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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艺与人民






  革命的主体是人民,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因此,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就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怎样服务,这是《讲话》的核心问题。

  一根本方向

  《讲话》的中心问题是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上规定整个革命文艺运动发展的根本方向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批评过去有些同志,只是在一些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争论、对立和闹不团结,而对于为什么人这样一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几乎一致地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毛泽东认为,只有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其他问题才能真正得到彻底解决。

  从文艺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文艺总是面向社会、面向读者的。不管作者在主观上如何坚持着“自我表现”,“为艺术而艺术”,但在客观上总脱离不了文艺的社会作用,脱离不了文艺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则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事实出发,明确要求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约而同地批评过拉萨尔的《济世根》,因为拉萨尔在这一悲剧作品中把一个垂死阶级的代表赞美为创造历史的英雄,而对人民运动及其历史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当历史从圣西门、欧文时代进到1887 年,在工人阶级显示出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政治力量的背景下,恩格斯认为有充分理由向文学艺术提出这样的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①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即文学艺术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列宁在新的时代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135 页。确指出要把这一历史的必然要求付诸实践,“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②

  中国的新文艺运动,从其诞生之日起,实际上也注意到了为什么人的问题。“五四”时期提出“平民文学”,不久以后还出现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是要为“被侮辱被压迫”的多数人的人生。以后创造社也曾明确地提出过“要以工农大众为我们的对象”。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主张文艺事业应该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左联”的成立,是要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它一开始就注意到“文艺的大众化”问题。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即进步文艺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始终都是围绕着为大多数人这一中心而进行着。但是,这一问题由于环境和文艺工作者本身思想意识上的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以工农为主体的如火如茶的革命斗争,并没有真正成为文艺描写的对象,文武两支军队并没有完全结合起来,这就出现了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所说的,文艺表现人民群众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在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冲突。

  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农村根据地的开拓,出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新的群众的时代”。文艺需要人民,而人民也需要文艺。全国的进步文化人和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涌向延安。文武两支军队终于会合。但这种“会合”并不等于“结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继恩格斯和列宁之后,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责任放到了中国的革命文宅工作者的肩上,明确规定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①

  毛泽东把“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方向明确化,把马列主义关于文艺为人民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国情进一步具体化。他指出:文艺为人民大众,“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②因此,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第一是为工人,第二是为农民,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毛泽东要求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

  细究起来,毛泽东所说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服务方向还是农民。工人人数极少,尽管他们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虽然是服务对象,但毛泽东要求不要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去创作文艺;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是革命的主体,是军队的主体,因此,文艺为人民大众,在实际上就是为农民。毛泽东在小时候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

  ② 《列宁选集》第1 卷,第650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3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55 页。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①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真实主体:“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②因此,在中国这场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中,革命文艺的主要方向自然是要去表现、描写、反映农民的情感、意识、姿态、语言、命运与斗争的事迹。这的确是“五四”以来文艺运动未曾以高昂激扬的笔调所触及的领域。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讲话》以后文艺题材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生活与斗争成了压倒一切的文艺主题,《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白毛女》、《血泪仇》、《王贵与李香香》、《我的两家房东》等等成了解放区文艺的著名代表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看了延安平剧院的《逼上梁山》以后,欣慰之至,写信表示祝贺和感谢,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大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③..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实质上是为农民服务,这是由当时的革命战争环境规定的。但毛泽东在确定这一文艺的根本方向时,还是提出“人民大众”这一概念。历史的变化,也使“人民大众”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变化,例如,知识分子就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他们的作用也愈来愈大,现在知识分子也被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当然其中也就包含了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这是新时期党在文艺方针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与重大发展。

  二情感转变

  要实现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关键是文艺家作为创作的主体必须实现立场、态度的转变,也就是说要在情感上转移到人民大众和工农兵方面来。只有文艺家们的自我意识与情感真正融化与转到工农兵群体意识与情感之中,工农兵群众才能真正进入文艺创作者的视野,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才能真正实现。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丈武两支军队会合了,“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①,要实现这个结合,还有一个情感转变的问题;在谈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时,他又指出,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在各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也似乎是已经解决了,因为他们来到根据地,目的无非是为了革命,与革命人民一起奋斗,“文章下乡,文艺入伍”,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其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09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92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48 页。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②因为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的意见中,发生了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而其关键也是情感没有转变到工农兵群众方面来。所谓情感没有转变,就是文艺工作者中有些人,“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①

  这是一个老问题。“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提倡新文学,甚至提出“平民文学”。但“‘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凡是先知或引路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野老夫’都可领会”②。可见,新文学的倡导者们虽然提出了“平民文学”,“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③后来的创造社、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生搬硬套拉普文艺,只是在理论上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出了初步认识;左联曾在1930―1934 年组织了几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问题,但由于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上的限制,使得他们把大众化看成是通俗化;或者把“大众化”变成了“化大众”,认为不是大众的文艺,也不是为大众的文艺,而是教育大众的文艺!可见还是把自己看作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鲁迅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④,“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⑤。毛泽东认为,从上海亭子间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还是上述传统,还是在思想深处保存着一个与人民大众格格不入的感情王国,即个人主义,自我表现,对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因此“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因此也就不可能熟悉工农兵大众的语言,不懂他们的情感和愿望,不善于描写工农兵,“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①这就不可能实现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只有将立足点转移过来,将情感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什么叫情感转变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②毛泽东在《讲话》中向文艺工作者现身说法,谈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在自己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在一起了,相互熟悉了,“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

