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是党的生命，但是没有斗争党的生命就会停止。毛泽东很早就发现了这个辨证法秘密。因此，为了使党永葆青春活力，必须有两只手：一只手搞团结，一只手搞斗争。

　　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把斗争换成批评，创造了一个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他把这个公式解释成，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毛泽东需要把党的纯洁性和广泛性两个要求统一起来。共产党既需要纯洁一致，又需要五湖四海，两者缺一不可。没有五湖四海，党就会孤立、缩小，兵可能是精了，但武器不多，队伍不庞大，不能战胜敌人。没有纯洁一致，什么人都可以呆在党内，并且各唱各的调，那样，队伍可能很庞大，场面也很活跃，但形成不了一股集中统一的力量，同样战胜不了敌人。

　　纯洁性与广泛性是有矛盾的，可以说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治家，哪一个政党首领解决好了这个矛盾。他们要么兵多但队伍不整齐，要么兵精但队伍很有限，或者多而不精，或者精而不多。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办法就是又批评（斗争）又团结。他通过批评斗争来保证党的纯洁性，又通过团结这只手保证五湖四海。

　　当时的共产国际不理解毛泽东的做法，他们以为中共在延安开展整风是在搞清党活动，甚至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他们的想法是要团结就不能斗争，要斗争就是在清除异己。

　　毛泽东认为斗争正是为了团结。要团结得好，就必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斗争，一团和气，反而团结不好。事实确也如此，任何一个人，要想很好地与别人团结合作，把别人紧紧团结在自己身边，就必须使自己处于主动、主导地位。迁就、忍让是不行的，一人如此，一党亦如此；党外如此，党内亦如此。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忍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为了使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毛泽东规定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一个人患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否则他的生命就发生危险。同样，一个人在思想、作风上有毛病，就必须像接受医生的好意治疗那样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这批评不是为了害他，仅仅是为了帮助他，拯救他的政治生命。所以被批评者不但不应拒绝批评，还应以积极的自我批评来配合“医生”的治疗。

　　毛泽东是全党的“主治医生”，他诊断症状，说某些同志如何如何；他察究病因，说这是因为什么什么；他开出处方，说现在应该怎样怎样；他发放药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实践活动等等。其他党的干部和一般党员，或者是“医生”，或者是“患者”，但多半既是“医生”又是“患者”。

　　“患者们”意识到别人、上级对他的严厉批评是出于对他的关心、爱护、帮助、救治，所以他不但不能怨恨批评者，还要感谢批评者，要求对方多给他一点帮助。当然他会无条件接受对方的批评，承认自己确实有错，并痛下决心加以改正，不然就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医生”们的一片好心。

　　批评中暴露出来的缺点错误怎么办？批评者说，那是过去了的事，让我们一笔勾销吧。但是你必须吸取教训，以后再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再不犯”，就是说更团结了，再不会出现以前那样影响团结的事。

　　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把党的队伍清理得更纯洁，但是人几乎一个也不会少。因为，凡是被诊断犯了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会改正的。他们改了错误，还要感谢党对他们的关怀爱护，感谢党宽大为怀，不记前过，从而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更加紧紧地与党团结在一起。

　　毛泽东主张“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①

　　这段话显然是针对王明、李立三等人说的。召开“七大”时，许多代表不愿选王明等人做中央委员。后经毛泽东出面多次做工作，他们才选上。毛泽东生怕王明等几个人选不上，选上了，他松了一口气。这是怎么回事？王明路线不仅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而且使毛泽东本人吃尽了苦头。现在应当好好治治他才对，怎么反而还要千方百计使他选上中央委员？

　　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当然不是毛泽东对王明这个人表示同情，更不是对他的错误表示谅解，而是为了得人心，为了团结照顾王明以外的更多的人。

　　毛泽东解释说：如果我们不选犯错误的人，我们就要犯错误。因为那是照着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就是这样，不管你犯了什么错误，统统不要。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以牙还牙，我们就是重复他们的错。毛泽东不用王明对待他的办法对待王明，又在道义上战胜了王明，这样可以大得人心。

