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的西北苏区之行，轰动了中国和世界新闻界，许多外国记者、包括一批美国记者都想步斯诺的后尘，试图赶上或超过斯诺的成功，更想象斯诺一样，有幸采访毛泽东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自斯诺离开西北苏区之后，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扣留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人从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国共双方很快达成建立统一战线的协议，中国国内的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放松对西北苏区的封锁，蒋介石的中央军队再次封锁了从西安到延安的通道。外国记者要穿过这个通道必须冒很大的危险。不过，西北苏区如磁石一般吸引着他们，为了能看到这个全世界都感到神秘的地方，冒冒风险他们认为值得。这样，自斯诺之后，一批批勇敢的美国人，踏上了艰雄的去西北苏区之路。在苏区，他们耳闻目睹了那里的现实，其中大多数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些美国人眼中形成了各种印象。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印象，他们都共同地承认：毛泽东的智慧、力量、信念是中华民族的化身；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红军的理想、信念；看到了他们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思想源泉。这批美国记者用各种笔调把毛泽东介绍给美国人民，他们认为，美国人民将不仅仅认识的是毛泽东，而是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的希望。

　　第一个在延安见到毛泽东的美国记者继斯诺之后，第一个到延安的美国记者是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西安事变时，史沫特莱是在西安的唯一美国记者。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红军驻地距西安城北仅35英里，她抓住机会，于1937年1月12日，搭上一辆开往延安的军用卡车，到达了延安。她是在延安第一个见到毛泽东的美国记者。

　　在史沫特莱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在他窑洞里会见了她。在史沫特莱的眼里，毛泽东穿着一件带补丁的大衣，个子很高，前额宽阔而突出，具有风流调悦的气质，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第一次会见之后，毛泽东便常到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住的窑洞中去，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每一次，他都向史沫特莱提出成堆的关于外国的问题。他们有时谈印度，有时谈文艺。有时，毛泽东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也低吟他自己所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杨开慧的悼亡诗，她是被国民党杀害的。史沫特莱发现，红军的领袖毛泽东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人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史沫特莱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审美大师和幽默大师。他的幽默总是讽刺挖苦和冷酷无情，象是从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喜笑怒骂。史沫特莱对毛泽东有这么一些印象：他思想深沉，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由于语言单调，听来沉闷不大入耳。

　　史沫特莱根据她的观察指出，所有在延安的这些外国人，他们都喜欢毛泽东，都大谈大讲毛泽东的稀奇古怪的传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又瘦又长的英国爵士朋友，毛泽东狠狠地开这个英国瘦长个子的玩笑，甚至说他只要留在延安，就可以介绍一个中国姑娘和他结婚。这位英国爵士回到了汉口，他说他永世不忘毛泽东。①..

　　史沫特莱告诉美国人民，毛泽东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和常人一样，他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永世难忘的隐秘。他喜欢开玩笑，但是，他又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毛泽东虽然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他没有到外国旅游过，也没有到国外留学过，但他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类似。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也引经据典，但他很少这样做，他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把历史的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时刻为着他的人民而奋斗。史沫特莱以崇敬之情向美国人民介绍，毛泽东是当代中国的新人的领袖，她以能有幸见到他而感到自豪。

　　1937年9月，史沫特菜离开延安。她还是平时那样，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和一条宽肥的裤子。不过在进入西安时，她换上了一身红军的军装，她完全知道这样做会引起轰动。她所以要穿这身红军的军装，目的是要鲜明地表明，她是站在毛泽东和红军一边的。她要人们注意，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受到了美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史沫特莱作为美国人民普通的一员，表达了她对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一贯支持。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抗日战争期间，她凭借自己锐利有力的文章和亲自参加救护伤员的机会，帮助中共和军队从国外获得各种医疗用品。她的信件随毛泽东的信件一起寄到美国，使白求恩和其他几位西方医生来到中国。通过她个人和朱德向尼赫鲁的呼吁，使印度派来了五位医生并提供了医疗用品，她还为建立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工作。她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在她去世之前不久，她在给朱德的信中说：“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①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尊敬她、感谢她。1950年5月6日，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伦敦与世长辞，中国报纸以显要的版面刊登了丁玲、茅盾等纪念她的文章。遵照艾格尼斯的遗言，她的遗骨于1951年在北京安葬。墓碑上刻着朱德的亲笔题字：“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史沫特莱鼓动下来到延安的美国人毛泽东每一次在史沫特莱的窑洞中谈话时，在座的总是还有另一位外国女士，她就是中共党人王炳南的妻子、德国妇女王安娜。她是和美国有名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利夫于1937年春夏进入延安的。在这之前，还有一名受艾格利斯・史沫特莱鼓励的美国《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基恩，于1937年春天悄悄溜过西安的边界哨卡，前往延安，在延安逗留了十天。基恩对共产党教育方面的纲领感到惊异。同时吃惊地发现，这个红色首都竟看不到一个乞丐。他在会见毛泽东后，认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伏尔泰，是一位思想深邃、才智逸群的卓越人物。如同列宁斯大林一样，他能够写出熟练而笔锋犀利的政治宣言和中国文言文。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为共产主义理想的献身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①以上参见史沫特莱的回忆录《中国的战歌》。①史沫特莱：《革命时期的中国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第2页。

　　现在，在史沫特莱的鼓动下，厄尔・利夫和王安娜又来到了延安。仅在延安逗留一天就改变了厄尔・利夫过去得到的中国共产党人可能是土匪的认识。这位美国摄影师发现，共产党人令人愉快地不拘礼节，他们奉行的是完全平等的原则。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知识要学，不允许懒汉的存在，但也有足够的机会去玩。毛泽东“奇异的个性”，迷住了厄尔・利夫。他被毛文雅的举止，会笑的眼睛、丰富的幽默、直率的谈吐及民主的作风深深吸引。他认为：“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①

　　王安娜一行到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她和史沫特莱住在一起，非常渴望见到毛泽东。很快，她便在剧场中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艾格尼丝向她指着一个坐在观众席上的男子说：“喂，你看见那个宽额、长头发的男人了吗？那个，就是那个坐在农民堆里的人。他就是毛泽东，他经常在剧场看戏。”王安娜看见，那个男子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象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着什么。他那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象孩子一样的笑声，以及那和蔼可亲的样子，使王安娜立即感到，一般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王安娜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是她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带着一名“小鬼”，慢慢悠悠地踱到她和艾格尼丝住的院子。他们坐在一张破旧摇晃的桌子旁边。王安娜再次感到，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的“伟人”样子，然而，面对着，却不能不为他的才智焕发而深感钦佩。这穿着满是皱折、不拘款式的衣服的瘦瘦的男子，由于他的毫不动摇的信念，使中共和红军都确信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和王安娜谈起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苏联的情况，以辣椒粉做调味的菜的特色，各种话题都谈到了。

　　王安娜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发现毛泽东这个有着严肃的理想的中共领袖，也会有孩子般的好胜心，在这种好胜心中蕴藏着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当艾格尼丝谈到王安娜的儿子时，毛泽东马上很认真地问：“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象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色的呢？”当王安娜稍有一点吃惊地告诉他，她的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时，毛泽东又余兴未尽地问：“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他再次得知她的小孩的皮肤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时，毛泽东很得意地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象比你们强呢！”这一番谈话，使王安娜感到，这个被德国人李德瞧不起的毛泽东，反击起李德来，会使李德无招架之功。

　　王安娜去看毛泽东时，证实了毛泽东是一个博览群书，特别爱好研究哲学的人。毛泽东让她看他读的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他对这些书有时会连续三、四个晚上不停地看，直到深夜两、三点都还不睡。他向王安娜谈红军内战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内战中发展起来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各项行之有效的战略原则。他引用许多京剧里演过的、尽人皆知的故事，来说明这些战略战术。他几乎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而常常引用诗歌和群众中流行的俗语来说明问题。外国人要很好地理解他的话是不大容易的。但从中国听众的角度来说，毛泽东的话比起许多党的理论家那些罗列许多抽象词句的、难以理解的演说通俗易懂得多。

　　①《华北之星》1937年6月5日，第1卷，第8期。

　　毛泽东的谈话给这位德国妇女的印象是：他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充满了魅力，他一次也没有到过外国，也不象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他很富于幽默感，很爱说恢谐话。他谈起趣闻话时，能使人笑出泪来。他喜欢长时间的谈话，遇上有趣的谈话对手时，他谈得连时间也忘记了。他讲话说得很慢，倒不是拙于言辞，而是为了让思路井井有条，说得流利顺畅。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即使是细微的事情，他也记得一清二楚，掌握得很准确。他有这样的习惯，在延安城内溜达时，不管碰到谁，小商贩、赶车人、农民、羊倌..都是详细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王安娜对毛泽东最深的感受是：这个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穿着满是皱折制服的人，他具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①..

　　她看到了发表“阿波罗神谕”的“崇高形象”继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穿过重重封锁线到达延安的，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她1907年出生于美国犹他州，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历史学有浓厚的兴趣。1931年，她在犹他州大学毕业，通过了文职人员的考试，随后来到中国，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担任总领事埃德温・S・坎宁的私人秘书。1932年，海伦与埃德加・斯诺结婚。1933年和斯诺一起迁居北平。1934―1935年，海伦在燕京大学攻读哲学。她对黑格尔哲学有浓厚兴趣，并取得了优异成绩。斯诺夫人有一个宏愿，就是要写出一本关于中国很有见地的著作。她认为，她是一个愿意作出真正努力，去探索一个新问题的典型的美国青年。

　　埃德加・斯诺滞留保安期间，斯诺夫人于9月到达西安，企图去保安与丈夫会合。驻西安红军联络员鉴于局势动荡不定，建议她最好等斯诺先生离开苏区后再说，于是她返回北平。1937年4月，斯诺夫人听说5月将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人将在延安聚会，她认为这是一个访问红军将领的最好机会。于是她由北平进步青年、东北学生王福时等陪同，化名尼姆・韦尔斯由北平出发到陕北。

　　在西安，尼姆要去陕北简直困难重重。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国。西安特务横行，中央军控制、封锁了所有去陕北的通道。由于斯诺的成功报道，使西安的外国记者受到严密监视，任何外国人没有1937年的护照签证，只能在西安停留24小时。官方恨透了报道边区的美国记者斯诺，姓斯诺的外国人，在西安是最不受欢迎的人，尼姆在西安受到西安警察局的警告和跟踪，要她立即返回北平。西安红军办事处因国共之间正处在谈判之中，所以在帮助尼姆这个对方认为是有越轨行为的人的问题上，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办事处向延安发报请示：有一位美国记者夫人要赴延安访问，同意与否，请示。毛泽东得知电报后，立即想到是斯诺夫人，他回电询问是哪一位记者夫人，当得知是斯诺夫人后，同意让其到延安。

　　这样，斯诺夫人就积极策划如何通过封锁线。她幸运地遇到一位愿意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骑士般的美国青年肯普顿・菲奇，他在西安为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工作。经他介绍，尼姆结识了一位斯堪的那维亚冒险家埃弗雷姆・希尔。他们设计了一个大胆的行动方案，几经周折，在一天半夜里从西安宾馆逃走，神奇般地驱车三个小时，终于逃离了国民党统治区，驶到了三原红军驻地。尼姆成功地来到了陕北，但这段冒险生活却拖跨了她的身体。

　　尼姆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和朱德便到她的窑洞里去拜访她。

　　尼姆对毛泽东的印象，如同她丈夫斯诺一样。她是这样描写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的：“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军帽，让他那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他交叉着那美丽的、出奇的、强有力的、高贵的双手，好奇地看着我，甚至带着善意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力量，它一点也不象知识分子的普通的手，也不象工人阶级的手。毛很魁梧，而且就一个中国人而言，体格很健壮，他的手和他的体格很相称。”①尼姆很快和毛泽东建立了友谊。她对毛泽东说：“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尽快把你的传记打出来了。”“这是一个杰作，会给每一个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于是我决定不惜任何代价访问你们的地区，我丈夫希望我从你这儿得到最后一章的材料”毛泽东亲切地点头。如同斯诺一样，尼姆给了毛泽东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毛泽东对她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其中有许多是要求解释看来似乎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呵呵地笑着说：“你知道，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在谈话中，毛泽东有时征询式地问尼姆：“你的意见怎样？”虽然使尼姆有些紧张，但她后来弄明白，这是毛泽东诚恳地想知道一个美国人的想法。

　　尼姆是第一个和毛泽东谈论哲学的美国人和外国人。毛泽东知道尼姆在燕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并对黑格尔哲学深有兴趣时，便和她讨论哲学问题。毛泽东尽量通俗地向尼姆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一般的道理，并且同意和她合著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

　　7月4日美国独立节那一天，毛泽东和尼姆进行了“中国革命性质”的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一个美国人系统阐述中国革命性质的谈话。毛泽东实际上通过尼姆，向全世界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系统主张。这次谈话的内容，是毛泽东自1926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来，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所作的又一次系统分析。它表明了毛泽东的思想的连续性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如果说，毛泽东向斯诺着重介绍的是红军的历史，中共的奋斗目标等等，那么他与尼姆的谈话则转向了更深层次的主题，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认识和根本主张。毛泽东是要力图通过与斯诺和他的夫人的谈话，让美国和全世界真正地、全面地了解中共党人。

　　尼姆・韦尔斯在她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内幕》中，记下了毛泽东与她进行“中国社会性质”谈话的珍贵内容。这份谈话不仅使美国人和全世界人了解了毛泽东对中国性质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成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史料。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分析，较之1939年他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中，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要早两年多的时间，证明了他的思想的一贯性。

　　毛泽东向尼姆指出，就中国的性质而言，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社会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而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以农村经济为主要基础的小商业经济。这种小商业经济，也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比资本主义落后，但比最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略有一些进步。不过，中国也进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门槛。否认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明智的。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以下三种成份构成：

　　①海伦・斯诺回忆录：《旅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

　　1.民族资本；2.国营资本；3.外国资本。这三种成份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在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是与封建经济相冲突的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交通、工业、矿山等方面。不过，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在中国经济中取得主导地位。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国营资本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实际上，外国资本在许多生产部门中都超过了中国资本，甚至铁路等国营企业的资本也属于帝国主义所有。不仅如此，中国的关税也处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从总体上说是受制于帝国主义的。同时，封建经济的存在，也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全面看，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经济。而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占统治地位的是殖民地经济。这种殖民地经济决定了中国与帝国主义、私人资本的政治关系的性质。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毛泽东以深刻的理论分析，说明中国社会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毛泽东接着向尼姆指出，只要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不难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但是，托派不同意以上分析。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派认为，关税独立证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阶段业已过去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业已完成。后来他们进一步宣称，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封建主义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最近我看到托派的杂志。尽管他们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已经改变观点，承认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但就中国经济的性质而论，他们仍然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既承认中国社会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又一口咬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这真是矛盾百出的逻辑。托派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估计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决不赞成这种观点。毛泽东深刻说明，托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分析，实际上是要取消民主革命的战斗任务，而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民主革命为基础和前提的，否定了民主革命，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托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说法只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向尼姆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他强调，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又有妥协动摇的可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为什么不由资产阶级而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呢？中国革命与过去历史上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区别呢？原因在于，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状况之中，因此无产阶级的力量大于资产阶级。操纵中国大工业的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大工业的工人加上中国国营工业和私营工业的工人，其力量之大足以领导力量薄弱的资产阶级。全国工人约二百万，与全国人口相比较这是一个极小的数目，但与资产阶级相比较却是一股较大的力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共同压迫下，中国无产阶级形成了最为坚定的革命性。同时，由于国际革命力量的影响，特别是由于苏联无产阶级革

　　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中国的无产阶级。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并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创立起来了。我们可以说，尽管数量不大，但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结合，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最强大的势力。

　　毛泽东分析说，在革命中，中国的无产阶级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盟友，也就是中国的农民。中国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占80％以上，因为深受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下，中国的农民不得不缴纳占收成50％至80％的地租，和30％至100％的高利贷利息。获得自己所耕着的土地所有权，铲除帝国主义的剥削，也就是农民所面临的问题。资产阶级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中才有可能。中国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强有力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同盟军。中国革命的第三个动力是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包括广大的学生群众、文化知识分子、小生产者、小商人和各种自由职业者。这几种力量的大多数都是站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一方的。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着重分析其两面性。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地位。他们既是革命的对象，又是革命的动力。他们有时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有时又动摇不定，甚至站在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方面。有时他们还站在地主方面，或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之所以如此，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兼有买办和封建的特性。当然，我们不能将买办包括在民族资产阶级之中。一般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有自己的资本，不过其资本与外国资本或地主土地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至于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完全依赖于外国资本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依赖于封建地主的。地主、买办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在某个帝国主义直接占领中国并直接危害地主、买办之利益的情况下，地主和买办均有可能不反对甚至拥护针对这一帝国主义的斗争。因而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全民族的，除卖国贼以外的全体人民。这就是民族战线与人民战线不同的特点。统一战线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发动、发展起来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它才可能完善自身的组织并完成自己的任务。无产阶级是中国唯一觉醒的坚强有力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则不能承担领导统一战线的重任。由于中国政治与经济条件的特殊性，当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一定胜利、达到一定阶段后，必有可能转化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共产党人是坚信这种可能性的。①..

