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作两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还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毛这样作等于承认了一个基本事实：新社会和旧社会相比，再没有那么多敌人，生活中出现的大量分歧、争议、磨擦、冲突，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用过去那种对敌斗争的方法处理，而要用民主的、说服教育批评团结的方法来处理。但是毛泽东又说，我们所提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这就出现三种矛盾：敌我矛盾、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

　　于是毛泽东在划分了两类矛盾以后，又接着把人民内部矛盾分作两种：一种是“阶级斗争性质的”，即阶级斗争。具体指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大量的中间派之间的矛盾。他说此种矛盾具有两重性：对抗性和非对抗性。①言下之意，是说这种矛盾处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属于可敌可友的矛盾。②

　　人民内部的第二种矛盾是“先进落后性质”的矛盾。这一种矛盾当然全在劳动人民内部。不过毛泽东紧接着又将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分成两小类：一是“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二是“属于先进落后性质”的矛盾。于是人民内部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矛盾。

　　第二种即“属于阶级斗争的”矛盾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官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按毛的观点，这些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因为反映了私有制，所以要挂在资产阶级的帐上。无产阶级同这些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斗争，也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由于它带有阶级斗争性质，所以与人民内部的第一种矛盾也没有多少区别。

　　第三种即“属于先进落后性质”的矛盾，毛指的是认识问题，如主观主义、左一点与右一点，唯心论与唯物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等等。但是按照毛泽东的一贯看法，这些认识问题同样也属于思想问题，同样也有其阶级根源，因此同样也要带上阶级斗争性质。

　　人民内部的三种矛盾都或多或少地带有阶级斗争性质，即都是程度不同的阶级矛盾。那么敌我之间的矛盾属于什么性质的矛盾呢？无疑也属于阶级矛盾，不可能属于其他什么性质的矛盾。再说，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这不正是敌我矛盾的特征吗？

　　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人民内部的三种矛盾或多或少也是阶级矛盾。于是，通过“阶级矛盾”这个中介，“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可以一步一步地过渡到“敌我矛盾”中去。

　　这就是毛泽东的灵活性。

　　因为有了这种灵活性，他前面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分开，后面又把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联系起来，以便相互转化。

　　因为有了这种灵活性，在他那里，不仅有“敌人”和“人民”两种人，还有几分之几的敌人和几分之几的人民。例如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曾说，他们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右派也是这样，毛泽东一面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另一方面又主张把他们都放在人民内部，不抓不杀，也不剥夺选举权。毛泽东一方面把某些人卡在敌人和人民中间，另一方面又坚持除了敌人就是人民，不是人民就是敌人的两分法。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在于告诉那些亦敌亦友的人，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非敌即友，非友即敌，如果你不想做敌人，那就得跟我们一条心，做我们的朋友；如果你不够朋友，不做朋友，那么就成了敌人。一切在政治之外游疑不定的动摇派、中间派，都必须作出这样的选择，要么做我们的朋友，要么做我们的敌人。做敌人是要专政的，谁都知道这个道理，因此只有做人民。但是在人民内部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人民内部还有许多矛盾。有矛盾总可以找出阶级根源。既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就有可能发展成你死我活、你输我赢的敌对矛盾。因此，要做一个人民，就必须真心实意的拥护，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这样，毛泽东就可以实现全国人民的空前团结和统一，直到没有一个捣乱分子。毛泽东规定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而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压服的方法解决。所谓民主的方法，就是说服教育批评自我批评这一套办法。不过，由于人民内部矛盾多多少少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所以矛盾双方总要有个“死”，有个“活”，有一方输，有一方赢。如果我认为某人有资产阶级思想，而他则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既不作自我批评，又不接受别人的批评，怎么说也不服，那么，是否要用专政的手段使他服呢？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使用专政的手段。但可以把他放在敌人和人民中间卡着，等待他不愿做敌人而开始转变的时候，再放在人民内部。毛泽东对没有触动刑律的阶级敌人始终是比较宽厚的，一不抓，二不杀，有时还保留公民权，只把他放在敌人和人民之间，让他自己慢慢转变到人民内部来。

　　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年部矛盾的问题》，1957 年2 月。

　　②毛泽东在1958 年1 月的杭州会议上又把人民内部矛盾划分为三个层次。

　　毛泽东从“进京赶考”的那一日起，就开始警惕官僚主义。因为他忘不了1945 年黄炎培在延安对他讲的一番话：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了，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当即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今，黄炎培预言的周期率果然在支配着某些人。毛泽东一一评点：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来到评级时。”

　　①“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来当了广东中山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②

　　毛泽东仿佛听到农民兄弟在说：过去你们和我们一道土改，一起打仗，现在你们做了官了，不理我们了。他深切地感到，党和非党之间，有了一条沟，而且很深。党政工团与工人农民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他所理想的普通劳动者的关系，而是官与民的关系。他还看到：“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③他明白，这样下去，就会出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

