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春天，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畅游。当时随行的郭沫若曾对韩素音说，“毛主席为我们打开一条新道路”。因为第二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发动了。韩素音后来才明白，毛当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认真的，“他说，他不会背叛中国人民，也不会背叛革命。他宁可摧毁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拉下趾高气扬的高官，也不让他们成为新暴君，”①

　　毛在1959 年庐山会议后不久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有人说他是因为大跃进的失误而被迫下台的。毛则始终说他是自愿退居二线的。他退后一步，专门考虑一些大问题，同时让他的接班人得到锻炼，这也合情合理。可问题就出在他和他的“接班人”的关系上。毛说过，“退居二线后，过一段时间我又不安分”，为什么不安分？不仅仅是因为“大权旁落”，如果说有失权的因素，他所考虑的权力也是和他所想象的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在退居二线后很快发现了三个问题：一是他看到有些官僚主义“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二是他看到党内从上至下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是他看到他的主张与一线的刘少奇等人越来越出现分歧，这三个问题都出现在党内，又都与权力有关。

　　到了1964 年，毛泽东失去了对他的“接班人”们所组成的大部分党组织的有效控制，也失去了对国家行政机构的有效控制。“失去控制”，或说“大权旁落”’意味着什么呢？

　　斯诺有一个解释：“正是刘少奇及其在中央委员会的伙伴利用毛的名望管理着国家领导机构、工会、党校、共青团、无数党的干部和官员，大多数干部也许认为自己是忠诚的毛主义者。”他们“在理论上默认了对毛的崇拜，在实际上则很不重视毛的思想，??他们注重经济而不注重人，他们主张物质鼓励第一，热情第二，他们不强调阶级斗争而强调抓生产，他们依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他们用经济统帅政治来为技术服务，他们重视城市而轻视农村。他们要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要大跃进，并且在思想上不相信通过刻苦的集体劳动来积累资金。”②

　　一句话，毛泽东的领导被抽象化了，他的建国主张被冷在一旁了，同时，毛泽东又主观地把刘少奇的一系列作法与苏联变修问题联系起来，苏联已经变修了，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工人贵族。如果中国继续按刘少奇的路线走下去，也会重蹈苏联覆辙。毛感到国际上的反修与国内的防修任务是联在一起的，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决不能忘记。必须趁着他健在的时候，赶快动手，把无产阶级的政权从走资派手中夺回来，使中国革命的航船重新回到他的正确路线上来，阶恢复革命的纯洁性，并创造一种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这种错误判断，他认为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几十年的革命就白费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继遵义会议后又一次重大转折。遵义会议前他在党内受到无情的排斥。当他的党权和军权被剥夺时，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话：“如果党需要我。打个招呼，我就会回来的。”后来他果然在遵义会议上“回来了”。1959 年退居二线，不再当国家主席时，他也说过一句活：“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担任这种国家领导的职务的。”这一次党虽然没有决定要他回来，但是他不能不回来，人民需要他回来，革命需要他回来，他不能背叛人民，背叛革命。

　　当刘少奇以及其他“走资派”都被打倒以后，毛泽东说道：“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视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厂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③

　　革命没有完，他作为革命的开创者，怎么能呆在二线享清福，置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于不顾呢？因此，他要重上井冈山，再来一次革命。

　　①《我眼中的毛泽东》第233 页。

　　②《没长的革命》第12 页。

　　③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1957 年1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有记者向他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生活在比从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毛泽东答：我自己也无从知道，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够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外一点，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从长远看来，将来的一代应该比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我们来判断。

　　“文革”前夕，毛泽东又一次同斯诺谈到这个问题，他还对期诺说：从现在起一千年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这个问题毛泽东以前也许从未想过，至少他在”七大”闭幕式上讲愚公移山故事时还没有想过。老愚公相信他能够用锄头挖掉那两座挡在他家门前的大山而不怕智臾的嘲笑，他的这个信心和决心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呢？是因为他相信他死了以后有他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但只要他的子孙后代坚持不懈地挖下去，总有一大会挖掉的，基于这个信念，愚公才不怕智史嘲笑，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如果愚公想到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或者儿子的儿子，有那么一天，忽然开阔了眼界，改变了想法，觉得他们的先人的举动未免可笑，从而接受了智叟的劝告，作出新的选择，不是用挖山的办法，而是用别的办法，比如用搬家的办法，来解决他们家门前的出路问题，并且认为这样做更省力更有效更聪明，从而把愚公辛辛苦苦开创的挖山事业中止下来。如果愚公想到这一层，想到他的儿孙们不可能沿着他的足迹永远走下去，那么他还会有那样大的挖山决心吗？