　　尼姆记录的毛泽东上述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谈话的珍贵史料，成为中美人民相互了解的友谊见证。

　　紧接着，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哲学讲演，这是他在读了尼姆长长的问题清单后，并同意对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解释后发表的。毛泽东给尼姆的答复是：不能用形式逻辑来理解中国革命，而只能用矛盾的观点。尼姆认为毛泽东是实际运用辩证法的大师。她写道：“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如果他是的话，那中国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他是灵活的，愿意改革和研究的，最重要的是――忍耐――直到转折点。他等待最低点，然后在既不早也不晚的时刻，采取行动，扭转车轮，引导历史随之前进。”①..

　　①参见尼姆・威尔斯：《红色中国的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年，第199―207页。

　　8月，党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尼姆再次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把一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交给了她。尼姆表示离开延安后准备到前线去进行采访。毛泽东当即给她写了一封信给任弼时和邓小平，信中写道：“弼时、小平同志：斯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她以帮助，生活费等问题请为解决。”②时间是1937年8月19日。这封信斯诺夫人后来并没有用上。她离开延安后，本来想作为战地记者到前线去旅行一次，但在西安却碰上了她的丈夫埃德加・斯诺。他们坐快车到了青岛，这封信便一直没有用上。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作为贵宾出席华盛顿市为庆祝“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举行的正式招待会，海伦在42年后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他，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短信，是中美人民深厚友谊的最好见证。

　　尼姆・韦尔斯把她从4月30日到10月17日在延安采访的所见所闻，写成另一本轰动美国和西方的著作――《续西行漫记》。这是美国人第一本描写延安的书，也是由美国人记述的第一本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活动的书。她把这座“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古城，以及活跃在这一片古老大地上的最年青、最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人介绍给了美国人民。一个年轻的美国妇女成了延安故事的一部分。

　　尼姆的《续西行漫记》，第一次记述了朱德的自传和一大批红军将领的自传，在数量方面，超过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斯诺夫人的热情也胜过她丈夫。”有时，她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描写达到了抒情的程度，她把红军描绘成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青年队伍，....最适的生存者，中国所曾产生的人物中最佳的典范”。“埃德加・斯诺基本上对中国共产党未加任何评论，而海伦・斯诺却尽情赞美她的共产党主人们。”①尼姆・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成为受美国和西方人民欢迎的又一本披露红军、苏区和毛泽东真相的畅销书，成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

　　几十年后，海伦・斯诺步入晚年，回忆起毛泽东在延安给她的深刻印象时，依然激动不已。她写道：毛泽东是一个有辩证头脑的复杂人物，他和他的事业是不能以西方的范畴来加以描述的，否则就不但不能说清，反而会搞得更加含糊不清，他是他同时代人中最乐观的人，但是他愤世嫉俗，不信任无能之辈。对于外界的影响，他比他同龄的中国人都更加开放――他以惊人的敏捷从谷物中挑出稗子，而又本能地识别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是巨形化的普通人，是中国的缩影，他是占他的国家人口80％的农民的化身，其余20％害怕他，但最后还是承认了他的权威，而且在毛泽东在世时也带着或多或少的崇拜心情跟随着。毛更象亚伯拉罕・林肯而不象其他西方人，甚至连他的高大、魁梧、自然的纯朴而高贵都相似。他也同样孜孜不倦、渴望学习，甚至1970年他还学习英语，为人民树立了榜样。毛泽东的特点是大――在各方面都如此，他总是确定某项政策和某种理论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作为个人，他决不是微不足道的，也决不是自私平庸的，更不是有报复心理的，他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他是一个胜利者，并把胜利的进程作为享受，他的大部分胜利是思想上战胜别人而取得的。尼姆以激动人心的笔触回忆她在延安时，每次与毛泽东谈话后的心情时说：“我仿佛接受了阿波罗神谕”。①..

　　①海伦・斯诺回忆录：《旅华岁月》第285页。②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第9期，1984年。①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64页。

　　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海伦・斯诺深深感到，毛泽东对美国人民抱着美好的感情，如同每个红军战士也对美国人民抱着美好感情一样。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美同人民的友谊，信任他们，喜欢他们，这是悠久持续的中美友好关系的一部分，这样深的友谊从未在其他任何一些民族中存在过。②海伦・斯诺对毛泽东个人的总括性评价，当然是她个人观察后带有个人观感的色彩，完全准确与否另当别论。但是毛泽东通过海伦・斯诺这些美国朋友建立的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是生动而又感人的。诚如海伦・斯诺所说，这不是个人的友谊，而是两国人民的友谊的最好证明。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美人民的友谊，一定会世世代代继续下去。

　　美国《亚洲》杂志的编辑们眼中的延安和毛泽东1937年夏，海伦・斯诺在延安期间，还有几个美国人到达延安。他们中的A・比森、菲利普、J・贾菲和欧文・拉铁摩尔，是美国《亚洲》杂志编辑部成员；其他两个是《亚洲》杂志总编辑的妻了艾格尼丝・贾菲夫人和那位帮助海伦・斯诺逃出西安的西尔。西尔受雇把这些美国人送到延安。他们乘坐一辆破旧的老式雪佛兰汽车。贾菲先生扮成身患肾病到山区求医的美国富人，会讲汉语的拉铁摩尔给他当翻译，比森的身份则是搭车出去逛一圈的朋友。他们骗过了西安边卡的中央军军官，在崎岖的山路上和泛滥的河水中苦熬了四天，于6月21日神奇般地到达了延安。

　　《亚洲》杂志的几位美国编辑，在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用了很多时间和他们交谈。他们采访了许多红军的重要领袖。共产党的领导人，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持久不忘的印象。差不多每一个较有声望的共产党官员，都成为这位或那位记者好奇心的对象，但朱德和毛泽东却是众目所视的中心。T・A・比森写道，毛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而朱给人的印象“几乎同样深刻”。毛举止随和，谈吐老练，肯花时间和外国人交往，很讨记者们喜欢。这位一支接一支吸烟的湖南人，把记者的会见安排在乡土气息浓厚的黄土窑里。从晚间开始进行，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昏昏欲睡的记者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这位精神抖擞的主人。《亚洲》杂志的编辑们，满怀激情，对延安拍了一系列照片，经过三天旋风式的活动，6月24日，这几个美国人怀着对延安的美好印象踏上了归途。

　　这一次访问，是美国人士对中共、苏区和红军了解的又一次巨大成功。

　　延安的精神感染了《亚洲》杂志总编辑贾菲，他认为延安是中国最生气勃勃的地方，特别使他感动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的陕北，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的进步。比森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上，这位对外政策协会的远东问题权威人士从延安返回后，确信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弥合南京与他们的裂痕。欧文・拉铁摩尔根据事实认定，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既不是“掠夺社会的土匪”，也不是“为了夺权而夺权的军事冒险家”，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富于吸引力的革命者。这次成功的访问加深了美国人士对中共的了解，毛泽东稳步地推进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把中国人民正义而美好的事业不断展现给美国和世界人民，唤起了他们深刻的同情和支持。

　　①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77页。②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84页。

　　“7・7”事变之后，国共合作成立，抗战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为促进国际世界加深对中国抗战主张的了解，毛泽东和中共敞开延安的大门，欢迎美国和世界各国友人到延安访问，这便使更多的美国人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到毛泽东。

　　毛泽东给休斯留下的印象是一瞬间见到了永恒武汉保卫战期间，在延安首先见到毛泽东的是美国一个宗教团体的人士。1938年2月，由美国驻汉口圣公会主教鲁茨的女儿弗朗西斯・鲁茨、女执事朱迪・克拉克，另外两位美国传教士约翰・福特斯和查尔斯・希金斯，瑞士作家伊洛娜・拉尔夫・休斯组成的西北游击队后援会友好代表团，从汉口出发，前往山西八路军总部。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八路军空前热烈的欢迎。之后，希金斯和休斯小姐到达延安，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地会见了她们，这给客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休斯在见到毛泽东时，感到自己“一瞬间见到了永恒”，她觉得毛泽东近乎神秘而难于理解，并写道：这位曾经是农民、哲学家、诗人、政治家和革命者的人，是“中华民族的化身”。此外，她还狂热地写道：毛泽东有一副“我所见过的最奇妙的面孔”。①延安的短暂日子也使她难忘。休斯小姐在谈到她对这个共产党首都的最初印象时说：“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里看不到一个乞丐。”②..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1938年3月，还有一位受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抗战的著名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他率领由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一个医疗队，经由武汉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欢迎了白求恩，在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去时，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还风趣地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毛泽东对白求恩的谈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后，对聂荣臻谈起毛泽东的话，很认真地对聂荣臻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寺庙。②白求恩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毛泽东对内战中的西班牙保守党政治、军事领袖的渊博知识，令他惊讶无比。得知白求恩打算建立一个流动医院，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白求恩觉得他坚信人民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无论打多久，他们都会最终取得胜利。“他是一位伟人”，会见后白求恩写道：“他是当代英豪”。白求恩为在延安和晋察冀看见的一切无比激动，惊喜若狂。他发现共产党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形成鲜明对照。“在汉口，我只看见困惑、犹豫等表现衙门气和无能的现象。而延安行政界则充满了信心，显得很有目的。在大城市，我一路上只看见半封建社会的景观――凋敝污陋的住宅、肮脏的街道、衣着褴褛的行人。在延安，整洁的街道分割古旧的建筑，行人似乎都清楚自己去向何方。”①..

　　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以不知疲倦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战斗在山西、河

　　①伊洛娜・拉尔夫・休斯：《鲨鱼翅与小米饭》（波土顿1944）第283―284页。

　　②伊洛娜・拉尔夫・休斯：《鲨鱼翅与小米饭》（波土顿1944）第283―284页。

　　②《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487页。

　　①〔美〕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第217―218页。

　　北地区。他担任晋察冀边区的医疗顾问和八路军的战地医生，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大量抢救中国同志的生命，自己却在1939年11月12日，因抢救伤员而被感染中毒逝世。毛泽东为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逝世深感悲痛，他挥毫撰写了传之后世，并使广大革命群众深受教育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毛泽东高度称赞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白求恩以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拓展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毛泽东号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学习他。

　　一个把毛泽东介绍给美国人民的新英格兰人“7・7”事变之后，有一个新英格兰人詹姆斯・贝特兰在延安会见了毛泽东。这个人虽然不是美国人，却有两方面的理由值得提到他。1937年夏，当欧文・拉铁摩尔在延安时，毛泽东曾经向他表示，欢迎所有国家的人士前来考察中共的政策。詹姆斯・贝特兰便是籍着这个机会，第一个前来延安的非美籍记者。而他访问解放区和毛泽东之后，所写的一部著作《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1939年首先在美国纽约出版，这本书在美国人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年美国旧金山的一位先生，为了表示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从万里重洋之外，寄送了一册给当时的燕京大学孑民图书馆。詹姆斯・贝特兰虽然不是美国人，但是他在促进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他用客观公允的笔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的声音，把中国人民英勇而艰苦的抗战情形，真实地介绍给了美国、英国和世界人民。

　　詹姆斯・贝特兰到达延安，也有一段有趣的经历。1937年9月初，他同埃德加・斯诺和邓颖超一道，离开了日本人占领的北平。贝特兰和斯诺将邓颖超以保姆的名义偷偷带过日本人的封锁线，便向西安进发。9月中旬，他们在西安会合。贝特兰为了躲过西安当局的检查，藏在八路军卡车后面的大米袋下离开了西安。十天后，他兴奋地到达了延安。

　　詹姆斯・贝特兰对毛泽东的印象又有一番不同。在他的笔下，一个栩栩如生、极具个性的毛泽东活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恰逢抗日军政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和开学典礼。贝特兰接到正式邀请，并告知毛泽东将在典礼上讲话。当会议尚未开始时，贝特兰被带到前排坐到一个木板凳上。这时，在他的身旁，一个个子高高的、身体微微弯曲的人站起来，向他伸出了手。在褪了色的蓝军帽的帽沿下，他看到了一双眉头微微皱起而又敏锐的眼睛。

　　毛泽东给贝特兰的第一个印象是如此鲜明，在见面的瞬间，便把过去因受各种奇怪说法影响而造成的印象，从头脑中一扫而光。他写道：“过去，一些外国作家根据一些传闻，很不负责地把这位最出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描写成一个头脑疯狂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狂热病人等等，也许是由于听信了有关毛泽东的一些传闻的缘故，同他给我的这个初次印象相比，使我颇觉意外。毛那丰润、没有皱纹的脸庞，依然年轻的体态，象书生似的微微驼着的背，尤其是他那孩子气的、顽皮而极富感染力的愉快心情，同我听到的有关他是‘铁的布尔什维克’和红军作战统帅等等传闻相去甚远。”①坐在这位英国记者旁边的毛泽东，既不是一个狂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个性、感情丰富的人。

　　①（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在后来和毛泽东的谈话中，这位友好的英国记者，决心以公正的笔触向全世界公众还以毛泽东的真实形象。他写道：“只要同这个人有最简短的接触，他丰富的人情味和幽默感，便足以推翻人们种种奇怪的猜想。毛泽东是中国头脑最冷静、最有条不紊的人。与他谈话，你马上会意识到他头脑灵活、思路清晰，意识到一种巨大的知识和力量。除了渊博的知识外，他处理任何问题都非常实际，而且对自己的同胞有深刻的了解。毛泽东的演说中并没有使用什么技巧，相反，他说话操着乡音，不断表现出农民那种生动的幽默，使用的是连12岁的“小鬼”都能听懂的直截了当的、实实在在的话语。他讲话中的“土话”和“习惯表达方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毛泽东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在生活中尽可能紧密地与人民打成一片，特别是与中国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对政治理论的掌握――无疑是要归功于大自然的恩赐―――个有过良好训练的大脑和惊人的记忆。他博览群书、兴趣广泛。他那种敏锐性、灵活性，代表了中国人智慧的精华。主宰和控制这个头脑的是经过锻炼的、雄心勃勃的人的意志。

　　与海伦・斯诺的印象不同的是，贝兰特不认为毛泽东只是抓大的方面，而把细节留给其他人的人。他认为，毛泽东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或者至少不同于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非常好地抓住细节，他是一个对细节并不放松的人。他既能集中从事眼前的工作，又不忘记最终的目标。这位英国记者肯定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列宁”，他是中国人中有着“无以伦比的冷静和稳定思想的人”。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具有巨大智慧力量和沿条理清晰的思路自由而准确运转的大脑。他由衷地赞美道：“中国革命没有列宁，但如果说有谁同中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就象列宁一生同欧洲工人的关系一样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毛泽东”。①10月25日，毛泽东对中国抗战的一系列问题和贝兰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个对抗战初期情况和抗战发展前景作精辟分析的谈话，很快被贝兰特传到世界人民之中，以后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把毛泽东的游击战略运用到美军训练和实战中的美国军官――卡尔逊如果说贝兰特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和毛泽东的非美记者，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便是美国军方第一个访问延安和毛泽东的现职人员。

