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有动有静，而毛泽东认为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这一以动为本的观点，早在他成为伟人前就已确立了。1917 年他在《体育之研究》中写道：“愚拙之见，盖天地惟有动而已。”

　　天地惟动，那么人呢？“人者，动物也，则尚动矣”。天地乃自然“死”物，倘且恒动，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就更不用说了。天道与人道同一个道：惟动。人只有在动中才能达到物我合一的全真境界。

　　从这种宇宙“惟动”，人更“尚动”的观点出发，毛泽东主动不主静，他终生致力于“天下能以何道而动之”。他的革命生涯是由一连串的运动组成的。只要把对立面置于运动之中，他准赢。他指挥战争最大的特点是动中取胜，在他有条件坐镇中央号今天下时，他还不时要到全国各处走动走动。”他是一个在离群独处的时候也静不下来的人”（朱莉・尼克松语）。

　　动有什么意义？一般人或曰“动以营生”，或曰“动以卫国”。在毛看来，这些“皆非本义”。本义是什么？“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原来，动既是人生理上的需要，又是人精神上的需要。毛泽东具体分析了运动的作用：一可强健筋骨，二可增进知识，三可调适感情，四可强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可见运动于人有一举数功、身心并完之妙。

　　事业上的各种运动是毛泽东人生的组成部分，他一刻也离不了。除此以外，他最推崇的体育运动项目要算游泳。在他看来，搏击干风浪，不仅有强身健体之效，还有颐情和砺意之妙。请看他的名作《水调歌头・游泳》：“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宽余”和“信步”都来自“风吹浪打”。他置身于风浪之中，千里楚天，百世沧桑，尽收眼底。据说他还有躺在水上吸烟的雅兴，多么颐然自得。他喜欢大风大浪，而且越大越好。1954 年夏天，北戴河海面上波涛汹涌，毛泽东不顾身边人员的反对，走向大海，并丢下这样的话：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人们至今还记得他1966 年畅游长江的情景。其时他年届七十有三，以如此高龄作出横渡万里长江的壮举，决不仅仅为了体验一下大自然的情趣。他要考验一下自己是否还有青年时代那种“浪遏飞舟”的勇气和力量。果然，当他的力量和勇气在大自然的风浪中得到证实后，他立即回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挥动军帽，几下子就“搅得周天寒彻”。

　　毛泽东崇尚的“动”，并不是与己无关的身外之“动”，而是自我即在其中的“动”。自我成了运动中的一个能动要素。因此，运动即意味着主体对身外环境的抵抗、斗争。毛泽东的哲学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但有几个东西除外，那就是运动、变化、矛盾、斗争。他说：“竞争、抵抗之波澜与大地终古”，而“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可见，抵抗斗争也是主体自我修炼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功夫。

　　毛泽东既尚动，又喜斗。他在早年的日记中写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说过：“亘古以来，和平与战伐相寻，有一治即有一乱。”吾人甚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臾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他把生灭成毁看作宇宙的自然进化，“吾人其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到了晚年，在他离见马克思只有几个月的时候，他还对尼克松的女儿说：“除了斗争是肯定的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说着，他还使劲地用两手的食指相戳来强调这种斗争。朱莉・尼克松感到，这位经过82 年艰苦斗争的主席尽管已经衰老，但是他的头脑却比中国的年轻一代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他反复向年轻一代提醒斗争的必要性，并预计党内的斗争、阶级间的斗争可能还要进行二三百年。

　　在毛泽东看来，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由一连串对立的斗争组成的。从他开始的中国现代史更是一个接一个的“革命战争”的历史。他对战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战争对他来说就像一首诗，他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正是戎马倥的战斗岁月。1955 年毛泽东对法国前总理孚尔说：“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369 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福留恋。”当斯诺问毛泽东，在比较安定的“国家元首”生活和战斗的“流浪生活”两者之间，他更喜欢哪一种生活时，他毫不犹豫他说：“我更喜欢战斗生活。”

　　同敌人面对面的战斗，这种生活对毛泽东来说，不仅其乐无穷，而且能像湖南辣椒那样，舒适他的肠胃，健全他的生理功能。他患有慢性便秘，但只要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他对斯诺说，他在长沙战役期间肠胃消化再好不过了。跟随毛泽东的师哲记得： 1945 年，他患了重病，有时他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夜不成眠，医护人员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到次年6 月国民党30 万大军分四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毛的病马上就好了。

　　运动之效仅仅在养生乐心，完善自我，与天、地、人斗，不仅有强固自我之妙，还能改变身外的生存环境，从而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于社会历史之中。这种身心并完、人己两利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一般人常为人间争斗所累，因此取消极逃避态度。结果是越逃越累，终致大浪淘沙，使自我消失在历史的旋涡中。毛泽东不为其累，反以为乐，乐此不疲。这样他便能以积极主动奋进的精神去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并依靠他的谋略智慧在斗争中从容取胜。

