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莲女 姚康乐

　　100年前毛泽东诞生的时候，中国人民处于被奴役、欺凌和侮辱的境地。100年后的今天，中国“换了人间”，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昂首阔步奔向小康。这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面貌并且震惊了整个世界的巨变怎么来的？它来自这100年间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它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70多年领导亿万人民英勇奋斗，艰苦创业；它来自于我们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它来自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先后指导和巨大推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正确认清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这种继承和发展关系，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理解，大大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的新发展、新状况，大大有助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加强运用它的自觉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从一贯坚持维护毛泽东思想上体现

　　通读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全部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始终把坚持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始终把维护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职员。

　　邓小平早从亲身的经历，认识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引导的正确性。在延安整风时，他在北方局党校开学时所作的整风动员报告，就明确提出我们党及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指出“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几年是很幸福的。”①不久，他又在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直属机关一次大会上讲，整风就是把全党从思想行动上统一在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增强党的战斗力量。1945年3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前夕，他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中，还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联系在一起叙述，这在党内是比较早的。

　　建国以后，邓小平先后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和总书记，他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一篇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作。同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谈话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②论述这样一个命题，也就是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1960年3月，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邓小平强调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并为这个宝库增添了许多新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③明确反对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简单化，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由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种错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度被打倒，受到诬在之灾。但他复出以后，完全抛开了个人荣辱恩怨，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大胸怀和高度实事求是精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公正、科学评价。第一、用毛泽东指出的对待伟大历史人物缺点的态度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过：“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正是用这种科学的观点强调指出，要对毛泽东的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要把经过长期历史检验形成的全党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的功绩大大超过他的错误。他还批评了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另一种是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企图在新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第二，分析党所犯错误的责任和毛泽东的缺点错误，他指出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他一个犯错误。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第三，要正确认识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决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混淆起来，指出两者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犯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第四，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不能感情用事。毛泽东犯错误，有国际国内因素，也有认识的局限、经验的不足等问题。所以，更重要的是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解决制度上存在的问题。第五，一再反复告诫大家“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④“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荣历史。”⑤邓小平上述重要思想也是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则。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些重要指导原则，我们党在实事求是地批评和纠正毛泽东错误过程中，不仅没有损害毛泽东的形象，而且进一步维护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享有的崇高地位。

　　从以上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一贯坚持，特别是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对毛泽东思想忠诚继承的脉络。并从中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为维护党的光辉历史，坚持和发展了党领导的继往开来整个事业所作出的重大历史功绩。

　　二、从进行拨乱反正上考察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极其严重，我们党面临着十分繁重的拨乱反正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生动记录。

　　首先，最紧要的是进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当时，亟须以正确的指导思想来扫除迷雾，指明方向。事实证明，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难以承担这样沉重的历史任务，在恢复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与继续搞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之间，选择了后者，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两个凡是”不是一种偶然的理论失误，而是一条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是过去那条给中国带来动荡和灾难的错误思想路线的继续。它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关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僵化的教条，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混为一谈，使党的指导思想偏离科学轨道。很显然，如果“两个凡是”的方针得以推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得不到清算和克服，人民要求安定团结、改善生活、建设国家的愿望势必落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反对“两个凡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和歪曲，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观点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⑥并强调“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⑦以纲领性的语言，为当时的人们从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从一切靠本本来评判是非的状况中解放出来奠定了思想基础。特别是1978年上半年由邓小平倡导和支持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进一步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条件。

　　其次，进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解决了我们长期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问题。本来，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就提出过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比，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幸的是，这个曾被毛泽东当时认同的正确决定，被后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所代替，主张发展生产的人，被作为搞“修正主义”。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两个凡是”的思想影响下，人民依然不敢触动这个错误的口号，1978年春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还强调“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说明我们党在国内工作重点这个根本问题上还没有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首先触动了这个要害问题。在1978年9月第一次提出全党工作的重点要准备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⑧由此得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结论。中央政治局常委赞同这个结论，并以中央集体的意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和通过。从此，“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被停止使用，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再次，为了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重申我们党和毛泽东历来提倡的“有错必纠”原则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强调指出，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都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能拖泥带水。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反冤假错案，落实了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各项政策。邓小平还亲自领导教育、科技和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提出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还提出要实事求是地评价知识分子，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造就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等，恢复和发展了党关于教育、科技、文艺和知识分子的正确的理论和政策。

　　从上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反映的邓小平引导全党进行的这场拨乱反正，所拨的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理论、路线、思想、方针、政策之乱，所反的是回归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之正，都清楚地显示出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从共有的“活的灵魂”上剖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是不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还应该从它们所共同具有的“活的灵魂”上加以剖析。

　　被《决议》确立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第一个基本方面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即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的字就是“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同样十分重视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⑨他还一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⑩并语重心长地说“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还为恢复、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三个方面坚韧不拔的努力。一是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完整、系统、科学的概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2）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这样四个基本要点加以联贯起来把握，使之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且成为完备的理论形态，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二是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十分强调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生产力的解放，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这也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发展。三是在具体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在求实务实中走自己的路，从具体内容上为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增添了新内容，比如，勇于实践，“摸着石头过河”；重视实效，“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主张“摸老虎屁股”，一抓到底等。

　　被《决议》确立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第二个基本方面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经常强调“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13）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长期在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经验总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要不要加以坚持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予以了明确的回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顶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只要我们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

