那时虽然没有得以贯彻，有的甚至是昙花一现，但却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并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曾表示，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想些方法来扩大民主，使人有讲话的机会。随后提出的关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就是建设民主政治的理论。为了建设民主政治，一方面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另方面也考虑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某些改革，如党的主席不兼任国家主席，党内设名誉主席等，实际上开始涉及如何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了。当然，后来形势的发展使民主政治建设受到了严重影响。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除了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外，还提出了对外文化开放的问题，反复强调不要怕外国的好东西，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还主张对外斤放采取多渠道，一是派人到外国去学，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让他们先进的科学和文化驰骋在中国这张白纸上。遗憾的是随后不断开展的文化批判运动中断了这些思想，并发生了逆转。

　　晚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思想虽然还可以论列一些，但仅从上述思想而言也是很有理论价值的。尽管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没能付诸实施，有的没有坚持，但毕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的思想理论和政策的前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上的某些准备。

　　第三，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牲，提出了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实践之后碰到的新问题。在马、恩的本本上没有。列宁对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讲得较多，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阶级斗争讲得较少。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并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比斯大林前进了一大步，尽管在晚年也没有摆脱这个厄运，但他毕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真理性认识，而且其犯错误是由于跨过了真理所允许的限度，印证了人们常说的真理再向前跨越一步就陷入错误这个认识论的真理。晚年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正确的、积极的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之中，但有的也依附在毛泽东建构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体系之中，需要经过艰苦的认识剥离才能分清。《历史决议》开始了这个剥离工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的思想，虽然主要是汲取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发的正确思想理论，但也是对毛泽东的整个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剥离之后作出的科学论断。10年来的实践证明，《历史决议》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现在看来，这个剥离工作还没有完结，需要继续进行，这里所谓的“剥离”，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说的，其实就是讲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剥离”不过是形象的比喻。

　　它丝毫不要求通过“剥离”把错的说成对的，而是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一下，在一个时期被认为是错的东西究竟错不错？在错误中会不会包含有正确的因素，或者经过改造或转化后可能导致正确的东西？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如果有，就要“剥离”。从认识史的角度说，人的认识不会不受到历史的局限、知识的局限和认识本身的局限。提出“剥离”，要求认识尽可能避免片面性和简单化，尽可能多一些全面性和科学性，没有什么坏处。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性，就是晚年毛泽东的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重要思想。其中关于反“和平演变”的问题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性。

　　反“和平演变”是毛泽东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讲得较多的一个问题。自从美国的杜勒斯在1957年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后，从1959年11月开始，毛泽东就不断地教育全党提高对“和平演变”的警惕性。但是这时，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自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他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和作用的认识己开始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同志，把彭德怀同志与“帝修反的大合唱”联系起来分析批判，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党内的阶级斗争，云云。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就历史背景看，不能说与这些没有一点关系。这以后，毛泽东关于反“和平演变”的思想与“以阶级牛争为纲”的理论就交织在一起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固然主要是基于对国内特别是党内政治形势的分析，但他那个时期对世界形势的变化也做了某些不切实际的估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随着与西方国家关系恢复正常化，毛泽东的这个被包裹在错误理论之中的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成分渐渐地被我们不少人淡忘了、弃置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方面似把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内容不提了，另方面也许是更为主要的，把它与和平共处绝对地对立起来不讲了。这既反映了我们认识的局限，也是历史的局限性的一次活生生的表现。现在重新回顾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思想，应当承认，它不完全是根据国内阶级斗争的认识所作的分析，更重要的是经过对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思考而提出的。因为早在苏共二十大后，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逆流，毛泽东己开始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的角度来考虑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在晚年毛泽东那里这两者固然交织在一起了，但还是可以分析和“剥离”的。从国际方面看，近10年来，世界形势的缓和确实把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所引起各种尖锐矛盾暂时掩盖了。1939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动荡或剧变，使我们重新睁开了眼睛，清醒了头脑，认识到“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其实，和平共处与反“和平演变”，这是两个不同领域、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是讲外交政策，后者是讲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只要世界上同时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高举和平的旗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它们就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我们就要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我们实行和平共处政策与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不矛盾的，如同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我们“和平共处”、同时又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两手政策一样。毛泽东晚年关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思想，以及由此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地展开研究。当然，这不是要去重复过去的反“和平演变”斗争，而是要总结历史教训，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来研究新的方针和政策。

