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如，1922年生，四川自贡市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7年，以笔名芦■发表文章。建国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工商统战处副处长、中财委第六办公厅副主任。1979年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副组长。著有《论城市合作》一书 （署名芦蕻）。

　　面对个体经济的增长，三资企业、独资企业的纷纷建立，人们不禁会问：50年代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必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解答这个题目找谁呢？我们想到了郑新如同志，他不仅在研究这个问题上卓有成就，而且亲身参加了那场运动，为此，我们敲开了他的家门。

　　访问人：　50年代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当时，无论国际、国内都有极高评价。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各种非公有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个体的、私营的经济迅速增多，三资企业纷纷建立，外资企业也在逐步增加；有人提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不难看出，这是对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以下简称对资改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有了不同的看法，你对此有何评价？

　　郑新如：我个人认为，研究、考察50年代的对资改造，像对待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全面地、历史地进行考察，而不能片面、孤立地看问题，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从我国的情况看，全国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但在国际上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孤立；国内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在进行顽强的垂死挣扎，民主革命的许多未了任务亟待完成。国内的经济形势是：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十分落后，并遭到长期战争的严重破坏，人民政权没收了反动的官僚买办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掌握了国家的重要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处在被领导地位；农业、个体手工业经济则是一片汪洋大海。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就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经济还处在落后状态，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更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期间，常常采取参加或中立的立场，人民政权建立后，对私人资本不能采取剥夺、消灭的政策，而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但并不是任其不受限制地泛滥，让它同社会主义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历史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制订了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以便逐步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量变过程的开始。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后，国际国内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抗美援朝的胜利结束，和平、民主阵营的进一步巩固、壮大，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外部条件；在国内，人民政权更加巩固，全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已基本完成，农业开始走上合作化道路，各种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工人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资产阶级的影响相对削弱。国家即将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进入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新时期。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在利用、限制私人资本的同时，有必要对它进一步实行变革。在全面考察建国后三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总结了我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后，我们党提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用和平赎买的方法，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政策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产物，而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

　　访问人：很明显，您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那么，您认为它所取得的成就是哪些呢？

　　郑新如：成就是巨大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法，终于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成功地把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它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社会安定，社会生产和商品流通不但没有停滞和遭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此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历史的经验需要认真的总结，离开具体的环境、条件，用现行政策否定过去的一切，是决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我们现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是在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虽然还只是它的初级阶段），创建了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进行的，没有过去又何来今天呢？

　　访问人：这一战略决策的形成必定有一个过程。您能简单地作个回顾吗？

　　郑新如：我想从两方面谈谈个人的认识。一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探索和认识的逐步深化：一是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形成。

　　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工商企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部分解放区就曾经出现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支援革命战争，保障军需民用，繁荣解放区经济起了积极作用。据目前见到的不完全材料，　1942年2月，陕甘宁边区就建立过公私合营的裕顺通股份有限公司。1947年，冀中行署对泊头市永华火柴公司实行公私合营，这在当时的华北解放区是规模最大的火柴工业。1947、　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北满根据地（基本包括现在的黑龙江省），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企业，如公私合营、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出租林场、牧场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多种形式的早期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并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探索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

　　1948年8月，张闻天在总结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实践后，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东北是已经有了……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使资本家在重要生产条件上依靠国家，和国家订立合同，国家给它一定便利条件，保证它一定利润为公家生产。”他不仅看出国家资本主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存在，而且预见到它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构成中的地位。同年9月，张闻天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经中共东北局常委讨论通过报告中央，得到《提纲》“很好”的肯定评价，并准备转发全党，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 《提纲》提出东北解放区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是从理论高度首次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作了更完整、更准确的阐述，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纲领》列举了加工、合营和租借等形式。这不仅标志着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而且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确定下来付诸于实践。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多种形式下有了很大发展。由于没收官僚资本，发展了一部分公私合营企业。在国民经济改组过程中，为了稳定市场、保证军需民用和帮助资本主义企业克服暂时遇到的困难，维持和发展生产，政府大力发展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据1952年统计，公私合营工业生产总值，较1949年增加5.8倍，在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所占比重达5.7％。政府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等约占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总值的35―40％。至此，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已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是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深化理论认识的结果。　1952年10月，周恩来在提出如何通过和平转变进入社会主义时指出：“如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这是把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改造联系起来，在理论探索上迈出的重要一步。1953年6月，李维汉在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基础上，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将通过实践检验的经验总结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这一报告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并把它提交党中央政治局讨论。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两次讨论，党中央从理论、政策上肯定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性。同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对工商界代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方法。”

　　这些回顾表明，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我们是遵循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特别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借鉴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不断深化与提高的。从东北解放区把“出租”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到《共同纲领》把“出租”作为鼓励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访问人：在遵循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是否有所创造和发展呢？

　　郑新加：当然有。理论上有继承、有发展，实践上有借鉴、有深化。我们对民族资本不是实行“没收”而是采取利用、限制的方针，实践上我们不是发展租借、租赁，而是发展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适应各种不同情况，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以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为基地，完成私营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经过统一战线工作，培养和团结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通过他们带动和影响更多的资产阶级分子，消除疑虑，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完成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等等，这些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容，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也有一个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党确实没有提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但在国民经济改组过程中，为了帮助资本主义工商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增加生产，促进物资交流，稳定市场，维持工人就业，国家大量发展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等各种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使私人资本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上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变化。实行利用、限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变革的开始，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量变过程的开始。1953年6月，党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后，全国统战会议根据中央讨论的精神，把对资改造的方针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报送中央，之后在中央的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得到肯定。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讲道：“从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到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明确为利用、限制、改造，这是全党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终于明确化和具体化了。”访问人：有人认为：加工、订货以至公私合营等，建国前已经在解放区出现，党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与方针早已明确地规定下来，　1953年夏季不过是重新加以肯定，并不具有新的内容。对此，您怎么看？郑新如：这种看法是把经济生活实践中出现的零星的、不自觉的行动，不适当地提高到自觉的、理论的高度来看待了。众所周知，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方针、政策，来源于实践，是千百万群众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并且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不断地得到修正、补充而逐步成熟与完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正是在国民经济改组过程中，特别是经过1950年下半年和1952年10月两次调整工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实践基础上，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深入考察建国以来私人资本的发展变化，系统地总结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之后，明确提出来的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和方法。访问人：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在肯定的基础上，对这一历史事件您觉得有什么失误和不足吗？郑新如：历史发展是有继承性的。科学地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借鉴有益的经验，汲取失误的教训。对资改造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难免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不承认失误和缺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近年来，理论界结合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建设形势，多层次、多角度地就对资改造这一历史事件开展了深入的讨论，从这场社会变革的整体合理性，以及它的每一步骤和措施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我认为，对资改造的失误可以列举许多，但主要的是：

　　第一，指导思想上求快、求纯，改造的步伐一再加快，最初规划要两个五年计划（到1962年）完成按行业公私合营，到1955年下半年，就提前到两年完成，以后又由两年变一年，一年变几月。脱离实际的求快、求全，造成工作上的简单、粗糙，遗留下的问题多。由于追求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追求高度集中和全面的计划经济，忽视了必要的分散生产和分散经营，过急、过粗地进行裁、并、改、合，使部分企业失去原有特色，造成产品单一、质量下降、商业网点减少、流通阻滞。

　　第二，全行业合营高潮中把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小业主等，不加区别地带进公私合营，一律称为私方人员，按资本家对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党中央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指示，各地贯彻实施后所作的统计，合营高潮及其扫尾期间，作为私方人员按资本家对待的共计86万人，其中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小业主共70万人，实际约81％是属于劳动人民范围。这样作，既挫伤了这部分原应属于劳动者的积极性，又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社会生产和流通中留下许多空隙无人填补，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第三，对资改造要求对企业和人的双重改造，即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步改造。1954年，在有计划开展公私合营时，提出以企业为基地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进行团结、教育工作，使他们能充分贡献与发挥其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专长。刘少奇、陈云都曾强调指出：要把资本家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专长，当作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汲取有益的知识，提高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但在全行业合营高潮以后，由于政治生活中“左”倾思想逐步发展，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被打断，导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在原工商业者和他们的代表人物中，一部分人受到错误处理。合营企业中的合作共事，团结教育工作遭到忽视，因而也影响到充分调动原工商业者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时间的积淀，有利于人们对历史事件作出更清醒的判断。我深信随着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方法的改进，对这一场社会变革，一定能作出更加符合历史实际和历史规律的结论。