　　（14）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强调必须同妨碍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各种弊病作斗争，必须坚决改革现行制度的弊端，同时，从思想教育、组织纪律、规章制度等方面采取措施克服影响党联系群众的种种思想作风障碍。他还与毛泽东一样，十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中，正确地估价了领袖个人在群众中的作用，他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个人的脑筋就可以会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15）。被《决议》确立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第三个基本方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我国经济建设的立足点必须坚定不移地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当然，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有益的先进事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也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6）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还强调推进对外开放，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是不行的。”（17）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确确实实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井在实践中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四、从主要思路和内容上比较

　　在毛泽东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中，他曾提出过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思想。邓小平指出“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有哪些贡献。..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起来的。所以，只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与毛泽东思想相关部分的思路和内容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第一，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特点的分析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是适应的，但还有许多不完善的方面。应主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加以解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肯定了上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并把它作为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引导全党正确作出了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一系列决策。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两者的思路有惊人的相似。一是都强调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强调“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19）邓小平也强调“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20）二是两者都强调要“实事求是”。毛泽东历来提倡实事求是，邓小平则说，不但中央和各级党委，就是每一个具体单位，“也都要实事求是。”（21）三是两者都强调“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厌恶照抄照搬，反对本本主义，并以农村包围城市，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邓小平也指出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2）这种相似性，也是继承性的表现。第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作过深刻的探索。在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指出过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并对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我国国情进行过分析。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的萌芽。正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指引全党在《决议》中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

　　第四，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毛泽东认同的党的八大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根据这一判断，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实际上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以后，毛泽东提出过“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70年代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着眼点都在发展生产力上。所有这些，都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根本任务内容的根基。

　　第五，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毛泽东早在《论十大关系》中主张“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还提出企业可以搞一点“独立王国”。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赞同开办一些私营企业，认为一定限度的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在国家领导下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在1958年底在1959年初的几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了那种不重视价值规律，不重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并强调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是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基石。

　　第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上义论阐述的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就是毛泽东在世时领导全党确定的。至于强调对外开放，吸引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早有论述，他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提出要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还强调“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23）

　　第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阐述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阐述的党的领导核心的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改进执政党的党风；阐述的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依靠人民军队；阐述的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我们都可以从毛泽东思想中的相关内容里直接找到它们各自的源头。

　　第八，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早在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就考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毛泽东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台湾的现行制度可以不改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可以安排蒋介石到中央任人大副委员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中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以此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通过以上粗浅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各重要部分的内容都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相关内容中找到基因、胚胎、萌芽和源头，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创立起来的。

　　五、从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上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不仅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多好的思想观点，而且，对新时期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予了比较系统的正面回答，在理论和实践上初步解决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比较明显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社会主义所处历史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虽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区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偶而，也提到“初期阶段”，对我国目前所处阶段特征作过初步分析，但不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不仅明确作出了我国处在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而且系统阐明了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基本特征、基本路线、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体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上，毛泽东虽然作出过基本正确的回答，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都没有贯彻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给予了科学回答，并把它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强调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都要一心一意、矢志不移地抓好经济建设，提出一切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途径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对抛弃苏联模式、改革原有体制有过一些可贵的思想，但这些思想既没有继续深化，也没有在实践上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则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任务，并把改革提到第二次革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高度，并在实践上进行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使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系统化了。

　　特别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总结1958年刮“共产风”的教训时曾经予以强调，提出过一些震聋发聩的思想观点，但是总的说来，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未能突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传统观念，发展到后来还要对中国很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加以限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实现了由计划经济理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转变，在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进而提出“计划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4）

　　并且由此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在实践上可以充分利用市场和计划两种经济手段，把二者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很显然，这对毛泽东思想是个重大发展。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毛泽东虽然提出过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在他的晚年打开了与日、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通渠，但由于他思想的局限和当时国际环境的原因，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则从时代发展的高度着眼，明确地把对外开放作为自己的一个基本理论原则和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兴办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区等方面迈出很大的步子。与此相适应，在对时代特征、国际形势分析以及对外的方针路线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

　　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关内容加以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对毛泽东思想有关内容的发展具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理论的核体由政治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是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还是《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都讲它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的总结，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尽管继续得到发展，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少好思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始终没有转过来，反而出现了较长时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严重失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实现了这种转变，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是理论的内容由一些宝贵零碎的、不完整的思想观点变成为完整的、高层次的理论体系。尽管毛泽东讲过社会主义可分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但只讲了这一次，以后再没有深入研究。毛泽东也讲过允许发展一些私营企业，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讲过以后，转瞬即逝，再无说起。而在这些宝贵的，零碎的、不完整的思想观点上建筑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已经是形成了包含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完整的、高层次的理论体系了。三是理论的实行上是将没有做、反对错了、没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改正过来和做好。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当前我们要防止和克服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一种是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联系，把两者看成在思想理论上没有任务渊源关系，甚至把它与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另一种是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承认它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不承认它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不承认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摒弃这些错误的观点，认真地学习好、领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且要用毕生的精力去躬行实践。

　　“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26）让我们高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为建设好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省委宣传部）

　　注释

　　①②③《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89页，第246―247页，第268页。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4）（16）（18）（20）（21）（22）（2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55页，第262―263页，第36页，第40页，第123页，第133页，第109页，第113页，第242页，第142143页，第372页，第261页，第113页，第133页，第372页，第264页。（1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00页。（15）（24）《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第21页，第98页。（17）《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5页。（1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1页。（26）《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