  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54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57 页。② 周作人:《平民文学》。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00 页。④ 鲁迅:《而已集》第11 页。⑤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33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57 页。② 鲁迅:《而已集》第851 页。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③可见,这种情感转变,就是要使知识分子的“自我”与工农兵群众的“大我”融为一体,使自己的感情世界、情绪世界来一番彻底的脱胎换骨的变化,随着这一变化的真正完成,“自我”对世界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因此,这种情感转变不完全等同于思想改造,更与理论世界观的转变不同,而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变化,是一种“自我”在群体中世界观的变化。一个人的理论世界观可以倾向于某个阶级,可是不一定真正在情感中属于这个阶级。毛泽东在强调情感转变的时候,使用得更多的字眼是“体验”。“兴趣”、“爱好”、“热情”、“偏爱”、“同情”、“感情”等等,他把这种情感的变化当作世界观改造的深刻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大众化。这对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真正表现工农兵群众,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毛泽东还指出了文艺工作者情感转变的途径,这就是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学习社会。他强调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学在群众生活与群众斗争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各阶级,研究他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他们的面貌和心理。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使自己熟悉群众,而且要使群众了解自己,而这都只有通过情感的融成一片才能真正达到。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过程,非有七年八年不可,非要痛下决心不可。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毫不迟疑地、无条件地去接受这个灵魂洗礼和情感转变过程,扔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感王国,转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英雄才有用武之地。

  这里有一个大众化与化大众(启蒙)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有他独特的理解。他认为要当群众的先生,必须首先当群众的学生。《讲话》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未,不管他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①只做群众的先生,这在毛泽东看来,大概就是近代以来革命运动的教训之一。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以来,每当社会变革遭到挫折时,总有一些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从“民心”、“民气”、“民智”上去找原因,但谁也没有从领导者、宣传者本身脱离群众、轻视民众,特别是轻视农民群众这一关键因素上去总结经验教训。“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其意义不可低估,但在毛泽东看来,它的根本缺陷就是只局限于知识阶层,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不能只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取得胜利。“中国的民主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

  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51~852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4 页。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①为何会“一事无成”?原因就在于,既是启蒙,就有一个启蒙者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如果启蒙者不是站在民众之中,而是站在民众之上或民众之外,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脱离实际与陷入空谈和空想。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谈到对工农兵群众的启蒙问题(化大众),认为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②。但要达到这个目的,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首先必须大众化,即来一个情感转变。毛泽东认为,工农兵群众也是有缺点的,“都有落后的思想”③.. 问题是如何长期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这不能采取讥笑的(,) 态度,而应该与他们打成一片,善意地使他们去掉落后的东西。毛泽东认为,为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与他们打成一片,有时还不得不迁就群众中落后的东西。1942 年11 月21 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曾说,要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既不能脱离群众,也不能当群众的尾巴,但有一条,一定要按群众的要求。例如彭湃是个共产党员,留学生,中央委员,他不信菩萨,但老百姓一年总有一天要去拜观音菩萨,他去了,群众就说他是个好同志,群众见了他就请他坐下,请他喝茶,“这就是联系了群众,还应该穿群众的衣服,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要迁就他们的落后,要接近他们,同他们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这样就可以教育他们。”这些话与《讲话》中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强调情感转变,强调大众化,但并未忘记化大众,忘记教育群众。不过,勿庸置疑,毛泽东更突出的是大众化的问题,情感转变的问题,这在《讲话》中是非常明显的。

  三普及与提高

  在某种意义上讲,普及与提高也是“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毛泽东在论及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时,就论述了“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①的问题。但普及与提高在《讲话》中占着引人瞩目的地位,则是由根本问题――“为什么人服务”直接引出的第二大问题――“如何去服务”。在毛泽东看来,这个问题既与文艺的根本方向紧密相联,同时,它的正确解决又关涉到这一根本方向的落实与否。

  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普及与提高是一个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争论双方各执一端。但在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后,形成较早也比较普遍的现象却是“关门提高”的现象。它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对抗战初期某些比较粗糙、简单的普及工作不满;就其历史原因来说,它是“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中某些倾向的继续。例如在上海时期,曾有过“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讨论,接着又发生“接受文学遗产”的讨论,就讨论的问题来看,后者正是前者的答案。一些人对文艺遗产盲目崇拜,过分强调向外国古典作品学习技巧,模仿和照搬。这种倾向在延安,在战争和根据地条件下就显得更为突出。有一个时期,在延安普遍地上演大的、洋的、古的戏剧;有的则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59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2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49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4 页。强调磨练技巧,强调面向全国,面向“大后方”,突出“专门化、职业化、正规化”,“专门从事各种技术上的研究”,“有系统的介绍国内和世界名剧”。就艺术本身而言,这种倾向并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问题就在于这种倾向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显得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成了“关门提高”,置正在流血牺牲的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艺术欣赏水平于不顾。延安“来去的同志,都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回延安的同志,身上的战袍还未脱下,尘土还未扫净;即将离开延安的同志,也立刻就要跨上战马,驰骋抗日前线;哪有闲情逸致来欣赏这外国古典剧啊!”①

