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鸭子上架，赶毛驴上山，都是很费力的事，需要高超的主观能动性：智慧和技巧。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陕北的老乡有办法使毛驴上山，这办法一是拉、二是推、三是打。

　　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礼堂里，用这个比喻生动他讲述着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谋略意义：蒋介石一心反共不思抗日，但我们可以用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椎他，再不干就打他。只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会被赶到山上。

　　西安事变爆发前，毛泽东已经通过“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策略，把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张学良争取到抗日阵线上来了。张又以其特殊的身份拴住了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张、杨已经不再反共，与共产党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了。只是蒋介石不知内情，硬要亲临西安，强令张、杨再度攻打红军，张学良用部将高福源向他痛哭陈词的办法，多次向蒋”哭谏”，仍不解决问题。因此才有西安事变，才从华清池旁响起了震惊中外的“兵谏”枪声。

　　蒋介石这头毛驴终于拉住了，现在该是推他、打他，赶他上山的时候了。

　　捉蒋的当日，张、杨就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派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提前善后事宜。毛泽东接到电报，在和周恩来等商量之后，立即作出决策：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条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用抗日的允诺换得了自身的性命，毛泽东则成就了他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计。

　　蒋介石是共产党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今抓在手上，为什么不杀掉，反而要放掉？

　　毛泽东望着一双双迷惑不解的眼睛，讲开了他提前放蒋的道理：蒋介石罪大恶极，血债累累，大家要求杀他，心情可以理解，不算过份。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蒋介石是不能杀的。杀了他，可以解我们的心头之恨，一时痛快。但却正中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下怀。日本人正在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他们扬言如果南京与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就不会继续袖手旁观，其目的是中国发生更大规模的内战，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南京的国民党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纠集大批军队开赴潼关，逼近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他们想用这种办法置蒋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蒋介石一死，各派军阀群龙无首，其结果只能是天下大乱。而这样的结果，对国民党没有好处，对共产党也没有好处，唯一得到好处的将是日本侵略者，他们会乘机扩大对华侵略战争。

　　有的人说：蒋介石好不容易才抓到，白白放掉岂不太可惜了？

　　毛泽东开导说：这次蒋介石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被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被擒的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革命失利的结果。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杀掉一个蒋介石，还有许多蒋介石。这些人各自为政，相互混战，未必比一个蒋介石更好对付。相反，留下蒋介石这个头头，并通过谈判，逼他改变反共卖国的态度，可以把力量用到抗日上去。捉蒋放蒋，有利于抗日，而抗日又有利于共产党。一旦走上全民族共同抗战的道路，共产党不仅可以遂其抗日救国的大愿，而且可以重新获得公开发展的大好时机，为将来更好地对付蒋介石增加本钱。现在不杀蒋介石，只是暂时放他一马。等我们力量强大了，从他手上夺来了天下，比杀掉他一个人岂不更合算吗？所以我们应当抓而不杀，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乘机把这头毛驴赶上山去。

　　还有人担心：蒋介石心狠手毒，不讲信义，放掉他后，他会信守抗日的承诺吗？

　　毛泽东作了分析：日本人和亲日派都巴不得我们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最怕死。他拟在我们手上，面临着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选择。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他肯定会接受张、杨二位的主张，以抗日的担保换取性命的。至于背信弃义嘛，毛泽东心里有底。其时国难当头，团结抗日已成为民族共识。蒋介石如果答应了抗日而又不守信用，继续坚持反共卖国那一套，那他就会进一步失去民心，遭国人唾骂，更不好做人，在政治上陷入更大的被动，而让共产党赢得了更大的主动。毛泽东料到蒋介石不会这样的。毛明白，蒋的承诺完全是出于不得已。但他既然当着世人做出了承诺，就不好再收回去。即使他骨子里还在想着反共，他也不会公开宣称他不要抗战只要反共了。而这，也就可以了。毛泽东还有办法对付他呢。如果他抗日不认真，还在想着反共，那就打他几下子。只要打得得当，他还是会被迫按共产党的意志一步步上山的。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一般的议会党。从1927 年起，它就是一个有枪的党。有枪的好处是对外富有战斗力，在与敌对党的斗争中可以立于独立自主的地位，不必寻求别人的枪杆子保护，受别人左右、摆布。在那个武人当道的时代，任何一个政党要想独立自主地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掌握枪杆子。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便没有共产党的地位。