　　这可不是小事！他领导人民革命几十年，历尽艰难困苦，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打倒那些曾经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大大小小的官老爷。如果闹了半天，人民头上又出现这样的官老爷，那几十年的革命岂不是白革了一场？毛泽东思量着，只有动员群众，才能打掉官风，根绝官气。于是他说：“一定要放，这是有领导的反官僚主义。”

　　但是，“有领导的反官僚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凡官僚主义都发生在“领导身上”。“有领导的反官僚主义”对某些领导者来说，等于是自己请别人来反对自己。他们想不通：你是什么人？江山是老子打来的，你就乱放？！

　　为此，毛泽东在三个月时间内，接连游说天津、山东、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作了不下十篇讲话，动员各级党政干部，不要摆资格，不要讲势力，要放手让人家放。他说：

　　我们党就因为功劳太大，威望太大，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办事，所以请几位民主党派来监督我们。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内部矛盾，实际上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用武力，实际上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了。有人说老子是老革命不能反对。国民党也是老革命，比我们更老。我们不能采取国民党对人民的态度。国民党对人民专政，共产党讲民主。有人拿专政的原子弹向人民的头上幌一幌，这是不好的。过去搞阶级斗争，我们是有办法的，现在是思想斗争，不能再用老办法了。思想斗争是动口不动手，而且动口要恰当。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当了政，得了天下。掌握政权也有两重性，许多人就是怕放。为什么有人怕？怕饭票子过河，怕丢了饭碗，丢了选票，丢了官。

　　放，就是让党外群众发表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整风是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矛盾的一种方法。为此，毛泽东主张开门整风。党内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了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反官僚主义就灵了。他说，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一种空气，党内党外唱对台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

　　为了解决官僚主义，毛泽东甚至主张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大民主的手段。他说，无产阶级发展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没有，小小民主也没有，逼上梁山，在这种情况下，大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经常的方法应该是克服批评官僚主义，但是如果办不到，用这种方法调整我们的社会秩序，作为一种补充方法也是可以的。

　　开门整风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于群矛盾。毛泽东发动党外群众大鸣大放，目的是整掉某些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是这些被整的干部不仅有官僚主义作风，而且代表着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没整多久，毛泽东就发现事情起了变化：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竟惜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

　　麻烦又来了。但毛泽东是不会有失败的。

　　①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 年3 月。

　　③毛泽东：《在省市自台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1 月。

　　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11 月15 日。

　　1949 年革命的胜利，使毛泽东在历史上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变化：由原来被统治者地位上的反抗者变成了统治者地位上的领导者。于是他面临着一个从未遇到的难题：他不可能再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上向统治者造反了，但是他又不能站在统治者的地位上去压迫被统治的人民。因此他需要考虑一种能够把统治者和反抗者两种角色综合起来的治国方针或曰领导方法。他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①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

　　“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

　　“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须取其一。”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种方针：“我们采取放的方针”。②

　　两个方针的问题是毛泽东1957 年3 月12 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至于为什么要采用放的方针，毛泽东在同年7 月上海干部会议和青岛会议上作了解释：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③“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提倡生动活泼。”站在当权者地位上，同时又允许被领导者提出批评，发表不同意见，这就是一种能够结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方面意志的办法，毛泽东认为，用这种方法领导国家，便能形成一种理想的政治局面，既生动活泼，又能长治久安，不会走到历代统治者的老路上去。

　　收的方针，把人家的嘴巴封住，不准讲话，不准批评，不准发表不同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种方法是历代统治者采用的方法。历代统治者都不让放，不敢放，因为放意味着向自己的统治权威提问和挑战。但是他们这样作并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因为这样作不能及时发现矛盾并解决矛盾，而是把矛盾捂住，不让它出现。结果，终有一天来个总爆发，这时再也无法解决矛盾，统治也要完蛋。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放”比“收”好。

　　放有利于科学发展，艺术繁荣，历史上凡属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开始总是很弱小，如哥白尼的太阳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都是少数派。如果下一个禁令，什么花也不让放，那么首先受害的就是这些稚嫩的新生事物，它们要么被扼杀在摇篮中，要么长期受压抑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放的方法可以为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开避道路。

　　百花齐放，在放出香花的同时，肯定也会放出一些不好的花甚至毒草，这正是一些人所担心的，毛泽东认为放出毒草也是好事。如果你不放，它就会隐匿起来，使你无法抓到它。你一放，它就冒出来了，出来了就可以把它锄掉，这比你到处打着灯笼寻找坏东西不是更好、更省事吗？

　　能不能作个规定，说只准放香花，不准放毒草呢？毛泽东认为不能。花还没有开出你怎么知道哪是香的哪是臭的。只有先让它开放，不管是什么花，统统放出来。放出来后，再去嗅一嗅，加以鉴别，区分出好坏来。好的加以保护发展，有毒的将它锄掉。锄掉的毒草可以用来肥田，即做反面教员教育人民。这样做既便于除去毒草，又能提高人民的辨别能力，增加政治免疫力，还可以从反面把香花衬托得更加鲜艳夺目，是一举数得的好事情。