　　死亡是人生的极限。人生观的终极关注是对身后之事即死亡的态度。怎样看待人生，归根结底取决于怎样看待死亡。

　　毛泽东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博大胸怀来看待生死问题。他认为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同样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人的生死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然变化。“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以自然现象成毁之法则解释之，则“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生亦是未生，团聚而已矣。”

　　毛泽东把生死成毁理解为变化之后，又进一步将生死与成毁作了区分。他认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而时间观念的发生，在他看来，“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绕日而成昼夜是也。说但有白昼或但有长夜，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因而他得出结论：“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毛泽东由此义而引申，得出一个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他认为在这种别开生面的世界中，“身体和精神两俱不灭之说”，“乃可成立”。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人的生死进行了一番形而上学的体验。他认为死并不一定是件痛苦的事情，人们不可能有死的经验，当他感受到死，他就已经死了。怎么知道死的痛苦呢？生与死为两大界，由生界到死界是一个至渐至微的过程：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必当如此，有何痛苦？他推测，人之所以畏死，不是畏痛苦，而是因为变化太剧烈。人由生界忽人死界，并且不知道这巨变之后的归宿即身后之事将会怎样，觉得宇宙洽茫，无所凭据，所以极易动人生之悲哀。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而有好奇之心，死是人有生以来未曾经验的奇事，痛苦本身就是一大奇境，死后的不可知世界更是奇中之奇，由生忽而人死，这么奇特的巨变是人在生的世界中无法际遇到的，能以一死而遇之岂不是很有价值的吗？如果人长生不死，长住于一个老旧世界，永远经验同一种生活，那才没有多大意思呢。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正视死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既然死不足畏，那么生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呢？因此，毛泽东主张“无往而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

　　中国人有“红白喜事”的说法，认为生和死都是可贺之事。这种超然态度很合毛泽东的味口，因此他称赞中国人懂得生与死的辩证法，有了这种辩证法，毛泽东从不讳言“死”字。到了晚年甚至在接见外宾时，他也经常说到“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之类的话，他还对江青说过：“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物质不灭，不可粉碎罢了。”在他看来，人活在世上，有能力有办法改变许多事情，但人之死亡，是任何人都不能违抗的自然规律。看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泰然处之。

　　不过，人之死亡包括自然之死和人为之死。自然之死，乃人力无法改变，故只有泰然处之为上。人为之死，有自杀而死，有被杀而死，二者的价值有高下之分，人本来是以求生为目的的，不应反其意而求死。但当求生不得，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奋斗被杀而死，一是自杀而死。在这两者之间，毛泽东主张与其自杀而死，不如奋斗被杀而死。奋斗的目的，在于争取有人格的得生，若争取不到，最后玉碎而亡，其价值仍然要比自杀大。因为自杀只是对于不得而生的环境的一种消极反抗，而没有积极的奋争，这样的死，顶多只在人格保全的意义上才有相对的价值。毛泽东曾将生死的价值档次列成一个表，其中有人格的得生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而亡第三，屈服而生第四。这一价值顺序既表明了生存观，也表明了他的死亡观。人都有一生，但价值各不相同。人生最有价值的是积极奋斗，最无价值的是苟且偷生。苟且偷生，生不如死。同样，死亦有两种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那么这样的死，对自己来说死而无憾，对他人来说，虽死犹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赞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

　　总之，要壮丽地生，壮烈地死。生要生得有价值；死要死得有意义。无论对生还是对死都要泰然处之。

　　孟子对人中之杰“大丈夫”作了如下勾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近世中国这样的大丈夫可以举出很多，但哪一个也比不上毛泽东。毛泽东曾告诉斯诺，毛的父亲的严厉是造成毛自幼就具有反抗倾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像毛把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和同情心归结于受了慷慨慈祥的母亲信奉佛教的影响一样。毛说：“家里有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我本人，我母亲，我兄弟，有时甚至连请来干农活的人，一起组成反对党：??我们家里的辩证法斗争不断地发展着。”他从斗争中总结出一条重要规律：“当我用公开的反抗来维护我的权利时，我父亲就会软下来；我要是逆来顺受，他就会变本加厉地打我。”毛泽东对压迫个性的强权深恶痛绝。“五四”时期他喊出：“以奋斗反抗强权”的口号，把当时的各种改革归结为一句话：“以强权得自由”。主张反对一切强权，大不要怕，鬼不要伯，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越是强权，他越要蔑视反对，比如反对孔子，他说莫说还有许多别的理由，单就他独霸中国，使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乎做了两千年儒家的奴隶这一点，也是不能不反的。毛可谓真正的“红辣椒”，当年湖南的太上皇赵恒惕深深尝到过他的辣头，赵曾说，这个姓毛的很厉害，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脚了。不仅赵恒惕，蒋介石、斯大林、杜勒斯，这些更大的权威，也都先后尝了毛泽东的辣头。赫鲁晓夫也不例外，他回忆道：“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走并告诉我的同志，他决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