　　埃文斯・卡尔逊是美国一个公理会教长的儿子，1912年加入美国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退伍，被授予上尉军衔。1922年他加入海军陆战队当志愿兵，从1927年到1929年，后来又从1933年到1935年，卡尔逊作为美国一名情报军官在中国供职。那时，他是一位对游击战争略有所知的职业军人。1937年6月15日，卡尔逊启程赴远东之前，应约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了一次长谈，罗斯福要求卡尔逊直接写信给他本人，向他通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总统提出，他们两人之间的通讯必须绝对保密。从1937年起，卡尔逊便定期向白宫报告他在中国的见闻。

　　早在1933年，卡尔逊与斯诺在上海期间就有很频繁的交往。1937年，他再次到中国后，就向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提出到延安考察的申请。斯诺为他来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要求拍发一封电报给毛泽东，接着，卡尔逊便到达西安。在那里，卡尔逊以美军观察员的身份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的身份，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再次向毛泽东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

　　①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第114东。

　　12月10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通知卡尔逊，毛泽东已批准他去山西的八路军前线部队，同时回电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欢迎卡尔逊到延安。卡尔逊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去山西的征途。卡尔逊在山西会见了彭德怀、朱德、任弼时、林彪、左权。接着又在前线会见了刘伯承、薄一波、徐向前、张浩、陈赓、陈锡联，在阜平会见了聂荣臻。最后，在会见了贺龙之后，他在山西临汾结束了这次印象深刻的旅行。其时间是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历时51天，行程1000英里。这次旅行会见了八路军几乎全部的高级将领，亲自领略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他对红军总司令的喜爱竟达到“敬之如父”①..的程度。这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几乎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表示他对这位红军总司令员的仰慕之情。卡尔逊认为，朱德具有罗伯特・E・李式的慈样，亚伯拉罕・林肯式的谦恭，U・S・格兰特式的坚韧。①..朱德和红军的游击战术，对他一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八路军和他们的战术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

　　1938年5月，卡尔逊再次到达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会见了林伯渠。林伯渠对这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观察家访问延安的计划给予热心支持，亲自为他给毛泽东和延安其他中共领导人写了介绍信。同时，国民党方面蒋鼎文也给他写了去榆林见邓宝珊、高双城，去内蒙古见马占山、傅作义、何柱国、门炳岳的介绍信。因此，可以说卡尔逊此行，既具有美国官方派遣的意义，又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

　　5月5日，卡尔逊到了延安。在延安逗留期间，卡尔逊和毛泽东进行了两次长谈。毛泽东和他的谈话，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向一个具有官方身份的美国人进行的谈话，而且这个人有定期向美国总统报告中国情况的任务。卡尔逊对毛泽东的印象，是美国官方人士对毛泽东形成的第一次直接的印象。

　　毛泽东与卡尔逊的第一次会见，是在一个晚上。毛泽东的工作室里点着一支蜡烛，卡尔逊一进屋，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很健美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地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卡尔逊。这是卡尔逊形成的第一印象。毛泽东和他紧紧地握手，脸上满是热情的笑容。毛泽东以柔和的低声调向他表示欢迎：“我听说你跟我们的部队一起活动了，我很高兴在这里欢迎你。”

　　卡尔逊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追忆当时的情景说：“黯淡的烛光，极简陋的陈设――一铺炕，一张木桌，几架书籍，也许最主要的，毛本人高深莫测的气氛，使我感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面前就是这位伟人，他提供了中国现代的自由思想的基础，他非凡的组织能力建立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机构的基础。同朱德一起，他领导了艰苦的六千英里的长征、到达了比较安全的黄土高原。他的卓越的洞察力，使山西、河北的抗战方式如此有效地抵销了日本现代武器的优势。”①毛泽东和卡尔逊就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畅谈，内容涉及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一个成功的世界组织的成员们等等。毛泽东向卡尔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抗战的战略战术，以及未来的中国应当奉行的外交政策。卡尔逊惊奇地看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具有很扎实的面向实际的一面。他把建立一个廉洁的、民主的政府作为中共近期的奋斗目标：“我们训练干部要生活简朴、秉公执政，诚心实意地帮助老百姓解除困难。我们相信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合作社为基础。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卡尔逊在毛泽东坚定的理想中看到了毛泽东脚踏实地、从容不迫的奋斗精神。

　　①迈克尔・布兰克福特：《受欢迎的美国佬：海军陆战队近战兵卡尔逊生平》，波击顿1947年版，第199页。①罗伯特・E・李：美国南北战争时南军总司令；U・S・格兰特：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北军总司令。①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50页。

　　他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一席谈话，毛泽东给这位美国军方观察家留下了这样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①毛泽东坚韧不拔，理想高远、脚踏实地、乐观自信以及艰苦朴素的品质感动了他。他看到这位红军战士拥戴的领袖，象农民一样，在他的旧烟斗里装上长长的、多筋的中国黄烟叶，以致心中为之难受。他默默记在心中，要送他一个新烟斗和一些美国烟草。

　　1938年8月7日，卡尔逊重返汉口时，他简直不能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缄默不语了。”他不顾自己的外交官身份，欣然与麇集汉口的美国及欧洲记者们进行广泛的交谈，他盛赞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机构和制度。他精神抖擞地把他在游击区所见所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美国和欧洲记者。“他毫不怀疑地相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可以建设成功。他不惜以最美好的言辞来赞扬他亲眼见到的共产党地区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对那些兴致勃勃地倾听他的发言的记者们满怀热情地说明情况。”②使记者们感到惊讶的是，他有问必答，并且毫不介意他们在电讯稿中提到他的名字。

　　卡尔逊的看法与美国海军部的看法大相径庭。特别是卡尔逊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具有危险性，这使华盛顿方面颇不满意。他把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当作典范来加以宣扬，在华盛顿方面看来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卡尔逊接到不准在公开场合下发表谈话的命令。1938年9月17日，卡尔逊的上级通报说，要严厉追究他对这些活动的责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人劝他谨慎从事，但是卡尔逊却坚持他看到的都是事实，他讲的也是事实，没有讳言的必要。接着卡尔逊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他辞去了军职。他解释说：“我希望能够根据我自己的意愿自由他讲话和写作。”1938年12月末，卡尔逊回到美国，他被良心驱使着“象一个着了魔似的人”那样去说、去写。

　　卡尔逊不仅向公众发表演说，还为好几家杂志撰稿，并且出版了《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双星》两本书，他的后一本书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由于他是当时目睹共产党军队以及游击战线的第一个美国军人和官方人土；他两次巡游北方，在延安和华北敌后，亲自和毛泽东以及一大批八路军高级

　　①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53页。②〔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219页。

　　将领进行过深入访谈；他的脚迹遍布五个省、行程不下三、四千公里，因而他的《中国的双星》成为少数几本着重介绍八路军和敌后游击队著作中的一本。这本书出自一个具有军事眼光的美国军人之手，应时在美国出版，使抗战中的毛泽东、共产党、八路军为美国人民所了解，产生了重大影响。卡尔逊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表达的深厚的友谊，也使美国人民深受感动。他对霍尔东・汉森介绍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他所遇到过的“最无私的人”，“一位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天才”。他介绍延安说：“这里的同志友爱同八路军一样。到处是和蔼可亲、无拘无束，其诚实和坦率很吸引人，使人耳目一新。每一个人都对你直视，不妄自尊大，也不胆小怯懦。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大家平等，人们很快乐满意。”①在以后的三年中，他在美国不断地就他在华北敌后的经历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即使是讥笑、批评和攻击都不能使他屈服，要他停止发表他所相信的东西是办不到的。卡尔逊的行动代表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以后，他又参加了美国的进步民间组织“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并担任它的第一任主席。这个组织旨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争取美中人民的友谊发展。

　　在卡尔逊受美国海军部攻击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对他的言论极感兴趣。罗斯福阅读他从中国战区转来的一切报告，虽然这些报告并没有对罗斯福的政策发生什么重大影响，但罗斯福对卡尔逊是抱信任态度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支持卡尔逊提出的计划，建立海军陆战队突击队这样一种类似八路军游击队的一种特种部队。罗斯福的儿子詹姆斯，曾是卡尔逊特种部队的主任参谋。他后来成为第二突击营营长。卡尔逊把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同八路军中的官兵一致的战友关系结合在一起进行训练，取得很大的成功，罗斯福将他提升为准将。之后，他灵活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来的经验，袭击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取得了出色战绩，以卓越战功三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使他成为太平洋海战中的传奇英雄。

　　美联社记者汉森说，毛泽东是一位完全无私的人值得一提的是，与卡尔逊同时深入山西前线的另一位美联社的年轻记者霍尔多・汉森。1937年7月，他骑自行车从北平来到河北农村，在共产党的游击区考察了两个月之后，返回北平。1938年夏，他又受美联社委派，对山西、陕西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访问。在延安，他以美联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毛泽东，这是第一个美联社记者与毛泽东发生的直接接触。汉森和卡尔逊的看法一样，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谦逊的、“完全无私的人”；毛泽东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①毛泽东告诉他：“我们要创造历史，而不是重复历史。”②这种宏伟气魄使他惊叹不已，他从中认识到中共的长远目标和中共的奋斗精神。汉森撰写的《人道主义的努力》和卡尔逊所著《中国的双星》一样齐名。1939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书评，称这两本书为描写战火中的中国和敌后的中国的两本互相补充的新书。

　　美国教派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ICG）记者会见毛泽东1939年共有9位外国人到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由一位曾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年轻的美国教授安德鲁・T・罗伊和罗伯特・布朗博士，以及从教派

　　①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47页。①转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6O―161页。②转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6O―161页。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ICG）新闻记者身份来到中国的乔伊・霍默小姐访问了延安。霍默小姐在重庆时曾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盛大欢迎，国民党铺开红地毯隆重地欢迎这位美国客人。佳肴之丰盛，使她“总是消化不良”。她在与共产党接触之前是亲国民党的，她对中国的政治态度与设想也是明确的、反共的。她满以为在延安会看到凶恶的俄国代理人和冷酷的中国布尔什维克。但是，当他们这个三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延安时，竟然大失所望。他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给她的印象，与她头脑中的印象一点也不同。她描述说，这位共产党主席相当幽默，有着“一副男孩子般的相貌”。这位中国的列宁的头脑，却“象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①乔伊・霍默的结论是：毛泽东和中国的红军是“大量流传的谬论的受害者”，他们是年青的、有热情的、有能力的、爱国的，甚至是“可爱的”。她最后的评价是：他们确实是“好人”。①..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访问毛泽东1939年夏，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一位在中国居留了30多年的美国人访问了延安，他就是乔治・A・菲奇，这位长老会牧师陕甘宁之行所抱的特殊目的，就是要用事实驳斥那种说中国红军对总司令（指蒋介石――引者。）不忠的“洪水般的恶意宣传”。经过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之后，菲奇毫无疑问地坚信，中共和红军具有“绝对的爱国主义”精神。

　　斯诺再次访问毛泽东1939年9月，正当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再次实施严密封锁的时候，斯诺以一名得到政府承认的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代表的身份到西北旅行。他的官方任务是视察工业合作社在延安的仓库。他顺利地通过西安的关卡到达延安。

　　在延安，他看到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共产党的军队扩大了三、四倍，现在防守着几千英里的新地区。共产党在延安有了整块不大的根据地，在这里除了轰炸打扰以外，可以安稳地培训成千名新的军政干部，建立起自己的机构。物质条件改善了，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新的机构设在窑洞里或隐蔽在山沟里的新建楼房里。毛泽东问斯诺：“延安比保安好，是不是？从1936年你访问我们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给我们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速度不断进步，到1945年我们就可给你看一点成绩了。”①在斯诺眼里，整个延安都是新的，他在听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后，与毛泽东一齐走出剧场。毛问他：“你觉得怎样？”“好极了，在燕京大学听唱《弥赛亚》以后，这是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大合唱了。”毛泽东坚定地回答他：“是的，这跟我们在保安的演出大不相同了。”

　　9月23日和26日，斯诺对毛泽东进行了两次访问。毛泽东给斯诺的印象是，这位中共领袖，在日寇占领中国半壁河山，蒋介石重新祭起反共法宝所造成的种种困难面前，没有一丝惊慌失措的表现。相反，他表现出不寻常的安详，好象什么事情也不会使他烦恼。他日见宽宏大量，与蒋介石的日益暴躁，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他发现毛仍然住在窑洞里，不过陈设较保安时稍有改进。他住的是三间：一间书房，一间寝室、一间客房。墙上抹了白灰，

　　①乔伊・霍默：《中国的曙光》，波士顿、l941年，第253页。①转见肯尼恩・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61页。①埃德加・斯诺：《一九三九年重访陕甘宁边区印象》，《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第100―101页。铺了砖，略有一点装饰。但除此之外，还是很俭朴。毛仍然只有两套制服和一件棉大衣。除此之外，他真是身无长物，他象以前那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夜为这个目的工作。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了解着世界大事，分析着政治形势，他在晚上处理工作之前，总要读完附近军用无线电台抄收的一大叠新闻，从山西前线来的，从全国来的，和从外国来的消息。

　　9月23日，毛泽东就各种问题同斯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意见交换。罗斯福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分歧，中国的工业合作社，统一战线中的新问题，苏联对欧洲的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当天报纸上的新闻等等，都是他们谈话的内容。

　　在和斯诺深入探讨美国的国际政策时，毛泽东认为罗斯福将使美国参加这场“纯粹帝国主义战争”。他指出，在苏联未参战的情况下，在张伯伦把英国拖入战争之前，这场战争或许还是“进步的”，现在它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美国的共产党人过去支持罗斯福，但是如果他决定美国参战，共产党人就不会支持他了。

　　毛泽东认真地探讨了美国两党对待战争的态度。他很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执政的民主党的参战主张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而这次战争又是民主党执政，罗斯福正在呼吁改变美同的中立政策，希望率领美国参战。但是共和党人却始终强烈地支持孤立主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共和党不是代表大金融资本吗？他们不是能从战争中发横财吗？斯诺回答毛泽东：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中，各类资本的势力都可以找到，“大金融集团”的魔手伸进了两党内部。公众舆论的变化（包括劳工界的意见），能够导致共和党改变原来的立场。例如，在废除美日通商条约时，舆论便对共和党人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接着指出美国政策的矛盾，他指出，尽管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美国商人仍然继续把原料卖给日本，而且数量比以前更多。斯诺则认为，苏联在这方面也毫不例外，毛泽东笑着回答他：斯大林是从罗斯福那里学到这一些的。

　　斯诺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即“工合”）的原委，从上海的发初时期，经国际委员会确认，直到海外的基金筹备委员会，并强调了“工会”对游击区的价值。毛泽东声明，他非常支持美国友人及其他国际友人在中国搞“工合”运动，并发表了支持“工合”的声明，同意斯诺将他的声明在美国和海外华侨中广泛传播。之后，毛泽东和斯诺对美国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了天南海北的闲谈。

　　斯诺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毛泽东谈话的特征。在谈话时，毛泽东善于把复杂的问题讲得连没文化的人也听得懂。他惯用俗语和家常作比喻；他从不向听者说大话，而总是以平等的口气和人谈话。他和人民是交心的；他和群众的思想从来都是通的。毛说话一长，总要说些家常的俏皮话，或者简练的警句。他似乎是靠在所有辩论中取胜，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的。他有广博的学识，在辩论中熟练地运用辩证法。他的策略很有意思。他极少从正面攻击对手。他这里攻一下，那里攻一下，迂回包抄对方的立论，一个一个地驳倒对方的辩护词，直到把对方完全困住，最后用一句妙语或者有力的逻辑把对方打跨。他喜爱和人们接触，使人们欢笑，同各色各样的人在一起都很自在。

　　9月26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和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主要是对统一战线问题、国际问题作了回答，毛泽东允许斯诺将他的谈话内容向全世界公布。1940年1月13日和20日，斯诺将毛泽东这个具有科学预见性的谈话，全文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斯诺这次访问延安大约10天功夫，9月28日，延安各界召开了欢迎斯诺等人的大会，毛泽东以“欢迎久以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开始他的演说。他指出：“民国廿五年斯诺先生第一个首先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通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①毛泽东通过对斯诺的欢迎和期望，表达了发展中美人民亲密友谊的愿望。

　　1941年斯诺在美国出版《为亚洲而战》一书，详细报道了他1939年重返西北抗日根据地和会见毛泽东的见闻。在这本书中，他把“大部分的篇幅和同情都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人”，而对国民党独裁的、半封建专制的统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酸洗”。这本书再次在美国人民中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T・A・比森称此书的部分章节为“必读之物”。《基督教世纪》周刊总编辑保尔・哈钦森认为，任何一个美国人，只有在读过斯诺这本杰作之后，才有权谈论美国的远东政策。①..