　　第四，强调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的建设。毛泽东一贯重视党的建设，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坚决地与党内腐败现象进行斗争。到了晚年，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许多思想是与他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交织在一起的。同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论一样，他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也是正确的与错误的内容并存。一方面，毛泽东把党内对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都看成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开展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并且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了党内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使执政党的建设经历了巨大的挫折，这些无疑都是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应当引为教训。另方面，他敏锐地看到了执政党存在脱离群众、变质变色的危险，以极其坚决而毫不含糊的态度反对领导干部做官当老爷、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以及党内存在的一切腐败现象和阴暗面，防止和平蜕变。他在这些方面的许多正确思想，在改革开放后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宝贵财富。鉴于目前党内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危害到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对毛泽东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正确思想进行再认识具有十分紧迫的意义。

　　三、晚年毛译东在探讨当代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主要失误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视角看，毛泽东的错误主要有这样两条：

　　第一，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这个理论的具体思想内容，这里不赘述，只想谈谈如何再认识这个理论的问题。经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后，是否要否定这个理论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它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全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一切，因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抓阶级斗争来推动一切、促进一切，并要不断地开展“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即采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党内的阴暗面。这个理论作为一个体系，从总体上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不符合我国的历史实际。《历史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与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改革开放，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的政策以来，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又出现了“腰缠万贯”的豪富和雇工剥削现象。对于豪富和雇工剥削现象，以及党内的腐败现象，无疑要通过政策。法律、纪律来加以制约、管理和整顿，但是不能继续采取“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来对待和解决，因此，《历史决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和分析，在理论上还是站得住的。

　　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既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恰恰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理论巨系统），也不是要否认或放松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宣传和研究都淡化了，在我们不少人的思想中或多或少也滋生了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念，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但是现在强调充分认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并不是要重新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政治路线和实践模式。它们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分析不同，对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中心任务的认识不同，因而对解决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方法，以及其他各项任务的方法的规定也完全不同。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既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主要矛盾，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就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实行改革开放，按照这个理论，就要倒转历史，重搬“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模式，其结果不仅会完全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0多年的伟大成就，而且将把中国带口到如《历史决议》所说的“严重灾难的内乱之中”。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的危害一样，“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第二，关于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家，这是毫无疑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把他描绘成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乌托邦思想家，是别有用心的。这个大是大非的界限必须明确。但是毛泽东晚年又确有某些空想成分，这是历史事实。实践模式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它的主要特征是：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追求“一大二公”，不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被完全取消，连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农副业也被取消了，集体所有制经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实行名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实力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急于扩大产品分配，缩小商品交换，市场调节被窒息，价值规律在一段时间内被否定；急于破除“资产阶级权利”，不切实际地在全社会内单纯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否定物质利益原则；无视中国落后的客观实际，一度企图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1958年底到1959年初，毛泽东虽然领导全党努力纠正所认识到的“左”的错误，对超越历史阶段的一些经济政策作了大幅度调整，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某些“空想”主张。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追求他憧憬的“空想论”模式，从而构成了晚年的悲剧。

　　晚年毛泽东的这两大错误的影响和危害是深远的。当然两者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前者危害的时间更长，破坏性更大。但是，上述错误并非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的全部。前已指出，他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与失误是相互交织的。不仅如此，有时还是交替的，在不同时期各占不同地位。在“文革”以前，毛泽东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占有更大成分。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理论尖误和他的实践失误一起占据了主导地位。那种不加分析地从时间的历史纵向和空间的领域横向两个方面，把晚年毛泽东与错误划等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何况从总体上讲，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其贡献远远大于错误。因此，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包括他晚年的错误思想理论和实践，都值得我们反复地认真研究，从中汲取教益。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0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编辑记事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读过不少哲学著作，写有大量批注文字，其中有些已经散失，有些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组和中央档案馆。

