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十个指头，中国的农民喜欢扳着指头算庄稼的收成，今年收了几成，损了几成。毛泽东也精于“指算”。如果他要同别人争论他的领导工作有几分成绩，几分缺点，他总是伸出指头扳一扳，而扳的结果总是成绩占九个指头，缺点只占一个指头。

　　1958 年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公社和大办钢铁出了不少问题，又到了算指头的时候了。庐山会议前毛要求每个县编出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书，一本是坏人坏事书，冉一本是一年来中央发的各种文件指示。他还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这一句出了问题，刘少奇说要把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结果讲出一个“得不偿失”论，一些人说全民大搞土法炼钢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得过早过快等等。彭德怀还上了“万言书”，说毛把战略口号当成当年行动的口号，引起比例失调，全国紧张，等等。毛泽东川算指头的办法，狠狠地回击了这些“算帐派”。他说，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从总的形势看，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从局部来讲，可能是十个指头烂了七八个，但从全局来说，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从某些具体事实看来，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交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20 多亿，但全党伞民学会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现在有些人把形势讲得一塌糊涂，无非是一个时期内这也紧张，那也紧张，什么人都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据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神州不会陆沉，天也不会掉下来。

　　毛泽东的指算法跟农民不一样。农民要算出他们的庄稼今年有几成收获，必须用称量一下稻场上的谷物。他们不知道什么本质和现象、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只知道收成歉了要饿肚皮。而饿肚皮，从本质上看和从现象上看是一样的，全局的饿肚皮和局部的饿肚皮一样难受，毛泽东算指头的办法不用称量，更不必去搞繁琐的统计学，他算指头全凭本质和现象、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从现象、局部看可能烂了七八个指头，但不能这样看。从本质、全局上看顶多烂了一、二、三个指头，而烂了三个指头，治一治也就好了，还可以取得经验。从交学费的角度看，烂几个指头也不是坏事。由于“本质”是看不到的，“全局”是量不到的，所以，不管事实（现象）多么无情，在毛泽东那里，成绩和缺点的比重总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谁要是想颠倒这个关系，不懂得怎么称量事实，都会有“污蔑大好形势”之嫌。彭德怀的批评虽然是从事实出发，举了许多事实，还有老百姓寄给他，要他“为人民鼓与呼”的条子，但他的事实全是一文不值的“现象”，像饿死人，浮肿病这样的事，对比总路线的光辉成就，也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因此“实质上”，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判道，彭是“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社会主义的领导即政治挂帅。”彭德怀想，颠倒毛泽东“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结果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

　　为人要强大自我，必须做到自知之明，并能克已自胜。自知、自强、自胜，是主体自身修养不可或缺的三个内在环节。

　　中国人历来把自知之明看作君子的道德，认为善知人者必先自知。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自知的重要性。他在评论“五四”前夕各项社会改革的流弊时说道：今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则是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使然。而自身本领之不足：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本领，而妄谈变革社会，当然是十分可笑的。中共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屡屡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其可笑之处也在于缺少自知之明。

　　然而一个人要做到自知之明并不容易。《贞观政要》中就记有所谓“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的古训。自知比知人更难，难就难在它不仅需要理智，而且需要勇气：敢于以挑剔的眼光面对自身的不足。这常常是与自尊心和自信心相冲突的。毛泽东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他经常谈起明代杨椒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有一次他对秘书梅白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颜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尽管“虚怀”“自知”有些两难，毛泽东还是做到了一个伟人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他曾反复告诫他的同事和干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有一次他还特地在后面加上一句：“包括我自己”。对于他自己，他历来是有自知之明的。1959 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轻易地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定性成右倾机会主义，可是后来的事实使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未必是正确的，结果，他终于对彭德怀说出了这样的活：“也许真理在你手上。”也许是有感于此吧，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曾叹着气对卫士张仙明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即使在林彪大搞个人崇拜的时代，他也是清醒的。他“历来不相信”，他的“那几本小书”（即林彪所吹嘘的“老三篇”）“有那样大的神通”。