　　斯诺对毛泽东的访问，大概是至1944年前最后一位美国人对毛泽东和延安的访问。国民党对陕北边区的严密封锁，使延安几乎又回到1936年前的铁桶合围状态。与1936年不同的是，共产党人可以通过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向外发布一些消息。

　　1937年至1939年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和中共大大拓展了与美国各界人士的关系，太平洋两岸中美人民的友谊日益密切，并通过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而不断加深，美国各界人十对毛泽东和中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把对他们的印象传遍全世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及红军的勇士们，以传奇英雄的形象被美国人民所广泛接受，美国官方也不得不注意到毛泽东和红军的存在及影响。这一时期，毛泽东和美国的交往虽然总的还处在民间交往的阶段，但是它已为实现官方间的接触准备了条件。

　　①《新中华报》1939年9月29日。①转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02页。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关系和阶级关系，也打破了华盛顿会议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共同支配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头等战斗任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调整自己的政策，投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之间成为盟国关系。美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政治要求，在处理对日关系，对蒋关系和对中共的关系时，采取了既是一贯的、又是具体复杂多变的政策和策略，对中国抗战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如果说，在长征胜利之前，毛泽东还不是以中共最高领袖的身份分析中美关系，制定中共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那么，从抗日战争开始，他便获得了这样的权力和机会，他进入了对中美关系发生实际影响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把中日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总进程，从国际关系变化大视野的角度，对抗战中的中美关系进行跟踪分析，并根据复杂多变的情况，及中共对待国内问题的立场和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调整中共对美国的政策，力图促使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为建立中共与美国的正常关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和分析，以及由此制定的中美关系政策，为中共后来的中美关系政策奠定了基础。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1939年以来，国民党对西北边区的新闻封锁达到了新的顶峰。它不顾外同新闻记者和舆论的强烈抗议，再度把边区用厚重的黑幕围起来，连一丝光线都不准漏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重新打破封锁而斗争，他们热烈欢迎美国和欧洲记者到边区访问。这场打破新闻封锁的斗争，再次以中共的辉煌胜利载入史册。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再次拓展了他和美国人士的交往，推进了中美友谊的发展，和美国官方记者和人员建立了初步的接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为最后战胜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特别是为了最后打败日本，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他们不得不重视中共、八路军和敌后根据地的强大力量。但是，他们很少能得到中共的真实情况。据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回忆说，个别穿越国民党封锁线的外国旅游者，“被视为从火星上来的人”；他们被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包围，问这问那，往往弄得精疲力尽。美国和英国官方出于自己的利益和需要，1944年3月，向中共提出要求，拟派美国、英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抗日根据地了解八路军力量，及敌后根据地的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这一要求引起毛泽东和中共高度重视，情况表明，中共与美、英官方建立直接接触关系的可能性已经到来，这有利于促进中国抗战的胜利。3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常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请其转告外国记者团，电文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致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①同时，周恩来井请董老通知当时驻渝的《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

　　赴延记者团的成行受到国民党刁难，他们怕外国记者看到事实，揭穿他们对中共、八路军和边区的种种造谣诬篾。但是，这一要求不仅出自美、英记者，而且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支持，具有官方的性质，这就使国民党不敢公然拒绝。在英美记者们的一再追逼下，国民党只得表示同意。

　　这次赴延安的主要是英美记者。他们是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的记者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日报》、《同盟劳工新闻》和《悉尼先驱晨报》的记者爱泼斯坦，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伦敦《泰晤士报》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福尔曼，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多伦多明星日报》的记者莫里斯・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和《中国通讯》的夏南汗神甫，以及苏联塔斯社记者普金科。记者团于1944年5月17日离开重庆到达西安，国民党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洗脑工作。他们满耳灌入的是红军如何种植鸦片，如何打击、反对国民党并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又如何避免与日本作战，以及使用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等暴虐的极权主义手段统治人民等等。他们竭力使这些外国记者相信，他们将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地狱。

　　其实，国民党的洗脑工作做得越彻底，就越暴露出他们的虚弱无能。而回答他们的事实，将给他们以响亮的耳光。外国记者一踏上延安的土地，他们立即感到过去蒙受了国民党的谎言和欺骗。记者们首先在南泥湾看到了生机勃勃，一派动人的大生产景象。然后他们又在延安交际处的“足食园”商店，看到了摆满货架、琳琅满目的牛奶糖、梨脯、饼干、核桃酥、鸡蛋糕、月饼、葡萄酒、梨子酒等商品，简直不胜惊讶。到哪里去找国民党所说的民不潦生、饿殍遍野？早餐时，英美记者见到的是一面盆的牛奶和稀粥，一盘盘的鸡蛋、面包、慢头、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如此丰盛，使他们兴致勃勃，狼吞虎咽。国民党的种种捏造，不揭自穿。原来英美记者在重庆时，早餐也只是稀饭馒头，对牛奶已经“久违”了，偶尔有时能买到一个鸡蛋就心满意足了。

　　①《中外人士访延纪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页。

　　1944年，已到了抗日战争的关键年头。蒋介石积极准备抗战胜利之后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力量，把中国推向更加专制和黑暗。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和中国的光明前途，强烈要求建设民主政治和联合政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借美国记者和中外记者访问延安之机，重申中共的一贯主张，鲜明地阐述中共的观点，以便争取国际舆论和友好力量的支持，同时唤起民众，共同制止国民党的阴谋。

　　6月12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客厅接见中外记者。

　　毛泽东出现在记者们眼前。在记者们眼中，他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旧没有扣的，一如他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象在注意听取对方的姓名。他依然一口湖南口音，态度儒雅，词令安排恰当而有条理。从头到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演说。①..他热烈祝贺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战场的开辟，同时着重申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一贯态度和建设民主政治的要求。

　　毛泽东说：“关于中国国内的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屡次文告及报纸，今乘诸位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①..

　　毛泽东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他肯定抗战胜利必须依赖于国共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而要实现真正的团结，就必须给予人民群众以民主的权利，不仅现在团结抗战需要民主，“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建设一个新国家。所谓民主，就是人民作主，人民享受国家各种权利，做国家的主人。而人民应当包括广大工农、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拥护新国家的人们。我们要实现政治的民主，就是人民要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自由，实现军事的民主，就是要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建立民主关系；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不要妨害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成其发展。党务民主，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以民主建国，才能真正建设一个人民拥护、前途光明、独立富强的新国家。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

　　①赵超构：《延安一月》，重庆南宁新民报社，1944年11月。①《毛泽东谈中共的希望与工作》，《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才能战胜敌人。将来才能建设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

　　毛泽东关于民主抗战和民主建国的根本主张，符合民心，符合中国实际，符合社会进步；反映中国共产党为着全体人民而奋斗的坚定信念。使美英记者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他们强烈地感到，被蒋介石诬蔑为“专制”、”分裂”的中共党人，才是中国民主势力的真正代表，才是和世界民主势力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爱泼斯坦会见了一位伟大的历史性人物12日毛泽东的会见，使英美记者兴奋不已。他们酝酿单独采访毛泽东，这个愿望得到中共中央允许。

　　一天，毛泽东决定个别接见美联社记者斯坦因。适逢那天组织记者团集体参观，国民党方面记者团的领队邓友德发现斯坦因不在，大发脾气质问中共接待人员。接待人员回答：斯坦因去不去只好听他自便，我们解放区有新闻采访自由，你们团有你们的纪律，你是队长，可以执行你的职权，请你亲自去请斯坦因来上车就是了。邓友德自知去请斯坦因，必然碰一鼻子灰，悻悻地只好作罢。斯坦因摆脱了国民党对外国记者的控制，单独见到毛泽东，使其他英美记者受到了鼓舞。所有英美记者都纷纷要求单独见毛泽东、周恩来和朱总司令，他们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毛泽东和美国这批官方记者会见，再次证实了斯诺、卡尔逊的报告的真实性。他们会见的不是一个尚未执掌政权的共产党的领袖，而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巨人。美国记者们急不可待地在自己的通讯稿和著作中，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传达他们对毛泽东的良好印象。

　　爱泼斯坦在《毛泽东印象》①一书中，肯定了他在延安会见的是一位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人物。他写道：我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我并不觉得这话说错了。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有同样的印象。毛泽东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以及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他和读者相处是独特的。他从不给你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访问，他要就干脆不见你，要就抽出半天功夫。他答复问题非常详尽，并刺激你和他辩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论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实事和见解为止。

　　他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他的声音、风度是沉静的。而有一个事实比一大堆言辞更有力。在1924―1927年，当中共其他的人正在辩论抽象的理论和作出错误的决定，而且这些错误使国民党把他们的运动浸在血泊里的时候，毛花了很多功夫，很有耐性地调查华中农村情况，并且在农民的直接痛苦之上组织农民。

　　他自己是农家子弟，他永远不忘记中国人民之中有80％是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今天他在农民和土兵身上所花的时间，依然比花在较高级的人身上的时间多。在他的柔和然而尖刻的讥讽之中，有很大部分是对付“我们的书蠹，”他们知道罗马、希腊、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社会问题以及文化，但对五里以外发生着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预测中国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一直永远是正确的。在1935年，他预言了未来的中日战争和过程和战略发展，而他的关于游击技术的著作，曾经激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和英国的温格特将军等人的兴趣。

　　斯坦因向美国人民展示了一个与中国人民有血肉联系的伟人，斯坦因也毫不置疑地相信毛泽东是今日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在《毛泽东会见记》中①，更详细地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各方面的印象。他写道：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城――延安，几个涂刷着白粉的窑洞的一间古朴“住宅”中，住着一个人，他，我相信，是今日世界上最伟大、最受爱戴的政治领袖之一。

　　①参见爱泼斯坦：《毛泽东印象》，以沛等译，南通新华书店出版社，1949年5月。

　　100万党员，以一种我所从未见过的无比热情，以及对于任何中国人来说都少有纪律，遵从着毛先生的理论教导与实际政策。这主要是自动做的，因为党员们每天都看到毛泽东如何寻求并利用他们的意见，以制定政策。

　　其余在共产党管理下绝大多数人民也随从着他，因为他们明白，他自己和他的党的基本原则，是从一切爱国人民的群众观点出发，来计划并实行一切政策，这是他在同非党人民的日益增进着的民主合作中，所发展了的制定的实质。

　　毛泽东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和党的创立者，过去是一个教师，现在仍然还是，这就是他实行领导的情形。这就是所以能够从刻板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所以常有时间同各方面的领导者们，同人民，同纯朴的农民以及同任何向他寻意见或关切的人们的谈话的原因。

　　但是，当我在几次与他长谈的时候，他所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变为政策交还给他们。”

　　斯坦因详细描述了他和毛泽东谈话时的情形，他以细腻的笔触写道：毛泽东给我一段充分的提问题时间。我从来未遇见过我的访问对象像他这样耐心。

　　我们的会面从下午3点到夜里3点。我们在郊外他的四个窑洞“房间”的接待室里谈话。这是一个小的高度拱形的窑洞，四壁被粉过，布置简单，往外可看到一个农民的老果树园。毛泽东坐在一把旧椅子上，接连不断地吸着香烟，吸吮着烟气的时候，象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一样，发出一种奇异的响声。我坐在一张钉有强力弹簧的沙发上，我的笔记本放在一张摇动的小桌上，象美国训练的《自由日报》的助编一样，将他所说的话全部记下。毛泽东不时地在窑洞内来回走动，有时高而巨大的身躯站在我的面前一会，他的眼睛有几分钟地盯视着我，以一种安静的态度，缓慢地有条不紊地谈着。

　　在一棵老苹果树下略进餐食以后，我们在室内续谈。有两支蜡烛放在我们中间，毛泽东巨大的影子被映到窑洞拱形的顶上。他看到我在摇摆的桌子上写字不方便，跑到果园里，捡了一块平的石块回来，将桌子的一条腿垫平。

　　我们不时地喝着葡萄酒，在我们谈话期间，一盒盒的土造香烟都给吸完了。

　　一人夜晚，我几次提议告别（虽然我是急于要问他许多问题的），但他都不听。他将给我更多的访问次数。他说，为什么不在今夜继续下去，尽可能多谈一些呢？直到早上3点钟，我最后决定要走。我已神色困倦，四肢发痛，眼睛发红，而他却是清醒活泼，吐谈不乱，一如昨日下午一样。

　　①《新华日报》，1945年9月4日。

　　毛泽东不躲闪我的任何一个问题。他的信念是忠诚的，就感动了我。他辩论的逻辑，强烈地对照着我在边区5个月来天天见到的，社会的与政治的生活。

　　我访问的记录，又重新给他，以便弄清里面有无弄错的地方。有一个星期没有还给我，忽然有一天我碰到毛泽东了，他解释迟迟未还来的理由，“我得将我对你所谈的全部内容和朱德、周恩来同志商讨一下，征求他们同意。”我的笔记本原样被还回来了。

　　以上是斯坦因笔下的毛泽东。他向美国人民所展示的中共领袖，是一个与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尊重人民权利和智慧的、谦虚的、朴实的普通人。他充沛的精力、忘我的工作，为中国人民日益操劳等，令人感动。他忠实地为人民工作。他常常要求所有的党员们在他们一切决议与行动里持有他说的“群众观点”。他是人民的学生，又是人民的老师，他的脚稳稳地站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人民中吸取智慧和营养，他以民主的作风与中共其他领袖结成磐石般的关系，带领着人民前进。斯坦因认为，有必要把毛泽东这种真实的形象详尽地介绍给美国人民。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哈里森・福尔曼也生动地记下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在福尔曼眼里，毛泽东朴实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无两样。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蓝平都穿得极朴素，她穿着一身简朴宽博的衣装，在细腰上束上一条带子。他则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会客室是一个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有着笨重粗糙家俱的窑洞。在暗夜的窑洞里，唯一照明的火光，是一支安在翻转杆子上的蜡烛。招待客人的是淡茶、土制糖果和香烟。毛泽东不断吸着在福尔曼看来是可怕的延安香烟，另一方面小孩子则在大人们谈话的全部时间中进进出出。他们会立下来，注视客人几分钟，随后抢了一块糖，飞跑出去。毛对他们不加注意。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在中国人当中是身材高大的，肩膀广阔、体格结实。约有五十左右年纪，看起来却不到四十岁。他的整部面颜，有着异常高的额角，上面披散着一团黑发，一双特有表情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很易微笑，温柔他讲着话，而在他的热诚中，简直带些稚气。他的一种使人不愉快的习气，是在用他的皱缩的口唇吸烟，一口口吐出烟气中间、有着把烟吸进去的闹声。

　　毛泽东对福尔曼的谈话，使他感到毛泽东是一个极端清醒、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详细地向他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策。他告诉福尔曼：共产党人现在并不要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愿意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些象林肯当年在美国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所桎梏着。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百分之八十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偿付地租，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毛泽东极富感情地举出陕北农民吴满有为例子，告诉福尔曼说：吴满有必须为他所租种的土地付出这样一笔酷租，结果，他从他种出来赡养家庭的食粮中，便没有什么可暂存下来的。在今天，中国有好几亿象吴满有一样的被压迫的人――好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妻子们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子女，或溺死他们，而他们自己也变为乞丐或土匪。由于这样的穷困，我们的农民很易患疾，甚至在今天的边区，婴孩死亡率仍高达百分之五十。

　　毛泽东向福尔曼指出，中国共产党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经济方面，一方面要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又不采取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9年9月22日，和国民党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

　　中共在现阶段既不要求、也不计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在经济上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并且在互利的协议之下，准许并且欢迎在中共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凡是中共能够做的，我们要尽量做，一些中共还不能做的事，则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资本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毛泽东指出，中共信仰和实行民主政治，在政府组织中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象今天国民党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福尔曼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他的思想是大家的意见的综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于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作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自然不是些橡皮图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会的混和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最后的观点。

　　福尔曼指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极平易近人的领袖。在任何一夜，你可以见到头发蓬松，身着衬衫的毛泽东。这个共产党保护下九千万人民的领袖，同一个延安大学伶俐的学生跳快步舞。那时，一个推小车车夫可以与朱德夫人同舞。朱德自己，五十万抗日军队的总司令，看起来象一个管牧场的老爷子，也抽出时间与一个年轻愉快的、只有他一半长和三分之一年龄的小姑娘跳舞。有伤痕的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及一打以上其他将军――他们每个人都使日本沮丧的军队丧失整个战区――可以见到回转得象跳跳蹦蹦的大学生一样。①..