　　1992年7月31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雷英夫，河南孟津人，　1921年生。1938年8月到延安抗大学习，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顾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兼总参作战室主任，总参作战部处长、副部长，军委国防部发言人。

　　30多年过去了，谈起金门炮击，雷老却记忆犹新，仿佛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他说：因为工作关系，我参加了这一作战的全过程，亲眼看见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军委首长组织指挥这一斗争的奥妙，大开眼界，大长了见识。

　　访问人：雷老，您好。听说1958年我军炮击金门，是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炮战，是毛主席周总理精心策划，亲自指挥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炮战，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一曲绝妙之笔。同时，听说，您当时在毛主席周总理身边，参与了这场战争，对各方情况比较了解。因此我们想请您谈谈这场战争的情况。

　　雷英夫：可以。但必须声明，我虽然参与了这场战争，做了一点具体的参谋工作，但由于水平太低，了解情况有限，特别是现在年老体弱，记忆力急剧衰退，故所谈情况和看法不一定准确妥当，敬请各位批评指正。1958年炮击金门时，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兼周恩来总理的军事顾问，又是军委（国防部）的发言人，因为工作关系，参加了这一作战的全过程，又亲眼看见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军委首长组织指挥这一斗争的奥妙，大开眼界，大长了见识。

　　1958年8月23日到10月25日，我军对驻守金门的蒋军发动了一场持续近三个月的大炮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炮击金门”，又叫“8.23大炮战”。所谓“炮击”也好，“炮战”也好，都是一个概括的名称，并不完全准确，因为除了炮兵之外，空军、海军也都参加了战斗，并取得了光辉战果，但由于炮兵作战是主要形式，而且大家也叫惯了“炮击”“炮战”，故也就沿用了下来。照我看，这确实是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炮战，一场包括军事、政治、外交、宣传在内错综复杂奇妙无穷的大炮战，一场典型的斗智战争，也是党中央、毛主席得心应手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战争的又一绝妙之笔。

　　炮击金门的前前后后

　　访问人：从这场战争的规模看，最激烈的是1958年8月23日至10月底，那么，这场战争是不是仅限于这三个月呢？

　　雷英夫：按照历史情况，炮击金门并不始于1958年的8月23日，也不止于1958年的10月底，而始于1954年的9月3日，那时台湾国民党和美国政府正在商谈签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为了打击美国的侵略政策，制止国民党蒋军对我东南沿海的袭扰，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对金门蒋军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炮战。在此之后，双方的炮战时有发生，有蒋军主动打的。也有我军主动打的。反正断断续续，炮声不停。1958年8月23日炮战后，到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防部长徐向前下令停止对金门的一切炮战为止的21年中，双方也还有断断续续的炮战。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我军在他到达和离开时，也曾奉命发动过迎送瘟神大炮战。因此，炮击金门的时间，准确些说应该是包括从1954年9月3日到1979年元旦的整整25年。如果把1949年金门作战以后，金门地区不断发生的炮战计算在内，炮击金门的时间则应是30年，但在这20年或30年的炮战中，规模最大、最猛烈、最令人胆战心惊、最错综复杂的是1958年8月23日到10月25日这近3个月的大炮战。在此期间，我共大打发射万发炮弹以上的7次，中打发射千发炮弹以上的80多次，零星打炮一千多次。直打得金门岛上硝烟滚滚，天翻地覆，蒋军狼哭鬼嚎，连续呼救。直打得美帝国主义手忙脚乱，仓皇调兵遣将改变战略部署。直打得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矛盾激化，公开争吵对骂不休。也打得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者，慌慌张张，原形毕露。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却拍手称快，扬眉吐气。总之当时天下议论纷纷，金门和台湾海峡局势，成了当时国际局势的热点，也对后来台湾和台湾海峡局势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访问人：有人说炮击金门是我军主动打的，也有人说炮击金门是自卫性质。您怎么看？

　　雷英夫：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都有根据，那时我们和蒋介石集团仍处在战争状态，内战一直未停。既然战争未停，谁先打，谁后打，也就无关紧要了。正如周恩来总理1958年9月4日针对杜勒斯的声明所说的：“中国政府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也就是我国防部10月13日命令中所说的，“打不打，什么时候打，我们有自由权，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外人无权过问。”

　　正因为这场炮战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奇妙斗争，所以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些很高的人物还提出过一个疑问：“这叫什么战争，不懂，不懂。”我们说，这确实是一个创举，可以叫做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精心策划和指挥的一场奇妙的新式战争。这场斗争，在某些方面说确实带有戏剧性，是一场典型的斗智斗争。斗智的一方，是那样滞洒自如，要打就打，要停就停，要谈就谈，虚实并用，把一条又粗又长的绞索，套在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的脖子上；斗智的另一方却是那样的惊慌失措，乱成一团，互相对骂。美帝国主义在国际舞台上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狼狈不堪。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伤透了脑筋，据说他在华盛顿3天睡不成觉，说这实在是“在进行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并作出了一个错误的战略判断，认为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一齐出动的情况看，显然是解放台湾的前奏，不光是解放金门。因此，赶快从地中海、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等地抽调兵力到台湾海峡，并宣布要把“斗牛士”导弹也调到台湾，对我进行战争威胁，摆出一副大打的架势，结果正好中了圈套。倒是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老对头蒋介石，还懂得一点其中的奥妙，因此，当他得到金门蒋军遭到猛烈炮击时，不仅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眉飞色舞地连声说“好！好！好！”炮声一响，他就有了向美国主子讨价还价的本钱，他就可以在中、美、台三角斗争中求生存，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剑虹在他《使美八年纪要》一书中说， 1958年美台共同防卫条约生效后第四年，中共8月间对金门实施持续猛烈炮轰，以试探《中美共同防卫条约》和《台湾决议案》的效能。当时国民党的“国防部长”俞大维后来对人说，8月23日大炮战之后，台湾海峡便不再有战争了，蒋军才得到了一个几十年安定的生存环境。

　　本来解决台、澎、金、马，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我国人民和军队的神圣义务和既定方针。为此，建国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为实现这一方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政治上，我们一再声明，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不容别国干涉，国共之间可以实行第三次合作，一切“和为贵”，并连续派人和蒋介石集团进行暗中商谈。外交上，我们一再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领土和干涉中国内政，希望中美进行会谈，解决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实行中美邦交正常化。军事上，继朝鲜停战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我国又一再重申了一定要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决心，至于用武力或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那是可以商量的，时间迟一点早一点也是可以的。时至1958年，美国在全球更加横行霸道，积极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威胁，并于7月中旬公然派遣海军陆战队5000余人，侵入黎巴嫩，镇压中东人民的革命斗争，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不仅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卫条约》，宣布要把“斗牛士”导弹运到台湾，准备对中国大陆使用核武器，还不断派遣飞机轰炸福建、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城市，派军舰和小股匪特在沿海登陆袭扰并一再叫嚣要反攻大陆，宣布台、澎、金、马等地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千方百计要制造紧张局势，挑起中美战争，他好混水摸鱼重返大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为了惩罚蒋介石集团的袭扰破坏，彻底摸清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战略企图，粉碎美帝国主义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也回敬赫鲁晓夫集团控制中国的野心，党中央毛主席经过反复的考虑乃下定决心：炮击金门。

　　炮击金门的军事部署

　　访问人：炮击金门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都作了哪些部署？准备的怎么样？

　　雷英夫：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心，7月中旬，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北京旃坛寺召开了军委作战会议，制定了炮击金门的具体实施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和有关军区的负责人。经过反复研究确定：

　　一、以福州军区为主，调集32个炮兵营，部署在厦门、莲河地区，打击大小金门的蒋军目标；以6个岸炮连，部署在莲河、围头、厦门一线，打击料罗湾的蒋军舰艇。

　　二、以福州空军为主，先以2个歼击机团进驻连城、福州、龙田各机场；轰炸机、侦察机随后进驻樟树等地，以夺取东南沿海的制空权，并准许必要时轰作金门，但轰炸行动必须经毛主席中央军委批准。