  所以,普及与提高的争论,尤其是“关门提高”的倾向,论其根源来说,还是归结到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与文艺的根本方向紧密相关的。“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②毛泽东将分析的切人口,选定在“对象”上,一开始就抓住根本。既然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那么讨论其他一些问题也以这一根本方向为标准。《讲话》以工农兵大众的需要为尺度,来界定普及与提高的概念内涵,两者的轻重缓急以及它们的辩证关系。

  从普及与提高的概念内涵来看,《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向工农兵提高。在这里,普及与提高的内容都具有政治性与阶级性,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不能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去向工农兵普及,而是要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向他们普及。提高的问题也是如此,“不是把工农兵提高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③毛泽东这些话当然有所指。因为当时延安文艺界在争论普及与提高时,有少数上演的戏剧是反映18 和19 世纪外国贵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生活的,还有的戏是宣扬升官封爵、夫贵妻荣、男子多妻、女子守节的,以及肯定民族投降、镇压农民起义或带有黄色意味的。这些都与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不相容,更与激烈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实践相冲突。在毛泽东看来,这都是文艺的根本方向问题。无论是普及,还是提高,都必须是反映工农兵的斗争实际,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文艺应当“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剥削与压迫,文艺就必须反映这些问题,“使人们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①这就是普及与提高的方向与内涵。

  从普及与提高的轻重缓急来看,《讲话》指明重点应放在普及上。这也是由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规定的。文艺既然为工农兵服务,自然就应以工农兵的文化水平和接受欣赏水平为基础。蔡特金在《回忆列宁》中记述了列宁这样一段话:“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底

  ① 陈戈:《我的回忆》,载《电影文学》1962 年第5 期。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59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59~860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1 页。层有深厚的基础。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②毛泽东深知中国底层群众的愿望、要求与情况,他早就认为,由于地主阶级的压迫,中国历代以来,只有地主有文化,而农民没有文化。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从根本上使农民从政治上与经济上得到解放。但文艺首先要面向工农兵,就应该配合他们的实际斗争,顾及他们不识字、无文化的状况,要满足他们所急需的文化知识,创作他们容易接受的文艺作品。因此,“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③普及的作品自然会简单、浅显,为一些艺术家们所不愿创作,但毛泽东认为,现在群众是在唱“下里巴人”,你唱“阳春白雪”,于工农兵群众没有多大意义,文艺“必须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利益,才是好东西。”①以毛泽东的个人爱好和文学修养,他当然喜欢高级的文艺作品,但他的标准是群众的实践需要,即使粗糙一些,简单一些,只要是群众能接受的,他也提倡。因此,把普及工作放在第一位,对于他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毛泽东在强调普及的同时,也未忽视提高的必要性,而是给予二者以辩证的说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他就指出,这种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②在《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文艺工作中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普及工作与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重视普及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或贬斥提高。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当时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因此,如果普及工作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总是一样货色,一样的“小放牛”,那么这种普及工作也没有意义。“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要求提高。”③普及是基础,提高是目标,普及工作不但不妨碍提高,而且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在大量的普及工作中,名篇佳构必然会有所涌现;持续的普及也会逐渐提高群众的欣赏水平,从而对普及工作产生更高一层的要求,也会使作家的创作水准渐次提升和获得适应读者新要求的能力。这里的关键是普及要向提高方向发展,而提高则必须以普及为基础,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而无论是普及与提高,都是以人民大众为方向的:“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是人民的提高。”①

  在论及普及与提高时,毛泽东认为都有一个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实际上涉及艺术的源泉和遗产的继承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化,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在《讲话》中,

  ②《列宁论文学和艺术》(二),第912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2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5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08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2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0 页。他也明确指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②但这都是流而不是源,如果脱离源而对文艺遗产毫无批判地硬搬和模仿,这是最没出息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与《实践论》中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提法相似,在《讲话》中,毛泽东认为文艺遗产是间接经验,文学艺术的源泉是直接的生活实践。“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③艺术的源泉是生活,但生活却并不等于艺术,因此,艺术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④毛泽东在这里论述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但他讲的生活不是一般的普通的生活,虽然他以这种普遍的一般的形式提出和论述。他讲的生活是人民的生活,工农兵实际斗争的生活。因此,无论是普及或提高,或是情感转变,都必须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从中改变自己,同时又吸取艺术营养和生活素材,这样才能使革命的文艺运动沿着为人民大众这一根本方向发展。

  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0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0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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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政党建设的探索






  延安时期,伴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在各个方面的具体展开,毛泽东关于政党建设的理论也日趋系统化。正像毛泽东关于政治、军事、哲学与新民主主义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现实斗争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一样,他关于政党建设的理论也是这种结合的成果,有其独特的内容与基本特征,并在实践中创造了延安整风这样的政党建设的独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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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党理论的基本特征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如同中国革命一样,也不能照搬外国模式。毛泽东的建党理论经过长期的探索而在延安时期臻于成熟。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①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或理论包括诸多方面,诸如党的性质问题、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等。这里不拟全面涉及,而只探讨一下毛泽东建党理论的特征。