　　在蔑视、反抗强权的另一面，是对弱者的深切同情和怜悯。就像他的慈母一样，毛对受苦人有一副菩萨心肠。少年时代他曾多方周济贫穷和受苦的乡邻。1913 年，湖南发生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 20 年后，他向斯诺讲起在那场饥荒中死去的人时，眼睛里还是湿润的。中国历代士人都把社会分成“君子”和“小人”两种人，但作这种区分的君子们总是对小人抱鄙夷态度。毛泽东也曾使用过这种分法，但是他认为”小人”大都可怜悯，力主君子对小人“宜为一援手”，“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毛泽东一生不知向多少权威、大人物发起过挑战，可在普通小百姓面前，他却十分和蔼可亲。罗章龙亲眼见过这样的事：有一次他和毛一起从长沙回韶山，在路上毛见到一位老农在茅屋里打草鞋，便走上去和他一起拉家常。边谈边帮老人槌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他把鞋槌平。

　　毛泽东最有名的口号之一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始终相信小人物胜过大人物，他非常喜欢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要求广大干部和党员像鲁迅那样，做人民大众的牛。但另一方面，他从不向“大人物”屈服，几乎没有哪一个“大人物”喜欢他。

　　人心有三大要素：知、情、意。学问知识乃心性修养、自我完善的一大要件。孔子曾提出“学、思、行”“修德三法”，主张“傅学而笃想，切问而近思”，还指出不为学有“愚、荡、贼、狡、乱、狂”六大弊害。

　　毛泽东对学识的推崇不亚于先师。他认为知识对人心的运动有重大影响：“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就更少不得知识学问，要成事，特别是成大事，就必须“拿得定，见得透”。“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为了探得“天下应以何道而动之”的”外观之识”，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甚至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但是对于学什么，怎样学，毛泽东都是有一番不同于先哲的看法。他认为人的才学知识不单来自书本，“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应该“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从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调查研究”、“实践出真知”、“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等等主张。

　　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除了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游历”。

　　毛泽东很欣赏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做法，毛说：“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核，遍游四字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常与同学出游。据罗章龙回忆：每次出发前，毛泽东都要和大家讨论游历的目的，首先是求书本以外的知识，到社会大学读书。其次是社会调查，了解农村各种情况。还可以访朋友，发现有志青年。对毛泽东来说，“漫游四字”是养心益气、丰富才学的重要途径。

　　青年毛泽东游遍了湖南的名胜古迹，如远方时代大禹拖过船的禹王碑，南宋词人辛弃疾练过兵的飞虎营，太平天国名将萧朝贵打过仗的妙高峰，岳麓山上杜甫流浪过的崇德寺，祝融峰下韩愈题过诗的南岳庙，还有贾谊词，屈原故居，王夫之家乡等等。

　　1917 年，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两个学生旅游全国并到了西康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毛对斯诺说：“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果然，那年暑假，毛邀约萧子升，不带一个铜板，徒步游学湖南五县。他们跋山涉水，走村串户，结识各色人等，体察风土人情，了解历史掌故，真把社会当作一部大书来读。他们在密印寺与老方丈讨论佛经，在安化县与夏默庵交换诗文，在梅城游览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还到东华山观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

　　从青年时代的山川游趣，到井冈山时期的绿林游击，从万里长征到转战陕北，毛泽东一生离不开一个“游”字。他那双穿着草鞋、布鞋，踏遍名山大川的大脚，沉重地敲击着中华民族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他游历的所有的地方，最终都成为历史的坐标，构成一条布满弹洞和惊叹号的鲜红鲜红的路线，从韶山那座不太起眼的农舍伸向北京城红墙里的菊香书屋。”（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广义他说，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还包括了解这些事物的历史。现实是历史的伸延和浓缩。毛泽东如果对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是那样了如指掌，他对当时中国的万事万物就不可能那样洞明透彻。他漫游四字，同时也在漫游千秋，他览物睹景，同时也在与古人对话。在他的胸怀中，历史感和空间感是融为一体的。他承认知识一方得自实践，一方得自书本。而他所理解的书本知识主要是前人、古人经历的积累。毛在这方面的知识，足以使专门家自叹弗如。他成天生活在书的海洋里，而构成他的书海的主要是线装书。一部二十四史他批点得密密麻麻。经，史、子、集，甚至野史、传记、游记、民间传说，他无所不读，无一不通，以史为镜，能见兴衰。毛泽东从历史的大海里吸收智慧养料，用于治国安邦，平定天下。

　　斯诺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是毛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重要王牌。

　　主要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1～4 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 年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 年版。《毛泽东集》，日本苍苍社第之版。《毛泽东的领导艺术》，陈登才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张健军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凯歌行进的时期》，林蕴晖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苏杨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版。《我眼中的毛泽东》，郭思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武原主编，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 年版。《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漫长的革命》，埃德加・斯诺著，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 年版。《毛泽东传》，R・特里尔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长征》，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解放军出版社198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