　　知道自己不足，还得有勇气改变自己。古人称此为“自胜”、“自制”或“自新”。这是一项更难的修养功夫，自知者，又能自胜，才是真正的强者。古人深明此理，并留下了许多有益的格言。如“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欲胜人者先自胜”，“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毛泽东也懂得这个胜人与自胜的关系。青年时代，他经常以梁启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口号来刻苦自勉，他还提出要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来不断更新自我。

　　自胜意味着在理智的指导下，对自我的某些本性进行有意识的克制，毛泽东承认自己是“个性不好束缚”的人。他的个性就像他的书法风格一样――他曾自嘲地对萧子升说：“你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两个字得占三个格子”。但是在需要约束自己的时候，毛的自制力同样大得惊人。他本来嗜烟如命，总是手执一缕，绵绵不绝，从不听医生劝告而有所节制，可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他先后十次与蒋介石面谈，竟能做到一支不吸。蒋介石就此事对陈布雷大发感慨：“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据说每天他要抽一听（50支）烟，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竟一支不吸。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蒋介石当然也知道能自胜者必胜人的道理。苏拭曾说：“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毛泽东的“忍劲”足以使他的敌人叹服。为了成就大业，他有时可以忍耐和等待许多年，直到最后达到目的。

　　嵇康曾把喜怒看作养生五难之一。曾国藩《教子言》言修身养性必须“惩忿窒欲”。毛泽东青年时代一度“独服曾文正”，《讲堂录》还记下了所谓“曾文正八本”，其中之一便是“养生以少恼怒为本”。恼怒不仅有害身心，而且不利事业。毛泽东知道自己有好动感情、好发脾气的弱点，因此从当上领袖以后就很注意这方面的修养克制。师哲在毛身边先后呆了18 年，据他说，他从未看到毛泽东发过大脾气。有一次他问毛：“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毛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匆现于辞色。”能使快气炸了肺的怒气不溢于言表，绝非一般的修养功夫。

　　自知和自胜，都是为了达到自强，强大自己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以便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在人生的搏击中，能够独立自恃而不倚仗于人，毛泽东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他在《讲堂录》中写下了这样的话：“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要成就大业，必须“养其力”而“不为浮誉所惑”，“制其气”而“不与流俗相竞”。

　　为了强大自己、充实自我，毛泽东不仅注意心性修养，而且从小就注意锻炼自己的体魄和意志。他的锻炼方法五花八门，但总的特点不外搏击风浪、强固自我。据说在长沙读书时，有一天夜里，风雨雷电交加，他一人从岳麓山顶上跑下来，全身湿透，来到蔡和森家。蔡家人不知其故，毛却说他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以锻炼自己的胆魄。毛泽东不只是青年时代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气魄、贯穿他全部人生的信条也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奋发图强”。

　　1966 年夏天，毛泽东已经作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利用军队中的“左派”打倒党内的“右派”。可是，很快，他又觉察到他所依靠的“左派”首领――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本意。于是他在7 月8 日致江青的信中说：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这是他人到晚年难得的一次人生自我反省。

　　《毛泽东传》的作者、美国人特里尔发觉，毛泽东生命中的平衡，来自一种对立面的冲突。在他身上，交替地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和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的一面。尼克松似乎不同意这种平衡说，他觉得毛泽东不像周恩来那样，毛泽东没有把他个性的各条经纬编织成一个整体，却让每条线索把他拉向不同的方向。如果毛泽东身上的猴气被某种幻想所占有，他身上的虎气就要在实现这种幻想时震撼中国。

　　“虎气”和“猴气”只是一种形象说法，其实，类似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二气，可以作多种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在毛泽东的个性结构中，还不只包含一对矛盾，而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如韩素音所描述的：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他讲究卫生，却又经常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十分幽默，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老实朴素，又决不会上当受骗；既单纯，又复杂；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他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时，他决不坐失一分一秒！