　　三、以东海舰队为主，除以歼击机掩护策应汕头、连城空军作战，并掩护三都沃海军基地外，另集中8个岸炮连，配合陆军打击大小金门，调5个鱼雷快艇大队、2个潜艇大队，1个高速炮艇中队，分别进入泉州、东山、三都沃等地，准备从海上打击蒋军的舰艇部队。

　　以上各参战部队共火炮459门，舰艇80余艘，飞机200架，这些部队统于7月24日部署调整完毕。

　　各部队得到炮击金门的预令后，欢欣若狂，纷纷发电报，打电话，写申请书，要求参战，希望早打、狠打。

　　访问人：7月27日，毛泽东曾有一封信给彭德怀、黄克诚，提出“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这是怎么一回事？

　　雷英夫：情况是这样，由于当时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19天暴雨，道路泥泞不堪，冲毁桥梁43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病员骤增，空军、海军的部署尚未调整完毕，加上国际形势尚须看一看，于是毛泽东7月27日写信给彭德怀、黄克诚，信是这样说的，“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们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于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叶飞同志当即表示拥护。在克服了部队中的急躁情绪之后，毛主席于8月20日看准了各方形势，我各种准备工作均已完成之后，才决定立即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猛烈打击，把金门封锁起来，造成要解放金门的声势。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心，军委预定8月23日对金门蒋军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炮击，着重打击敌人指挥机关，炮兵阵地、雷达阵地和停在料罗湾的蒋海军舰艇，要各参战部队加紧做好一切准备。8月23日上午，军委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下午，毛主席正式下达了当日（23日）下午五点半钟炮击金门的命令。

　　炮击金门的指挥

　　访问人：在炮击金门开始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召集中央工作会议，所以有人说，这次炮击金门是毛泽东在北戴河坐阵直接决策和指挥的。这样说，准确吗？

　　雷英夫：这样说基本上是对的，但只说了一半，还应该再补充一句，即炮击金门的筹划工作和最初阶段 （9月2日）以前的决策和指挥是毛主席在北戴河决定的，9月2日至1O月25日毛主席则是在北京决策和指挥的。当时的情况是，1958年7、8月，毛主席党中央正在北戴河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也在北戴河决定，国防部长彭德怀，作战部长王尚荣和福州军区政委、炮击金门的前线指挥叶飞也赶到北戴河。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布置炮击金门的具体指挥。8月底中央会议结束，与会同志都返回原单位，叶飞同志也回福建。8月30日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乔冠华和我奉召到北戴河开会，研究和决定有关炮击、领海线划分等问题。会后，9月2日毛主席、周总理及彭德怀、陈毅、黄克诚等都返回北京。炮击金门的事也就在北京进行策划和指挥，直至10月25日。

　　访问人：这么大的一场错综复杂的战役，如果没有一个效率很高的组织系统，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传，恐怕很难取得那么大的成绩。我们的具体指挥和组织实施怎么样？

　　雷英夫：情况确实是这样，实践证明我们的组织指挥机构很精干、效率是很高的。

　　由于炮击金门的情况错综复杂，中央的重大决策照例是在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由周恩来总理召开国防外交方面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办理。参加联席会议的通常是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张闻天、黄克诚、章汉夫、王尚荣、乔冠华和我。涉及到某一具体问题时，如要起草重要新闻、公报、声明稿时，就临时请吴冷西、姚臻、田家英等人参加。所以炮击金门作战中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重大决策，例如反对美帝护航，对金门岛封而不死，打而不登；保留金门在蒋介石集团手里，以及国防部长一告、再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国共两党和为贵等重大决策，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在北京决定的。

　　联席会议一遇到重要情况和问题，需要研究商量对策时即开会。然后把对情况的分析，准备采取的措施，或用电话向毛主席汇报请示，或将起草好的电报、文件、新闻稿子送毛主席党中央常委（毛、刘、朱、陈、邓等）审阅批准后，即分别用军委、总参、外交部、新华社的名义发出。一般是由总理当场签发或电话告有关部门处理，各单位所收到的重要情报也随时向周总理和联席会议报告。这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的指挥机构。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边海防斗争的重要时刻，都是采用这个办法进行领导指挥的，这是我党的一个好传统。福建前线的战场指挥则是由叶飞、韩先楚、刘培善、张翼翔等同志组织的前方指挥部在厦门进行的。

　　炮击金门的三个阶段

　　访问人：您能具体地谈谈这场炮击大战的实际进行过程吗？蕾英夫：可以。炮击金门之战，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8月23日到9月2日。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摧毁金门蒋军的重要军事目标，严密封锁大小金门，牵制调动美国的兵力，造成美国的错觉。为此，第一天8月23日我发射炮弹3万余发、当即击毙敌金门防卫司令部中将副司令三人，击伤蒋帮国防部长俞大维和中将参谋长一人，击毙美军顾问二人，岛上蒋军死伤6百余人，所有炮兵阵地、雷达阵地、通讯设施均受到严重破坏，岛上蒋军叫苦连天，不断呼救。第二天我又发射2万余发，将妄图还击的敌人炮兵打得偃旗息鼓，不敢还手，打得停在料罗湾的17艘运输舰艇纷纷外逃。这时我鱼雷快艇部队突然出动，当即击沉、击伤敌运输舰各一艘，打得敌人胆战心惊。8月26日为了严密封锁大小金门、大担、二担，使敌舰船不能海运，飞机不能空投，军委下令增调远射程火炮二个团，加强封锁料罗湾的火力，切断金门敌人的一切补给。敌虽想尽各种方法抢运，但在我军的严密封锁下，从8月23日到9月2日，敌人的运输量不及平时的5％。

　　访问人：在这个阶段，前方将士功不可没，正是他们坚决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浴血奋战，才取得了这么大战果。我们的统帅部还做了什么部署？

　　雷英夫：8月30日接到同总理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通知黄总长、乔冠华和我到北戴河开会。我们到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了两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主席、周总理、彭总、张闻天、黄克诚、乔冠华和我。研究领海线问题时还临时扩大了外交部的刘泽荣等两个老法律顾问列席会议。

　　在毛主席召集的两次会议中，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审查批发了我们代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稿，认为此通报很及时，很必要，写得很好。二、确定了中国领海线为十二海里的建议，并决定9月4日公布，但对外不公布十二海里的具体划法，以利对美斗争。三、听取了炮击金门的情况，对下一步炮击金门作出了指示。主要是把大打、中打、小打结合起来，有时打，有时可以不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要千篇一律。

　　研究领海宽度时，毛主席周总理很有兴趣地听了刘泽荣等两个法律顾问的意见，他们按照海牙会议的文件和美英等许多国的领海线都是3海里的情况，主张我国的领海线也应定为3海里，不宜定为12海里，以免引起国际纠纷。这两个老专家虽然思想比较古板，但对国际法比较熟悉，又敢在毛主席、周总理面前充分申述自己的意见，深得毛主席周总理的喜爱。毛主席说他就喜欢这些人的书呆子气。总理说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对我们决策有好处，可以比较，而这两个老头又深为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接见他们，让他们在会上充分阐述自己的意见而感到荣耀和自豪。刘泽荣为此兴奋得一夜未眠，说他这一辈子最荣耀的有两件事，一是亲眼看见过列宁，二是这次参与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划定领海线的决策会议。

　　根据主席、总理的指示，彭总又找黄克诚总长和我到他的住处，具体地研究了一下继续炮击的方案和军事上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如部署调整、炮弹供应、军事订货等等。