　　陈文坚 徐文学

　　党的十四大的基本精神和伟大意义，就在于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这一理论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当前在某些干部和群众中仍然存在一些模糊思想。有一些人囿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怀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怀疑我们搞改革开放是否是搞社会主义；也有人怀疑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是否是社会主义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不得不求助于资本主义；如此等等。为了回答这样一些现实问题，本文试图从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开始，画出一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和发展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独特道路的轨迹，从而以历史和理论的逻辑，既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又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开拓、创新的贡献，以廓清某些糊涂认识，纠正某些错误思想，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人心，真正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两种设想

　　马克思一生不懈地追求推翻资本主义、创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他在19世纪中期和晚期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曾先后有过两种设想。

　　（一）建立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科学基础，总结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创立了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有两个基本特点：1.它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条件的；2.它主要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科学设想的一般原理。正是由于这个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前提的，因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需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步骤，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程序来说，这是社会形态一般的正常的发展，而不象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存在着某些历史的跨越现象（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或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所以我们在这里把它称之为“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根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曾经设想过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在欧洲几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首先实现。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作理论准备而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①

　　（二）马克思晚年关于落后的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由于资本主义国际垄断化迅速发展，马克思到晚年也没有看到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相反，他看到了东方社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入侵，开始进入革命高涨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逐渐东移，于是他把期待革命的目光转移到贫困落后而又充满矛盾和危机的东方。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他在《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②而不能看作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③同时，他开始提出了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为了证实自己这个新的观点，马克思晚年转向东方社会和人类学的研究。1881年，他在深刻地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经济以后，得出结论：

　　“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下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它在现在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

　　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④1882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更明确表示：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环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过西方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⑤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光辉的思想：像俄国这样一些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又强调“跨越”的两个重要条件：

　　一是在政治上，东方国家首先必须进行革命；而这种革命不论是什么性质与形式的，必须纳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支持和互相促进。

　　二是在经济上，东方落后国家有一个有利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因此在革命胜利后，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把落后的小农生产变成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实现现代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存在两种设想：

　　一种是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由于它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一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以一直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模式。但是，一方面这个理论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实的基础上的；另方面还由于这个理论“并不是对一个已经历史地存在着的社会形态分析的产物，而是对新社会将由之脱胎的旧社会母体进行解剖的结果。这种理论带有超前性，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科学预见”，其“内容有些属于普遍真理，至今仍然适用；有些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实践的发展已不适用；有的在当时也并不完全正确。”⑥因此，20世纪产生的生产力普遍落后的社会主义各国，以这个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模式，不顾本国的具体国情，教条式地照搬，就不得不产生失败或失误的历史悲剧。

　　另一种是关于落后的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由于这种设想是马克思在晚年探索中的思想闪光，还来不及形成系统的理论，所以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

　　邓小平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以马克思的两种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本质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开拓性发展。

　　二、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创造性探索

　　19世纪末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和剥削国际化在迅速发展。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和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开始把经济剥削的重心从国内转向国外，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贫困化被相当程度地“转移”到殖民地国家和其他落后国家。从而，使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政治和经济迅速陷入危机，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加速激化，导致了人民革命情绪和革命形势高涨。于是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争夺世界市场、向殖民地和落后国家“转移”危机与矛盾的总斗争的爆发，在它们统治锁链的薄弱环节涌现出苏联、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

　　在苏联这个20世纪初期产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苦而富有创造性的探索。诚然，在苏联建国初期，由于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历史局限性，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曾产生过失误。1918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这在客观上虽是一种战时应急措施，但在主观指导思想上就反映了企图借助国家垄断制（单一的国有制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党政、政企不分的政权形式，通过国家行政权力强制组织生产、分配和消费，等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虽然列宁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自己批评了这个失误，并告诫全党：“我国的文明程度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⑦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从理论上深刻总结这个历史教训，所以影响到在以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一再程度不同地重犯类似错误，如斯大林模式，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等。

　　从1921年春天起，列宁放弃了不切实际的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转入“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具体形式有：1.租让制，即由政府通过合同将工厂、矿山、资源等租让给资本家（主要是外国资本家）经营；2.商业式的小业主合作社制；3.商人的代销代购制；4.租赁制，即国家把某些企业、森林、土地在合同的基础上祖给国内资本家经营。可惜由于列宁过早逝世，他的上述设想并未完全实现。传统的看法认为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被迫暂时退却的权宜之计。这是失实之论。事实上，这是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创造性探索，是一场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一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吸取资本主义经济、科技成果，用我们今大的话来说就是“对外开放”；二是“承认商品市场的必然存在，通过国家调节下的市场来组织整个经济运行机制，以市场关系为桥梁走向社会主义”⑧。列宁的这个探索虽未能完全实现，但“他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却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先河”⑨，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三、毛泽东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握供了思想基础继列宁之后，毛泽东是对落后的东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探索者。