　　美、英记者历时五个月对边区的全面采访，以及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访问，使他们对同民党宣传的虚假性厌恶透顶。不等离开延安，他们便感到自己应当做点什么。福尔曼当众表示，他要把所见到的一切，毫无顾忌地告诉全世界。回到重庆后，福尔曼在给罗斯福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一封信中，大大抱怨蒋介石的检查制度使他“有腿不能走路，有口不能说话”，因而要求与赫尔利同机回国。1944―1945年之交，这位急不可耐的美国记者，回国后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他告诉美国人民，

　　①以上见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01―102页。197―200页。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这本书满足美国人民了解中共和边区真实情况的愿望。一位美国评论家指出，它象埃德加・斯诺当年的主要著作《西行漫记》一样，打破了长达几年的“装甲封锁”。它被誉为一本权威性的纪实文献。《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向美国人民宣告，国民党历时五年的军事和新闻封锁，并未削弱八路军的影响。爱泼斯坦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同样受到美国人民热列欢迎。纳撒尼尔・佩弗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的一个最全面的报道。”①福尔曼和爱泼斯坦都肯定地指出，他们见到了某种难以置信的东西，一个新的更好的中国。

　　毛泽东欣慰地看到，由于来延美、英记者对中共、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相的深入了解，使他们积极建议美、英政府当局和中共结成盟友，共同消灭日寇。他向全党通报中外记者团在边区参观访问的情况说：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指蒋派来监视中外记者的特务――引者），但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6月10日，美国《星期六晚报》刊登斯诺题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的文章，7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一致肯定中国各个抗日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最后消灭日寇中具有战略意义。“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毛泽东决心以顽强的努力，争取盟国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中共和军队。

　　美军观察团对毛泽东和延安的印象1944年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官方接触的实质性阶段。毛泽东为美国官方人士所了解，而且使他能妥善处理与美国政府关系的有关政策。

　　1944年，在外国记者团访问延安的同时，重庆的美国驻外人员及史迪威总部一致认为，派一些了解情况的观察家到延安的共产党总部去是有益的。既可以搜集情报，还可以在共产党认可的情况下，组织一个地区性气象情报网，以帮助和拯救美国空军人员，史迪威坚持有必要向延安派一个观察组到那里去工作。但是，美国外交使团和史迪威的建议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在华莱士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讨论了派观察员去延安的问题，蒋介石再次拒绝美国的要求。蒋宣称，不能允许任何美国观察人员到那里去，除非中共按照他的条件讲和。6月23日，经华莱士与蒋介石再次交涉，蒋介石勉强同意派美国观察员到延安去。

　　毛泽东热情地欢迎美军观察团的到来，他认为这是中共与美国直接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步骤。7月19日，他在党内的时局近况通报中通告全党：罗斯福三次致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要求，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久可到延安。7月22日，美军观察小组正式组织完毕。首批成员有七名军官和一名士兵，再加上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谢伟思，谢伟思还同时担任史迪威的文职顾问，使团团长由包瑞德上校担任，使团归史迪威将军总部直接领导。费正清后来称该团到延安是“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①

　　①肯尼恩・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43页。

　　中共和毛泽东以诚恳、热烈而又友好的态度热情地欢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毛泽东肯定，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使国民党妄想“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观察团的到来，将有利于美国政府与中共双方“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②

　　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热情洋溢的社论。社论的原标题是“欢迎美军观察组”，毛泽东在改稿时亲自加上了“的战友们”四个字，强调在抗击日寇，消灭法西斯这个共同目标上，中共和八路军与美国军队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毛泽东深信，美军观察组如果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便一定会如实地承认，中共和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正是这支抗日力量，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七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敌的最重要的战场。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后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而这种情形，一向是不为盟国朋友们所明了的。在过去，美国与盟国政府、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完全与上述相反，他们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大多数敌伪军由国民党所抗击，将来反攻日寇自然也是主要地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美国和盟国其他国家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国民党如何的努力在打日本人；实际自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以来整整五年半时间，他们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直到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仍然还是如此。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共产党不但“不打日本人”，而且总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实际上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正是这个所谓“不打日本人”而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共产党；至于那个天天高叫“民族至上”的国民党，它总共不过抗击了六分之一的敌人而已。毛泽东讥讽道：共产党既然一“不打日本人”，二又“破坏抗战”，三又“危害国家”，那国民党早就应该号召外国人、中国人大批地前往共产党区域去视察，好去证实一下国民党先生们所说的并非撒谎。但是决不，反而封锁得铁桶似的。五年多的时间，国民党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总之，只许国民党丑诋、恶骂、造谣、诬蔑，欺骗世界，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象稍许透露于世。只要看此次记者团访问边区，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达到成行的目的的，就知道国民党统治人士一面尽情丑诋，一面却不许人来看，是什么一种挖空心思而又自相矛盾的想法了。

　　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冠、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国民党人说‘国共争论问题是中国的私事’，

　　①伊・卡恩：《中国通》第146页。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页。这不过是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犯罪过的一块遮羞布。这块脏布之应该扔到茅坑里去，现在已是中国人外国人的公论了。”①毛泽东坚定地相信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象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缘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来延，将为这一改变开一新阶段。

　　观察团在延安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不仅在生活上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还向他们提供缴获来的、相当新的日本报纸和日本俘虏。这些俘虏是他们了解日本情报很有用的对象。此外还给他们提供中文教员、制服，以及休息娱乐条件。美军观察团到延安之前，头脑里也象记者们一样塞满了国民党的各种反动宣传，尽管他们也见到过美国记者所写各种关于边区完美无缺的报道，他们还是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被感情支配而不由自主。

　　但是，有趣的是，观察组的全体美军军官对延安的印象是“极讨人喜欢的”。①全体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他们看到，在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都是如此。中共和人民以及观察组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群众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卑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在边区，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都很简朴，在生活和接待方面，没有炫耀虚饰的现象。妇女穿着简朴人方，举止平等友好，也受到平等友好的接待。大批的男女青年在这里学习，他们普遍有一种成熟感和严肃感。他们来自前线和农村，时刻准备着回到农村或前线去，继续干他们的工作。这里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不种田的人，就干如纺线之类的活计。到处都强调民主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人们对文化工作极其严肃认真，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音乐、舞蹈和戏剧都大量吸收了当地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这里的人们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无论人们向谁――理发员，或者农民，或者管理房间的服务员――提出问题，他都能很好他说明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纲领。这里没有紧张和压抑感，不必担心有人借交朋友来探讯什么，没有人费神去锁自己的房门，记者可以任意走动，发稿不受新闻检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给人以极好的个人印象，同毛泽东欠佳的照片上所能够想象的相比，毛显得更热情和更具有吸引力。所有这些，使美军观察组的全体人员都具有相同的感觉：他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相同的人。不容否认，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很大变化。

　　谢伟恩认为，在延安，他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①人们得到的对中同共产党总的印象是，他们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素质。他们给大多数或一切在过去七年里会见过他们的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的风度，习惯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当的处理问题，看来更

　　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19页。①〔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81页。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184页。象美国人，而不象东方人。②..

　　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在各种情况下频繁接触，双方广泛了解和交换意见。谢伟思回忆说，他在延安的四个多月当中，多次见到毛泽东，一星期内肯定有两三次：在各种正式的和不受拘束的场合，总共也许见过50次，其中有私下谈话，集体的讨论，一起吃饭，看戏和参加其他文娱活动，听他发表公开讲话，甚至还在炎热夏日一个傍晚，在挤满了人群的果园场地上举行的星期六舞会上见过他。

　　几十年后，谢伟思在回忆他对毛泽东的亲切印象时，恍如昨日。他记忆犹新地写道：按中国人的身材来说，毛是高大的。他动作有点缓慢，有一严肃而庄重的气派，然而并不是摆架子。他彬彬有礼，待人诚恳，神情间也许有一种腼腆含蓄，使人们感到，他是在打量你。当然，当人们跟他更熟悉一些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他会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他谈话机智俏皮，爱用中国古典譬喻，条理分明而又令人吃惊。对于一些问题似乎在进行逻辑推理之前就能脱口而出，作出恰当而明晰的结论。谈话也会离开正题，涉及一些预料不到和头绪繁多的方面。几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题目，几乎对所有的事情，他都由于博览群书而无所不晓。他通常似乎都在带头谈话，有时你会感到被采访的都是你自己。然而，这一点是做得很巧妙的。他并不垄断谈话，不“强加于人”，你不会感到受压抑，事实上，在讨论会上，他通常是很仔细的，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加讨论和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毛往往总结一下这次会议的主旨。他的总结总是极其公正、全面和简洁的。

　　毛的时间和思考主要用在政策方面，制定最能赢得日军战线后方游击区农民支持的政策；在必将来临的反对蒋介石一党专政的夺权斗争中，如何运用农民的支持所产生的力量的政策；可能说服美国在中国这场内战中采取不偏不倚或中立态度的政策。这些问题，包括这些问题的各个方面及其后果，都是毛喜欢谈论的。如同海伦・斯诺的看法一样，谢伟恩也认为，毛泽东注意政策的大的方面，他愿意把具体细节、日常工作和一般政务留给别人处理，象周恩来或朱德那样能干的同事是不乏其人的。在第一次会议散会，毛可以和谢伟思私下交谈时，他微带笑容他说，他估计我希望同他谈一次，而他也希望同我谈一谈。然后，他接着说，他认为，如果我们先有机会彼此熟悉一下，如果美国人能对共产党人的情况有些了解，那么我们的谈话就会对彼此更加有益。这样，整整过了一个月，谢伟思才被请去同他单独进行了一次真正的交谈，一直谈了8个钟头，中间只在晚餐时停了一下。后来又谈过几次，但时间都没有长得那么吃力，因为基础已经打好了。那次谈话给谢伟思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是，毛所特有的那种坚强镇定和从容不迫，并不是故意做出的姿态。他绝对相信他的事业和共产党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这种信心与那时延安窑洞里的环境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而美国人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了那种情况，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最后得出结论，毛的信心是正确的。

　　白修德说，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美国观察组在延安期间，美国另一名著名记者白修德于1944年底来到延安。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他把毛泽东放在中央领袖集团的整体中来认识。这使他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中共在这样的领袖群体领导下，是不可战胜的。他写道：

　　②约瑟大・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02页。中共党的领袖们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团体，单从外表看去不可能了解他们。他们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团结意识。他们都共同作过20来年的斗争，对付国民党，后来又对付日本人，他们的家庭成员被严刑拷打了，被暗杀了，以致失踪了。他们一直受到警察的一切检查和压迫。弱者已经倒下了，动摇的已经投降了，那些留下的就都是一个个韧如皮革，坚如钢铁。他们互相信任，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没有一点宗派主义的裂缝。这些领袖都有着中坚人物的性格。在他们肩上，没有压着使重庆官员们烦恼的勾心斗角和例行公事的担子。和他们谈话，可以坐下来不慌不忙而且愉快地漫谈。他们不受那些纸上文章的无谓纠缠。他们一切都从远大处着眼，而由所信赖的干部去执行他们的决定。虽然这些领袖都被认为中坚人物，他们依然骄傲于他们的民主，他们并且为他们自己立下了一种模范的规则来配合他们的职位。例如，在大生产运动中，每一个中共领导人都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管理着一块烟田。在战前，他抽着便宜的中国香烟，可是现在，为了使他自己能有烟抽，他辛苦地耕耘着他的烟田。结果他所生产的烟叶够党的总部的所有消耗。

　　这一群单纯而又忠厚的人，看起来他们一点也不会对重庆和世界安全有什么了不起的威胁。可是，当你考察一下他们的思想，听听他们的谈话，你会发现一种倔强而难以克服的现实主义。第一桩使你觉察到事情就是他们对中国的知识，他们彻底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并且了解农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并且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些什么，也懂得这些疾苦怎样能转化为行动。他们以农民为他们基本的力量；他们的理论能使最无知的农民都会懂得，而且都会引为他们自己的主意。他们这些人实在是够顽强的。当1941年实行封锁时，重庆方面以为这下子他们可要完蛋了。然而他们却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实际上比重庆的领袖们无论在体质和思想上都要坚强得多。他们个个都这样彻底地坚信他们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而他们觉得很难说重庆方面的官员和军队有什么胆量和能力。

　　毛泽东的经历，他所领导的战役，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跋山涉水，南征北战，饱经忧患。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毛是一个身材奇伟的湖南人，一张圆脸，没有一丝皱纹，奇特的爽朗，比起蒋介石的那副道貌岸然的样，他的脸活泼得多而且堆着更多的笑容。他身材结实健壮，头发往后梳去，上嘴唇上的茬茬依稀可辨，下巴上有一个黑痣，容貌并不英俊。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柔和。他不尚空谈，说的都是实际情况。他象一位诲人不倦的圣人，走动时，慢腾腾地拖着脚步，身子轻轻变动，步态稳重。他总是用一种对话式的语气问问题，说双关的谐语，做种种的手势来抓住听众。毛泽东在党内受着最高的爱戴和尊敬。他对于党有不可置辩的支配力，比起蒋介石对他左右的支配力来，是更加密切，也更难以形容的。这一部分是由于一种真诚的爱戴，一部分由于他的无可比拟的知识上的杰出。他的知识渊博，谈吐象一位兴之所至博览群书的自学者。他能象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把土地归还给农民的意义。又能对美国的历史任意谈论。因此，毛多少象一个传教士似的，党把他看做一个圣者。没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他的思想具有神学般的威力。他曾经当过图书馆的管理员，博览群书；但是他的个人意志，以及坚持使意志得以贯彻的那种决心，也许是除了列宁以外，在20世纪最使人难以对付的个人意志。

　　由于他的领导，中共从一个贫乏的地下状态变成了这次战争和国际事务

　　中的一支强大力量。他的领导是理论化的，但是理论一经他解释和运用就成了有用的东西，而且在实地工作里得到了成就。在延安，政策与行政之间的区分远比重庆来得显著。政治局制定重要的决策，支配着整个经济政策，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以及对外政策等等；然后由与其配合的党的组织和军队毫无问题地去加以执行。延安首先是一个思想工厂，这在历史上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延安又是一个巨型的实验室，在这所实验室里，所有热情澎湃的学生献出了他们的思想精华。就在这些山区的无数窑洞里，党把这些精华溶化成了全国性政策，把这些智慧铸成实际组织的能力，然后又把这些人员和他们脑袋里的成熟思想，一古脑地重新送回到各个地区。①

　　白修德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和对蒋介石的印象进行了对比描写。他写道：这次正式谈话大约进行了一小时，接着，我们进行了非正式的交谈，他依然侃侃而谈。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他那种沉着的神态。蒋介石受到诘问而无以对付，往往轻轻地晃动双膝，他的紧张心情流露于形表。而毛泽东却镇定自若。蒋介石在谈到中共时，常常不免咬牙切齿。而毛在谈到蒋介石时，却表现了少有的宽容态度，他侃侃而谈，他说他不会进攻蒋介石政府，但如果遭到国民党的进攻，就要抵抗。毛说，蒋介石诽谤共产党是“灰色俄国的走狗，是共产共妻之徒”。过去四年里，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党都一一对付过来了。只要蒋仍然挂着抗日的招牌，我们就决不提出推翻他的政府的口号。