　　能否像出版列宁《哲学笔记》那样，将毛泽东读哲学书籍写的批注编辑成书公开出版，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界、理论界较为关注的事情。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组从1979年5月到1980年4月，对毛泽东读哲学书籍写的一部分批注作了初步编辑。1985年8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按照正式出版的要求，在初编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有关文献，重新考辨批注文字及其相对应的原书文字，着手编辑《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闰书管理组的通力合作和中央档案馆的积极支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所辑文献，除个别件外，系据这两个单位收藏的原件刊印。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和列宁《哲学笔记》同属读书札记，编辑的要求和体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列宁《哲学笔记》的主体部分，是以十本“哲学笔记本”上的文字编辑而成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编辑的则主要是写在书上的批注文字。如果将“批注”宽泛地解释为“笔记”之一种，把《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简称为毛泽东的“哲学笔记”也无不可。经过三年的工作，广大读者瞩目的这本书终于问世了。

　　①本文作者原署名为石仲泉、田松年、徐中远。

　　一、艰难的考辨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辑入了毛泽东研读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在延安时期，理论书籍甚缺，人们辗转借读，毛泽东也不例外。在他批读过的书上就有其他人的批注文字。编辑《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要对书上的批注文字笔迹进行考辨，将毛泽东的批注与其他人的批注区别开来。既不能把毛泽东的批注漏掉，也不能将不是毛泽东的批注编入。毛泽东批读过的5本书上有多种不同的批注笔迹。有一条批语：“我们主张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字体秀气规范，不似毛泽东遒劲豪放的书法风格，在初编时没有收入。但在复查时发现这几个字的运笔走向、间架结构又很像毛泽东写的，于是从毛泽东的手迹中选取许多相同的字逐一比较，并请熟悉毛泽东书法的同志鉴定，最后肯定这句批语为毛泽东所写，将它补收入集了。考辨，不仅要考订哪些是毛泽东写的，还要辨认所写的内容。毛泽东写的批语，主要是用毛笔和黑色铅笔写的，也有用红蓝铅笔和解放前流行过的原子笔写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批语，大都是书写流畅、具有独特风格的行书，不少字带有草体的韵味。行书字体较易辨认，行草字体辨认较难。再加上年代久远，翻阅摩挲，纸张发黄变脆，有的字已褪色模糊，有的字已略见残损，使辨认更加困难。有时需要反复探讨，多方考辨，并研究文意，才能确定。毛泽东写的读书批注，绝大部分没载明时间。这也属考订之列。由于资料缺乏，不少读书批注的时间只能根据批注的内容或批读的版本来作推测。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内标有某某年以前，或某某年某某月的模糊时间的原因。例如，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的批注，没有留下时间。毛泽东写的批语中提及了“三月参政会”，这个会是1941年3月1日至10日在重庆召开的。据此，批读时间可以初步定为在该年3月以后。但这毕竟是孤证。进一步分析批注内容，发现毛泽东对“中国的主观主义”的批评特别多，计有20多处。这里的“中国的主观主义”是专有所指，即王明教条主义的代名词。王明路线的错误，就认识论根源讲，是主观主义。1941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王明路线，毛泽东讲话的基调就是反对主观主义。这次会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央研究组的研究方针及阅读材料的通知中，规定“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为研究思想方法论的学习材料”。这与毛泽东的批注以第六章为重点的情况相吻合，这进一步说明，毛泽东的批注时间，有较大可能是在1941年9月前后，因此，将毛泽东批注该书的时间定在1941年3月以后是可靠的。