　　在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存在深刻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他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信奉马列主义，尊敬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及其所首创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堡垒――苏联。他认为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取得胜利的，中国的建设也应“以俄为师”；而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一穷二白，对社会主义建设毫无经验，所以既需要苏联的援助，又需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因此，我国在建国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经济体制，是深受苏联影响的模式。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者。无论在革命或建设中，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图根据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50年代中期，苏联暴露出一些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使毛泽东更加深刻地感觉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但由于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和体制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上，摆脱不了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影响，使探索走上了弯路，搞成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以没有真正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是，毛泽东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光辉的思想，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奠定了思想路线基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坚持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毛泽东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所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建国以后，毛泽东又实事求是地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进行了“和平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八大上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通过《论十大关系》等报告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新方针，从而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毛泽东在1958年以后，特别是在他晚年逐渐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走上了弯路，直至“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反对“两个凡是”等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和分三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决策，从而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实事求是路线的产物，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是实事求是唯物辩证法的结晶。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深刻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它赖以创立和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源泉。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会不会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没有很好得到解决。第一个把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是毛泽东。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如何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认为必须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它们的具体环节、具体形式科学地、恰当地区别开来。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花大力气去巩固、发展和完善；同时，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确实存在着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环节还需采取有力的措施，经常地、自觉地加以调整和改革。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得到解决，才能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不断地自我调整中逐步趋于完善和成熟。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虽然还处于提出问题、初步探索的阶段，但它已经是一种萌芽状况的改革思想，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改革大潮的先声；同时，也正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今天成为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

　　（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分两个阶段、要两步走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7年2月毛泽东就清醒地指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他此后还多次指出，三个五年计划只打下一个基础，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大约需要50年到100年。1959年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又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并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根据毛泽东的这种设想，1963年9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的逐步形成铺设了一块稳定而有力的奠基石。

　　（四）毛泽东关于向自然界开战的思想，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的先导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基本完成，为我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此后，毛泽东为实现这种转变作了一系列的努力。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1957年2月他又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3月，他在天津等地的讲话中又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此时，毛泽东把经济能否搞上去提高到是否可能被开除球籍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形成无疑是起了理论先导的作用。

　　（五）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力量源泉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倡导一条“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由于党实行了这条群众路线，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在新的历史时期，这条群众路线，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力量源泉，并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二，党在新时期制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从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并强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第二，党制定了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第三，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例如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城市中的厂长承包制、职工全员资产承包制、外向型经济，等等，无一不是首先是群众的创造，再经过党的集中、总结和提高，制定政策，形成理论，予以规范化，然后大力推广，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改革开放的内容。实践证明，生机勃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由亿万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种创造在理论上的升华和系统化。

　　（六）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了根本方针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倡导的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当年毛泽东坚持这条原则，用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三大把它写进党的基本路线，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不照般外国模式，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用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和三资企业，搞特区和开放区，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极大地发展了经济，提高了生产力。对外开放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这就是：在对外开放中，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二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三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四要抵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综上所述，毛泽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了种种艰苦的探索，虽然在总体上说是没有成功，但留下了许多闪光的思想，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四、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继承和重大突破性、创造性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国际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新的理论和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坚持、继承和发展，而是在新时代的新开拓、新突破、新创造，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范畴内增添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新理论。这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是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对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突破性发展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先，邓小平坚持不照搬书本，不照搬外国，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充分认识具体国情，在实践中开辟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突破了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产生极坏影响的苏联模式的统治，从实践上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多元化模式。其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当前生产力不发达的具体国情，确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根据我国国情的这个历史定位，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制定了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建设跨世纪的战略决策。这就开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理论，从而突破了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产生极坏影响的“直接过渡”论。其三，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认识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跨越，但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却不能逾越，从而制定了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形式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条开放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实现了马克思晚年关于落后的东方社会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又发展了列宁晚年关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商品与市场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而突破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传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封闭式的模式。

　　（二）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和根本任务问题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突破性发展

　　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是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实践中没有搞清楚的问题。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还要解放生产力。同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些崭新的观点不仅是对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同时还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邓小平提出这个理论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因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各国，就是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和根本任务，离开了生产力的水平，片面追求制度的先进性、生产关系的纯一性和体制的高度集中性，结果形成了僵化的模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先进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发挥，而且还导致了严重失误，甚至失败。这是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最惨痛的教训。鉴于这个教训，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同时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更强调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一个根本标准。这些观点既是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也是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三）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开拓性、突破性、创造性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角度来考虑的，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孕育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无限动力；没有从特殊的角度为东方“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来考虑过发展的动力问题。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体制改革，其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探索，但列宁早逝，改革没有完成，更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斯大林基本上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认识是清楚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以抽象的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和生产关系的纯一性为其本质特征的，同时又由于急躁冒进思想作怪，片面地追求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制度的“完善”性和所有制又大又公的纯一性，这样就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距离和矛盾越来越大；而在经济建设上失误时，又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信条，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错误方针。所以毛泽东最后还是滑向了阶级斗争动力论。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和毛泽东是一致的，但他认为解决矛盾的着眼点要放在如何发展生产力上，因而他首先确立了生产力标准，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并以此为导向，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之间还存在一种僵化的体制，正是这种僵化的体制极大地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作出了改革的决策，用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这种完善并不是抽象的完善，而是以体制为“中介”，通过对僵化的体制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更适应现实的生产力，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邓小平1992年在南巡重要谈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自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来，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的理论，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将产生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是一次革命性的创新和发展。

　　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个思想，开拓性、突破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巨大的影响。

　　（四）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是对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划时代的贡献