　　毛泽东所进行的也是一件关系到千秋万代的事业，需要好几代人持续不断地奋斗下去才能达到目的。如果有哪一代人出了问题，就会前功尽弃，等于他那一代人的心血白费，他和他那一代人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只是想到他们的流血牺牲是为子孙后代开辟幸福的未来，他们相信他们未竟的事业后代人一定会接着干下去。至于第二种可能性，他们在当时或者来不及细想，或者根本不愿意去想。

　　但是毛泽东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不需要引证过多的事实，仅凭辩证法的无情规律，他就可以断定，将来一代会比他那一代人更聪明，并且会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新情况。他们肯定会根据新的情况作出新的选择，按照全新的方式去生活去判断。根据辩证法，“全新”即含有“相反”的意思。因此未来的一代要违背先前一代的初衷，几乎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必然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毛泽东一点也不回避这一无情的事实。“自古忠臣多逆子，唯有宝黛入神州。”

　　毛泽东自然不可能超越时空生活，他明明知道将来的人会做出他不希望的事来，但是他又不希望他们那样作，他不希望他的毕生努力在后代人的心目中显得可笑。如果那样的话，他毕生的努力终究还是白费；如果那样的话，那些智叟们真的要笑掉大牙了。

　　他不能让智叟们的预言得逞，可是他又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将来的事他怎么管得了呢？他在世的时候可以管住一切，包括像“文革”那样的荒唐闹剧他也可以扳住不让人否定它。但是身后的事，将来的事就不同了。因为将来的事要取决于将来的人怎么判断，而不是由他去判断。

　　于是毛泽东在他晚年又多了一重忧虑：他既要解决跟他一起打天下的那一代人在掌握政权以后忘本变质的问题，又要解决将来的一代人怎么去判断的问题。他必须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两件事解决好。否则，他几十年的革命终究等于白革，他所开创的千秋大业就会后继无人。

　　他知道将来的事他管不着，但是他确信将来的人怎么判断（行事的方式）与现在的人的判断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的桥梁就是文化。如果能造成一种世代绵延不绝的文化结构，现在的人就可以有效地影响将来的人，规定他们按这种方式去判断而不是按另一种方式去判断。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文革”的中心是要解决人的灵魂、人的世界观、人的判断思维方式问题。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的总题目下，做了许多篇文章，例如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革命，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斗私批修、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教育革命、五七道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号召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青年一代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等等，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后代问题，为了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使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绝种，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

　　但是他的这一文化战略并不成功。他把“将来的事取决于将来的人怎么判断”这个问题变成“将来的人怎么判断取决于我们现在怎么培养教育”。于是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存在决定意识。将来的人怎么判断要由将来的人根据将来的情况去决定。既然将来的人肯定会比现在的人聪明，那么“将来的人该怎么判断”这件事本身也得靠将来的人去判断。人类不能穿过时空历史局限，将来的事现在的人管不了，将来的人怎么想问题，现在的人同样管不了。毛泽东过分执着于未来，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去解决将来的人怎么判断的问题，结果反而忽视了现在的人怎么生活的问题，即忽略了发展生产力这个首要的问题。

　　1966 年10 月，当陶铸说毛大权旁落时，毛说他是有意让大权旁落的。所谓“有意大权旁落”，按《病夫治国》作者的解释，“可以使他更好地观察他的左右，从而捕捉那些认为夺权时刻已到的人。然后他重新控制局势，将他们无情地打倒。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这种农民式的狡猾，可以说明他何以登上王位和权力无限。正是用这种办法，他首先戏弄了他的老对手蒋介石而使革命得以成功，然后又戏弄了所有那些想让他走回路的人”。①

　　可是到了1965 年，毛泽东发现他要重新控制局势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此时他已失去对大部分党组织和国家行政机构的有效影响，他作为党的主席的作用已被抽象化，他还发现首都北京有两个他“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另一个是彭真挂帅的北京市委，有这些“独立王国”支持着，要把刘少奇拉下马谈何容易。