  一思想建党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起,是严格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邓小平曾说:在建党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②列宁的建党理论主要是在同改良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在俄国革命的环境下形成的。列宁一方面强调党的纲领和策略问题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则突出党的组织建设,强调集中与铁的纪律。注重组织建设是列宁建党理论的特征,苏联共产党长期坚持的观点是认为党的建设是研究“关于党及其组织建设的学说”③,基本上反映了列宁建党思想的特点。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列宁建党学说的这一方面,诸如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等,但毛泽东建党理论的重心则移向思想建党,这是他的建党学说的首要特征。

  如前所述,在一个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特殊环境中,无产阶级政党要获得发展,必须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打开大门。但如此一来,就使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发生变化。这就在理论上产生一个矛盾,即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以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成员组成,而在实践上也产生一个能否保持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列宁从党的政治纲领对于建党的意义的角度曾提示道:“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11 页。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31~832 页。②《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九八二年),第41 页。

  ③ 斯列波夫主编:《党的建设研究提纲》第1 页。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①列宁的话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并不只在于党的纲领的制定,而主要是揭示了党的性质与党员出身的区别。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纲领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但党的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证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成为先进的无产阶级分子。因此,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是处理好组织上入党与思想上入党的关系。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②这明显继承了列宁的思想,而又增添了思想教育的内容。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更明确地说:出身和入党不同,这是两件事,出身是农民,入党就是党员。但入党还有一个组织上入党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只有思想上入党才是真正的入党。因此,思想教育、思想入党就成为党的建设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或党的思想建设的原则,是在实践中逐渐确立起来的。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开辟农村根据地。面对红军和党员大部分出身农民以及由此带来的边界党组织中的机会主义、地方主义、家族观念、土客籍之间的不团结等问题,毛泽东向中央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③这表明毛泽东在特殊的环境下充分意识到农民成分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政治任务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从思想教育入手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但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事实上来不及从实践上贯彻这一思想建党的原则。因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继续存在和发展,甚至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1929 年12 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重申并在实践上着手进行思想建党的问题。他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些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他精细地分析了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提出了种种纠正方法,而其要旨则归本于从思想上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亦即进行思想建党。1945 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确立。注重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开始成为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基本特征。

  迨至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思想建党的特色更为突出。延安整风,主要是整顿思想、或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亦既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延安整风时期所经常出

  ① 《列宁全集》第32 卷,第225 页。② 刘少奇:《论党》第12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77 页。现的两个对侍性的词语。毛泽东“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这一论断,的确概括了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实质。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建党理论(当然也包括刘少奇、陈云等人的贡献)得到系统化,党的性质、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得到全面阐述,而思想建设则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从党的性质来看,毛泽东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就规定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和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②他号召“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无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这首先就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因而保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必须加强思想建设。从党的政治建设来看,如前所述,在特殊而又复杂斗争环境中,政治路线、政治策略的正确与否,关键是能不能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就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需要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片面性、狭隘性、狂热性与急躁病。因此,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③从组织建设来看,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刘少奇等对党的组织建设的诸多问题,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纪律、党的干部路线与干部政策等,都有明确的论述。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要解决组织建设问题,要进行组织上的整顿,首先必须进行思想建设与思想整顿。他说:“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①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组织上的表现,主要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因此,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就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把思想教育置于首位。从作风建设来看,按照毛泽东的概括,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它们本身就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内容。正是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才在全党形成了著名的三大作风。总之,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党内问题的焦点,被毛泽东和刘少奇概括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与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苦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6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04 页。②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载1944 年12 月16 日《解放日报》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94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75 页。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②,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的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③从而思想建党便成为毛泽东建党理论的核心。

  二道德修养

  与思想建党相联系,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强调道德修养,培养共产党员的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也是区别于其他国家共产党建设的特色之一。

  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来看,延安时期他强调的道德修养,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早期突出的道德理想在新的基础上的改造和发扬。他那时强调精神之我,亦即精神之个人主义。在这种精神之个人主义中,含纳了“济人之急”,“成人之美”、“履危蹈险、舍身拯人”的传统美德。正是从这种道德理想出发,他矢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尔后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个人主义”的概念被他纳入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加以批判和抛弃,而其中所包容的高尚的道德理想则被改造为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而纳入无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并大力弘扬。于是,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道德修养的过程,所谓思想上入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道德修养。

  这种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延安时期毛泽东所写的《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代表作,贯穿的就是这一思想。他树立的白求恩、张思德形象(以及后来的雷锋精神)就是这种共产主义的道德化身。由于为人民服务被规定为党的宗旨,因此,通过道德修养而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也就能够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同时,党没有特殊利益,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为党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党性修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道德修养。

  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规范,毛泽东从各个角度进行了阐述,诸如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为关心自己为重;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国家而工作;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人民极端的热情;应当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忠于人民,忠于党;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己的一切,等等。总而言之,毛泽东提倡“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而“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①;“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而重”;“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②。他要求“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把是否为人民服务看作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志。刘少奇则更加

  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93 页。③ 刘少奇:《论党》,第14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22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04 页。发挥了这一思想:“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①