　　马克思在晚年曾经指出落后的东方社会必须置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企图通过国家调节下的市场来组织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以上仅是两位革命导师的思想闪光，并未成为实践的现实。自斯大林以后，社会主义各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在各国建立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中，起了用国家权力强制积累资金的作用，但以后却越来越显得僵化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建国后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作出了改革的决策，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我国究竟要确立什么目标模式，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才明确。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认识的障碍主要是因为我们历来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十多年来老是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上打转。邓小平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用唯物辩证法来剖视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这两种不同属性但又交织难分的经济现象，从1979年开始一再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放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至此才真正解决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空前的创举，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实践上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⑩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我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和路线基础，同时还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误和挫折的低潮中，高高举起了一面不屈斗争的旗帜，一盏走向胜利的明灯。由于20世纪先后诞生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把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不顾自己生产力落后这个国情，教条式地把这个带有超前性和科学设想性的理论当作具体的制度、体制和道路，搬用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另方面又由于深受斯大林在苏联推行的通过国家垄断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实行一种教条主义的超前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导致了失误，甚至失败。现在，中国的改革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它们从教条式的理论、僵化的体制和封闭式的模式中解放出来，由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今天，它们正在根据本国国情，实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开放，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果。遭受挫折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上空，开始出现了新的曙光。因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拨乱反正，而且也为当代国际社会主义实践拨正了航向，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石嘴山市委党校，市委讲师团）

　　注释

　　①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第231页。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第130页，第451页。⑥⑨⑩邢责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1067、1068期。⑦《列宁选集》第4卷，第710页，第525页。⑧王东：《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赵绍敏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历史条件下最重大的时代性课题，它不仅决定着中国、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的命运和世界发展的前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分，也是独具特色的一部分。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既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艰苦探索的一项基本实践，又是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一项最重要的要求。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教训，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这一理论，坚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武装全党，这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从总体上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主题和科学理论体系，我着重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卓越的历史性贡献作一个阐述。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

　　毛泽东和我们党历来重视对时代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时代，是一切进步阶级所开辟的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也称为大时代。它包括若干发展阶段，如现时代、当代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既涉及整个历史时代的问题，又涉及当代的问题。

　　如何看待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问题。我们坚定地认为，从20世纪初期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这一伟大时代的起点就是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时代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过渡。在70多年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体，以国家形式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由一国变成多国，成为了世界性的力量。本世纪晚期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历史曲折，也没有改变这一时代的历史走向。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是难以避免的，但它终究改变不了时代的主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依旧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历史大趋势。

　　同这一根本特征相联系，我们时代还具有另外三个基本特征，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和历史性竞争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或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的时代。

　　列宁曾经这样指出：“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

　　①这也就是说，全面认识我们时代的特征，才能正确详细地估计和把握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特点及规律，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和历史环境。

　　在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时代条件的同时，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对当代条件的研究，因为我们是在当代具体历史条件下进行建设和实践活动的。在当代，世界的主题已经转化为和平与发展。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这一阶段的世界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这个时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一个风暴时期。进入70年代以后，战争与革命的风暴过去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维护和平、谋求发展，成为了世界性的两大潮流。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随着当代世界主题的转换，世界格局的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世界格局的特点，一方面，是美苏“两极”对峙的旧的世界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新的格局，即一定力量对比基础上的新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还尚未形成。新的世界格局的确立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上述条件的变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百年未遇的极好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也是一个极严峻的历史性挑战。

　　80年代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使经济迅速发展，10年的国民生产总产值平均增长9％，综合国力水平有很大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但是，从历史的跨度上看，我国比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晚起步二三百年，加上建设时期中有20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耽误了经济发展的时间，进入80年代后，又面临世界范围蓬勃发展的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新浪潮的挑战。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下，世界出现经济日趋国际化和市场经济迅速重新组合的客观趋势。在这一新的情况面前，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沉缅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经济框架，以缓慢的速度发展，要么迅速转变和调整发展道路，以超常规的发展速度脐身于先进国家的行列。我们的选择只能是后者。特别是要看到，我们所处西太平洋地区的高速发展对我国造成的直接压力。构成该地区经济增长中心的日本和“四小龙”、东盟国家，在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中保持领先地位。日本在本世纪60―7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0.9％，目前在发达国家中仍居前茅。亚洲“四小龙”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新加坡1965―1980年为10％，1981―1990年为6.4％；香港1965―1980年为8.6％，1981―1990年为7.1％；台湾1965―1980年为9.9％，1981―1990年为7.6％”；韩国1965―1980年为9.9％，1981―1990年为9.3％。东盟国家中的泰国，1989年达到12％，1990年为10％，1991年为8.6％；马来西亚1989年为8.6％，1990年为9.8％，1991年为8.5％；印度尼西亚1989年为6.5％，1990年为7.4％，1991年为7％。如果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更快一些，达到8―9％，我国将在西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被动地位。

　　综观西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归根到底，最主要的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善于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了一条市场化、国际化、科技化和法制化的道路。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子。我国要加快发展，也必须借鉴这些经验。事实证明，当今的市场早已是国际性市场，市场的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而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又必须依赖于和将大大推动经济的科技化；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和科技化，又是以法制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现代社会是一种法制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法制。我们只有加速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科技化和法制化的进程，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优势，在把握机遇和迎接挑战的历史浪潮中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希望的中国应当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夙愿。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以上述新的时代条件和我国国情为其基本客观依据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剖析，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和世界观，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第二个阶段，是列宁突破了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必然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论断，创立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

　　第三个阶段，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且使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确立了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不仅第一次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且，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既是马列主义在中国条件下获得新的重大发展的两个主要标志，也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两次伟大革命。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伟大革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这个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伟大革命，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新的丰富的时代内容。它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问题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概括，构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精髓和逻辑起点，也是贯穿整个理论的一条红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这一理论的两块基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这一理论揭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改革开放是这一理论最鲜明的特色，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是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四项基本原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是立国之本；党的基本路线既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也是这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它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保证。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既反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又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特殊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因此，它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必然对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指导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也必将不断推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三、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卓越贡献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创立这一理论的过程中，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把这一理论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联系起来，是符合这一理论形成过程的事实，符合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认识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坚持这一理论，都必须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即首先尊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创造，同时承认领袖人物和杰出个人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作为新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其历史作用体现在我国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理论、思想观点的形成、发展和他的卓越贡献，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来叙述：