　　二、读书风貌的展现

　　毛泽东的读书批注有其独特的风貌。由于延安时期的书籍大多为竖排，毛泽东的批注文字大多竖写在所读书籍书页的上端，也有写在边白中缝或下端的，还有少量批语写在字旁行间或段末句尾。这些批语，有的是对原书内容的复述、提要、概括和发挥，也有的是对原书观点的臧否、提问或补正，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阐发的重要思想观点。毛泽东还爱在所读的书上圈点勾划，批有各种各样的读书符号。有的书页上，圈点密集，杠道不断，圈内有圈，杠外划杠。这些批划符号，虽然不像批注文字那样明确地表达了思想内容，但也反映了批注者的某种思想情绪或意向，以及他那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

　　怎样来表现毛泽东的读书风貌？这是编辑《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碰到的一个问题。在编辑过程中，逐步确定了三条原则：

　　（一）既要如实地生动地反映毛泽东读书批注的风貌，又要照顾广大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排版印刷规范。

　　（二）既要突出毛泽东的批注文字，尽量完整地体现毛泽东的批注思想，又要充分反映毛泽东所读书籍对其批注的影响，以便读者了解和研究批注思想与原书内容之间的关系。

　　（三）既要忠实于原件，尽量保持原样，又要讲究科学性、准确性，对讹误衍漏要加以订正，对批划符号要有所取舍。

　　根据这三条原则，编辑这本书采用了以下办法：

　　对照排印。将毛泽东写的批注文字与原书有关段落对照排印。凡原书为竖排、原批注为竖写的，一律改为横排，繁体字改为简化字。没有标点的批注文字加了标点。批注文字除写在字旁行间的排在原处外，写在书页其他地方的一般排在书页的左边；长段批语和照顾对应关系的少数批语居中排印，毛泽东的批语疏密不均，有的批语十分密集。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泽本第3版）第三章《均衡论》一节的书页上，毛泽东的批语密集无间，几乎没有空白之处。为了表现对应关系，除将大段批语排在左边外，还不得不以居中方式将一些批语排在相对应文字的下面。一般来说，原书文字长、批语文字短，但也有一些地方批注文字长于原书文字，在编排布局上，右边出现大片空白就是这个缘故。

　　字体区别。这是与列宁《哲学笔记》中文版不同的。在《哲学笔记》中，列宁的批语、笔记和原书文字，在字体上一般没作区别，均排宋体，有些黑体和其他异体字，是用以表示列宁的不同书写文字或字体，而非区别原书内容与列宁的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考虑到中国读者的习惯，将毛泽东的批注、摘录、书信和日记文字，一律排为宋体。凡原书文字均排仿宋体，这样，勿须看内容，仅凭字体就可确定哪是毛泽东写的文字；既方便读者，也有利于研究工作。

　　对应文字力求完整。凡编辑中确认为毛泽东写的文字，均无一遗漏地都编入集中，与批注文字有关的对应文字是略辑还是详辑？编辑中经历了一番认识的变化。最初采用略辑，以为这样简明扼要，利于突出批注文字。随着编辑的深入，逐渐感到对应文字简略了，一是有断章取义之嫌，二是不利于了解和研究批注思想的脉络和对应文字对批注文字的影响。后来确立对应文字的选辑以能否完整地表现批注思想与原书内容的关系为原则，即基本上采取了详辑的方针，并庄意处理对应文字的删节与联结的关系。这样，对应文字由初步编辑时的8万字增加到近25万字。

　　脚注说明。这是关于编辑的技术性说明，或补遗，或释疑，或明义，或校订。字旁行问的批语，除以宋体表示外，多有脚注，以期读者注意。如“批注集”第250页，在对应文字行问有一宋体“最”字，字号下大，行距间隔也不开阔，稍不留心就易忽略。这里加了脚注：“毛泽东在‘根本’二字前边补加了一个‘最’字”。这就不仅指出了“最”字的位置，而且含示了毛泽东的观点。原书说“对立统一法则是根本的法则”，毛泽东加一“最”字，意即“最根本的法则”。这就弥补了原书文字的疏漏。