　　白修德在延安看到一种钢铁般的力量的实际存在，以及智慧、远见、民主、坚定信念的实际存在。这两种力量有机地汇合在一起，将创造一个中国的明天。

　　从1936年到1944年，毛泽东在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中，与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建立起来的友谊和了解，以及进而发展起来的与美国官方人士的接触，产生了两方面的实际效果：首先是建立和促进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改变了国民党反动宣传在美国人民中造成的歪曲的中共和其军队的形象，扩大了中共和其军队在美国人民中的影响，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生动地证明了中共的正义事业是得道多助的。其次是这种由民间到官方的接触，也使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共和它的事业，不得不考虑和中共及其军队的关系。所有这些接触，对于中共与美国双方发生双边关系，都是有益和必要的。如果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能继续沿着这个方面发展，其后果也将是积极的。不过历史的发展不是以假设为前提的，尽管中共和毛泽东曾作了巨大的努力，但美国方面却未能起而呼应。相反，却把对华政策始终和蒋介石政权死死拴在一起，这就导致了中美关系不可避免的曲折。

　　①以上参见：白修德、贾安娜合著《中国的惊雷》和白修德的回忆录《探索历史》。

　　1935年至1941年，前后经历七年时间，包括了三个时期：一是华北事变到“7・..7”芦沟桥事变前两年，这是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奏时期；二是“7・7”..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2月武汉、广州失守，这是抗日战争开始，日寇处在战略进攻，我处在战略防御的时期；三是1939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是敌我进入战略相持的时期，这一时期相继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德战争。

　　虽然，这七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中国的抗战却发生了阶段性的大变化。从国际关系方面看，它要求中美关系有一个大的调整，中美应当参加到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中，共同对付日本侵略。但是，从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况看，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只进行了局部的调整。美国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采取漠视态度；加之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是西方第一、东方第二，“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第一位，东方的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①；同时美国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在太平洋上的野心和全球霸权的野心估计不足，以为不会危害其根本利益。凡此种种，使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采取了“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的利己主义政策，企图以牺牲中国的根本利益来谋求和日本取得某种妥协。在这种基本政策指引下，美国的对日和对华政策作了某些局部调整，虽然这些局部调整仍然服务于它的基本政策，不可能对中国的抗战和抑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50页。制日本法西斯的气焰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但是也表现出一定的可取之处。这是中国能够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结成反侵略的和平阵线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世界大视野的战略家。他观察问题善于从广阔的世界图景中，从错综复杂的整体联系中寻求事物的本质。他善于根据不断变化了的情况，调整自己和中共对美国政策的认识，在对待美国政策上，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灵活多变的立场，一切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这一阶段对美国的政策分析和处理，充满了辩证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他肯定美国对华的帝国主义基本政策不可能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持在中国的权益，加强对中国政府的控制，而不可能真正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特别是日美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美国在中国经营了近百年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受到威胁，因而美国局部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发生改变；中美之间有部分“共同利益”，可以争取和美国结成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他强调，美国政策的两面性，决定我们也应当对美国采取两面政策和有区别的政策，把斗争和联合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战。这就是毛泽东为中共确定的对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1935年至1941年，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问题的政策上，着重在如下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努力：

　　深刻阐明和美国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必要性，力图促成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建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面临着担负抗日的严重任务。毛泽东指出，为完成民族解放战争的任务，在国内必须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必须与一切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中立的国家结成世界和平阵线。国内统一战线与国际统一战线的结合，是毛泽东提出与美国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和中共关于争取与美国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的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

　　1934年4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以武力单独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英、美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但是它们真实的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来瓜分，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的殖民地。”因此，毛泽东强调一切在华的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和英美等帝国主义，都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都在坚决反对之列。①这时，他已经清楚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正在突出出来，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正在尖锐化。但是，这时他还没有产生抓住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同时利用美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思想。

　　6月19日，在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中，他明确表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美、英帝国主义有同等意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自然更促进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加速度地来直接瓜分中国。因而，无论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如英美联盟）与冲突（如日美冲突）都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而正是为了更

　　①《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20页。

　　快地瓜分中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①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任务是，不仅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且要驱逐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出中国，“抛弃对国联与美国的任何幻想”。他提出了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但是并不认为在国际上可以与美英等国建立反日、反侵略的和平阵线。“战胜一切帝国主义”的总目标，压倒了他利用矛盾的策略。当然，这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共中央的共同主张。在这个阶段，中共中央的口号就是：“抛弃对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国际联盟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帮助的幻想”，坚决地依靠工人与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战胜一切帝国主义。②

　　华北事变之后，中日矛盾进一步尖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成为决定中共方针政策的基本点，随着中共策略路线的转变，毛泽东从围绕解决中日矛盾这个中心出发，开始形成中国必须与美国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思想。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红军举行直罗镇战役，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11月28日，在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明确表示：要与“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与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这实际上暗含着对美、英策略的转变。中共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上。

　　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敏锐地注意到，由于中日矛盾上升，在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他指出，美国、英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斗争已经加剧了；另一方面，世界无产阶级及广大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的形势也向前发展了。他特别提到美国工人空前的反战大罢工、英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等。①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方面，美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因中国问题而加剧的矛盾，可以成为中共对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实行有区别的政策的依据；另一方面，中共必须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制造新的世界大战的阴谋。

　　本年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依据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正式提出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力争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建立国际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任务。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在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突出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的行动，已经造成美日关系的紧张化，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尽管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面前采取不干涉的中立政策，但我们仍要联合他们，和他们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井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它自己的目的，和日本帝国主义是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不仅必须联合朝鲜、日本国内的工农，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而

　　①《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9、660页。

　　②《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9、660页。

　　①《毛泽东军事论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72―73页。且必须“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①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强调中国不仅应当与苏联保持良好合作，“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②10月，他在与英国记者詹姆斯・贝兰特的谈话中，又着重强调：“决定着我们所有的对外政策，这就是促进国际和平战线反对日本侵略。从道义上看，国际形势并非不利于中国。但和平战线的这种纲领不仅要体现在口头上，而且还要在活动上有所表现。”“我们提倡这种统一和平阵线，不仅对中国目前的斗争，而且对民主力量的安全与继续存在都是十分必要的。”③..

　　毛泽东阐明和美国建立反法西斯和平阵线的可能性。他指出，必须把资本主义国家区分力两类，一类是法西斯国家，如德、意、日；一类是民主国家，如美、英、法。我们和民主国家在反法西斯方面，“是有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因而中国有可能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及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在1938年德国占领奥捷以前，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今世界人民都有反对侵略保卫民主的要求，都要求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即英美法民主国家，出来干涉侵略战争，并允许人民保存一点仅剩的民主。”①..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口之间的矛盾，同时还是国内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依据。他根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精神，1935年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肯定指出，中国不仅在国际上应和英美结成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而且在国内还应当和由英美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这是因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遵照其主子英美帝国主义的眼色行事的。

　　他回顾历史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宣告落空。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1931年的“9・18”事变，又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这就必然引起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新的矛盾，并使这种矛盾尖锐化。美、英等国与日本矛盾的尖锐化，不仅影响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且影响到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②..

　　毛泽东从矛盾关联性的分析中，得出美英与日本的矛盾的变化，不仅将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依据，而且也将是建立国内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依据的结论。他明确地提出了在美、英与日本的关系上，要坚定不移地、全面地利用其矛盾的思想，较完整地表述了中共对美国政策的

　　①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349、353页。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53页。③詹姆斯・贝兰特：《不可征服的人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11页。①毛泽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15页，213页。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48页。认识及其策略方针。

　　毛泽东深入地阐明了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和平战线的关系。他指出，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出现了两极分化，“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战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阵线。”①这种同际和国内形势的尖锐化，把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和平阵线紧紧联系起来。因此，中国的抗战必须要待两种联合战线都建立起来，才有可能胜利。

　　但是，毛泽东又指出，中国和美国建立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联盟还只是一种可能。美国对华策略的最高出发点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即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日本灭亡中国的行动和计划，不仅指向中国，而且指向美、英、法、苏等国，日本的对华侵略，使美国在华利益受到损害，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的计划受到威胁，因此，美国不愿意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但是，基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不会为了中国轻易得罪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而且出于反共的目的，他们又希望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起到牵制苏联的作用。美国情愿对日本采取妥协，企图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停止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同时，一些美国人士悲观地认为，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作战，中国离战败便不远了。毛泽东指出，这只是一种废话，即使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中国离战败还很远。中国仍然有很大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不得不在整个战争时期在其后方作防御战。日本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南部，它是无法封锁的。①基于美国对日本的妥协和它从自己利益角度的考虑，毛泽东判断，中国和美国在实际上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联盟还不是现实的可能，还有待于形势的继续发展才能判定。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美国的所谓中立政策，是中美共同携手参加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一个巨大障碍。毛泽东对美国的中立政策始终持批判的态度。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要求美国和西方各国应当援助中国，至少也要保持真正的中立立场。他说：“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立场。”②这实际上是对美国中立政策的含蓄批评，因为美国的中立主义实际并非真正的“中立”。美国一直在“中立”的幌子下，扩大对日本的贸易，大做其军火生意，以大量的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日本。因而毛泽东提出“至少中立”即真正中立的问题，要求于美国。

　　之后，毛泽东指出，在世界形势和亚洲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美、英等国继续执行中立政策，实际上中立政策便成了一种放任政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利己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不仅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而且带着极大的危害性，不揭露这种中立政策的实质，便必将危害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成立，必将危害世界各国人民反侵略、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事业。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9页。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131页。②《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132页。他说：“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于他们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纯的由于他们畏惧革命，而是由于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即所谓中立政策，或不干涉政策。”①在中日战争发展到关键时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放弃与美、英等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揭露美国政府等一贯“爱玩‘中立’政策”②..的伎俩，努力排除世界反法西斯和平阵线成立的种种障碍。

　　毛泽东深刻洞察美国政治，肯定美国的所谓中立政策，乃是孤立主义的产物，既有历史的根源，又符合当前美国一部分大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9・18”事变发生后，不少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深表遗憾，但是由于孤立主义的思潮影响，使美国人感到并无干涉日本行为的必要。一些顽固的孤立主义者甚嚣尘上，他们高唱确保美国的利益和稳定是高于一切的原则，美国绝不应该去管亚洲和欧洲的事情。只要美国保持中立政策，法西斯就不会危害美国。他们从市侩的立场出发分析美国介人中日战争的得失，肯定援助中国抗战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1936年4月，美国防止战争委员会领导人弗雷德里克・利比对美联社记者说：美国为了保全在华的1.3亿美元的投资，便必须花费400亿美元打仗，这难道不是最无利可图吗？美国驻远东记者弗雷德里克・摩尔，更以锱铢必较的商人眼光看待美国对中日关系应选择的立场。他说：美国对华输出每年为4千万美元，以二分利润计算，可获800万美元，但维持在华驻军的费用就远不止此数。因此，美国没有必要为区区利益而去承担对日作战的风险。①..孤立主义者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有必要对日本在华的侵略作出某些让步，使日本的“温和派”有理由能够牵制极端派，从而使日本的侵略得到遏制。美国政府内外孤立分子的强大势力和种种舆论宣传，使美国民众不辨真伪，纷纷反对参战。垄断资产阶级以此为他们经营的美国军火工业获得最大利润，及推行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作了掩护。

　　1936年7月初，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批评美国政府的孤立主义政策，希望美国政府认识孤立主义的危险性，认真考虑太平洋局势对美国的影响。他指出：“一些目光短浅的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接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②..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对于中国的抗战，任何以短浅的目光、一己之私利出发看问题的方法，都将是有害无益的。中国人民的抗战，不仅关系太平洋地区的安危和前途，而且直接关系太平洋地区诸国、特别是美国的安危。“如

　　①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65页。②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53页。①《泛美和平会议与美国远东政策的动向》，《东方杂志》，1936年12月，第33卷，第24号。②《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31页。果中国完全殖民化，太平洋未来就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和文化遭到毁灭和威胁，将是一场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①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他又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②毛泽东希望西方政治家，包括美国的政治家们，不要从狭隘的私利出发看问题，要认清世界形势的走向，放弃孤立主义，同中华民族共同携手，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光明道路，而不要走上日本法西斯设计的黑暗道路。他对美国孤立主义的批评，着眼于促成包括与美国在内的各国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阵线的形成。

　　毛泽东对罗斯福及其政府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他肯定罗斯福及其政府也具有两面性，即不变与变的两面性。罗斯福政府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府，只能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在政策上必然与上届胡佛政府保持基本的连续性，这是不变的一面。但是，它又有变的一面，毕竟罗斯福政府面临的世界形势，与胡佛的时代已大不相同，罗斯福本人在若干方面也与胡佛不相同。这就决定罗斯福政府会表现出个性特征，这就是变的一面。这种不变的一面，使我们必须对美国的国际政策有清醒认识和估计；而变的一面，又可以为我所用，促成中美共同反对日本侵略。毛泽东为此告诫全党：不应当把事物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注意把握事物的变化，并使我们的政策随之而变化。①

　　毛泽东对罗斯福政府的看法，基于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罗斯福是在美国孤立主义强大努力包围之中上台的。孤立主义代表了美国大资产阶级维护其根本利益的要求，因而罗斯福上台，毫不犹豫地对孤立主义采取了赞同的态度。他迎合孤立主义者的要求，采取孤立主义者提出的政策。在他任期的头五年，他推行的政策，实际上没有脱离孤立主义的一贯立场。因而在远东问题上，罗斯福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这是他的政策的主要方面。在罗斯福政府看来，东京的政策是万恶的，但不值得用战争解决问题。美国虽然同情中国的遭遇，并反对日本的军事扩张，但美国援助中国和在亚洲扮演圣诞老人都没有好处。②

　　但是，罗斯福毕竟与传统的孤立主义者不同。如果说孤立主义代表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么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也代表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都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实现其利益的两种不断变换而实质一致的策略。罗斯福便是后一种策略的代表者。他代表了不甘心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于守势地位的经济和政治集团。他主张积极地扩大美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地位，对于德国法西斯势力的兴起，从而威胁美国利益的世界形势，保持着一定的警惕。他对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日美关系的紧张，也有所分析。他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认为美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担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时，就肯定美日之间迟早必将一战。20年代中期，他在为《亚洲》杂志所写的文章中，又主张对日本应多了解。在他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二次内阁会议上，他强调美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他反对共产主义，在他的眼里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法西斯的德国都是独裁国家，但是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在当前对美国有更大的威胁。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就美中关系而言，虽然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支持中国，但是他的言论毕竟与正统的孤立主义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别。

　　①《毛泽东一九二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35页。②《抗战与外援的关系》，《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205页。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330页。②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10页。

　　基于上述事实，在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令人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①1936年7月，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表达了中共对罗斯福和美国政府的期望。他相信随着形势的发展，罗斯福及其美国政府不可能将孤立主义贯彻到底，美国必然变换其策略，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他认为，罗斯福与张伯伦有一定的区别：“我们同意罗斯福总统保卫民主的宣言，但坚决反对张伯伦对于法西斯国家的退让政策。”②基于此，他预言，中国与美国结成反法西斯战线只是时间迟早问题。

　　毛泽东强调，中美是否建立反法西斯的战线，关键不在美国发表什么声明。如果在中国抗战实际开始时，美国能对日本进行封锁，这就是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援助。“如果美国和英国能够提供这样的援助，中国人民和美国、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③..

　　毛泽东及中共注意到，“7・7”事变后，罗斯福的言论进一步发生了变化。由于美日矛盾的继续尖锐化，罗斯福政府为了维护美国在华利益，不能不对日本的对华侵略进行一定抵制。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隔离”）演说，不指名地谴责了口本对中国不宣而战的侵略行动。他指出：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世界蔓延，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资保障居民的健康，防止疫病蔓延。他强调：“不论宣布的或是不宣布的战争，都是一种传染病”，“它会把离开最初作战很远的国家和人民都给卷进去的。”他表示，对于这种传染病，“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避不掉的。”他建议像隔离传染病一样，在侵略者周围建立一条“防疫带”。①第二天，美国国务院也公开谴责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违反了1922年2月6日的九国公约中，关于对华事件应遵守的政策和原则的规定，及1928年8月27日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规定。②..