　　第一阶段：1975年1月至12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这一期间，邓小平的理论、思想观点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全面整顿。全面整顿的基本思想，就是大胆揭露矛盾，通过整顿的斗争形式解决矛盾。全面整顿的实质就是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作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整顿领导班子，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整顿工交企业的规章制度、生产秩序，整顿工作和劳动纪律，整顿铁路系统，恢复科研机构和学校教学秩序，并在整顿中落实政策，纠正一批冤假错案，使整个形势很快好转。

　　第二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共两年多时间。这一期间，邓小平的理论、思想观点的主要内容是批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从理论上深刻论证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深刻论述了真理标准讨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远意义；提出了与“两个凡是”根本对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他以此为题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充分阐明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偶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一讲话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他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一期间，围绕端正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从当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还针对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特别要提出的是，他在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这对于当时和后来中国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共3年零9个月时间。这一期间，邓小平理论、思想观点，主要是反复阐明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他强调必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农村经营管理方式和分配方式，按照“四化”要求选拔中青年干部。他在1979年3月3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他在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关于起草《决议》的九次谈话，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坚定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间，他明确指出：“过去搞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②1979年12月6日，他还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中国现代化蓝图如何构思的问题时，提出了搞“中国式的现代化”，国民收入人均达到一千美金，实现“小康”的主张。在他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中，第一次明确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③的郑重结论。

　　第四阶段：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共5年时间。这一期间，邓小平的光辉成就就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④党的十二大后，邓小平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集中地阐明了改革是一场革命，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以及一系列新的观点。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他就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⑤1984年10月，他针对农村改革指出，这“是一场带革命意义的改革”⑥。1984年10月10日，正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前夕，他在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⑦。1985年3月28日，他在同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⑧这个命题。1986年4月9日，他同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谈话时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命题。他说：“我们把改革当作第二次革命。”⑨邓小平还多次强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84年11月，就在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通过不久，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实际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⑩1985年，在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决定》时，他又说：“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1）从而，把改革、革命、解放生产力联系起来。特别值得提到的是，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工作汇报时，第一次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2）此后，他多次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理论。其间，他还进一步构想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完整地表述了从本世纪80年代到下世纪中叶70年间，我国现代化三步发展战略的设想。这标志着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成熟。

　　第五阶段：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共5年时间。这一期间，邓小平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思想，回答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他这一期间的思想、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这一谈话，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四大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个方面的内容，就是邓小平这一重要谈话和他一系列论著中理论、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的理论、思想观点，可以说是一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论”。建国、立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完成的宏伟业绩。当建国、立国基本问题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要解决的主要是治国、富国、强国的问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治国之纲。扭住经济建设不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治国思想的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治国之本、治国之道。推行现代化、制度化、法律化，是邓小平治国之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多样性的统一，是邓小平治国思想的辩证方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治国、富国、强国的科学理论。坚持这一理论和路线，我们党、国家、人民和民族就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一定能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124页。②⑤《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9页，第351――352页。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84页。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⑦⑧（11）（12）（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第113页，第108页，第274页，第373页。⑨见198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⑩据1984年11月21日新华社讯。

　　张式谷

　　一、第二次革命具有同第一次革命一样的伟大意义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是从一个很高的认识起点上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是以在中国彻底实现革命的历史使命为己任的党。在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上，已经完成了和正在经历着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35年的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而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一个备受欺凌、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是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最伟大的革命。然而，中国的革命历史并没有到此完结，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任务还远没有结束。1949年3月在中国人民大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①“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②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又开始走上了新的伟大革命的征程。这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和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由下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如果说前一次革命还只是一出长剧的序幕，那末这场新的革命则已经和正在进入长剧的高潮。毛泽东在论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时，曾经多次把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为两步，或者比喻为一篇文章的上篇与下篇。他指出，其第一步或上篇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或下篇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上述当代中国两次革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完全应该这样说，第一次伟大革命是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必要准备，第二次伟大革命是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必然趋势。诚然，这是两个性质和任务不同的革命过程，但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不仅是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且还由于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领导党和人民所进行的具有开拓探索意义的努力，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革命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好了必要的准备。特别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后来我们党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所以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

　　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点还是那些。他又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正是从阐述两次革命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当前这场新的革命的实质和目标，分析了第二次伟大革命的主要特征。正因为这样，报告一开始便具有根强的理论性、思想性，用一种新的视角考察和总结了14年伟大实践的基本经验，把这些基本经验提到一个很高的认识层次上。这就使报告不仅具有振奋人心的气势，而且具有发人深思的意蕴。

　　把14年的基本经验概括和归结为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何在？我的体会是：在于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从事的事业的性质和内容，以便适应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要求，努力摆脱思想上和体制上的禁锢，动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以革命的精神创造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同时，还在于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领会、牢牢掌握在14年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列宁说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它继承和发展了在中国第一次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开创的宏伟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从而成为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旗帜。党的十四大报告把14年的实践经验和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同第一次伟大革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高度评价和深刻阐述了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来研究和宣传这一理论，无疑是对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具有切实意义的纪念。