　　访问人：大炮一响，美蒋方面有什么反应和动向？

　　雷英夫：炮击金门一开始，台湾蒋介石即根据《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要美国和蒋军一道袭击福建、广东、浙江沿海的城市、机场、码头、炮兵阵地，并施行登陆，想拖美国下水，扩大战争为中美大战。美国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出发，不同意蒋方的要求，反对蒋方的袭拢登陆计划，双方发生争吵，最后美国答应蒋军防守金门，并予以护航。于是9月4日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声明，一方面说美国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一方面又说美国军队将负责保护金门、马祖并宣称不承认中国领海 12海里的规定。针对美国杜勒斯的声明，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立即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美国政符如果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同时指示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坚持中美之间只存在美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问题，不存在停火问题。指出美国只谈停火问题是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在我国政府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宣布自9月4日起外国军用船舶和飞机，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领空的同时，军委则下令福建前线停止炮击3天，以观察各方动态。

　　9月7日蒋介石集团海军副司令黎玉玺及美国顾问率2艘运输舰、5艘作战舰艇，在美国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的护航下，驶进金门海域，　14时45分到19时美国四艘军舰侵入金门厦门领海以内活动。中国外交部当即向美国提出警告，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以打击蒋军的形式，反对美舰护航。当晚24时，军委决定9月8日对金门再进行一次惩罚打击，主要是侦察一下美国的护航程度。

　　访问人：这时我们对美国人恐怕还不摸底，对他们叫嚷的要打大仗，打大规模报复战争，毛泽东和党中央是怎么考虑的？

　　雷英夫：有这个问题，这时美国的意图是真是假，几分是吓唬，几分是真的？换句话说，在台湾海峡，美国究竟是攻势战略，还是守势战略，我们要摸个底，不然，军事、政治、经济上也不好安排，打糊涂仗是不行的。具体讲在美军护航或侵入我领海线后，我们打不打美舰！美舰向我开火我还不还击？即成了最关紧要的重大政策问题了，稍一不慎或某一门炮稍微打偏了，就有引起中美战争或麻烦的危险。为此，9月8日上午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又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张闻天、黄克诚、乔冠华和我。会议先要我汇报了美蒋护航编队的编成、活动情况和我军炮击后美国可能的反应，然后经过认真讨论，确定“炮击金门照打不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即使美舰向我开火，也不还击”的方针。于是，9月8日中午12时43分到18时，我军42个炮兵营，连同所有海岸炮兵对料罗湾蒋军舰艇及金门的重要军用目标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炮击，发射炮弹2万余发。蒋军运输舰一艘起火沉没，一艘外逃。美国护航的军舰，见势不好仓皇逃至料罗湾12海里以外，徘徊观望，未敢发射一炮，美国纸老虎顿现原形。

　　但美国仍不甘心，为了维护面子，9月10日杜勒斯又大施战争威胁，说什么“国会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确保和保护像金门马祖等有关阵地”。从本土、地中海、日本、冲绳、菲律宾等地抽调第六舰队加强到台湾海峡第七舰队并将原子武器“斗牛士”运到台湾对我搞战争边缘政策。9月11日美国4艘军舰再次掩护蒋军11艘运输、作战舰艇驶向金门海域，意在对我再次施加压力。于是我又以40个炮兵营，6个岸炮连对料罗湾蒋舰和金门重要军事目标进行第四次大规模炮击，发射炮弹二万五千发，侵入我领海的美舰和9月8日一样，在我军猛烈炮击下，连忙逃入公海。这些行动充分说明，美国虽然在台湾海峡摆出了大打的架势，口口声声对我进行战争恐吓，但它不敢挑起中美大战，它虽然口头上不承认我国 12海里领海线，实际上又不敢不遵守12海里领海线的规定。因此，美国虽然答应给蒋军护航，但一遇危险就丢下蒋舰逃之大吉，这又引起了美蒋的争吵叫骂。使美国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人。

　　访问人：从这以后，就是炮击金门的第二个阶段了？

　　雷英夫：是这样，经过4次大规模炮击、　83次中打和无数零炮射击，到9月底10月初，金门被我全面封锁，蒋军不顾一切的运输增援计划、美国的护航和战争威胁活动，都一一宣告破产。这是炮击金门的第二阶段。这时美国借机进一步逼迫蒋介石集团放弃金门马祖，杜勒斯公开声明，说什么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福建沿海岛上驻扎军队，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谨慎的”。蒋介石对此极为恼火，马上公开声明说他对杜勒斯的声明“无接受的义务”，“若至紧急关头，台决独立作战”。这样美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和表面化。

　　这里还有个重要插曲需要交代一下，即8月23日我一炮击金门，前苏联赫鲁晓夫就急急忙忙派他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秘密跑到中国来，一方面责问我们打炮之前为什么不通知他们！一方面又建议成立中苏联合舰队，共同防卫中国的沿海。显然，这是干涉中国内政和妄图控制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人附属国的阴谋，当即遭到我党中央的坚决反对，我党中央还告诉他，我们打炮之前曾通知了苏联派在我总参谋部的顾问，为什么说我们没有通知呢！这个插曲充分说明我们炮击金门，不仅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惩罚了蒋介石集团，而且也暴露了前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当然，我们当时的主要矛头是对准美帝国主义和蒋集团的。

　　访问人：　10月6日，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是不是标志着炮击金门第三阶段的开始？

　　雷英夫：第三阶段从10月6日到10月25日。针对着美蒋矛盾的激化，党中央毛主席马上改变策略，把原定封死金门，逼蒋撤退或打到一定程度相机登陆解放金门的方针，改为对金门采取“封而不死，打而不登”“保留金、马在蒋军手中”的方针，也就是联合蒋介石集团和美帝国主义斗争，扩大美蒋矛盾的方针。为此，毛主席党中央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在 10月6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明确宣布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炮击金门是惩罚性质。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两点蒋介石的文告中都是同意了的，证明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建议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内部的争端，和为贵。因此，下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一周，以利蒋方充分自由的运输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这是炮击金门之战的转折点。

　　美国一看到彭总的文告，马上宣布自10月8日起停止护航，实际上是乖乖地接受了彭总的命令。蒋介石对美国停止护航的决定更加不满，为了向美国闹独立性，蒋介石乘10月10日国民党国庆节的机会，要蒋空军起飞44批，　182架次，到大陆上空进行示威性袭扰。我空军立即起飞，大败蒋家空军，击落蒋机3架，又一次严重打击了美蒋的气焰。

　　10月13日，根据形势的变化，我们又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宣布从10月13日起，炮击金门再停两个星期，以便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能够得到充分补给，长期固守。如台湾不和谈，打是免不了的。我们有自由权，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任务，外人无权过问，同时郑重宣布“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

　　彭总的《告台湾同胞书》和国防部命令一发表，炮击金门即进入了新阶段。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新方针，　10月17日晚总理召集彭总、陈总、黄老、张闻夭、刘亚楼、乔冠华、王尚荣和我开会，详细地分析了形势和各方面的评论，进一步研究了以后炮击中的一些具体措施，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我第二天乘飞机到福建前线，向叶飞、韩先楚、刘培善等负责同志进行传达解释。

　　当我到达连城机场，乘车赶往厦门时，一过樟州就听到了猛烈的炮声。到达厦门后，我当即向当时在厦门指挥炮击金门作战的刘培善 （福州军区副政委）、张翼翔 （福州军区副司令）、石一宸（福州军区副参谋长）、陈锐霆 （军委炮兵副司令）等负责同志进行了传达，然后又赶往福州，向叶飞、韩先楚同志进行了传达，并看望了海军、空军和炮兵等部队。大家一致拥护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和指示。

　　10月24日我接到黄克诚总参谋长的长途电话，告我毛主席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明日即行广播，希望转告大家好好学习，切实领会精神，坚持贯彻执行。 《再告》的主要精神就是告诉台湾蒋介石集团说：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要化敌为友，此其时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以利你们长期固守，但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至此，炮击金门的高潮即告一段落，以后炮击金门即转入象征性的零炮或小打，在这个阶段里，除1960年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到台湾访问时，我又进行了迎送炮击外，其他时间都是象征性的零炮射击。1961年8月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军委为了稳定台湾海峡的局势，决定不再炮击金门，只打些宣传单。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宣布与台湾蒋邦断交并撤军，于是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对金门的一切炮击”。

　　总计从1958年8月23日到10月底炮击金门的高潮时期，我共进行大规模炮击七次，即8月23日、24日、9月8日、11日、13日、10月20日、25日，每次炮击发射炮弹都在万发以上，最多时3万余发，空战13次，海战3次，击落击伤蒋机34架，击沉击伤蒋军舰船27艘，击毙蒋军中将副司令以下7000余人。