　　这些相互对立的个性线索，并不像尼克松所说的那样，仅仅伸向不同的方向。它们在不同的方向上拉向极端以后，又被毛泽东收了拢来，编织成一个比周恩来更严密的整体。不过，这个整体的内涵远比一般人博大；博大到可以同时容纳好几种不同的人格类型。就像周恩来所说的，在毛泽东的个性结构中，同时包含着“中华民族的谦虚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这些不同的个性特征很难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同时具有这些极不相同的个性。缺少其中的哪一种，都不是现实中的毛泽东。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神一人一鬼”的三分结构，颇像但丁《神曲》中的“天堂一炼狱一地狱”。神在人之上，鬼在人之下，人处在神与鬼之间，因此好人会变成神，坏人会变成鬼。人格高于常人的人常被神化，低于常人的人常被鬼化。毛泽东和刘少奇在60～70 年代就分别遭受过这两种不同的命运。在现代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结束后，一个真正的人站出来说了一句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四人帮”是鬼不是人。陈云至此，毛泽东的神话算是被破除了。但是他仍然给人留下一个难解的谜：他是人，但他为什么这样奇伟，能够成就一个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奇勋伟业？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毛泽东早年主体人生自我修养的方法，特别是在他业师杨昌济先生门下研习的两门课程一一修身课和伦理课，可以帮助我们探得他成为伟人、成就伟业的人格之源。

　　宇宙是造化甩给人类的一个大谜。它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令人不可捉摸。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故名之日无限，名之日永恒，名之日绝对。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宇宙更广大。因为它把一切都统摄了去，使一切都成为有限。人也不例外。而这正是人之为人的不幸和苦恼。

　　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在回首自己故乡的那一瞬间，顿时便感觉到人的渺小：有几十亿人口在上面生存争斗的地球，原来不过是宇宙空间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有多少人曾为百岁人生而自豪，为千年王朝而奋斗，然而，即使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同宇宙的漫长进化相比，也只是短暂的一瞬。

　　宇宙的庞大衬托出个人的渺小。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就他自己来说，在宇宙这个无边无际的时空系统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或者说，他活在世上，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他的人生支点或起点。

　　一个有限的人生，要想活得明明白日，就必须有那么一个由此出发的起点。否则，他会觉得“不知今夕是何年”，或不知吾身在何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活着。

　　生活在20 世纪初，息在地球上一个叫做湖南的角落里的毛泽东，为自己找到了这样两个人生支点：

　　一曰“贵我”。

　　二日“通今”。

　　为找到这两个支点，他费了好几年思索，还借鉴了前人，参照了西人，经历过业师杨昌济的点化。

　　人生为什么需“贵我”？答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

　　由这点出发，毛泽东认为：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那么，“我”以外的“神”该不该服从？毛泽东回答：“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

　　只服从自我，那么他人放在什么位置？毛泽东对这一人己关系上的难题有独特的解决方式：利他同样以我为起点。例如“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结论是：“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

　　这种以我立说、由我出发的人生哲学，绝不可等同于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毛泽东由我出发，所张扬的是一种积极有为、乐观奋进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生存面世，就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他人所烦。相反，可以在利人、利天下的过程中，“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

　　人生为什么需“通令”？答曰：“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从这点出发，毛泽东主张：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即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有人说，人活着建功立业是为了死后留名青史。毛不以为然，他说：我死之后成为历史，后人见我确有所成就，“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此“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人生慧见。人生活在前古后今之中，只有目前这一段现实生活是属于自己的。“以时间论，止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因为现在即来即去，有如白驹过隙。但是另一方面，“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吾人生活在这连成一片的时间之中，自然“处处皆现实”，不仅目前是现实的，而且过去和未来对我来说也是现实的。

　　因此，“有目前乃有终身”。以往之事追悔无益，未来之事预测也无益，唯一有益的是好好把握目前。把握了目前，也就把握了过去和未来。如果放弃目前，磋跎岁月，必将一事无成。

　　毛泽东注重“目前”，与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庸人哲学不可同日而语。他以“目前”为中心来贯通过去和未来，所强调的是一种只争朝夕，无往不乐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面世，则“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的价值”，过去的事用不着过多地追悔，未来的事用不着过多地幻想，脚踏实地地抓住目前――这就够了。

　　“贵我”是毛泽东从空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通今”则是他从时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这两个支点又是统一的。两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此时的我”。努力抓住“此时”，积极从“我”开始――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