　　二、“改革――第二次革命”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独创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入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和腾飞的宏伟事业，而且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一场已经并正在引起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其所以是一场革命性质的变革，关键在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并且伴随着改革开放进行的，而不是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和目标模式内量的积累和发展，也不只是对原有体制的修补、微调和改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最强大的动力也是改革开放，这就要求我们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性质、意义作出新的分析判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崭新的命题，就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提出来的。最先提出这一命题的是邓小平。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邓小平的这个思想观点并不是“从一个人的脑筋中”突然“钻出来”的，而是随着新时期社会实践的推移和人们认识的深化逐步形成的。这一观点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的论断。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指出，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③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一次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根据邓小平的上述论断也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可以说，这是对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这一命题和观点的首次明确昭示，问题是当时还没直接涉及改革，也没有引起我们一些同志的认真领悟和充分重视。

　　――1982年和1984年关于精简机构和农村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论断。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⑤1984年10月6日又在一次谈话中说道：“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并指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明确地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认为革命的对象是阻碍四个现代化的旧的体制，并预言这种带有革命意义的改革将从个别领域向全方位推进。

　　――1985年和1986年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命题的确立。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前景就困难。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尽管有风险⑦。1986年4月9日，在会见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时又一次说道，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这件事并不容易，没有前人的经验，全靠自己去摸索⑧。在这两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以后，他还在其他场合多次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据查至少尚有五次之多，一般他说，革命就是要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因此，邓小平把当时我们已在进行的农村和城市的改革称之为“革命”。然而重要的还不仅在于此，而是他把这场革命界定为继我国第一次伟大革命之后的当代第二次革命，从而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我们从事的改革事业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新观点。遗憾的是当时仍然没有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以致未能收入后来编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著作之中。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对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丰富和发展。这篇谈话一开始就精辟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一段话，把革命与改革、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连贯起来，赋予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命题以更加严整、更加丰满、更加深刻的内涵，不仅对全篇谈话收到了开宗明义的效果，而且具有振聋发喷的作用，促使我们以新的眼光，郑重对待、深入理解和认真掌握这一重要思想。

　　邓小平关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一系列论述，为我们党对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使耳目为之一新，思想获得很大的解放，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三、“革命”的传统含义和新的时代内容

　　有的同志在论证“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时说：“革命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从狭义讲的革命，一般指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由此实现社会飞跃性发展。这种革命，是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中，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剧烈斗争形式实现的。另一种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重大社会变革，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文学革命、语言革命等等。无论哪种含义的革命，都具有引起深刻社会变化的特征。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广义上的革命。”这种说法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把我们所进行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同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剧烈冲突而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的那种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严格地区分了开来；但是，它把改革这一场“新的革命”特别是把邓小平指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文学革命、语言革命等等”相提并论，而又归结为“广义上的革命”，以致语义含混，使人还不能准确地理解这一深刻的思想。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事业，“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是“又一次伟大革命。”（着重号系笔者所加）显然，这是同我们党领导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革命相比较而说的。因此，我认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仍然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即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过它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具有新的时代内容的特殊的社会革命。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革命论同邓小平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一番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革命的论述，大致有如下几点重要内容：

　　（1）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新的生产力和腐朽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即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革命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⑨（2）社会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于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社会生产力；（3）社会革命是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制度的质变，而不是量变或局部的变化。一切没有触动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变化，都不能算是社会革命；（4）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在阶级社会，改革社会基本制度的斗争，必然要集中地表现为革命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斗争乃至武装斗争，政治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此外，还有社会革命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等。这些基本观点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和千百年来社会变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其真理性是无庸置疑、颠扑不破的。然而，我们不能把他们的上述论点看作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公式。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不断变化的生动的社会运动，结合新的实际使原有的理论得以发展。可是，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因循守旧的思维模式的束缚以及教条主义的影响，人们对改革也是一场新的革命，一直缺乏充分认识。这主要表现在：

　　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既然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而也就不再存在束缚生产力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既然是解放生产力，那末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就等于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只能是“改良”，而不能提“革命”，也就是说只能在原有体制框架内进行调整、修补、兴利除弊，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的体制，建立新的体制；认为革命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质变，而不是量变或局部的变化，改革既然是具体制度的调整和运作机制的转换，当然也就不能算是质变性质的革命，至多不过是为了强调其重要性和艰巨性而惜用“革命”一词；认为社会革命的基本涵义只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激烈冲突和拼死斗争，因为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敌对阶级之间矛盾。

　　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报告对这一新理论的精辟阐述，冲破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上述传统观念，使我们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内容、性质、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的认识发生了一次飞跃和升华。

　　第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诚然使生产力摆脱了腐朽社会制度的桎梏而获得大解放，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提供了飞跃进步的可能性。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依然长期存在；束缚生产力的手脚，特别是束缚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尽管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相比，对生产力束缚的情形已经迥然不同，我们不可将二者同日而语。但继续打破这种束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仍然是一定时期的历史任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仍然是最活跃的因素，它仍然要求摆脱各种束缚和克服各种障碍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束缚和障碍正是存在于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对于这些不相适应的部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人们不可能很快认识清楚并加以解决。只有随着矛盾的发展，才会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其弊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任务提上日程。过去那种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不承认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思维模式，是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乃至停滞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因。