　　炮击金门的七大收获

　　访问人：炮击金门，已经过去35年了，作为那场战争的亲身经历者，您有何感想和体会。

　　雷英夫：炮击金门之战，打得痛快，打得奥妙，是一次光辉的胜利。我觉得它的主要的收获有七个方面：

　　一、打乱了美军的战略部署，牵制了美军，有力地支援了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我炮击金门一开始，美国不仅无法从台湾海峡抽调兵力增援中东，反而急急忙忙把地中海第六舰队的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并从本土、日本、菲律宾抽调兵力加强第七舰队。据不完全的统计，到9月初，美在台湾海峡集中的兵力计有飞机430架，舰艇630艘。

　　二、惩罚了蒋介石集团。使他们懂得，不和大陆和谈，想用武力长期割据和袭扰大陆的政策，是非挨打不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要怎么打，就怎么打，这是我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但对蒋介石坚守金马，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立场是赞赏的。说明蒋介石还有些民族气节，这就为台湾的和平统一大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摸清了美帝国主义想长期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千方百计搞“两个中国”的底，用杜勒斯的话说，台湾是美国战略上永不陷落的航空母舰。因此，它既不愿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兵，也不愿给蒋介石守金门马祖以护航，更不敢出兵侵犯大陆。这就是说它在台湾海峡的战略是守势，而不是攻势，再次证明美国的战争叫嚣，甚至把“斗牛士”导弹运到台湾，完全是战争恐吓政策。

　　四、打出了我国我军的威风，这场战争的胜利再次表明，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面前，什么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什么赫鲁晓夫的阻挠，控制干涉，都是不行的。说我军炮击蒋军指挥部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准确性，海军空军作战大胜等事实，又一次证明我军是不可战胜的。兵是精兵，将是良将，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要打就打，要停就停，毫不含糊。

　　五、告诉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国的大陆虽然已经解放，但仍然是被侵略被欺侮的国家，大陆和蒋介石集团大的战争虽已结束，但内战并未停止。因此大家要齐心协力，安不忘危，为统一祖国的大业，为祖国的独立、自由、繁荣富强而努力战斗。同时炮击金门也是一次非常实际的练兵活动，对炮兵、步兵、空军、海军和地方上的支前工作都是一次最逼真的实战锻炼。对于部是一次最实际的教育。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交代一下，即自我公布了领海线12海里及我们对美机美舰侵入我领海的行为，都提出了抗议，一次、二次、十次、百次、……有些人不懂此事的奥妙，说老是抗议，不带劲，不管用，是放空炮。毛主席说：“我们对抗议就是有兴趣，第一它可以告诉人们，我们是一个独立了的大国，但美国还是天天在侵略我们，我们天天被侵略。”

　　第二我们对美国侵略行动的抗议，不是一次二次，也不是十次、百次，而是几百次，上千次，说明我们对他们的无理行动实在是忍了又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先例呢？因此全国人民怎能不发愤图强，誓雪国耻呢！

　　六、确立了中国领海12海里的规定，为进一步有效地保卫祖国的领海领空护航护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七、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用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10月6日《告台湾同胞书》和10月25旧《再告台湾同胞书》是两篇绝妙的历史文献，立场鲜明，方针明确，策略灵活，气势磅礴，文字生动，逻辑性很强，很有说服力和吸引力，是永远载诸史册的光辉文献。本来10月13日毛主席还写了一个《再告》稿子，这个稿子也准备用彭德怀名义发表的，是10月6日《告台湾同胞书》的续篇，是用驳斥各种奇谈怪论的方法，劝蒋介石集团进行和谈，不要上美国人的当，最后被人抛入大海里去，并表扬蒋介石处理孙立人案件、胡适案件、“5・ 20”台湾人民砸烂美国大领事馆案件，都做得对，做得好！鼓励蒋介石集团坚决和美帝国主义分离开，跟伟大祖国靠拢。因为自从美国占领台湾以来，形势已经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国共双方可以化敌为友。并说我们决定自即日起停止炮击70天，到时有必要，还可能延长，等等。后来主席总理考虑到杜勒斯10月20日要到台湾，各方情况错综复杂，以再看看为好，故未发表。这篇文告和10月6日的一篇，　10月25日的一篇，加上10月中旬国防部的命令，共4篇，是不可分割的姐妹篇，都是毛泽东著作中的精品。

　　1993年3月18日于北京

　　杜润生，1913年生，山西太谷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中南局秘书长，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等职。长期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著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等。

　　杜老从事农村工作几十年，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这段历史又是他亲身经历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一起回顾时，老人的目光显得那样深远、深远……

　　访问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在1955年。这一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比较大，党内的争论也比较大。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曾激烈地批评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特别是点名批评邓子恢，说他犯了右倾错误。这个问题现在中央已经作了结论，认为邓子恢当时主张是符合实际的，并为他平反。这件事已过去38年了，人们回想起来，都认为1955年这场争论来得很突然，您现在怎么看？

　　杜润生： 1955年的事情，从毛泽东同志本人说变化并不突然，他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完成了两个革命转变的思路。过去人们在许多场合听过中央领导说，非社会主义因素将存在一个较长时期。此期间要创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有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相对稳定的政策，就是说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允许非社会主义因素存在的同时，又提出消灭它们，政策预期目标不确定叫人不可理解。

　　访问人：在逻辑上也说不通的。

　　杜润生：毛泽东同志恰好在建国初期提出主张：要即时开始并预期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而人们有突然变化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头脑里的新民主主义，和毛泽东同志当时所理解的新民主主义是不一样的。他说：“新民主主义在桥上”，不是一个稳定下来的历史阶段，而是个社会制度新旧转换的过渡时期。不能讲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当时我们没有深刻领会毛泽东的这番意思。所以反映到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矛盾。事实上，就和前苏联一样，前苏联是两个革命直接转变，夺取政权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领导我们走出中国式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因生产力水平差异，同样设想力求另走中国式道路，结果就农业方面讲，还是以俄为师，土改后过快进入集体化。

　　访问人：列宁还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虽然时间很短。

　　杜润生：那是后来的事。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只有8个月就完成两个革命的转变。十月革命后有一个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在逝世前，才提出新经济政策。从1928年始在斯大林主持下，改变了列宁的政策，很快完成农业集体化。我们原来设想似乎不是这样。有段时期，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有共同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要经历一个历史阶段。

　　访问人：毛泽东曾说，进入社会主义大约要15年左右。

　　杜润生：事实是15年后，还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看我们1957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几年时间。20年后，消灭了资本主义又要让私人经济恢复，外国的三资企业也在兴起。现在重新肯定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恢复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总不能说又在提倡三资企业，同时就宣告要消灭三资企业，那人家还来吗。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这样的社会制度转换要按世纪来计算，　50年至100年。

　　访问人：从哪一年开始算起？杜润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点是从1957年，因为在那一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

　　访问人：您体会，毛泽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设想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杜润生：　1953年6月正式提出。更早一点，　1951年关于山西试办合作社的争论，他就说私有制就应当动摇它。1952年下半年提出设想，用 10到15年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

　　访问人：正式提出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吧？杜润生：从那个时候明确地形成中央决策。搞新区土改时，还说富农经济一定要保留，因为保留富农经济对农业发展有好处，“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他还说，“你们下去看看，家家户户都贴着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老百姓都想发财，你能挡住？”这是1950年的事。

　　访问人：新区土改时，确实贯彻了这个政策吧？杜润生：实际进行中没有完全执行。中央允许个别省区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不少地方把富农经济搞淖了，只是华东和西北某些省份没有征收。

　　访问人：有种说法，认为当时保留富农的政策，实际上是对着中农的，中国的富农经济哪有那么大？杜润生，数量只占5―6％左右。毛泽东同志提出剥削收入量超过25％的就是富农，和外国比起来就不算是富家，前苏联的规定是有多少匹马，我们是看剥削关系。