  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实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规范,必须进行痛苦的思想斗争和道德修养。毛泽东提出了“自我批评”的修养方法,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洗脸”和“扫灰尘”。要经常洗,经常扫,使党和党员的思想保持纯洁。实际上也就是要开展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总结延安整风的经验就是展开了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来看,进行自我批评与道德修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借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②刘少奇则明确地把这种“自我批评”表述为道德修养:“要有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③。

  以这种道德修养为特征的党的建设理论,的确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论述道德规范时,融入了一些传统的思想,在用语上也大量征引古代成语,诸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千鸿毛”①、“鞠躬尽瘁,死而后己”②,“大公无私”③,等等。他的“自我批评”的修养方法,来源于传统的“省身”;他的“扫灰尘”的比喻,渊于“时时勤拂拭,不使染尘埃!”而刘少奇提倡的道德修养,则更是如此:“在中国古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进行自我修养。”当然,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经过改造的:“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路线。”④但无论如何改造,这种道德修养从内容到形式都吸收了传统伦理,是地道的中国式的。吴玉章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写道:“我常常把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处事的方法,与中国古圣先贤所谓‘修己治人’之道相比较,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实行人类最高的道德”,党性修养“与古人慎独、毋自欺切合”,“我们共产党要消灭阶级的压迫,消灭民族的压迫,这正是中国古圣先贤‘民胞物与’‘一视同仁’最彻底的忠恕之道。”⑤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1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96~1097 页。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9 页。①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② 诸葛亮:《后出师表》。③ 《吕氏春秋・去私篇》。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9 页。⑤ 吴玉章:《共产党改造了我的思想》,载1943 年7 月2 日《解放日报》。以道德修养为特色的党的建设,不像其他国家共产党那样只从组织上清除出党为巩固队伍纯洁组织的方法。当然不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没有采用过这种组织手段,而是说它采取的主要途径是思想教育、道德上的自我反省。这在具有深厚伦理传统的中国,其效果是巨大的。连邓颖超也说:“经过学习和对照,使我大吃一惊,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在组织上入党十八年”,“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自己的思想还没有入党。”⑥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要大家“脱裤子”,亮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尾巴,不要害羞,“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①。从当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人的回忆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来看,表明当时共产党人对思想改造、自我反省、道德修养的忠诚,他们把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通过理性的自觉化为自愿的行动,把党内的复杂问题与矛盾化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对立,把能否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与信念提到是否思想入党的党性修养的高度。这使得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无不诚心诚意地进行自我反省:“要知道灰尘是有的,只是自己不觉得罢了。自己不觉得,懒去拂拭,将使灰尘越积越厚。自己不承认有灰尘,也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灰尘,这是危险的。”②“改造自己,使自己完全变个样,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不是件易事,要工夫深,火候到。‘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的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四三决定)是慢火蒸”,要达到“炉火纯青十二分”③。这种道德修养的提扬,大概是延安整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二重特征

  思想建党与道德修养是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基本特征,但如果深入考察一下,则在这一理论的深层处,还存在一个致思趋向上的二重特征,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与高扬道德理想的伦理意志。这是毛泽东思维结构的二重性。把延安整风仅仅说成破除教条主义,提倡实事求是;或把思想建党仅仅说成道德修养,似乎都带有片面性。

  从求实精神这一特征来看,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大力提倡把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强调调查研究,矛头直指主观主义,尤其是王明的教条主义。整风初起,还未点出教条主义的代表王明,《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也只是有所暗示。1942 年3 月9 日发表的《教条和裤子》的社论中说:“延安的某些干部与名流,难道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吗?”①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王明教条主义根源就公布于众了。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充分表现出他的求实精神。本书前章“实事求是的阐发”表明了这一点。在《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文中,毛泽东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把“自由”限定为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去改造世界而获得自由。显然,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不是伦理学上的自

  ⑥ 转引自《红旗》杂志1981 年第13 期。① 《延安文萃》上,第14 页。② 《延安文萃》下,第699 页。③ 《延安文萃》下,第700 页。① 《延安文萃》上,第15 页。由意志。要获得这种自由,不能凭主观热情与道德理想,而必须精细分析现实的必然王国。毛泽东说:“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②他认为要建筑中国革命这栋房屋,必须先有中国革命的总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乃是从国内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各国相互问的关系等复杂情形中分析而来的,“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③他们只有一塌糊涂的随意的主观愿望,“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④。延安整风,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破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为鹄的,把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因而又被称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引导人们脚踏实地去干革命,从而在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从高扬道德意志来看,如前所述,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悬为高尚的道德理想,要求共产党人进行道德修养,树立起坚强的信念与意志,自觉因而自愿地把个人利益服从于人民的利益。在这里,高尚的理想与为这种理想而奋斗的不屈不挠的意志的作用在于,对于个人来说,在艰苦的环境中能够不计个人利害,不畏艰难险阻,自觉克服各种名利打算,成为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坚强的革命者,能够做到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可丢;对于整个党来说,能够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能够团结一致,克服任何困难,战胜任何敌人,“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①对于全国人民来说,这种高尚的道德意志力量将感召人民这个上帝,愚公移山,并不孤立,全国人民大众将与共产党人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对于全民族来说,只要党的作风正派了,党外有不良风气的人,“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②因此,道德修养,伦理意志的发扬,就成为取得革命胜利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伦理意志的高扬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构成了毛泽东思维结构的双重特征,也是毛泽东建党理论的两个特点。对此,刘少奇揭示得相当清楚:“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点。如果只有伟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切实的实际工作..那只能是空想家、空谈家或学究。相反,如果只有实际工作,没有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标准。”③这种双重特征当然由特殊的历史环境使然。如前所述,特殊而复杂的斗争环境,所要求的是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革命模式。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要求根据实际状况制定既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5~486 页。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6 页。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6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96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11 页。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8~129 页。联合又斗争的谨慎的统一战线策略,分析各种矛盾,利用矛盾,促使矛盾的各方面向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面转化。同时,中国革命是长期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游击武装斗争,敌强我弱的武装斗争格局,必须充分了解判断各种复杂情况,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必须制定一整套的适合于敌强我弱形势的军事策略。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毛泽东充分展示出他的求实精神,并锤炼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些成为延安整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在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人数所包围的环境中,如何使党员在思想上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艰苦匿乏的物质生活环境,如何使人们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这使毛泽东诉诸世界观的改造,道德的修养,伦理意志的发扬,高尚理想的信念,消除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观念,从而鼓舞人们的斗志,战胜不可想象的困难。而这事实上是极为成功的。在当时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实践活动,使许多共产党人渡过了一重又一重的难关。