　　“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②多选一个王明，可以团结争取一个阶级，有什么不好？“还有一个相关的理由。在王明路线下犯过错误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这些人经过整风学习，已经认识了错误，并在改正错误。”他们势必想到以后还会不会得到信任，会不会受到歧视。选了王明等几个人当中央委员，这些犯过错误的人就会放下思想包袱。事实证明，对反对过自己的人，采取宽大态度比“以牙还牙”要好得多。不过，这样作有个条件，就是这些人不再反对，或者不可能再反对。王明没有这个条件，他们没有力量，心里很虚，不搞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吆喝不动别人。毛泽东有这个条件，作为“七大”预备会的整风运动，已经把王明的路线搞臭了，王明再也爬不起来，对毛泽东来说他已成为一个无害的对立面，选他当中委不会吃亏，还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人，何乐而不为？毛泽东让王明呆在中央委员会里可能还有一个考虑，王明是莫斯科路线的代理人。召开“七大”的时候，斯大林、毛泽东、蒋介石这个三角关系还在起作用。在国共之争中，斯大林偏向哪一边，仍是谁胜谁负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当然也有利于理顺同莫斯科的关系。

　　1949 年，毛泽东访苏前，曾以王明为例向米高扬说明中共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米高扬后来说，当他向斯大林汇报这一点时，斯大林没有表示任何态度。毛泽东的作法使斯大林无话可说。即使斯大林想说点什么，他也开不了口，因为毛泽东对王明等人的做法比斯大林对待布哈林等人的做法要高明得多，得人心得多。

　　张国焘的错误性质比王明更严重，毛泽东还是那样对待。他对张国焘说：“人不会不犯错误，你犯了错误，给党和人民给红四方面军造成很大损失，这是过去的事情，只要你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党和人民是照样欢迎你的。”张国焘没有听这些话，1938 年清明节前夕，他提出要去中部县祭陵，明明是想借机逃到国民党那里去，毛泽东还是放行了。后来毛泽东对张妻说：“张国焘，我们和他一起干革命20 多年，他要走，要跑，不愿干革命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希望他回来和我们一起干革命才好。”张妻要毛为他们作主，毛泽东出主意让她也去那边，给张做做工作，希望他们一起回来。结果谁也没有回来，张国焘很快就发表了脱党申明。这些结果毛不是不能预料，但是他要做到仁至义尽。义尽了，人家仍然要走，那也没有关系。我的义已尽到了，你还要去，那是你的事，是你不义。张国焘走到哪里也不会构成多大威胁，或许让他走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毛泽东这样对待张国焘，当然也是为了团结张以外的人，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张离开延安前不久，毛泽东就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过：你们不要自以为是犯过错误的，张国焘路线虽错，四方面军的干部是没有错的。毛泽东对张国焘仁至义尽，又把张的错误与张的部下分开，这样就使许多人放下了包袱，把这些人都团结过来了。

　　①②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 年8 月30 日。

　　1981 年，陈云说毛泽东一生有五大贡献，其中第一大贡献就是培养了整整一代人。他说：“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批干部。”

　　这些干部是毛泽东一手栽培起来的。他们忠心拥护毛泽东，毛泽东也离不开他们。离开了他们，毛泽东纵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发动一场革命，搬掉“三座大山”。毛泽东曾用皮与毛的关系来形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他和他的干部的关系也是一种皮毛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①毛泽东的主意很多很好。但是这些主意不是供他自己在书斋中欣赏的，也不是为他人或后人准备的。他要亲手把他的思想和主意变成直接的现实行动。可是他只有两只手，那么多主意要靠他一个人的两只手，他活一万年也实现不了。有了干部，他的手和脚就多了起来，他培养的干部等于是他的手脚的延长，他之使用于部就像孙悟空的”分身法”，一个“我”可以变成许多个“我”，而所有的“我”都按他那一个“我”的意志去行动。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4 年到延安考察了一段时间。他深有感慨地说：“延安真是一所巨型实验室，在这所实验室里，所有热情澎湃的学生献出了他们的思想的精华，就在这些山边的无数窑洞里，党把这些精华溶化成了全国性的政策，把这些智慧铸成实际组织的能力，然后又把这些人员和他们脑袋里的成熟思想一古脑地重新送回到各个地区。”②毛泽东相信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干部就是他运送思想的工具。他先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干部，然后干部又把这些思想灌输给群众。他只要在延安的窑洞里轻轻挥动一下铅笔，神州大地、漫山遍野，甚至敌占区、国统区的地下室里，都会发生同声效应，都会响起他的声音，都会发生与他的思想一致的行动。

