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自己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当然是毛泽东的自哦画像，但这一勾勒粗描却是很奇特而形象的。话中自然含有诙谐、解嘲甚至反诘的内涵。

　　他有马克思的革命精神、斗争意志、治学态度，他也有马克思的智慧才能、胆识气魄，但同时他似乎认为，为了完成他的历史使命，有时必须要强硬到几乎残忍的地步，甚至说他远远超出秦始皇，当温和妨碍他的原则和目标实现时，他只有把它放在一边，对人的价值的关心隐藏在目标价值的背后。因为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大多的鲜血和死亡，他的对手们从未对他发过慈悲，他也决不宽恕不肯放下武器的敌人。他有顽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困难和挫折的挑战对他来说，简直象强烈的兴奋剂，能激起他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去拼搏。他感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从他一生的足迹看，他那桀骜不驯的个性和不讲情面的行动，几乎使他的上级没有一个喜欢他的，但对他领导下的人来说，却是取得最后胜利的象征和希望的化身。

　　同马克思和所有的领袖人物一样，毛泽东也善于鼓舞和感染别人。而这种力量来源于他自己首先被崇高的理想所鼓舞和激励。他使人们意识到：为了整体的利益和远大的目标，部分的暂时的牺牲是必须的，有价值的；并使人感到，除了象他那样观察问题并跟随他以外，不可能有别的道路。

　　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存在决定意识、实践第一的观点坚信不疑，而他自己身体力行，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写出一部部煌煌巨著。

　　他同马克思和其他领袖一样，不是从不失败，而是善于从失败中学习，他不仅从胜利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而且从挫折中学会领导革命。有人曾经问过毛泽东：你指挥打仗这么好，你是从哪里学了军事的？毛泽东笑着说：我在师范上学，当教员出身，从来没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山上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才产生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他的许多军事名著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建国后，他还多次说过：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直到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最终还是在实践中逐步掌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把革命引向胜利的。

　　和马克思一样，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通晓多种知识的伟大学者，他一生酷爱读书，但绝不是漫无目标的浏览，而是根据斗争的需要和可能，象安排打仗一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他同马克思一样，具备了领袖人物所必需的宽厚的知识基础。长征途中，因病躺在担架上行军时还在读《反杜林论》，直至他逝世时，在他身边还放着战争年代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他同马克思一样，具有坚定的意志和强烈的自信，这也是任何一个领袖人物所必备的。毛泽东自幼年就显现出独立自主、敢想、敢做、敢为的品质和强烈的自尊自信。他曾豪迈地宜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并在文章中说：“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他信仰马列主义，但对那些满口马列词句而不懂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却绝不盲从，因为他认为真理不在他们手里。他终于写出许多名篇巨著，从理论高度确立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独立自主”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也是毛泽东个性烙印的体现。

　　毛泽东同马克思一样，他集沉稳忍耐与果敢决断于一身。他讲话、走路、办事从容不迫，大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之风度。越是在危急的情况下，他越镇定自若，稳如泰山。我军主动撤离延安时，重磅炸弹震破窗纸，泥土落满了桌子，他拂去泥上，继续伏案办公。在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战陕北时，经常要与敌人近距离行动。许多人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上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怕什么？”

　　他的沉稳忍耐与果敢决断，还表现在他深深懂得一个成功的领袖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强硬，什么时候需要妥协，什么时候必须畅所欲言，什么时候需要缄默不语。他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说：“‘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当时对是否去重庆，特别是毛泽东是否应该去，议论纷纷，迟疑不决，毛泽东毅然果断地决定：去！

　　在延安时，有人间毛泽东：“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能否早一些时候进行，使根据地和红军少受些损失？”他想了想说：怕不能。因为事物有一发展过程，错误有一暴露过程。如果早一、二年，譬如说，五次反“围剿”初期，虽然我已经看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他们还能迷惑不少干部和群众。如果那时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那末党内会发生分裂，在大举进攻我们的敌人面前，将对革命很不利。我们首先必须照顾革命的大局，教条主义者虽然很错误，但终究是内部矛盾。只有经过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部分干部的觉悟才得以提高，认识才一致，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才得以纠正，才会有遵义会议成功的转折。

　　以上这些，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要做马克思的一面。

　　毛泽东要做秦始皇的一面，在建国后特别是在他生命的后期表现得更明显。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来他曾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什么，他才坑了几百个儒，和我们相比差得远。晚年的“文化大革命”，固然情况复杂，但基本事实是许多和他同时并肩战斗过来的老战友都遭到了不应有的析磨，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

　　不过他毕竟是一位伟人，直到晚年，他还多次表示：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曾对身边的同志谈到：想写一部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自己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他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所以，毛泽东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实则是一句诙谐幽默的自我画像，它以艺术的语言说明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话，有时是针对那些攻击他的人说的，有时是有意自我解嘲的。他的这种犀利的幽默的语言是来自他深刻的辩证法，并成为他语言的重要特色。这既能在顷刻之间推倒隔开领袖与普通人的无形高墙，也能使论敌无处遁形。进行论战时，他很少正面攻击对方，而是这里打一拳，那里踢一脚，从侧翼包围。最后再来一句俏皮话，对方就倒了。如他在批林彪时说：说我讲的活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六万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句也不顶??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伪、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