  求实精神与高扬伦理意志的双重特征,实际上早已表现在青年毛泽东的思维结构中。毛泽东成长于湖湘文化圈中。湖湘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一方面经世观念极重,崇尚实学;另一方面则是理学遗风,注重心性修养。后者使湖湘士人咬牙立志,不计名利。而前者则使他们脚踏实地,注重现实,不致陷入空谈心性的理学弊端。而这两个方面的学风在近代民族危机下,指向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即救亡图存。从王夫之到谭嗣同、杨昌济,这些传统一以贯之。在杨昌济的引导下,这种文化因素深深内化在青年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他在那时就表现出求实精神与发扬心力的二重趋向。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特殊的环境更加强化了这两个方面,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求实精神被表述为实事求是,心性修养与心力被表述为世界观的改造和主观能动性。这两方面在毛泽东的思维结构中处于制衡状态,而在革命实践中则获得了互补的效果。惜乎晚年失衡,强化一面而弱化了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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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特殊环境下的重大课题






  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和发展,理论上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环境上必须有产业工人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这两个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正如中国革命走着不同于俄国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一样,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极为特殊的环境下成长并壮大起来的。

  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从整体上来看,表现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这种社会状况使得党的阶级基础极为薄弱。一方面,虽然中国无产阶级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但人数很少,年龄很短,文化素质低,易受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另一方面,人数众多的是农民群众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从其革命的一面来说,大多数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要求参加民主革命;就它的落后面来说,不但有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各种弱点,而且在政治上左右摇摆,思想上具有主观性、片面性,组织上表现出涣散、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在失去无产阶级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封建思想,或追随资产阶级。在这种无产阶级弱小以及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国度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壮大如何可能?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模式,党的队伍的壮大依靠在产业工人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事实上,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和共产国际的一部分领导人正是按照这种模式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他们无视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曾经一味强调党的组织基础的工人成分。显然,依照这一模式,在中国决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党的发展必须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中吸收力量。

  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在客观上逼迫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中寻找革命力量和立脚点。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一条漫长曲折但却符合国情的独特道路。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活动舞台是农村,党员来源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成员。党凭借着农村的广阔舞台,不断发展。虽然中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而使党的力量遭到重大损失,但抗日战季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依然以农村为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1938 年3 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打破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统治时期只注重在工人中发展党组织的关门主义模式,要求积极地大胆地从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官兵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向他们开门,以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并认为这是

  “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①。由于采取这一政策,党的组织在抗日战争中有了巨大发展。1937 年7 月仅有党员4 万人,到1940 年7 月发展为80 万人,3 年中党员数量增加了20 倍。到1945 年召开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经“有了一个经验丰富的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的强大的解放区”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与解放区,成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心。

  党的发展的特殊环境,即远离工人聚居的城市而长期生活在农村,使党的组织失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75%③,其余党员中还有大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成员。对于这样一个主要由农民组成并长期活动于农村环境的政党,党内托洛茨基主义者是持否定和怀疑态度的,他们认为中共党员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少数知识分子。因此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而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则用他们的尺度来衡量中国共产党,担心这个党离无产阶级太远了,会非无产阶级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而照旧以城市为中心,就难以得到保存与发展力量,“但当时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④对于这样一个在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斯大林明确表示怀疑与轻视,他曾与哈里曼谈话时说:“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他们对于共产主义,就像代用黄油对于真正黄油一样。”①这种轻视当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而成长的特殊道路的简单否定。但也明显的是,大量农民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无产阶级政党,必然把他们所固有的弱点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带进党内,影响党的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性质。毛泽东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②这样,在产业工人人数极少、而小资产阶级成分极为广大的历史环境中,党员数量很大部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如何使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便是一个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环境,也决定了革命斗争的特殊环境。这种特殊的斗争环境进而决定了党的特殊的政治路线。从总体上来说,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一是武装斗争问题。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形势,使党所处的环境和所负的任务更为复杂、更为艰巨。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特殊的斗争环境、特殊的政治路线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 册,第478 页。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见《解放日报》1945 年5 月1 日。③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 页。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 页。① 转引自汪澍白:《艰难的转型》第125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33 页。来看,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的二重性,即革命的一面与软弱甚至附合反革命的一面。“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