　　访问人：我们的划分是不是要科学一点？杜润生：这就如同雇工过8人就算资本主义的规定，不能说有什么标准根据，但有了个阶级划分标准文件，就算一个大进步。从照抄前苏联消灭富农政策，到有别于地主加以保留，也是一个进步。毛泽东那时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富农经济采取保留政策，是必要的。

　　访问人：请说说毛泽东在合作化运动开始后的变化。杜润生：合作化初期，两件事，农民有了抵触。一个是粮食统购统销，搞得老百姓意见很大，突然把所有私人的粮店关闭，把市场经济完全取消，余粮统统卖给政府，老百姓多少年自由交换的习惯一下子改变了，大多数群众当然适应不了。而且征购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1954年要的就够多了，1955年又要增加，有些地方搞得口粮不够吃。这件事又和互助合作化搞到一块，土改才结束，农民正想在分得土地上好好经营一番，此时，却叫他们带上土地、农具参加集体，有些困难户还有要求，一般农户并不自愿，于是杀鸡宰羊、杀牛卖牲口、逃荒。周总理派人下去调查，我们农村工作部也旅人下去，报来一些材料。起初对这个情况毛泽东是很重视的，对我们的一些建议，如不单纯追求办社数字，保证自愿，办好试点，留足口粮等，他都接受了，即时提出主张有的地方停下来整顿，有的地方慢一点，不要提什么时候进入社会主义。然后有了三字方针，一曰停，二曰发，三曰缩。

　　但这时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新的基本思路已经确立，这是战略性的，不会轻易改变。上边三字方针只是战术性措施，因此和我们之间的一致也是暂时的一致。后来他亲自下去看，第一件事就是看到铁路两旁的麦子长得很好，他就认为说农民种田不积极是不准确的，麦子长得半人深，这么好的麦子，还能说老百姓种地不积极？第二件事，上海的柯庆施向他上报了些重要情况，最核心的是领导干部有三分之一对合作化是消极的，而这些同中央农村工作部控制过紧有关系，农村部散布消极思想，从而影响了下面。这正符合毛泽东的看法。于是他把南方各省市的第一书记召去，开了一个会，调子就变了。

　　访问人：这是哪一年开的？

　　杜润生：　1955年4月。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讲了重要的看法，说广大农民有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主流，与此相反的现象都是支流。农村部这些人是代表了支流。希望大家给合作社说点好话，代表主流说话。并对三字方针重新做了解释。

　　访问人：关于主流和支流的问题您怎么看？

　　杜润生：我到现在也难以从理论结合实际的高度上、从哲学上，将主流和支流涵义解释明白。长期以来，我们总结工作，一般说到符合领导方针的东西就是主流，不符合的就是支流。在庐山会议后，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主流，“文革”中把极“左”的东西说成主流。今天评价这种说法，就不能证明是对的了。我只觉得，在这问题上容易出简单化。

　　访问人：不是采取分析的态度。

　　杜润生：毛泽东历来提倡处理问题要采取分析态度，可是他提出这个概念，却使人感到很难把握。难处在于：有时候被我们判定是支流的东西，却代表了群众多数人的动向与行为。如在中国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如果按生产力标准考虑问题，那么必须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小农经济容纳不下生产力的发展时，才是合作化的成熟时机。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合作化必须和工业化相配合，不能离开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把合作化的规模一两年内搞得太大。化肥多一点、科学技术多一点、机械多一点，大量劳动者农外就业，劳动生产率有变化，才能使农业合作化获得物质基础。那时这些还都谈不到。在这条件下家庭经营的潜力还应充分利用，给农户一点可支配资源去自由发展是有利的。正是当时农民的一种愿望。当时农民当中，不只是富裕中农，一般中农也对入社抱怀疑抵触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

　　访问人：农业基本上是手工劳动，几把锄头，一头牛，最多有部水车。

　　杜润生：就是说，生产更多靠人的因素。第二个问题是，在当时条件下，合作化规模搞得越大管理越困难，大农业需要现代型管理方法，对于农民说来，这要有一个学习过程，循序渐进，利于培养人材。另外，农民入社后和土地的关系疏远了，都变成了工人，劳动报酬靠记工分，对于生产的好坏可以不负直接责任。如果我们有办法能像工厂对劳动纪律予以监督也可以，但农业和工业不同，工业是集中在一个工厂里，农业劳动则是散在四面八方的土地上，完全靠自觉。靠自觉就要有某种直接性利益动机，离开利益推动，光靠教育是不够的。所以，主张慢一点，有准备有步骤地前进是对的。但这方面讲的多了，是不是混淆主流与支流的错误？这就难以把握了。那时我们坚持15年时间，这就够快了，这本是毛泽东同志原来所提的计划。后来他认为土改后应乘热打铁，加快发展。他出于维护战略方向的需要，当别人反对他认为正确的东西时，他就逐条批驳，树立起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对立面。

　　访问人：毛泽东有很强的挑战心理，喜欢挑战。

　　杜润生：邓子恢与毛泽东的争论，起源于合作社发展数字的变化，原定100万，毛泽东要加30万，邓子恢主张不动。这本来是可以妥协的问题。邓子恢还是坚持前一段的想法，不愿轻易改变。他反复说，太大不行，过快不行，没有会计不行，干部水平太低不行，毛泽东逐条加以驳斥，并看出邓子恢思想不好通，提出“必须大炮轰”。从此，着手编《怎样办合作社》一书，并决定召集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来一次大辩论。毛泽东在最后大会总结中，就此问题，提出如下极其明确的结论：

　　这次会议，破除了很多迷信。

　　合作社大发展还是小发展？群众要求大发展。

　　新区能不能发展？新区也能发展。

　　山区能不能发展？山区也能发展。

　　灾区能不能发展？灾区也能发展。

　　落后农村能不能发展？落后农村也能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发展？除西藏、大小凉山外，少数民族地区也能发展。

　　没有资金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干部少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没有文化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大社能本能办？能办。

　　没有机器不能办社的空气也不大了。

　　毛主席历来主张战略上勇敢，战术上慎重，此时为鼓舞大家前进，反对保守倾向，慎重讲得少了。主张稳步前进的人，被视为“小脚女人走路”。看条件办事，说成是清规戒律。下边同志为避免右倾保守错误，把原来一直强调的“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由低到高，循序前进”的工作方法，当作应该抛弃的清规戒律，一定要炔、要高、要大，造成一股潮流。那时毛泽东的威信非常之高，过去对时局估计，每言必中，如解放战争中，说消灭国民党多少个旅，每次都实现了。新中国伟大的创始人，他的话，我们完全相信，再加上他提出区分现象与本质、主流与支流问题，从思想方法上批判，我们觉得自己就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了检讨。与会同志一致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还有一些同志也作了检讨。现在回想起来，有些代表前进方向的东西，并非一定是现实的东西，合乎理想而缺乏现实性的东西当作主流，就容易搞成理想主义。

　　访问人：但既然脱离实际，要付诸实践就会碰壁。你们当时主要检讨些什么呢？

　　杜润生：我们当时检讨的是右倾保守思想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内容一个是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不足，一个是区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检讨不是违心的，是诚心实意的，和后来“文革”中的检讨不一样，那时承认走资派，多有违心成分。

　　访问人：当时毛泽东说的主流，意思是大多数群众有合作化愿望吗？

　　杜润生：合作化代表一个历史前进的运动方向。他看到一些事实，认为农民群众是支持合作化的，而在北京很少听到看到替合作社说好话的人，是报忧不报喜，只看事物的支流，罗列现象，看不见主流和本质。

　　访问人：根据你们当时到农村考察的情况看，当时的农民是真的那么强烈要求合作化吗？

　　杜润生：　1952年才结束土改，当时农民才分了土地，农民有个体经营积极性，同时也愿接受共产党号召，走合作化道路，但不明白怎么合作，“跟共产党走没错”，但一定要看看事实。

　　访问人：毛泽东应该了解农民，当时也说过，要保护农民的个体积极性。

　　杜润生：听说1953年春，在起草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的时候，赵树理说，他家乡的农民都是想奔富，互助可以，很少想搞合作化的。赵是文学家。这个意见陈伯达反映给毛泽东了，很受重视。在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上写了农民有两种积极性，决议说：中国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文件时，还加了这样一段话：“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可见，这时毛泽东是很讲求实际的。

