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华北及东北自治，不让蒋军进入的要求是否过高，这一点在党内其实也有不同看法。周恩来与苏联大使谈话后，就明确向中央提出：“请考虑华北各地日伪受降全部归我，国民党全部退出平、津、青等要求，在目前是否有实际意义。”
11月7日，毛泽东同意，宣传与谈判可以有些不同：谈判时可以不提华北和东北全盘自治的要求，采取“哀兵政策”。但他仍强调：“如我能在本月内歼灭其首先进攻的两三个师，取得集结兵力、整训后备的时间（需要两个月），并在尔后能根本歼灭其进攻力量，则东北可能归我所有。”故提谈判条件时不宜过分束缚自己手脚，以致将来不好说话。
然而，几乎就在毛泽东决心通过战争胜负来解决东北归属问题的同时，苏联方面又退缩了。11月10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在苏军撤退5天前将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至东北各大城市，原定监视各机场的中共部队不得与国民党空运部队发生冲突。
仅仅几天前，东北局领导人刚就此事与苏方商定，苏军撤退前不允许蒋军进入东北，现在突然变卦，这不能不让他们深感气恼。但争论再三，也不解决问题。苏军代表坚持，此事关系到莫斯科的信誉，而“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不仅东北苏军全体人员无权变动，中共军队亦须遵行。
令人意外的是，俄国人这回却弄巧成拙了。
这时，来长春不久的东北行营特派员蒋经国，还不大了解在长春周围有大批中共军队。11月12日，根据苏军命令，长春城内和部署在长春机场周围的数以千计的中共军队被迫集结并撤退，引起社会各方关注，也不可避免地惹动蒋经国的注意。事实上，他们并不清楚中共军队是进驻还是撤出，他们只是吃惊地通知国民政府，赶快停止部队空运长春的计划，以免遭到预先部署好的中共军队的袭击。
结果可想而知：15日，国民党正式通知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并电告美国政府，称苏方千方百计阻挠中国政府的接收工作，现又公然将中共军队引入长春，故东北行营及参与接收的行政人员17日起将全部撤离长春，迁往山海关，接收工作已无法实行。
苏联一直担心的外交事件终于发生了。国民党一甩手，准备好的撤军行动自然无法进行。军撤不了，还弄了一个“理”亏。美国军舰开始接连在苏军驻扎的大连附近海面示威，苏方高度紧张，战斗机频频起飞，炮兵也数次开炮示警。不仅撤不了军，莫斯科还不得不向大连紧急空投一个师的兵力，向沈阳增兵至4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并且把部队又开回营口，重新布防。东北问题一下子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俄国人一肚子那个气，就别提了。
于是，莫斯科只好回过来找中共的麻烦。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全军撤出；凡有红军之处，中共军队不得与国民党作战，并且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已经开始变化了。11月16日，国民党军已经攻破山海关防线。而中共在热河及东北的部队多数是新部队，没有训练，老部队也是系统各异，加之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且指挥机构尚未健全，补充给养均成问题，要有效地完成拒止蒋军出关的作战任务，可能性很小。
形势突然变化，独占东北计划受挫，令毛泽东颇感不快。加上自抗战胜利及重庆谈判以来的过度劳累，毛泽东一下子病倒了。
19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一面表示理解苏方所面临的外交困难，一面仍继续坚持毛泽东原定的方针，强调东北大局未定，仍应集中主力于南满，拒止蒋军登陆，力争大城市，努力掌握全东北。但次日即改变方针，决定放弃独占东北计划，“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只是仍寄希望于苏军能够允许部队在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一段组织战场，打击北上蒋军。而一周后，东北门户锦州失守，拒止蒋军进入东北已无可能，刘少奇不能不进一步根本改变原来的设想，要求部队去占领东、南、西、北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