　　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立志改革，并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主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多次提出和倡导过改革，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前导和发端。但是，过去所说的“改革”，往往是针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需要的某些环节而言的，是在原有体制框架和目标模式内一定程度的调整、修补或变动，目的是进一步维护和改善这种体制模式。这种“改革”尽管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但确切他说它还仅仅是一种改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第一次赋予社会主义改革以“新的革命”的含义。他的改革观的创造性内容和意义，在于要从根本上变革长期以来形成的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大规模商品经济内在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这样深刻而广泛的改革，已经并必将进一步引起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已经并必将进一步引起人们精神面貌、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重大转变。所以，从这场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足以同我国第一次革命相比拟，而不应同上述一般意义上的改良性变动等量齐观。

　　第三，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丝毫不能含糊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指社会基本制度，而不是指作为其实现形式和运行手段的体制与机制。社会基本制度，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主要和支配地位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它规定着该社会形态的本质和主要特征，构成一定社会之基质；体制，则是指表现一定社会基本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工作制度、管理制度；机制，泛指各项社会体制和社会生活赖以运转的一切方法、程序、环节的总和。社会基本制度具有质的稳定性，除非该社会形态被另一种社会形态所代替，否则，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是不会转变的。同时又要看到，社会基本制度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即属于抽象层次的东西，它的本性和作用只有通过相应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才能表现和发挥出来。同基本制度相比照，体制和机制既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又具有可操作性。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经建立，其优越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忽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建设，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错误的。社会基本制度和相应的体制、机制是紧密联系着的，合理的、符合于基本制度本性的体制、机制可以使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不合理的、不符合于基本制度本性的体制、机制则妨碍着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但是，基本制度和体制、机制毕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容。我们通过改革所要“完善”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不是那些存在着缺陷和弊端的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原有体制；对于这种体制来说，则不是“完善”的问题，而是改革、更新亦即革命的问题。对于这种体制而不是对于基本制度而言，“更新”和“革命”一样，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使用的。

　　第四，改革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那末这是不是社会的质变呢？我们的回答是：首先，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把这种改革仅仅看成是“量变”，或者把量变与质变截然分开，是不适当的。因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就是经济体制上的一次革命，是70多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对传统经济体制的革命。可以断言，经过这一场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界舞台上。其次，认为改革只是“量变”而不是“质变”的观点，没有注意到质变的不同层次、不同范围。我们的改革，诚然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变革，却是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这是社会主义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质变。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通过对旧体制的革命性变革才能真正实现。

　　第五，邓小平和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提出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时，又斩钉截铁地指明，这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即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那种“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据1984年10月10日新华社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前夕，邓小平在会见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就明确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党的十四大报告对此作了更加完整的概括和表述：“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⑩这就从两个方面划清了界限，排除了可能产生的两种混淆：一是这场新的革命，决不是要否定过去革命的成功和建设的成就，决不是要削弱、摆脱或取消我们党的领导，因此，也决不是要通过过去那种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实现；二是经过这场新的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动摇或否定社会主义，改变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向资本主义蜕变。如果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那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进步，而是社会的大破坏，历史的大倒退。我们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正是防止和抵御这些情况发生的最有力的措施。

　　四、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新特点

　　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最鲜明的特色和重要的推动力是改革开放；这场革命的目的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这样的革命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它所采取的方法上，都同过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根本不同，它是我们党领导的一种特殊的革命，是“没有前人的经验，全靠自己去摸索”的全新事业。毛泽东和我们党经过二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刻地认识和熟练地掌握了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客观规律，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彻底胜利。历史经验说明，为了正确地领导和进行当前我国这场新的革命，就需要认真研究，努力掌握它的新特点。事物的特点是该事物内在规律性的外在表现。不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特点，便无从掌握它的规律性，也就不可能获得主动权。

　　作为一次新的革命的改革，都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通常的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总是要从根本上动摇和摧毁原有的社会的基本制度。而我们的改革则不但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性质，而且是要更加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表现出来。

　　第二，一般他说，通常的革命往往充满激烈的阶级冲突和急剧的社会震荡，往往是爆发性的，突变式的，表现为原有社会渐进过程的中断，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社会历史由一种质的形态向另一种质的形态飞跃。而我们的改革，尽管也要引起社会面貌广泛深刻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非爆发性的、非突变式的，总体上表现为逐步前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种过程的实现不需要也不允许出现剧烈的社会震荡。相反地，改革需要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须要坚决排除一切导致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如果社会动荡不安，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不成。

　　第三，通常的革命，往往是原有制度之内的对抗性力量自下而上的冲击。我们的改革，则是现有制度中的中坚政治力量领导和组织的自上而下的自觉行动，同时也要依靠作为这种制度社会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持和创造，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统一。换句话说，它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唯一的领导力量与群众力量相结合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发展。

　　第四，通常的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是要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因此，一般地说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先破后立。我们的改革所以称之为革命，也包含破旧立新的内容和意义。然而，在破与立的关系上则和以往的革命不同，它应该是边立边破，立破交错，立破结合，如果不能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五，我们的改革势必触及人们的利益和权力，势必要对利益、权力的关系和结构进行调整，因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估计和慎重的处置。但是，它毕竟与通常的革命直接指向某一或某些阶级或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性质和情形。所以邓小平说：“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

　　认真学习和掌握邓小平以及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思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和提高对改革的认识，提高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自觉性；也有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这场改革的特点及其规律，以便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轨道更加健康地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③④⑤《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5―26页，第142、143页，第351、352页。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⑦见1985年3月29日《人民日报》第1版。⑧见《新华日报》1986年第4号，第174页。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