　　访问人：那么，他后来为什么变得那么快呢？搞了互助组，还没巩固就搞合作社，合作社也刚开头，又搞人民公社，一个接一个，使人有点跟不上趟。

　　杜润生：他在农村问题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也把中国古代知识界提倡的“大同”社会思想继承下来，如建立一个公社，工农商学兵一块搞，共同生产，公平分配，认为有了这个体制就能建立起走向共产主义大桥了。1958年，一度走到了极端，废除商品，实行供给制，搞公共食堂，认为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

　　但是，群众吃不饱饭这个事实把他唤醒了，又重新用马克思主义认识现实，承认价值法则和商品的作用，反对“共产”风和一平二调，最后，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不过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他还是认为三面红旗是主流、是本质、是方向，认为这是亿万群众的伟大理想和向前进的伟大运动，决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狂热性。所以把说此话的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认为党内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1955年时说邓子恢等是代表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讲话的，实际已经把认识上的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到了庐山会议，就明确了党内有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到八届十中全会，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到“文革”就更厉害了，革命的矛头主要朝向党内的走资派。

　　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亿万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向合作制应经过什么样的中介性步骤和组织形式，党内有不同主张大多属于工作是非认识是非问题，从此都被判定为两条道路是非和阶级斗争是非了。

　　我上面说的这些，就是想说明毛泽东在1955年前后的变化并不突然，是前有起源后有继续的，有历史渊源的。我们今天谈话限于时间还没有就国内外环境进行分析。应该认识，当时国内外环境，决定中国必须动员国内一切资源，赶超先进国家，使人民富裕，国家安全有保障，这正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当时，加速农业合作化被看作一个先决条件，这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的思想中始终有实事求是的一面，比如他曾同意“停、发、缩”的三字方针，提倡整顿，不要过急等等。一度搞人民公社，这个理想化的设计，是对建设工业国的困难估计不足，发展生产力的先决性作用几乎被忽视了。这属于认识问题。说到底，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原来的设想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我们却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的一个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按正常的道路，首先应当以工业为主导，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凡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因素，包括私人经济要给它一个发展机会。社会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对非公有经济一下子取消是不行的，国家还必须以公有经济作为主干，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发展。这些主张都是毛泽东提出过的，可是到了50年代初，有某些新的因素限制人们继续执行这些主张，毛主席带头作出新的决策。70年代末，形势又有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起，实行了战略转变，又回到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上。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树立了不朽功勋。

　　访问人：其实毛泽东的一些失误，也是在探索中的失误，您怎么看他这个人？

　　杜润生：毛泽东的伟大是世界公认的，我同意中央的文件中的话：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仍可能在黑暗中摸索，还要用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他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依靠工农联盟，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群众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等构成一个思想体系，武装了千千万万干部，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近代以来，有多少革命起义，都没有成功，只有到有了共产党，共产党又有了毛泽东领导，才使革命走上成功。建国以后，毛泽东确实想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也出了许多好主意，可惜后来一度自己也未能一贯地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历史任务由邓小平同志继承下来了。

　　访问人：毛泽东在建国后探索中的一些失误，是不是在于他的理想主义？

　　杜润生：没有理想不行。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社会主义社会奋斗看来是完全必要的。哪个国家没有理想家，哪一种民族没有理论思维？没有理想屈服在现实面前，无所作为，会被历史所淘汰，只是认识客观世界不是一次完成的，为理想奋斗要通过实践，检验理想，校正理想。所以要讲求实事求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干了70多年，一直为理想奋斗，成为民族振兴的主要动力。

　　访问人：理想也是个凝聚力。

　　杜润生：这是个了不起的东西。不过要记住单从理想模式出发，不顾现实条件要付出代价。历史长河中，有点曲折，为前进提供了教益，坏事变成好事。一个政党不可能没有错误，问题在于当错误被认识之后，能不能修正错误。我们党从来就是既无畏地坚持真理，又能勇敢地修正错误的。如农村问题，三中全会以来，不是接受群众要求，朝着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吗？过去的探索是产生了好的结果的。80年代起，邓小平掌航的时代，把理想和现实结合得更好了，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以兴盛不衰永远前进的希望所在。

　　1993年3月24日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谢春涛，1963年生，山东临沭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大跃进”狂澜》，并主编当代中国国是丛书。

　　这是我们采访100位名人学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题目却是个大题目。他的这番谈话，应了一句俗语：后生可畏。

　　访问人：　1958年，是一个不容被忽视和遗忘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事情。其中最为世人所瞩目、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还是后来被称作“三面红旗”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你对这个问题研究了多年，你是怎样思考的？

　　谢春涛：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三面红旗”的简要情况。先说第一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表述很简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单从字面上看，似乎并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由于它是在错误批判“右倾保守”和反冒进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此，从当时的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等对其内容、实质的解释和阐述看，便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只讲力争上游，不提稳步前进；只讲多快好省，不提综合平衡；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它的制定，是对八大确定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否定。“大跃进”运动，就是这条总路线的直接产物。

　　第二面“红旗”――“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到1960年底基本结束，持续了将近3年时间。其最典型的特征是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先是1958年夏收前后大放农作物“高产卫星”，《人民日报》上出现了水稻亩产13万多斤、小麦亩产8千多斤、花生亩产2万多斤的数字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口号。接着，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错误地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制定了1070万吨的钢产量指标。会后，全国9千万人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砍树砸锅，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与此同时，其他行业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全民大办”（据后来统计， 1958年下半年曾提出过50多个“全民大办”口号）。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大跃进”运动一度有所降温，但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后却变本加厉，直至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不少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才不得不最后刹车。

　　第三面“红旗”――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场运动基本上是与“大跃进”运动同时进行的。发动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以生产关系的变动来推动“大跃进”运动。当时宣传的人民公社的主要优点是“一大二公”，“大”即规模大，比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大10倍以至几十倍；“公”即公有化程度高，不但把合作社的公有财产合并到一起，而且还把社员个人的自留地、林木、牲畜等也收归公社所有。而这两点，却恰恰是人民公社的主要弊端。“大”，严重脱离了低下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基层干部管理能力这一中国农村的客观实际，必然会带来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公”，实际上是大刮“共产风”的结果，它不可避免地会极大挫伤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此外，人民公社普遍实行的以“吃饭不要钱”为主要内容的供给制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等，也导致了很多严重后果。1958年底以后，虽然在纠正“共产风”错误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严重问题却长时期存在，成了阻碍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1984年取消人民公社，才最终得到解决。访问人：有种观点认为，“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表现，你赞成这种观点吗？谢春涛：这个问题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方面，在本世纪 50年代末期的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大跃进”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急于使自己的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后，在经济、军事上也富裕和强大起来。出于这一愿望，他们容易响应和支持旨在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和使中国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能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达到美好前景而付出各种艰辛的努力。从这个方面来说，“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并非仅仅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表现，也反映和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但是，若从另一个方面，即从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运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看，可以认为“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表现。

　　因为：“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在错误地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本来，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对1956年初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错误的纠正，是完全正确的，在组织原则上也无可指责，它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的赞同。但是，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却把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部分地归咎于此，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对反冒进及其主持者进行了愈益严厉的批评和指责，直至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作出了否定的结论。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15年赶上英国，生产计划实行两本帐，5到7年内地方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产值等许多超越现实可能的口号、任务和方法，片面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破除旧的规章制度，从而急剧地滋长了1955年底1956年初即已产生的急躁冒进情绪，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因此，我认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是毛泽东冲破中央的集体领导、将他的个人意志凌驾于中央集体决策之上的结果。对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虽然讲过他只有推广之功，而无发明之权，但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所推广的仅仅是别人发明的具体名称，建立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还是出自于毛泽东本人。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材料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至于谈到毛泽东对运动的领导，就更能说明问题。“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毛泽东不但不辞劳苦，事必躬亲，直接指挥他过去不太与闻的经济工作，而且，为了推行和维护“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理想和原则，不惜一次次地发动严酷的政治斗争。这当中，影响最大的自然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会后的“反右倾”运动。此外，还有拔白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等。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估计，几年间受到斗争和打击的干部、群众多达1000万人。