　　毛泽东对罗斯福的“隔离”演说很感兴趣，他在与英国记者詹姆斯・贝兰特闲聊时，议论了罗斯福的演说，并对美、英的政策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尽管罗斯福的演说和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十分空洞，还停留在口头上，但较之“9・18”事变以来的政策前进了一步。之后，1938年2月，他在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对罗斯福的态度公开表示欢迎。他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蒂，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能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①毛泽东呼吁，建立中美两国和其他各国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已迫在眉睫，美国必须由口头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转变为实际行动，给予日本侵略者以应有的制裁。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67页。②《抗战与外援的关系》，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205页。③《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130页。①《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152―154页。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981页。

　　“7・7”芦沟桥事变，促使毛泽东及中共加速争取与美国和其他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建立和平阵线的步伐。“7・7”事变发生后，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②

　　毛泽东和中共坚决主张立即实行全面抗战，为此立即制定了中共的外交政策。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明确提出中共的外交路线是：“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战救国的协定。”力主国民政府在抗日方面，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反侵略国家实行密切合作。

　　同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这条外交路线作了解释。他说：“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除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能够帮助中国杭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其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①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纲领》进一步对中共的抗日外交政策作了详细规定，强调：“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战线。”同日，在毛泽东拟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中，详细地解释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各项政策，提纲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并将《抗臼救国十大纲领》交给当时在延安访问的海伦・斯诺，请她向美国和全世界广为宣传。中共希望中美两国采取实际步骤，迅速联合起来，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

　　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形势变化急转直下。毛泽东经过缜密分析，肯定这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战争，其性质是掠夺性、非正义性和帝国主义性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使世界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最后拒绝与人民妥协，拒绝与苏联妥协，并且奉行掠夺战争了。因此，应当按各国在战争中的性质来划分它们的阵线。这种划分只能是：（一）进行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之诸国家，以及实际赞助这种战争的诸国家，这是第一类。（二）进行正义的非掠夺的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援助这种战争的国家，这是第二类。基于这种划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

　　①《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4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46页。②《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1937年7月8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页。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7页。争取所谓英、美、法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各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结成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现在唯一可能的，就是苏联同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现在应包括以下成份：（1）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2）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里的反帝力量，包括无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3）苏联。”

　　①毛泽东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一次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他高度警惕美国的变化。大战的爆发，使他立即改变了9月1日在接见新华日报记者谈话时对美国的估计。他说：“我在两个星期之前，在九月一日的谈话中，还以为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至于在国内放弃民主政治与平时的经济生活，那知它就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宣布了所谓‘局部紧急状态’。这样一来，它已经在步英法的后尘，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动化和战争化了。”②..

　　毛泽东转而认为，在美国准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美国实际上已排除于世界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之外，罗斯福政府也正在走向法西斯化。虽然美国政府这时仍然宣布不放弃它的中立政策，但是这时的“中立”，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假中立”。这种中立是一个阴谋，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计划的一个部分。“日本希望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富强起来。罗斯福也想发战争财。罗斯福想赢得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他要张伯伦做他的秘书，日本做他的一个卫士。但是他对斯大林直摇头，说斯大林对他毫无用处。”①因此，共产党人对于罗斯福政府所谓的“中立政策”现在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共产党必须反对这种实际上援助帝国主义战争的假中立，反对这些国家政治上的法西斯化，反对这些国家中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为，反对这些国家卷人战争，使战争区域不至无限制地扩大。”“在美国，共产党员应当在人民面前，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说，名义上的中立，实际上赞助战争，企图在战争中大发洋财的那种政策。”②..毛泽东阐明，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共产党也主张中国应当严守中立。但是，中共主张的“中立政策”与美国的中立政策有本质不同。美国的中立，此时是彻头彻尾的假中立，实则是坐山观虎斗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中国应当采取中立政策，首先，是因为交战各方进行的都是帝国主义非正义的掠夺战争，“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一方，”③就是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其次，严守中立，实质就是执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④不要以为参加了帝国主义战争一方，就能争取到他们的援助，这是一种荒谬的见解。“那种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意见，乃是投降派的意见，不利于

　　①《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217―218页。②《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220页。①《一九三九年同毛泽东的谈话》，《斯诺在中国》第131页。②《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220页。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3页、第671页、第702页。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3页、第671页、第702页。抗日和不利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意见，是应当根本拒绝的。”⑤..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肯定美国已经不复可能参加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但是，毛泽东和中共并不把美国看死。毛泽东透彻地看到，“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①“美国在中日问题上与英法态度还不一致。”②因而对于美国还不能看死，美日矛盾还应当利用，美国政府的某些政策对中国抗战还会有利。

　　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重申上述估计，指出：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美国暂时还无可能与日本妥协而出卖中国。因此，对美国还应当尽量争取。

　　对于美国是否参加世界大战，毛泽东估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39年9月23日，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对这种可能性作了预言。他指出，罗斯福将使美国参战，在欧洲，这场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美国的共产党人过去支持罗斯福，但如果他决定美国参战，共产党就不会支持他了。

　　③1940年，“7・7”抗战三周年，毛泽东与中共进一步估计到，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战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帝国主义互相间的冲突没有完结。英美虽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从命，因而我们仍然可以利用美英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日益增长的矛盾，促进中国抗战。④..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美国对德国对苏联的侵略表示了谴责。毛泽东综观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果断地认为，时局又出现了新的转机。由于美国表示愿意站在被侵略者一方，因而与美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又具有了现实的可能。6月23日，他在为中共中央所拟定的对党内指示中指出：现在，我们必须“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①..

　　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这样，中共根据形势的新变化，又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与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建立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立场上来。7月18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信中，肯定美德和美日冲突均不可避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7月30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和黄克诚的信中，再次分析美英苏合作的可能性完全存在（英苏已订盟，美苏日益接近），因此，我们的方针，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拥护国际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里，毛泽东在政策上表现出的高度灵活性，

　　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3页、第671页、第702页。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02页。②《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1939年12月1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91页。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43页。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二版，第806页。实际上是高度原则性的体现。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只要不是为着侵略的目的，而是为着反侵略的目的进行战争，这种战争就是正义的，我们就应当联合他们。

　　毛泽东和中共指出：大西洋宪章的发表，是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成立的标志。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共同宣言（大西洋宪章），表示了制止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决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共同宣言热烈欢迎。指出，这种决心是完全有利于苏联，有利于英美，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的。共同宣言“特别表明了美国对于参加反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已经下了决心。而美国的这种决心，即是表明了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线已经在政治上完成。”①..

　　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指示应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②..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告包括中美在年的世界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业已完成。“全世界一切民族划分为奉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奉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明朗化了。”③侵略营垒与反侵略营垒最后分明。

　　毛泽东和中共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斗争策略，紧紧地把握时局的大方向。不放过任何机会，充分利用舆论向世界各国宣传，为促成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成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为美国政府及全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共的原则立场，提供了充分的机会。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分析中美关系和合作的可能性时，不是从僵死、凝固不变的观点和立场出发，把美国看死，而是从变动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和立场出发，根据变化，随时改变对美国的政策，使美国在抗战中所表现出任何微小的进步，都得到肯定和利用，把中美关系始终纳入于共同有利的发展方针中。辩证法认识充分地指导了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立场。他批评那些持凝固观点看问题的同志说：许多同志不去注意情况的变化，不去注意新事物的特点，以为事情还是和过去一样，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过去的阶段，用过去的观点来看新的变化，因而不自觉地陷入了错误的境地。他希望这些同志改变观察问题的错误方法，使思想更合乎实际。

　　正确认识和努力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但是中国的抗战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把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摆到了中国人民面前：中国人民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抗战？在抗战中是依靠外援，还是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个问题许多民众搞不清楚，蒋介石政府也作了错误的回答。

　　“7・7”事变之后，蒋介石虽然感到了形势严重，但他对国联还抱着很大的幻想。他幻想国联能够出面进行调停，便可以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把抗战的基点放在争取外国干涉和援助的希望上。但是，国联对中国问题采取推脱，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签字国身上，而美国却拒绝担任根据该条约第七条召开的会议的东道国，虽然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仍深恐冒犯了日本。美国代表戴维斯表示：我们来此并未希望做出奇迹。他期望能与日本实现合作。英国外相艾登在会议召开前夕，在下议院宣布：英国将采取和美国完全一致的步调，走一样远，不冲在前，也不落在后面。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行为，使蒋介石依赖外援和外国干涉的幻想落了空。

　　①《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1941年8月19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2页。②《南方局党史资料》（一），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179页。

　　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6页。

　　中国抗战应当放在什么基点上？应当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但是并不拒绝国际援助，必须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国际援助之间的关系。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便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慨，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①毛泽东强调，争取抗战胜利，归根到底要依据于中国自己的力量，依赖于全民众的抗战。但是，中国抗战也必须争取国外援助，包括争取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这是因为，在当今时代，世界上的事情已经联成一气了，世界上任何正义的战争都是互相支援，休戚相关的。中国人民必须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抗战的基础上，不站稳这个立足点，就会迷失方向，陷入幻想。但是，我们要尽量争取外援。要毫不犹豫地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努力争取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反法西斯国家结成广泛的和平阵线，这是完成抗日大业的必要条件，外部的援助必将加速中国抗战的胜利。

　　1937年，毛泽东把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上升到更高的理论高度。他指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即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即条件，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②这样，毛泽东便从根本理论上给了中共全党一个指导：把抗战的基点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时必须努力争取外援。1936年，他对斯诺说，中国的抗战将在如下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战胜并消灭帝国主义：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这是内部根据；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的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①第二、第三是外部条件。有了内部根据和外部条件，中国抗战便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高度重视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的援助。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反复阐述了美国对中国的抗战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援助中国抗战的道理。之后，他多次敦促罗斯福政府给中国抗战以实际的援助，强调这种援助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

　　他强调，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援助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1）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或飞机；或（2）在抗战实际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同时，美国可以在制止向日本投降妥协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可以借助对国民党政府的影响，维护中国内部团结，保障中国自身的抵抗能力。1938年10月，他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必须争取美国及西方一切民主国家的援助。而且，在争取它们的援助时，要具有远大的眼光。“不管各国助我之程度如何暂时的没有增加或甚至可能部分的减少，国联决议可能依然是一句好听的话，我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61页。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301页。①《一九三六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第126页。们都应努力的做。根据抗战的长期性，外交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性，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这一点远见是必要的。”①毛泽东向国民政府国民参议会提出要求：一方面，“坚持外交独立自主方针”，另一方面，“认真联合一切援助和同情我国抗战之人民和政府，为求其对我增加物质上和精神上之援助。”②

　　毛泽东要求，对待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应当有一定的原则。首先，美国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必须以平等待我为前提。法西斯对各国的侵略，目的是要实行“法西斯控制”，就是践踏各国应当具备的平等关系。如果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等被侵略国家的援助，也以不平等关系为前提，那么这种援助其后果与法西斯侵略并没有两样，都是践踏别国的主权。因此这不是什么援助，实质是侵略的另一种形式。中国接受美国的援助，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关系之上。“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③

　　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美国也“援助”过中国，向中国借过款。但是，那种借款往往是“政治借款”，以损害中国主权为目的，或者是把钱和物资借给蒋介石政府打内战、打红军。中国共产党将不承认美国和西方国家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用于违背中国利益的借款。

　　毛泽东批评美国政府过去对蒋介石政府的借款，主要用于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这些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他声明，这种情况，今后不能允许再出现。但是，遗憾的是，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实际上变成了对蒋介石的援助。这种援助，只有少部分用于抵抗日本，绝大部分成了蒋介石为巩固其对国内统治至上地位的资本，蒋宋孔陈集团从美援中发了大财，并且促成了他们重开内战的信心。正如迈克尔・沙勒指出那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蒋于1941年越发确信美国会支持他的时候，他越发表现出他情愿与日本人签订一项（休战协定），以腾出手来与共产党人再打长期内战。美援计划没有多久就不可避免地与国共内战纠缠在一起了。”①看来，毛泽东对美援的错误用途的担心，绝非多余而是具有预见性的。

　　其次，毛泽东强调指出，在对待美国的援助时，要把美国政府的援助和美国人民的援助区分开来。毛泽东指出，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抗战的援助，可作如下分析：第一，是要看到各国“人民助我”。②民主国家如英、美、法，有广大民众，包括各个阶层的一切进步人们，都是同情中国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③以美国为例，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便给了无私的援

　　①《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74页。②毛泽东：《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对时局的意见》，1939年9月8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059页。

　　③《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133页。①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84年，第75页。②《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28页、第205页。③《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28页、第205页。助。美国人民发起“一碗饭援华运动”，美国数十名著名作家、编辑将版税500万美元捐赠中国。美国援华总会等组织，为援华抗日所募捐款达2500万美元。抗战刚爆发不久，7月29日，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发表社论，要求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抗战给予大力支持。“停止给予日本之一切军械与战争供应品的运载..，同时中国人民应该得到美国人民之各种形式的可能帮助。”①

　　毛泽东高度赞扬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肯定这是对中国抗战的巨大鼓舞。他指出：“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②毛泽东同时希望美国人民积极起来，督促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的政策，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美国人民自身的利益而奋斗。

　　1938年6月15日，他致信吴亮平说：“接了一位美国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说及八路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姊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这封信表达了毛泽东对美国人民的感谢和信赖之情。

　　第二，是要看到美、英等政府对中国抗战，“采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

　　③毛泽东从国际援助的角度，对美国政府的中立政策进行尖锐批评。他要求把美国政府的援助和美国人民的援助区别开来。他指出，美国政府为着它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但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实际的援助。④他们无视中国的敌人，也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也是世界性的抗战，以为采取孤立主义的做法，可以自保，实则是目光短浅。从来的援助都是相互的，援助中国就是援助它们自己。毛泽东指出，最主要的是英美两国的政策。这两个国家尤其受到东西方法西斯侵略者的危害。但迄今为止，英美政府尽管发表了一些友好的言论，但他们的政策事实上援助了法西斯侵略者。这是因为他们只说不做，实际上就是让法西斯的国家为所欲为，因而在客观上帮助了法西斯。

　　毛泽东从阶级分析出发指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府，都代表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它们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是以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带有虚伪性、狭隘性和自私性。它们即使有一点援助，也是部分的和暂时的，不可以把争取外援的重点寄托在它们身上，决不可对它们过分依赖，不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可靠的援助。

　　毛泽东强调，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和西方各民主国家，只在口头上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而实际“不愿制裁侵略者”，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援助怎么靠得住呢！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英、美、法政府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其人民。英、美、法人民反战反法西斯势力正在逐渐增长，只有这种势力才是最后可靠的。

　　第三，要看到，美英等国“其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还在把大量

　　①转见：《解放》周刊，第23期，1937年11月13日。②《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130页。③《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28页。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58页。军火与军火原料卖给日本。”①实际上不是援助中国抗战，而是帮助日本侵略中国。

　　毛泽东尖锐指出，美国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籍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大发战争横财，犹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大做其军火和战略物资的生意，大大地捞了一笔外快。事实正是如此。以美国为例，1937年，美国输日物资总额二亿八千五十五万八千美元。其中，军需物资值一亿六千七百九十六万二千美元，原棉值六千一百七十三万四千美元。1938年，美国输日物资二亿三千九百五十七万五千美元，原棉值五千二百六十四万四千美元（由于1938年美国国内数种军需品价格跌落，所以输日军需品的总值虽较1937年低，但实际数量上却增加许多）。1937年至1938年两年间，美国输日物资中，军需物资占61.2％，分别占日本当年所需军需物资的54.5％和56％。其中，原油、煤油、汽油、钢铁、橡胶、废铜、熟铜、锡、铅、机动金工工作电机、皮革等战略物资，给了日本侵华战争以有力地支援。

　　毛泽东尖锐指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提供的战略物资，成为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重要手段。对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政府都是应当负重要责任的。许多人对美国的行为不甚理解，为什么他们一方面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方面又要大量地将战略物资出卖给日本以助纣为虐呢？毛泽东指出，这个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垄断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性质，决定于它们必然要采取这样“许多矛盾政策”，这种矛盾政策正是它们的本质的反映。口头谴责日本侵略也好，出卖战略物资与日本也好，都服务于它们的根本利益，服务于它们经济上的掠夺和政治上的霸权野心。

　　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认为，根据目前形势而言，在中日抗战中，我们对于美英等国家的援助暂时不应作过大的希望，就是将来，也不应把美英政府的援助作为主要的希望。必须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把自己的方针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希望于外援上，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①..