　　但是有枪的党在内部也存在一个坏处，即容易增加离心倾向，甚至导致党的分裂，不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正常的党派斗争，特别是党内斗争，应该是说理斗争。但是如果斗争的双方或一方手中握有枪杆子，那么最有说服力的就不是真理，而是武力。谁有武力，谁的武力强，谁就是赢家。如果武力差不多，就得见个高低，以生死相拼来定输赢。这样枪杆子的存在反而会削弱党的对外战斗力。国民党就是一面镜子，地方各实力派拥兵自重，互不买账，对中央也是貌合神离，蒋介石耍了许多手段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的客观条件比国民党更不利。根据地与根据地，苏区与白区，长期处在孤立状态下作战，团结和统一本来就很困难，如果再掺杂着枪杆子的因素，那就更麻烦。

　　毛泽东从共产党一开始抓枪杆子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因而一开始就提出“党指挥枪”。

　　党怎样指挥枪呢？

　　首先是用党规党纪约束带枪的军人，特别是军事长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在旧军队中，军人的服从只是对长官的服从，长官要使下属服从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上下级之间除了实力之外，还靠义气来维持隶属关系。如果有某一级长官带有一支很有份量的武装力量，而他的下属又很信服他，那就很难保证他百分之百地服从自己的上司，在独立作战的条件下更是如此。如果他入了党，那他就得受党纪党规的约束。他可以不服从某一个人，但是必须服从党，因为他是党员。党有党规，国有国法。不服从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党指挥枪的主要办法是实行双重领导，每一级，在军事长官外另设一名党代表，后称政治委员。军事长官管枪，党代表或政委管人。管人比管枪更带有根本性，因为枪是由人掌握的。党代表，顾名思义，就是代表党的。在军事上是各级长官负责，但在党内，不管哪一级首长都得服从党。军队首长本人若是党员那就更好办，党员服从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他可能指挥上万人的军队，但他在党内是一名党员，要听从党小组长在生活会上提出的批评，要绝对服从上一级党组织的领导。如果他不是党员，那么可以启发他觉悟，在思想上政治上帮助他，争取他加入党组织。

　　红军初创时期，旧军队的思想作风还很严重。有些人不把党代表制度看成一条建军原则，他们对党代表尊重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工作能力强，他们就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这一切的存在正说明军队中党的领导不健全，需要党代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的威信，真正使枪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好在党代表是代表党的，不管他业务能力怎样，只要他会做人的工作，一切带枪的人终究会听他的，或者不得不听他的。

　　党在军队中通过管人的办法来管枪，又通过管思想的办法来管人，因为人的行动是由思想支配的。管人的思想就叫政治思想工作。每一位党代表或政治委员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论是干部，还是士兵，只要思想上有疙瘩，作风上有毛病，都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还要深入细致，组织生活会，个别谈心，批评和自我批评，直到思想疙瘩完全解开，完全按照党的要求去做，才算完成，这项工作对实行党的领导必不可少，因为它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得到贯彻执行。

　　党指挥枪的原则主要是解决平级和上下级之间的矛盾。党的组织可以跨越地域界限，深入到别的根据地，别的山头，甚至深入到敌战区或国统区的地下室里。一旦所有的枪被党指挥了，那么指挥了枪的党又可以反过来用他所指挥的枪去指挥某些不服从党的”山头”，指挥着整个军队有效地开展对敌作战。

　　党内斗争，掌握适当的火候和分寸至关重要。1935 年9 月，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识破张国焘企图胁迫党中央跟他走的阴谋后，悄然带领红一方面军离开张国焘的势力范围，单独北上。可是红一军的朱德和刘伯承仍然在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中。张国焘得知毛泽东“金蝉脱壳”的消息后，勃然大怒，他在全军召集“批毛、周、张（闻天）、博（古）大会。”由于朱德与毛泽东关系密切，在红军中又颇有影响，张要朱德表态批判“毛泽东的逃脱主义”。朱德不从，张骂朱德是“老顽固”。刘伯承也被激怒了，站出来批评张不应该这样对待朱德。左路军中发生的这些事，毛当时并不知道，他只顾带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从不提该怎么去营救他的这两位得力助手。倒是杨尚昆忍不住了，他建议用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向张国焘换回刘伯承。毛不同意这么做。毛说：“如果你提出用某人来换，他（张）也许就会杀死刘伯承。在目前情况下，倒是安全的，他能够活下去。”

　　毛泽东当然不是不关心部下的死活，但是他为什么不主张用人去换回他们呢？

　　用人换人常是敌我两军或两国交换俘虏的事。张国焘当时虽然有分裂企图，但他毕竟还没有公开使用武力。这时候对立双方的关系非常微妙，就表面看还属党内分歧，但如果再向前一步，就会发展成武力冲突。毛泽东正是恰当把握了这种关系。他知道如果这一方提出用某人去换某人，他与张国焘之间就有了“你的人”和“我的人”的明确分界，原来心照不宣的分歧就会表面化。张国焘会感到他的企图已全被毛泽东识破，再也无法妥协，只有彻底分裂。这样，保不准张在一怒之下真会把他认为是毛的人杀掉。