  ①这条政治路线就是确认现阶段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独特的革命斗争环境中,要充分认识资产阶级的二重性质,从而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与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这不是能用共产国际和别国革命的模式所能规范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②如果不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的同时又与之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并失去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就会失败。因此,统一战线中与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微妙关联与策略,关涉到中国革命的成败。从武装斗争来看,中国革命斗争的环境也是非常特殊的。“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③它的基本特点就是长期的农村游击战。它是长期的,必须以极大的耐力对待之,不能企望一举成功;它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而不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起义为特征的;它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游击战,而不是正规的阵地战。这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这“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向那些国家不相同的。”④毛泽东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武装斗争形式的。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由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①党的胜利与失败、后退与前进、缩小与扩大、发展与巩固都不能不联系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党的历史表明,当党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则后退一步;反过来,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过程,就是这样密切地联系于党的政治路线,亦即密切联系于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的正确与否的理解和处理。

  这种特殊的斗争环境所突出出来的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的关键,是能不能根据复杂的斗争环境机动灵活地制定党的政治路线、斗争策略,其实质就是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而不能生搬硬套外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08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04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09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04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05 页。模式与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布尔什维克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称之为中国革命的三大基本问题和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并指出,只有加强党的建设,亦即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掌握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他说:“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②因此,在以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为基本特征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中,理论联系实际、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党的建设的重大主题便显得极为突出。

  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一方面由于党从创立时起理论准备不足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的极其复杂,另一方面则由于党处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成员的包围之中,党员的大多数来自小资产阶级,从而把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片面性和主观主义等思想特征带进了党内,使党在处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问题时,极易犯“左”的或有的错误。毛泽东1942 年11 月21 日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传统,但中国党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一般来说,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容易表现为右倾,而当这种统一战线破裂时,又容易表现为“左”倾。最典型的就是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得离谱,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右得厉害。这种左右摇摆均表现在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问题上,而究其实质,则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在毛泽东看来,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标准来衡量,叫嚷“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王明,其实是最不布尔什维克化的。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王明教条主义的统治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逐渐被克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党的政治路线、斗争策略走上了正确轨道,党的组织得到了很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成了民族战争的支柱,其政治影响愈来愈大。但是,王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根源与恶劣影响仍然没有根除,王明直到1940 年还在延安再版他“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造成不良影响。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学风、党风、文风还有些不正,“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①。因此以整顿三风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依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特殊的环境还可更缩小到1939 年以后的抗战艰苦阶段。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而把进攻矛头指向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另一方面,蒋介石也采取了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的政策,对解放区实行包围与封锁,屡屡发起反共高潮,甚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从1941 年至1942 年,是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物质匮乏,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各种不利于革命斗争的思想倾向都有所抬头。这种艰苦环境所要求的是吃苦耐劳、大公无私、艰苦奋斗、服从纪律、同心同德等精神风貌和集体主义的道德,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理想、个人主义、贪图享受、意志薄弱等不利于斗争的习惯倾向。为了对付这种恶劣环境,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其中之一是强调自力更生,进行

  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13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12 页。大生产运动,以解决物质厦乏的问题;而另一个则是整风运动,以解决“精神问题”,这也是特殊环境下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与课题,所谓“延安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即是道德风貌与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①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斗争环境与艰苦环境,要使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并担负起艰巨而又复杂的政治任务,党的建设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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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政党建设的独特方式






  与强调思想建党与道德修养相联系,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了延安整风这种政党建设的独特方式。通过延安整风,弄清了历史是非,党员的思想得到改造,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起来,思想也高度统一,毛泽东思想终于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一整风运动

  毛泽东把党内矛盾主要看作是思想矛盾,认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①刘少奇也指出“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②由于把党内矛盾主要看成思想矛盾,而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只能是开展思想斗争,即无产阶级思想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06 页。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81 页。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是毛泽东创造的适合于思想建党原则的政党建设的独特方式。

  1929 年12 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实际是整风运动的雏形。但那时毛泽东虽然确立了思想建党原则,然而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一方面大搞宗派主义,另一方面照搬苏俄模式,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手段处理党内斗争,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方式。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找到了适合于思想斗争的整风运动形式。当然,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成熟。从主观条件来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的领袖,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得到系统阐发并在实践中为全党所接受,马列主义著作开始大量翻译。从客观条件来说,敌后斗争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不大,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虽然物质生活极为艰苦,但这反而使毛泽东等人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去应付这一环境。因此,上述主客观条件使毛泽东等人有可能认真清理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发韧于1938 年9 月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于1945 年4 月的六届七中全会。但在全体干部与党员中进行普遍的整风运动,则是1942 年2月从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开始,到1943 年10 月。整风运动的过程与内容在此无须赘述,这里只拟述说一下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实行思想建党原则的一些方式。

  一是学习。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在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①,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并且必须着重致力解决的大问题。而所谓学习,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②,因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1941 年5 月,毛泽东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学风问题,纠正理论学习上脱离实际的毛病。1942 年2 月,他又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继续强调学风问题。