　　毛泽东不得不灵活行事，采取他的传统战术：以退为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乌利・弗兰茨在《邓小平传》中生动描述了毛在文革初期打倒刘少奇的“三步战术”。

　　北京插不进就不插进。于是毛泽东悄悄地从北京消失了。人们要问他为什么不在，得到的回答总是说他到南方城市杭州休养去了。毛假装年老虚弱离京养病，同时偶尔从远处向北京发一些针对学术界的指示，发完以后他也不急于追究落实情况，只是静观其变。当北京的对手们以为毛还在西湖边的住处养病时，毛却来到了190 公里之外的上海。这里有他的支持者，他准备从这里重返北京，向对手们发起一次始料不及的反击，拿什么反击呢？毛选准吴啥作为第一步战术的攻击目标。他知道站在吴哈背后的正是北京那两个“独立王国”的主人，吴晗扳倒了，身后的老板就会露出来。

　　吴晗又从哪里开刀呢？毛选择了《海瑞罢官》，这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毛选择这个领域有他的道理，因为这个领域里的是非标准比较灵活，不需要繁琐的组织程序或法律手续就可以定性。再加上从意识形态开火可以很快造成舆论声势，便于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战斗。此外，吴暗写的这个历史剧尾巴露得很明显，观众一看就会联想到1959 年的庐山会议。毛不久就点明了：“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呜冤叫屈一点也不假。但在毛未取得主动权之前，他还必须讲究策略。为此他请寂寞了20 多年而又略懂艺术，有心在文艺界一露“峥嵘”的江青出山。江青肩负着秘密使命来到上海，在那儿，她指挥姚文元和张春桥两支笔杆子，花了8 个月的时间，仔细撰写批判吴哈剧本的文章。文章以吴晗将一个封建人物理想化为基调展开，毛将文章修改了11 次，直至锋芒毕露而又名正言顺。

　　炮弹准备好了，只等发射。在发射前的一刻，毛故作天真地问彭真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蒙在鼓里的彭真只好说：有错误当然可以批判。可以批判，好！不几天，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出现了。彭真看到这颗炮弹份量不轻，拒绝在北京的报纸上转载。此时邓小平远在贵州，毛站出来大骂北京的“独立王国”。经周恩来调和，彭犟了两个多月后软了下来，姚的文章于1965 年12 月底在《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先后刊出。

　　文章出来后，下一步是该怎么看，怎么定性。这可是考验立场的事。邓小平、刘少奇、彭真都主张把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把吴晗的错误看作“学术错误”，应理解为“百家争鸣”。在这个基础上，原“文革五人小组”拟出一个”二月提纲”，作为文化革命的指导性文件。

　　毛的“文攻”没有轰开“独立王国”的大门。但对手们没有防到他还有另一手，毛知道“独立王国”的主人们之所以敢于不听他的，是因为他们身边有个军队支柱罗瑞卿。罗作为军委总书记一直是中央书记处的政治助手。要敲开“独立王国”必先搬掉这根支柱。国防部长林彪摸准了毛的意图，毛又一次离开北京飞到武汉呆下来。与此同时林彪设下圈套，将在云南考察的罗瑞卿电召到上海“开重要会议”。罗一到上海就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软禁起来，经过七大的审讯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林彪轻易地清除了“”独立王国”的军事基础。

　　为了为罗瑞卿的“反革命”罪名找到根据并打倒更多的人，林彪又在北京导演了一场“二月兵变”。他们散布遥言说北京的卫戍部队之所以处于戒备状态，是因为彭、罗、陆、杨想发动一场反毛的军事政变。邓小平说彭不可能给军队下指示。林说邓也同“政变”阴谋有关。红卫兵要求判处“政变者”死刑，周恩来出面阻止。最后毛回到北京缓和气氛：”刘和邓是正大光明的，没搞秘密活动，他们同彭真有区别”。毛小心地在刘、邓与彭之间划了一条线，因为他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第二步战术从中宣部开始，这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意识形态部门。既然北京的学术界有问题，中宣部里肯定有鬼。毛在1966 年3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宣部是阎王殿，应该砸烂??如果彭真、北京市委和宣传部继续包庇坏人，那就必须解散他们的‘五人小组’”。“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彭真，砸烂中宣部和解散“五人小组”都是对准彭真，对准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