　　毛泽东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群众的力量只有通过干部才能凝聚起来。群众是“沙”，干部是“泥”。有了干部，群众才知道跟谁走，往哪里走。所以毛泽东除了说要依靠群众，还说要依靠干部。“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两个依靠都不错，不过，要依靠群众，先得依靠干部。”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党大致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人出主意，属领导干部；另一部分人是办事情，可叫一般干部。确切地说，前者叫领导，后者叫干部。“干部”就是干事情的那一部分。领导们想好主意，然后推动干部们去做，让干部们付诸实行。因此，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③没有干部，再好的主意也无法付诸实行。群众是水，干部是桨手，毛泽东是舵手。1955年上半年，毛泽东发现农业合作化不像吊耪子逛街那样舒服，中农不揩油不来，贫农不一定完全服我们，心甘情愿不可能。怎么办？毛泽东在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说：要做宣传教育工作，一万二千干部下乡说服，非大势压迫不可。这一压，很快便压出一个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来。

　　只要干部动起来。就不怕群众不动。只要干部队伍稳得住，靠得住，任何惊涛骇浪都不会把革命的航船掀翻。毛泽东深有体会，他在八届二中全会（1956.11.15）上讲道：“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④毛泽东对他的干部队伍中的战斗力充满信心。他之所以能够在谈笑间搅动乾坤，就因为他有一支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干部队伍。这就是毛泽东不可战胜的地方。杜勒斯也明白这一点，因此他说要在毛泽东亲手培养的那一代人身上改变中国的颜色是不可能的，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第三、第四代人身上。1957 年，国内有些人主张对老干部实行“赎买”，即给一点钱让他们退休，理由是老干部不懂技术，不懂经济，只会打仗，搞阶级斗争。毛泽东听了非常气愤。这不是要挖他的墙脚，拆他的台吗？没有这一大批忠实可靠的干部，一有风浪，不翻船才怪哩。

　　毛泽东首先是位思想家。他的思想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干部（他们相当于他的弟子）付诸实施，那么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力恐怕要小得多，甚至他的思想能不能成为统治思想也是个问题。有了一大批按照他的思想训练出来的干部则不大相同。这些干部按照他的思想去思想，并且把他的思想传给广大群众，传给子孙后代。这些干部按照他的教训去行动，去改变历史的面貌，去设计社会生活。最后，这些干部，他们的一言一行，包括在他们领导、影响下的几代人，这几代人的现实生活，都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体化形态。他们使毛的思想成为抹不掉的历史事实。不管历史多么久远，不管后代人将怎么去重塑历史，都抹不掉毛泽东刻下的痕迹。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用生命雕琢出来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和他的干部之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共生关系，这些人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他们懂得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他们自己的道理，他们的地位、荣誉、功勋、业绩，甚至手中的饭婉，都可以说是毛泽东给的。他们就像学生不可能背叛老师，儿子不可能否认父母一样，对毛泽东绝对忠诚。有许多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住过牛棚，下过农村，挨过批斗的干部，他们明明知道他们的这些遭遇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造成的，但是当他们有幸重见天日、重返领导岗位的时候，他们仍然不埋怨毛泽东，仍然不完全否定毛泽东。为什么？第一，他们否定了毛泽东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第二，如陈云所说，“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实意的”。毛泽东就凭这两点，所以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①③《毛泽东选集》第493 页。

　　②《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17 页。

　　④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11 月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