　　有些花，虽然没有毒，但是有刺，很扎手。这种花放出来好不好呢？也有好处，这种花相当于毛泽东所说的“正确的批评”。因为它有刺，刺到了某些领导者的痛处，所以听起来不舒服。但这正好可以刺一下这些领导者身上的官僚主义毛病，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使他们以后少犯错误，或者不要犯大错误，不要走到人民的反面，最后等到人民起来把他打倒。这不是很有意义吗？

　　总之，放的办法可以及时发现矛盾，及时解决矛盾，要解决的矛盾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锄掉有毒的花，使人民免遭它的危害；一种是让有刺的花刺一下，使我们的肌体更加健全。毛认为这两种矛盾如不及时解决，都可能使共产党的领导走向反面：或者是听不进批评，压制合理意见，走上历代统治者的老路：或者是等待有朝一日毒草大泛滥，无法收拾，而被活活毒死。

　　归纳起来，放有三大好处：一能及时发现有用的香花，有利于它们成长壮大；二能及时暴露有害的毒草，便于锄草肥田；三可以帮助领导者改正错误，使之少犯或不犯错误。

　　1957 年中国政坛上先后出现的整风运动、百花运动、反右运动，就是毛泽东放的方针的具体实践。

　　①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3月12

　　③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 年7 月。

　　“百花方针”推出后，许多人为之兴奋，以为春天来了。当然也有少数人总觉得有几分凉意。

　　1957 年4 月30 日，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讲了“一定要放”的话，他说“这是有领导的反官僚主义”。同时，他告诉在座的党员干部，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要的东西（指言论自由）不给他们，我们就处于被动。给了以后，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他们自己头上来的。我们的办法是先整自己，把党整好，整得谦虚一些。有人说这是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

　　果然，半个月后，毛泽东发现如他所料，事情正在起变化。“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①他向党内干部打招呼：“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②不过，“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③

　　20 多天后，时机到了，毛泽东向全党发出指示，现在要开始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怎么组织呢？毛作了具体部署，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民主党派，“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二是高等学校，要“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帅、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使他们由主动变为被动，而我们由被动变为主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司”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④

　　6 月19 日，毛译东发表了他四个月前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正式发表，根据几个月来阶段斗争的新情况，毛泽东增加了“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的论断和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并且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⑤ 四个月前被他的讲话激动得热泪盈眶的人，现在不那么激动了。

　　7 月1 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6 周年纪念日。毛泽东觉得反攻的时候到了。他选择《文汇报》开刀，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向阶级敌人公开了他的战略方针：

　　“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⑥阴谋，在中国人的字典里，是指暗设圈套，事先没有公开把战术和规则告诉对方。毛事先告诉了吗？告诉了。他早就申明，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他早就公布了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他早就说过，共产党欢迎批评，但批评有两种，有人民的批评，也有右派的批评，右派的批评没安好心。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要自找麻烦，自投“罗网”呢？

　　原因之一是有些人――如毛泽东所说――利令智昏，不知大高地厚，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自己的绝对优势。他们以为只要写几篇文章，发几次讲话，就可以把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推倒。

　　另有许多人是没有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批评标准。毛说过，批评有两种，有善意的批评，也有恶意的批评。“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毛泽东就曾亲自看出了一些批评不是善意的、而是恶毒的攻击。例如章伯钧曾提出要由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组成四个“政治设计院”，事先讨论政治上的一些基本建设。储安平提出“党天下”，质问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还对原来中央人民政府里的几个非党副主席的椅子被搬到了人大常委会表示疑惑。罗隆基提出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些人都以为自己的建议有利于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其实是不利于，因此当然是恶意的，错误的，反动的。

　　地方上各级领导者也纷纷看出了不少恶意的批评。例如文汇报社氏兼总编辑徐铸成曾作过一项批评，他说他们社里“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他从来没有做过新闻工作，文化程度似乎也不那么高明，但他有了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把所有的稿件改成教条八股。另一位名义是秘书实际掌握管理和人事大权的同志，也是气焰万丈，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这样的批评，对于被批评者来说无疑是恶意的，所以后来变成了全国100 名大右派之一。

　　右派的猖狂进攻被打退后，毛泽东又回过头来告诉党内诸同志：“在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⑦“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⑧那些原来怕放火烧身，怕饭票子过河的同志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不禁感到有些后悔，感到没有放够，有点不过瘾。早知这么妙，当初何不让其大放特放！

　　不过，二十年后的1978 年4 月5 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指出在反右斗争中存在扩大化的错误，并向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表示道歉。

　　①②③：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 年5 月15 日。

　　④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 年6 月8 日。

　　⑤毛泽东：《坚定的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 年10 月13 日。

　　⑥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 年7 月1 日。

　　⑦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 年7 月9 日。

　　⑧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 年7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