　　邓小平想弄清斗争的动向，急忙召开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他惊奇地发现多了两个面孔：陈伯达（毛的秘书）和康生。他们声称自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权参加这个会。两人在会上以毛的名义尖锐地批评邓的副手彭真，实际上是把战火放到书记处，发出警告，要这个“独立王国”与彭真那个“独立王国”划清界线，便于各个击破。

　　一个月后，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了新的“文革小组”，陈伯达任组长，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以取代原隶属于书记处的”五人小组”。与此同时，用“十六条”代替了“二月提纲”，作为文化革命的指导方针。这样，不仅邓的副手彭真失去了位置，彭手下的宣传部长陆定一也丢了官。毛的第二步战术又告成功。刘和邓已失去了外围屏障，成了光杆司令。

　　“十六条”已经为毛的第三步出击作了准备。那里写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还睡在我们身边”。红卫兵小将们对这个概念很感兴趣，他们发誓要揪出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不几天，北京大学出现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邓试图把大字报限制在校园内。但毛的手伸得更长，他坐镇杭州，用电报向新华社指示，要将北大校园里的第一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大字报一播出，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像被一只魔手操纵着涌上了北京街头，这无疑又是一场”人民战争”。刘和邓不知所措，他们只好急忙飞到杭州，请求毛回京控制局面，或者出个主意，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火是毛煽起来的。但是此时的毛既不回北京、也不作指示。他有意将难题留给他的对手：看他们怎么处理？

　　刘和邓空手回京，只有自打主意。他们采取派工作组的办法到学校去代替已无法起作用的党组织，维护秩序并禁止游行示威和上街贴大字报。这时，离京9 个月的毛不失时机地飞回了，他回京后对刘、邓的作法大为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这不是马克思主义”。随即，他把派工作组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是“白色恐怖”。工作组撤回了，刘和邓犯了所谓”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处于被动之中。

　　紧接着，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在会上要求开除所有反对毛主席的人。毛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结果，会上“选出”的代表将林彪封为毛的唯一副手，刘自然被凉在一边了。邓还是总书记，但在常委会里排到第六位，很快，邓的书记处只存在于纸上，新的“文革小组”代替了它的功能。接着，刘以“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称号、邓以”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的称号，纷纷出现在红卫兵的油印传单和街头小报上。他们两人已陷入毛发动的“人民战争”、造反运动的汪洋大海中。最后打倒他们只是一个手续问题。

　　为了合法地解除两位“走资派”的职务，毛在1967 年3 月底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这次会议不需要“扩大”，因为常委会里毛的支持者已由原来的4个上升到11 个。尽管有压倒多数的优势，但奇怪得很，最后在秘密投票中，毛仅以多一票的微弱优势撤销了刘少奇的党内一切职务，撤销邓小平的总书记职务。他失去的权力成功地夺回来了。

　　①皮埃尔・阿考斯、皮埃尔・朗契尼克《病夫治国》，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302―303 页。

　　毛泽东好几次反对称“毛泽东主义”。1948 年8 月，吴玉章准备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打电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那说法是很不适当的??必须号召学生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1956 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又有人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他说：“马列主义是主干，我是枝叶。”1953 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还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未写进决议中的几条规定，其中有一条是“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他解释说“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毛泽东是个有主义的人。凭心而论，称“主义”一点也不过分。国外称“毛主义”的很多。1959 年，毛泽东还对王任重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超过就是发展，列宁有不少地方超过、发展了马克思，所以人称列宁思想为列宁主义”。毛泽东无疑有许多地方超过、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但他却反对称毛泽东主义，反对将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这是什么原因？

　　保持谦虚是一个方面。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老子有“不敢为天下先”的处世教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出于众，人必毁之。毛泽东从1940 年起，一连四五年经常提到邓小平1938 年说的一句话：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他从这句格言中得到的体会是要时时警惕争取事物不向坏的方向发展。按照辩证法，一件事物如果达到极点就容易走向反面。相反，保持在次要地位这个危险就小一些。毛泽东“不称霸”的思想也是这个道理。其实“霸’，与“不霸”不是称不称的问题。中国不论多么强大，不称霸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称霸，而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其结果，团结了广大的第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