　　毛泽东强调，在对待外援的态度上，还必须区分苏联的援助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的援助。毛泽东向全党指出，唯有“苏联是最切实地援助中国抗战的”，“中苏两人民族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之上，十多年来结成了密切的关系。早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苏联及其红军就援助了中国的北伐战争，于今又为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而奋斗。”②苏联一贯站在正义的革命战争方面，而不会站在帝国主义战争的任何一方，虽然它可能同交战双方有通常贸易关系。他呼吁必须立即和苏联结成巩固的军事同盟，依靠苏联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这是争取外援的关键方面。事实上，苏联于抗战一开始，便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37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给中国提供了军事物资方面的贷款，并派遣2000多人的航空志愿队到中国参加抗战。在国际舞台上和国际舆论方面，苏联坚决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因而苏联一开始便最坚决地站在中国人民的抗战一边。毛泽东肯定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的重要性：“当日本

　　①《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28页。①《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28页。②《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207页。侵略中国，英美法采取同样的‘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就不但同中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积极地援助了中国的抗日。”③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苏联和中国历来是休戚相关的。中国战争的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国际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①..

　　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只要中国继续坚定地抗战，而且和苏联密切合作，苏联的援助便不仅会弥补英法援助的减少，而且会远远超过后者的重要性。

　　毛泽东通过对美、英等国家的外援的分析，不仅阐述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而且阐述了外援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他肯定独立自主是接受外援的根本指导方针，离开了独立自主，任何外援不但于我无补，而且有害。独立自主既是对国家主权的维护，又是对国家间平等关系的维护，还是使外援真正对于中国抗战起促进作用的关键。对于美英等国的援助，关键在于有关国家的政策是真的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还是支持革命解放战争。毛泽东从对待外援的关系中，进一步引伸出的独立自主的结论，大大地深化了对外部援助的本质认识。

　　基于独立自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要求全党、也要求国民政府不要等待外援具备了才进行抗战，而应当积极地推进抗战；抗战的深人进行，必将成为争取外援的最有力条件。中国的抗日战争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鄙视中国的不抵抗，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②..

　　不仅如此，他强调，即使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也要进行有力地抗战。中国要想成功地反对日本，必须争取别国援助，“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即使没有外援，我们也能对付得很好，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年的革命战争了。”①现在，日军的坦克、大炮和飞机比我们多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和他们作战。我们希望将来能有我们自己的坦克、大炮和飞机，但没有这些我们照样能战斗。即使我们连步枪也没有，但我们只要有中国群众的通力合作，我们用棍棒和石头同样也能够作战！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都要学会“用牙齿，用手，用脚打仗”，使自己能够独立取胜。他坚信，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将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几属食毛践土之伦，黄炎华胄之族，一致奋起，团结为国，建义旗于国中，申大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②..

　　毛泽东关于对待美英西方国家援助的分析，及由此而制定的方针政策，具有原则性，坚定性和灵活性，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坚持抗战的根本方针，表明了中国人民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慨。

　　坚决揭露和抵制英国美国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和阴谋日寇占领武汉、广州后，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随着相持局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57页。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24页。②《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109页、第115页。①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詹姆斯・贝兰特的谈话，参见贝兰特：《不可征服的人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05页。②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1936年3月10日，《六大以来》（上），第751页。

　　面的出现，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方针，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引诱国民党走妥协投降之路。1938年12月17日，汪精卫叛变投日，投降空气一时甚嚣尘上。

　　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欧洲，德国法西斯加紧扩大战争。德国与英、法、美的矛盾进一步尖锐。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国，控制了进攻东欧和巴尔干的战略要地。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德国法西斯元首希特勒、意大利法西斯元首墨索里尼，在德国慕尼黑达成协定，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促使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

　　1939年9月1日，德国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之后，进攻波兰。

　　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为了扩大侵略，加强互相配合，在柏林签订了法西斯军事同盟。在德、意法西斯的压力下，在远东，英、美为对付欧洲的紧张局势，防止日本在远东配合德国向它们的势力范围进攻，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得与日寇的妥协，并诱使日寇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苏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它们采取反动的绥靖政策，数次酝酿召开太平洋会议，推行远东慕尼黑阴谋。

　　毛泽东和中共执行坚定而又灵活的对美政策，一方面继续寻求和推进与美国在抗战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对于英国与美国采取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政策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揭露。早在1936年，毛泽东对英国政府的妥协政策便表示了强烈反对的态度。他批评说：“十分清楚，英国政治家中有一派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英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实际上使得日本占领中国领土成为可能，即使它在事实上没有鼓励日本这样做。..英国如果继续动摇并象过去那样采取观望政策，如继续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将对英国毫无好处。”①1938年，他在与卡尔逊谈话时，继续严厉批评英国与德国法西斯的妥协政策。他预言，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打仗。如果德国插入西南，英国便会参战，但它不准备为捷克而战。1939牢的慕尼黑出卖，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

　　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毛泽东对张伯伦的反动政策立即予以尖锐批评，并对美国的动向予以分析。他指出，慕尼黑协定使“欧洲政局有暂时逆转的可能”。英国的妥协政策助长了法西斯，“假如英国不改变它的政策，势将引导法西斯各国进行更大规模的冒险战争”。①毛泽东分析，英国继其在西方向法西斯妥协之后，出自其损人利己的目的，其妥协政策还可能搬到东方。为了保存其在日本占领区的商业，为了减轻日本对南洋英属殖民地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和日本在东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当然要达成根本性的妥协还有困难。至于美国，它的情况又稍有不同。由于日本企图独占中国，“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②这就使美国暂时还不会参加到妥协行动中去，“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③因此，还应当进一步做好和美国建立反侵略的和平战线的工作。

　　1939年，欧战迫在眉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种形势，压迫英国在东方让步，要求英国对建设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予以合作。这种合作包括：英国放弃援蒋政策；放弃保护反日分子及共产分子；放弃支持法币等。英国张怕伦政府出于一己之私利，竟然对日本实行妥协，并企图将其在西方推行的慕尼黑政策推广到东方。6月20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外相有田八郎提议举行会谈。7月15日，英日东京会谈正式开始。7月22日，英日双方达成协定，即“有田――克莱琪协定”。协定宣称：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的中国实际局势，知悉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护其占领区秩序应有特殊之要求；英国政府无意赞许有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任何行动和措施，并通告在华英当局及英国侨民切勿采取此项行动与措施。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致电罗斯福，要求召开太平洋会议解决远东问题。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131页。①《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93、195页。②《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93、195页。③《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93、195页。

　　英国张伯伦政府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使中国抗战面临重大危机，如不予以坚决揭露和反对，势必造成严重后果。“有田――克莱滇协定”签署之前，6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和新的慕尼黑的可能。全党必须给予国内国际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的、坚决的打击。

　　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投降的报告。他分析国际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日本帝国主义者努力策动英、美、法召集远东和平会议，把远东慕尼黑的危险压到了中国人民头上。“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惫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①6月30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的文章，集中揭露英国政府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他要求人们注意到：英国的妥协政策和蒋介石所谓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的要求，完全是一整套观点，一整套做法，一整套的阴谋。在蒋介石就是投降的阴谋，在国际投降主义者就是“东方慕尼黑”的阴谋，对于这些极其阴险的阴谋，不可不予以坚决揭露。

　　毛泽东还把英国积极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和“远东慕尼黑”的阴谋联系起来分析。6月26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滇按蒋介石的指示，往访英外相哈里法克斯，提出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的建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太平洋会议将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机构”。7月17日，英外相哈里法克斯致电英驻华大使卡尔，希望英日在东京谈判的某一阶段上邀请美国和法国参加讨论，把英日谈判变成一个太平洋国际会议，以便处理远东问题。太平洋国际会议，实际是英日东京谈判会议的扩大，必然成为断送中国抗战和根本利益的一次会议。毛泽东看透了这个阴谋。他愤然地向全国人民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①..英国帝国主义策动太平洋会议，就是要藉收渔人之利。对于这些阴谋家的阴谋必须揭穿，并且应当使他们受到制裁。如果寄希望于这些阴谋家，便将上其大当。

　　在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斗争中，毛泽东把美国和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区

　　①《反投降提纲》：《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70页。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72页。别开来。在策动太平洋会议的过程中，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没有附和英国进行“斡旋”的要求。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霍恩贝克复函英国外交副大臣贾德于称：中国目前绝不会同意有利于日本的任何安排，美国或英国，或者英美联合进行干涉，将冒对日作战风险的可能性。1938年10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再度拒绝和英国一道对中日问题进行“斡旋”。与此同时，鉴于日本一再公开声明不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因而美国决定于1940年1月26日终止1911年缔结的美日通商和商运条约，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美国对日本贸易提供的最惠国待遇。

　　鉴于美国上述不同于英国的态度，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指示》，把美国和英国明确区别开来，确定了“集中力量打击张伯伦投降政策”的策略。9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新华日报记者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谈话时，他着重对在“远东慕尼黑阴谋”中发挥突出作用的英法政府进行严厉谴责。他强调：“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他们“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①毛泽东深刻分析，英法帝国主义迟早是要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坐收渔人之利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在参战后保持优势。目前，日本与英国的妥协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牵制苏联，日本则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英国的远东慕尼黑政策，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为此，中共反对任何妥协运动，中国决不参加东方慕尼黑会议。

　　毛泽东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法西斯集团和英法集团外，“还有第三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

　　②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国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因此，在政策上要区别美国和英国，肯定美国和英国还是有区别的。当然，也不排斥美国将来会出来搞“远东慕尼黑的阴谋”，①如果美国要那样做，中国也会坚决反对它。9月1日，德国发动了向波兰的进攻。9月3日，英法与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远东慕尼黑的危险暂时缓和。毛泽东分析远东形势，认为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因欧战而削弱，美国则继续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故东方慕尼黑会议暂时尤召集的可能。②到了1940年“7・7”抗战三周年时，毛泽东与中共进一步估计到，由于美日矛盾的尖锐化，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英法已经不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重要因素，英美是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己不能听命，因而可以充分利用英、美、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83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83页。①《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第116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44页。的矛盾。毛泽东和中共估计，远东慕尼黑的高潮已经过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的政策“主要的不是强调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险性，而是强调在日本压力下一部分人悲观失望与实行投降主义的危险性。”③..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1940年下半年，国际和国内形势出现了急剧变化。帝国主义战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使帝国主义战争带有扩大、持久与准备决战的性质。一方面，美国日益积极地援助英国并准备参战；英国则日益依赖于美国。在美国的援助下加强自己的陆军装备与海军空军，准备抗击德国进攻英伦本岛的企图。另一方面，德、意与日本法西斯勾结的结果，已使日本内部出现了变换领导人物与转换政策的变化，日本参加德、意阵线与南进的方针已日益明朗化。日本为了放手南进与准备对美战争，正在采取各种方法（交通封锁、军事进攻、政治引诱），以求迅速结束对华战争。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便由劝和中口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①美英两国本来是不赞成中国以真正独立的抗战来争取民族解放的，现在，它们却要中国服从它们的帝国主义的利益，抱住日本的脚，因此它们以种种办法（借款、开放滇缅公路等等），来诱使中国参加英美集团。”

　　②这样，新的投降危机，主要不是来自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参加美英集团的要求，而是来自亲日派响应日本的诱降，以及德国的劝降而挑拨起来的新的准备投降的罪恶活动。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再次向全党指出，我们的政策必须坚决建立在区别的基础上。没有区别便没有政策。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对于美国、英国也应实行有区别的政策。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国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美英帝国主义，加以区别；还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战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美英，加以区别。只有在这些区别之上，才能建立我们的政策。①因而，在英美放弃慕尼黑政策，赞助中国抗日时，不应走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②..

　　抗战进入1941年，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针对新的情况，再次提出反对“远东慕尼黑”的要求。这一次，主要是揭露美国的妥协政策。1940年8月，日本正式抛出“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公开叫嚷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9月23日，日军突然袭击驻越南的法军，迅速占领越南南部。日本侵入印度支那，是它抢占西太平洋的南进战略的重要步骤，直接威胁到美、英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和战略地位。9月27日，日、德、意三国结成法西斯的军事同盟，使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更进一步尖锐化。此时，日本的南进政策已经具体化。以偷袭珍珠港为突破口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美日双方都在积极准备开战。但美国和日本都感到准备不足，而且美国正日益卷人对希特勒的行动，还不具备两洋作战的军事实力和心理准备。因而力图避免与日本尽早开战。美国有关人士认为，只要美国能在中国问题上满足

　　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52页。①《中共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55页。②《目前时局的严重危机》1940年11月11日，《解放》周刊社论。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64页。②《南方局党史资料》（一），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102页。

　　日本的一部分要求，日美战争便可以避免。他们幻想通过牺牲中国的办法，阻止日本“南进”，引导祸水北流，尽可能地推迟日美战争。或者使日本脱离三国同盟，不再对美作战。

　　1941年2月，罗斯福建议与日本进行谈判，日本接受建议。3月，日美之间开始秘密谈判。这个时断时续、带有严重绥靖气息的谈判，关键是中国问题。4月9日，赫尔收到日美谅解方案，5月12日，美国国务院收到日本政府正式建议，要求美国应承认满洲国，给予日本取得西南各地的经济资源，日本和美国共同制定反共政策等。6月21日，赫尔在向日本政府提出的美国方面的第二次修正案及在后来的谈判中，美国明确承认近卫三原则，表示愿意出任日本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调解人，使日蒋达成于日本有利的条约，同意日本政府在东南亚建立“新秩序”的原则和“共同防御共产主义”的建议。

　　11月22日，美国提出临时协定草案，进一步规定：日美两国将采取永久和平政策；两国不在太平洋地区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日本撤退在越南南部驻军，并将北部驻军减少至2.5万人；有限制地恢复日、美通商，包括对日输出民用石油，放松对日禁运；中日间任何解决办法应基于和平、法律、秩序、公正原则等等。这个协定草案，在“和平、法律、秩序、公正原则”的幌子下对中国实行大拍卖，把中国的主权和抗战置于不顾，这就把“远东慕尼黑”阴谋推向了高潮。

　　毛泽东对美国新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密切注视，肯定其阴谋如果实现，必将大大地危害中国。他在为中共中央拟定的党内通知中，一针见血地向全党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①毛泽东和中共要求中国人民高度警惕美国的绥靖政策，要认真考虑：在英美对德手忙脚乱的今天，其拍卖中国以换取日本让步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已经最后放弃了么？在日本最近对中国的新的进攻与大轰炸的合奏中，会不会有出卖中国人民的“绥靖”乐曲正在旧调重弹呢？不估计到这些问题就一味乐观起来，是危险的。①..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了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德、意、日法西斯更加甚嚣尘上。美日谈判继续进行，不管美国与日本欲达成何种妥协，对中国抗战都将十分不利。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发布的《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正告美国：一切幸灾乐祸侥幸取巧的心理，均属浅薄无识之表现。“张伯伦复辙重寻，汪精卫后尘学步，所谓绥靖与投降路线者，尤为愚不可及之下策，宜为中国和欧美民主国家所不取。中国人民对于远东慕尼黑的危险，是永远坚持反对的。”②ll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广播讲演，诚恳敦促美英放弃绥靖政策，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拿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拿更大的力量来援助在德意日三国法西斯蹂躏下的各国人民，12月7日，日本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12月8日，罗斯福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战争咨文，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的绥靖和安抚政策宣告破产。

　　在揭露、抵制英、美帝国主义“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毛泽东显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他根据中国抗战的实际需要，肯定联合英、美的重要性和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62页。①《解放日报》1941年5月23日社论：《谨防扒手》。②《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7页。必要性，但是反对联合压倒一切的观念，主张通过斗争去求联合。这就是必须与英、美一切不利于中国抗战的行为作斗争，特别是和它们妥协出卖中国利益的行为作斗争。愈是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反对态度，揭露它们的阴谋，便愈是能减少它们妥协合流的可能，也就愈有利于实现中美反侵略的联合。当然斗争只是手段，必须服从联合抗日的目的。因此，在进行斗争时必须有所区别，既有对象的区别，又有阶段的区别，还要有分寸上的区别。把斗争建立在区别的基础上，便能有力地促进联合。毛泽东和中共在反对和揭露英美远东慕尼黑阴谋中，进一步显示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性，使中共在国际统一战线中更趋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