　　文字订正。毛泽东的批注是边读边想信手写在书上的，并非正式文稿。用词遣句有时未加修饰，且有不少讹误衍漏。怎样对待批注文字中的错误？对此，经慎重地反复考虑，不外三种选择：一是机械地保持原样，不做任何改正；二是不留错误痕迹，完全改成正确写法；三是既保持其原始风貌，又作必要的文字订正，前两者都缺乏编辑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不可取。唯有第三种办法，即目前采取的办法，比较顺乎人意，近乎情理。按照这个办法，对毛泽东写的文字作了上百处订正，分别以不同的编辑符号加以显示。实践证明，这样处理真实、可信、亲切、生动。毛泽东的批往文字有这些差错，是不是说毛泽东读书很粗心呢？也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只要翻翻“批注集”就不难发现，毛泽东经常对原书文字进行校勘。从接触到的原件看，这种校勘是较多的，仅仅辑纳在“批注集”中的，毛泽东对原书文字、标点的勘误就近40处。

　　符号选辑。毛泽东在批读的书上划的符号很多，有的书上的批划符号遍及全书，无一页没有。是全辑还是选辑？对此也反复考虑过。若全辑，就要把毛泽东读10本书上划的符号都编入。这样收，一是篇幅过大，非目前这样一本书所能容纳；二是批划符号的篇幅远远多于批注文字的篇幅，会冲淡批注文字；三是也无这个必要，因为一般的批划符号毕竟没有明确的思想意义，编辑的再多也不能增加批注的思想内容。因此，作了选辑的处理。选辑符号的原则是：凡毛泽东划的问号全部辑入，因为问号多少表示了批注者的某种意向；凡与批注文字和问号相对应的原书有关段落上的各种符号均辑入。此外，其他地方划的大量符号均不辑入。这样选辑，“批注集”中的批划符号也是不少的。这里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书上的批划符号，从笔体辨认来看，似是读一遍批划一次。有的书页上的批划符号往往与批读的遍数成正比。

　　三、力求简略、准确的注释

　　毛泽东的批语及其相对应的原书文字，涉及到一些人物、事件、术语、典故，还有一些引文等。对于这些的注释，考虑到这是本专业性较强的书籍，主要的读者对象会具备相当良好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因此决定注释以简略为原则：

　　1.一般读者熟悉或易于查询的人物、事件、名词、术语等不注，但像“张友仁”、“普列斯特媾和”、“理神论”（即自然神论）等这类为专业读者也不太熟悉的人物、事件、术语等，尽量作注。

　　2.鉴于毛泽东读的哲学书籍是30年代的译本，许多译名、译文与现行译文有较大出入，在注释中，尽量将书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哲学家的旧译文注出新译文；将人名、书名、地名，以及某些名词术语的旧译法，往出新的标准译法。少量未查清的，暂不作注。

　　3.对毛泽东批注中引用的中国古代典籍上的词语，尽量查明出处、引全上下文意。虽不解释，读者亦能理解。如毛泽东批语中引用的“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二句，注明这首明代民歌的全文，读者就会明白毛泽东是借此来生动他说明辩证的否定观。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引文注释，不仅仅是查明出处，还需要对引文进行研究，以便注释文字写得贴切、准确，有助于读者理解原书文字和毛泽东的批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为了说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对这段引文的注释，不仅注出了出处，而且介绍了马克思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一个易受无赖福斯诺夫玩弄的女人，而快嘴桂嫂的典故，意在形象他说明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是不易把握的高度抽象的东西。这样，毛泽东在此处写的批语：“概念比感觉更为深刻，是进一步的东西，例如商品与价值”，也就容易理解向知情人调查，是《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注释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询问熟悉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同志，还询问曾在延安参加过毛泽东组织的哲学研究活动的同志；不仅讨教于一些专家学者，也向有关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关系的人了解。毛泽东在批注中曾写道：“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也并不是不能相容的――孙鸣九说”。孙鸣九，即孙铭久，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过去未听说他有著述或演讲涉世，很难查其出处，必须问他本人。恰逢他在1987年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经过访问本人，使这句话得到了证实。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只是辑入了目前搜集到的读书批注。随着党的文献收集工作的深化和扩大，随着档案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也许会发现毛泽东的新的哲学批注。我们期望，若干年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补卷或增订本，将能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原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加了文内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