　　相反，不用人去换，就当没事一样，我的人仍然放在你那里，看不出有什么“我的人”和”你的人”之分，也就表明张国焘仍然是“我们”中的一员，只是意见不同罢了。这样张国焘就不会意识到他的阴谋全被毛泽东识破，当然也就不会轻易与毛泽东彻底决裂。只要朱、刘二人不过分刺激他，他是不会杀害他们的。再说，张的企图并不是要把他的人马与毛泽东的人马分开，各干各的，他是想胁迫整个党和红军听他的。朱、刘二人特别是朱德，在红军中很有威望，张如果杀掉他们，会给自己惹下麻烦，会引起官兵特别是原一方面军的不满甚至动乱。基于这些，所以不用人去换，朱、刘反而更安全些。

　　当然，毛泽东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知道张国焘尽管野心毕露，但仍然有必要同张保持着一种党内关系，把分歧限制在党内，那怕只是暂时的或只是表面的也有必要。因为这可以为张留下一个转变的余地。这当然不只是为了张一人，更重要的是为了张手下那么多的红军指战员。这些人并不都听张的，如果矛盾激化，把张推向敌对方面，他就只有沿着分裂的道路走到底，那样张指挥下的官兵，要么被张全带入死胡同，要么就会发生分裂，出现内部残杀。毛泽东采取不急于用人去换的办法，也不忙于追究张的过失，只当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只是你我意见不同。你想往西走，我想往北走，我们各走各的，或许以后还可以走到一起。这就为张国焘留下了宽广的回头余地。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不会有一年后三大主力红军在陕北的会合。

　　毛泽东从不放弃党内斗争，但他也从不轻易把对手推向不可挽回的敌对方面。他总是在坚持斗争的原则下为对方留下一个转变的余地，使对方有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样他不仅可以减少许多死对头，而且可以团结到更多的人。

　　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建在连队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

　　1927 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带了一支部队向井冈山前进。可是他怎么也稳定不了部队，开小差逃跑的越来越多，有的人公开地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还出现整个排利用放哨的机会带了枪集体逃走的现象。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将意味着什么，毛泽东很清楚。他成大出没在连队战士中，了解情况，思量对策。他设想，如果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领导核心，并通过这个组织去密切联系战士群众，那么部队肯定会巩固下来，并且会得到发展壮大。于是他采取果断措施，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力发展新党员，同时在连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

　　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支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布置党员们做好三件事：一是学习当前形势，明确理想和目标；二是了解战士群众的思想动态，及时做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坚定革命的信心；三是积极培养和发展新党员。

　　支部下面有党小组。党小组差不多每天都要研究一下当天的情况。发现不良苗头就及时做工作，或向上一级党组织反映。对意志坚定、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好同志，及时帮助鼓励，介绍他们入党。

　　支部建在连上，最大的优点是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每个普通战士都可以直接同党见面。党生活在群众中，群众也生活党中，一言一行，一个思想动向，都逃不出党的眼睛。支部通过培养积极分子和吸收新党员的形式，把每一个希望上进的战士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已经入了党的就更不用说。他一旦成了党员，不仅自己要服从党的纪律，而且有责任向党外同志做工作。

　　连队以上设党委或分党委，连以下设党小组。党委提出工作任务并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各支部负责落实并定期检查。团结、培养入党积极分子是每个支部和党小组的经常性工作。小组向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小组长汇报，小组长向支部书记汇报。这样每个大队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动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掌握这台机器动转的各连党支部就是联系群众的核心，又是对外作战的战斗堡垒。

　　连是军队的基层。支部建在连队，广义地说就是把党的组织系统一竿子插到底，一直建到基层单位。与连队相对应的基层单位，在农村过去是生产大队，现在是行政村，在城市是街道委员会或街道办事处，在工厂是车间，在学校是年级或教研室。党的基层组织与行政的基层单位、社会的基层结构一一对应。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都在党的领导之中。

　　国民党的历史比共产党悠久，势力比共产党大，又是执政当权的党，为什么反而败在共产党手里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基层空虚。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到县、区级为止，再下面就是空的。共产党的基层却一直下到社会结构的最底层，下到连队、生产大队、村子、车间、街道、科室，总之是无所不在，滴水不漏。共产党基层的充实发达正好钻了国民党基层空虚的空子。这对于共产党自下而上的革命活动来说是极其有利的优势，因为它有利于行动，其政权的稳固性又因为基层的发达而远远超过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