  毛泽东倡导学习和学风,在高级干部与全体党员中引起巨大反响。1939年2 月,中共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学习理论、学习历史的运动。从1941 年起,中共中央不断发布有关学习的决定,并指定学习文件。这种学习,一方面旨在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注重调查研究,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因此,学习文件中有《整顿党的作风》的学风部分、《<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等。另一方面,这种学习又旨在提高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对照学习文件,检讨自己思想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在思想上入党。因此,指定的学习文件中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整顿党的作风》中关于反对宗派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3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主义的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等。

  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然党内矛盾主要是思想矛盾,党内斗争是思想斗争,就必须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通过说理和自我检讨,使之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与人为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混淆党内思想矛盾与敌我阶级矛盾,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同志。其结果不仅伤害了党内不少优秀干部,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而且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说:“我们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他认为,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成一个好同志。“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①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又被表述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亦即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一方针指明了应把团结作为解决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同时又把批评作为解决思想问题、工作错误以达到团结的手段。在这里,批评在手段上就区别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既和风细雨,又不掩盖错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斗争手段本身成了目的,而批评则以团结为目标。毛泽东把党内团结看得很重,认为这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与重要基础。在他看来,在对资产阶级的关系上,都应讲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党内更应该讲团结。只有通过“团结――批评――团结”,才能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建设一个巩固的有战斗力的党。

  整风运动发展到1942 年12 月,开始了审干运动,其目的已不是解决思想矛盾。1942 年11 月,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议上说,抗战以来大批人进党,其中混进一些坏人来,忽视了。他指出,整风运动是两种斗争,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大多数党员是这种性质的斗争。但还有第二种,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从而有审干运动。应该指出,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在国民党特务加紧活动的条件下,审查干部还是必要的。但在审干工作中对敌情作了过分估计,把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也怀疑成反革命问题,甚至采取“逼、供、信”的方法,从而使整风运动出现了严重偏差。后来康生发起“抢救失足者运动”,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这就违背了“治病救人”和批评团结的宗旨。

  三是科学地分析历史是非问题。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问题的大辩论,为了使党的高级干部弄清历史是非,毛泽东用了半午时间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随后又在1942 年10 月编印了《六大以前》,提供给干部学习,认真总结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弄清“左”右倾错误的实质与根源。为此,毛泽东随即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经过一段时间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27~828 页。学习检查,1943 年10 月,又重新回到历史问题与党的路线问题的总结上来。由于通过三风的整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深入人心,调查研究蔚然成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为全党所认识,这就为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结论提供了条件。

  对于党的问题的总结,1944 年4 月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的讲演中,提出了科学的分析方法。他认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李立三错误的斗争,这是应该的。但其方法上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同时“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这样“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①。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达成一致的认识。

  总之,延安整风采取学习、团结――批评――团结和科学地总结历史是非问题的方式,从思想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这是毛泽东创造的区别于别国共产党单纯从组织上清洗党员以纯洁党组织的政党建设的独特方式,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三大作风的优良传统。

  二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

  整风运动与历史问题的总结,使全党深切认识到了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完全取决于这种结合的深浅程度。而毛泽东作为这种结合的突出代表,其思想逐渐为全党所接受,“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也开始提出并得到阐发,而且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1 年3 月,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典型的结晶体”。1943 年7 月4 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盂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再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在这个基础上,1943 年7 月8 日王稼祥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之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①同时,王稼祥还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实质有所揭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之后,这一概念开始得到传播和广泛运用,在党的许多领导人的谈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38 页。①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载1943 年7 月8 日《解放日报》。话中,不断出现“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如1943 年12 月,邓小平在北方局的两次会议中,就明确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作进一步规定和准确阐述的当推刘少奇。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①“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②刘少奇的这一论述,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实践化的特征,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成长过程。同时,刘少奇还在报告中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认为中国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和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理论,这一理论因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只能由无产阶级的代表创造出来。刘少奇还概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认为它表现在毛泽东的各种著作以及许多党的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①。刘少奇特别指出了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这个极为特殊的革命环境中的艰难性,“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②

  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历史经验的总结,随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阐发,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的理解,做为这一“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逐渐为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3 年7 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明确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③。同月,中共中央总学委在一份通知中要求全体干部和党员要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与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践,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年8 月,周恩来在演说中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 页。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334 页。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 页。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 页。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00 页。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④这是中共中央一些核心领导人明确表示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在各抗日根据地,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倾向。1943 年8 月,晋察冀边区在一份《一年来宣传工作的检查和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文件中,指出我们不但要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依据,而且要以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我们思想建设的指南。1943 年12 月,邓小平在北方局两次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他说:“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1944 年1 月至10 月,晋察冀分局聂荣臻等人在讲话或报告中,以及该局在为出版《毛泽东选集》所写的《编者的话》中,都明确地提出,要在党内外广泛持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全党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

  1945 年4 月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七人参加起草的,经过了多次修改,每一次都经过毛泽东的精心修改。这个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而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决议把历次错误路线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对比,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四个方面,系统阐发了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列学说应用于中国环境,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①决议最后指出:“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②。这个历史决议,为毛泽东思想正式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5 年4 月23 日至6 月11 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客观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①因此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②。这样,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并获得通过。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其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它使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加速了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历史进程。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8 页。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98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998~999 页。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4 页。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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