　　当然，说以上这些，并不是要开脱其他领导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的责任，将错误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而只是要说明毛泽东确实是”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主要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在此问题上他应该负第一位的责任。现在国外有个别学者，仅仅因为抓住了“大跃进”中的某些具体错误最先来自于其他领导人这一事实，就轻率地认定“大跃进”运动的真正发动者并不是毛泽东，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访问人：如果这个观点成立，请问毛泽东为什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样感兴趣？

　　谢春涛：其实也就是毛泽东发动这两个运动的原因。我把两个运动分开来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急于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可以说，使中华民族以繁荣富强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毛泽东多年的夙愿和终生追求的目标，而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和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又大大加剧了他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因此，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考虑最多的问题，便是如何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这是他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最重要的原因。第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必须以了解和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在对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知之不多的情况下，片面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说敢做，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便难免走上唯意志论的歧途。第三，机械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但他最终找到并运用于经济建设的，却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在毛泽东看来，开展政治斗争，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不但使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使社会主义改造得到了成功，在经济建设方面同样也能够适用。“大跃进”运动就是用革命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的一次典型的实践。

　　访问人：毛泽东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是什么？谢春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片面理解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以为生产关系越先进，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机械地搬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把他们设想的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实行的东西搬到了落后的中国社会，如按需分配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三是错误地认为“穷则革命，富则变修”，想通过人民公社趁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四是受到了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主义的影响，如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毛泽东就推崇过东汉张鲁的“置义舍”、“置义米肉”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等。五是不切实际地看待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企图推行在战争年代起过重要作用的军事共产主义。另外，　50年代未苏联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也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以上主观方面的原因外，“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还有重要的客观条件。这就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内民主、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和低下的文化科学水平。如果没有上述几方面的条件，那就很难想象能够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样荒唐的错误，并且在短时间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抵制和纠正。

　　访问人：在工农业的高指标中，毛泽东似乎更欣赏农业的高指标，他是否真的相信粮食能亩产几干斤、几万斤？

　　谢春涛：对农业的高指标，确切点说，应该是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毛泽东的确是很欣赏的。1958年8月初，在与来访的赫鲁晓夫谈话时，他就表露过自己的喜悦之情。他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在工农业的“大跃进”中，毛泽东更欣赏农业的“大跃进”，大概与他出身农家，深知农民长期不得温饱之苦和身为大国领袖，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关注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有关。也有农业是发展工业的基础，要想工业“大跃进”必须先取得农业的“跃进”发展这一重要因素。

　　至于说毛泽东是否真的相信粮食能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也就是说是否真的相信当时发射的农作物“高产卫星”？应该说，他在1958年夏秋，特别是1958年夏，还是基本相信的。例如，他在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和北京郊区时，不但相信了当地干部汇报的农作物高产数字，而且，还对他们提出的棉花亩产5千斤、水稻亩产4万斤、白菜亩产120万斤等高产计划表示了赞赏。也正因为相信农业“大跃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相信长期困扰着自己的粮食问题真正地得到了解决，他才在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时要求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一天吃5顿也行；也才在随后又进一步考虑出可以用 1/3的耕地种粮食、1/3的耕地轮休、1/3的耕地种观赏植物这一解决粮食多了问题的“三三制”方案，并将其写进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当然，对农业方面虚报浮夸的数字，毛泽东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的。即使是在热度最高的1958年夏天，他也对个别过于离谱的做法表明过不以为然的态度。例如，天津市郊区新立村把从10亩地上收割的水稻“密植”到1亩地里，宣称亩产达到10万斤，他在到此视察时就尖锐地指出这是吹牛皮、放大炮。对于农业部汇报的1958年全年粮食估产达到1万亿斤的数字（1957年是3700亿斤），他也表示怀疑，在宣布时砍掉1/3，降为6000―7000亿斤（后来核实的结果仅为4000亿斤）。在1959年春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错误的恶果开始显现，全国范围内粮食供应紧张，不少地区出现农民逃荒要饭、被饿病饿死的情况后，毛泽东就基本不再相信农业方面的虚报浮夸了，“高产卫星”以后也再没有放过。

　　访问人：英明者，莫如毛泽东。所谓高产卫星，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那是浮夸，对农村有相当了解的毛泽东，为什么相信了呢？是什么因素使他相信的？

　　谢春涛：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曾经说过，他上了科学家的当。有位著名的科学家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论述了粮食作物能够巨额增产的“科学”道理。文章说，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事实上问题不会这样简单，这位科学家的文章对毛泽东的影响固然很大，但也不会是使他相信虚报浮夸数字的唯一因素。在这一问题上，下列几方面的因素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1958年农作物确实丰产。由于1957年秋冬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力积肥造肥，加上天公作美，风调雨顺，　1958年夏秋作物明显好于往年，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看到的确实是一派大丰收的景象。二、大量的浮夸宣传。翻开1958年夏天的《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会有几条放农作物“高产卫星”的消息。虽是虚假的报道，但内容却显得很真实：高产田面积的计算精确到几分几厘，农作物总产和亩产的计算精确到几两几钱。登在中央机关报上的如此精确的数字，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三、层层虚报的数字。为了显示自己的“跃进”成绩，各级机关在上报农作物产量的统计数字时，几乎都要加上相当数量的水分。但是，这种层层加码、虚假成分很大的数字，反倒以经过压缩、稳妥可信的面目出现在毛泽东面前。例如，　1958年11月16日分管农业的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的8500亿斤的全年粮食总产量，就被说成是经过省、市、自治区压缩后上报的，而且，压缩的幅度比地、县委报的数字少10―30％。这样的数字，很难让人完全不信。四、其他领导人的影响。1958年夏秋，除毛泽东经常在外地视察外，其他主要领导人也纷纷外出考察，他们几乎众口一辞地对“大跃进”的“伟大成绩”进行了充分肯定。有位领导人就曾在9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宣传自己亲眼看到的广东省番禹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这样的言论，不会不对毛泽东产生一定影响。不过，说到最后，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毛泽东不懂自然科学和缺乏对实际的深入了解，否则，他就不能相信那些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访问人：事情已经过去了30多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谢春涛：同“文化大革命”一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的一次严重失误。这段历史，对毛泽东个人来说，自然是很大的不幸；对党、国家和人民来说，更是一场沉重的灾难。“大跃进”期间，仅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200多亿元。至于在50、60年代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情况下，因3年“跃进”、5年调整而贻误8年的发展时间所造成的损失，更是大得无法数计。政治上，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58―1960年间毛泽东发动一次次政治斗争，是为了推行和维护“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理想和原则。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并系统地提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也与他不愿彻底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仍然坚持某些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有关。因此，可以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及其失败，是毛泽东日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根源。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评价，有人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应该肯定其还有正确的一面，承认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这一观点，我是不同意的。诚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辛努力，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成绩：建立了少量新兴工业的基础，增加了部分工业生产能力，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也完成了一些适合需要的工程。但这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取得的，其投入和产出根本不成比例，如果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成绩必然更大，效益一定会更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像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文化大革命”期间分开一样，也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分开。不能因为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否定1958―1960年间的全部工作，同样，也不能把这3年间的一些成绩归功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重大失误。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与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严重不足有着很大的关系。不但毛泽东如此，就是周恩来等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差别不过是不足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除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外，其他领导人，包括一些地方的负责人，也都程度不同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问题上，邓小平1980年在谈到如何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曾经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访问人：研究过去，为的是现在和未来。根据你的研究，我们怎样做才能彻底避免这类历史错误的发生？

　　谢春涛：我认为最好的态度，首先应该是注重研究和分析其发生的各种原因，从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力求在以后的工作中避免重蹈过去的覆辙。几十年来，我们虽然没有在同等程度上重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悲剧，但与其性质相同的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的错误却也大大小小地出现过几次，这不能不说是因为没有真正深刻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第二，近十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进行和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不断积累，理论界人士在与“大跃进”同出一辙的经济过热问题上，越来越多地将其发生原因归结到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上，认为中国经济要想真正走出过热和紧缩的怪圈，就必须彻底改革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我是很赞成这一观点的。

　　1993年6月于中央党校